北改与城市功能的变迁
如果说旧城改造让城市焕发新的容颜的话,那么,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代表盛世时代的到来,更多的是从城市商业规划、布局来考量这一轮城市建设。成都在二○○○年前后,许多街区的面貌依然是“旧”的,城中村如曹家巷、川音小区、莲花小区(包括老旧院落和老旧市场)等等还有不少存在着。
旧城改造常常被理解为“升级换代”,但在运作过程中却有可能存在许多问题。成都市二○一五年五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五城区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在二○一七年底前,基本完成成都五城区城中村改造工作,通过城中村改造,破解城市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这其中涉及近年来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北改”的总体情况:北改工程规划总为一百九十五平方公里,涉及金牛、成华、新都三个区,其中集中实施改造的范围约一百零四平方公里。
有关数据显示,北改工程项目约三百六十个,总投资约三千三百亿元,其中二○一二年启动的项目约两百个。按照这个规划北改工程的规划区域为:东起新成华大道,西至西大街一金牛大道(老成灌路),南抵一环路(局部至府河),北至绕城高速金牛、成华北边界,总面积约一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含绕城高速内新都区部分区域),其中要集中对总面积约一百零四平方公里的“四轴四片”中金牛、成华区的重点区域实施改造。涉及新都区的北改工程范围,由新都区按“统规自建”的方式进行改造。
如此庞大的“北改”工程,是逐年循序渐进推进的。即便如此,也是带动成都北部城区发展的契机。在以往的城市建设中,北部是相当落伍的地区,旧时成都有一种说法:“东穷,西富,南贵,北乱。”这里单说北乱,乱是说治安混乱,皆因此地有火车北站,以及梁家巷、城北、五块石等汽车站,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治安难度,在驷马桥虽有水果批发市场,道路也相当破旧,走在这一区域跟城南、城西相比,最明显的感觉是城区建设落伍了许多。
在此需回顾一下成都发展的历程。成都城区最近三十年的规划发展是以城区为主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带有示范作用的区域如春熙路、人民南路等地发展尤其迅速,其次是沿着锦江进行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城中村改造加速,这就让成都的面貌焕然一新。
对大多数市民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改造也是一种阵痛,城市变大变美的同时,老旧小区的居民相继拆迁,被安置在相对偏远的小区。摊大饼式的城市规划,在让城市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难免染上大城市病。城市基础设施无法跟进,则让城市远离了宜居的可能。成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诸如交通拥堵、医疗条件跟不上等弊病,在城市急速发展的同时,古旧建筑一一消失,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让成都丢掉了传统记忆。虽然,后来打造的宽窄巷子、锦里、文殊坊等传统街区,似乎可以弥补这种过失,但也只能是局部修复了成都人关于老成都的记忆。
北改的过程就注重避免走上老路。比如针对天回镇的改造,就充分挖掘天回镇的历史文化内涵,将天回镇打造成集传统历史文化、民俗商贸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片区,形成具有川西特色的文化地标。运用昭觉寺的丰富禅文化、茶文化底蕴,结合驷马桥、三洞古桥的历史典故,提升打造驷马桥片区的文化元素。运用大熊猫稀缺文化优势,打造国际大熊猫文化品牌。此外还要继续扩大“欢乐谷”“东郊记忆”等项目的现代文化娱乐效应,努力为居民、消费者提供丰富的文化娱乐产品。
李劼人先生在《死水微澜》中描写的天回镇川西民俗风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无上的魅力。如何结合小说打造川西民俗风情,而不是一味地拆建,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成都地方文史专家肖平先生认为,在围绕历史地标打造文化街区、文化景观,以实体形式呈现成都北部历史文化时,尤其应注意发扬特色,避免拾人牙慧的山寨建设。似乎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当然这只是“北改”中的个案。作家陈冠中曾说:“有一百个理由不该在北京生活,为什么还在这!”那时因为北京给人无数的发展机遇,即有波西米亚生活的空间,而“北改”带来的是什么?是能够使城北生活更宜居吗?
单从成都楼市上看,成都已形成全新的城市功能分区状态。“南富、西贵、东升、北起。”不仅如此,在城市规划中,也特别强调城市功能的分区。在专家看来,北改,也必将改变成都的城市发展格局,完成北城的华丽蜕变,这是城市理想。
成都二○○三年至二○二○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城市结构的变化,即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发展,形成由市中心—副中心—大区中心—居住区中心构成的城市结构。按照这一设想,以金融城、大源为核心的“南中心”已经呈现。城西也以金沙、光华为中心,形成了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居住带。城东则形成了面积达四十一平方公里的文化、创意产业聚落,而“北改”则促进了北部新城的发展,但尚未形成“北中心”,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北改”的规划因素。“北改”在某种程度上更注重城市地产的开发,而非城市规划的升级换代,从城区规划、老旧市场拆迁上看,也只是一种腾笼换鸟的做法,缺乏更有深度的城区规划,这并不像天府新区那般显示出更符合城北发展理念的规划(虽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完成了城市功能的重新划分)。
这里且看这一个个案:位于城北的跃进村中心片区建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是西南地区最早形成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多为老旧农房商业街和低洼棚户区。根据“北改”的规划,此一片区将成为融文化艺术与生活为一体的“跃进艺术公社”,集中打造成为文化产业聚集的城西北文化艺术高地。在这里,将汇聚艺术机构、先锋创意、传媒机构以及众多的艺术家、设计师、手工艺者。同时,规划者认为,对跃进村的打造将保留跃进村原有街巷格局肌理,同时为街巷注入艺术体验,增添精品手工坊、创意画廊等文化艺术主题体验店,构筑文化艺术交融的金牛国宾形象。
“北改”作为一项城市工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升城北居民的居住幸福感。舍此,即便是投入再大的发展成本,也难免让“北改”沦为城市开发的代名词,尽管城市改造在多数时候,就是一种城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说:“评价一座城市成功与否的依据不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引新的贫困移民,恰恰证明这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公共服务和生活乐趣。”不过,这部书看上去更像是为中国城市化呐喊助威的一本书。那么,北部新城的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也许需在数年之后才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拆迁的跃进村 (拍摄:朱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