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野蛮生长

行走在成都，不难发现老街巷越来越少，旧城改造计划陆续地推进，一条条老街巷就在日新月异中消失。有几年，我热衷于在老街巷里发现不同的“拆”字，但这无助于挽留老街巷。考察成都建筑的变化，也是耐人寻味的事。

旧时成都的建筑多是川西坝子上的传统民居，如位于锦江区四圣祠西街四十四号的谢无量旧居，建于民国时期，即典型的近代川西民居院落，主体为传统风格的四合院，门楼略带欧式巴洛克风格，呈现出近代公馆建筑的鲜明特征，反映了成都的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

除此之外，也还有华西坝志德堂这样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由英国著名建筑学家弗烈特·荣杜易（Fred Rowntree）设计，一九一五年建成。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是砖木结构，亦是中西合璧风格。也有典型的欧式风格的建筑。如总府路八十一号院内的建筑，是建于民国时期的近代公馆式建筑。原为民国时期住宅，现为工行四川省分行、人行四川省分行及农行四川省分行宿舍，整体保存较好。该建筑是经过了严格设计和精细施工的宅邸建筑，受到了西方近代建筑技术的显著影响，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比较少见的类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居住文化和建筑特色，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成都居住建筑的风貌和特征，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现有保存的建筑当中，也还有综合元素的龙王庙正街七十号民居。其建于清末民初，建筑风格中西结合，既有川西民居，又有欧式小洋楼。民国时期曾是地主刘仲宣的宅院，现为锦江区房管局公房。改建及搭建也较多，毁损比较严重。这座建筑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旧时成都各个社会阶层的不同诉求和审美取向，保留了成都人的传统记忆，留下了老成都市井风情的痕迹，反映了时代特征和社会风俗。

然而，成都在旧城改造过程中，许多老建筑一一消失，即便是成都市前后列了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其涵盖的成都的老建筑、民居也还是少数。尤其是民国年间成都还保存着的数量众多的公馆、民居，已消失不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城市的起兴有时就在执政者的转念间。当城市大兴土木，为了未来城市的发展，修建道路，街巷、建筑也就不得不让步，华西坝因人民南路的修建，成为了东西校区，蜀都大道的修建，亦进行了相应的拆迁。这都是城市改造所带来的阵痛。

虽然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这是城市生长必然带来的结果。一九九一年，高达一百一十八米的蜀都大厦落成，这个高度在今天只能排在第五十位左右。由此带来了城市建筑的持续进化，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也还没有完结。但从成都“身高”来看，成都生长的速度是惊人的：

一九九四年，四川中银大厦，高一百六十米。二○一○年，喜年广场建成，高一百九十米。二○一二年，华润大厦建成，高二百一十一点八五米。成都西部金融中心（WIFC），高二百四十米。龙之梦新城，高三百米。成都·东方荟（文华东方酒店），高三百三十三米。保利国际广场，高三百六十米。成都·绿地中心，高四百六十八米。“二○一二中国摩天城市潜力榜”中成都位居第八位。该报告认为，十年后的二○二二年，成都最高建筑可能将比肩纽约。为什么成都热衷于建高建筑，而不是谋求地方建筑风貌与时代潮流的结合？这或许跟其倡导的国际大都会理念相关吧。

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大，让成都进入大城时代，各种形态的建筑风格鳞次栉比，形成各种风光的建筑物。这种差异化固然是城市包容性的体现，但却因丢失了原有的城市建筑生态，比如传统的川西建筑风格，恐怕就难以说得上是美好的事。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曾感叹：“这里的人很好，吃的东西也很好，自然环境也很好，但确实没有什么能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成都的悲哀，也是建筑师的悲哀。”这样的状况至今没有多大改观。

旧城改造，致使新的建筑物不断生长，有的是野蛮的（拍摄：朱嘉婷）

这并非是成都人对建筑物采取无视的态度，而是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参与的机会并不多。这不免让人想起被誉为“代表了二十世纪后期特征的建筑家”的日本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曾说过的话：“在做建筑之前就需要考虑建筑内外的联系，特别是对历史、文化和城市的贡献，对建筑师而言尤为重要。”仅以川西建筑风格为例，如锦里街区被认为是民居风格建筑为主的老街道，但这只是一条商业街区而已。现代川西民居在成都已是屈指可数，这可能跟现代都市人的审美需求相关。

街道越来越宽的同时，建筑物在持续增长，每年都有数十个建筑物出现，它们风格各异，为这座城市提供现代化的同时，也在寻求新的天际突破，但这是不是一个国际化都市的未来呢？在建筑物上比肩纽约巴黎伦敦，倘若欠缺相应的文化追求，又能怎样？也还有待更多的观察。

在建筑野蛮生长的同时，成都也相继诞生了一批由著名建筑师打造的作品，如成都本土建筑师刘家琨的西村大院，这是一个可以“耍”的建筑设计，在刘家琨看来，是一个“情绪比较丰富”的建筑，而且有些情绪是“复杂而矛盾”的，比如既运用了传统的藻井、川西院落这样的建筑形态，同时也加入了长一点五公里的跑道、中庭运动场这样的现代功能，人可以在建筑里跑酷，甚至骑车。内外圈跑道相连后，形成交错上升、沿一个起点方向可完整环绕一圈的“莫比乌斯带”。呈院落式C形半围合、开阔中庭的建筑，又秉承川西民居“传统元素的现代表达”建筑理念。建筑主材更是采用建渣回收制成的环保再生砖，无辐射、低污染。此外，刘家琨在成都的建筑作品包括成都当代美术馆、水井坊博物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蓝顶美术新馆，这里还有国际建筑师的作品，如隈研吾的知·美术馆、矶崎新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切斯特·怀东的安仁博物馆飞虎奇兵馆、斯蒂文·霍尔和李虎的来福士广场、扎哈·哈迪德的新世纪当代艺术中心等等。

看似现代的都市建筑是不是丢掉了城市灵魂？在这一点上，城市规划者似乎关注的不够。一九九九年六月，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提出：“随着全球各文化之间同质性的增加，对差异的坚持可能会相对增加。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具体到成都而言，本土地产商王晓白说：“建筑，既不是陈年老屋的复制，也不是海派住宅的翻版，更不是欧洲古典的抄袭，而是人文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完美结合。”

很显然，这样的完美结合出现的几率不是特别高。这也是城市大跃进式发展过程中所应付出的代价。

纵观当下的城市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城市的变迁史更多的是记忆史。近年来，成都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机遇下，明确提出要传承和繁荣城市文化，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提升与国家中心城市相适应的软实力。成都在二○一六年被评选为“中国大古都”，这即说明了城市执政者也在努力调和城市的发展调性。

野蛮生长，带来的是城市建筑生态的破坏，即便是尝试做一些必要的改变，使建筑更人文一点，却也只是局部的改变。对城市而言，这样的发展，得与失、利与弊，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到底城市的持续增长，是不是就是城市的胜利呢？这个答案现在虽然尚不明朗，但却是无需争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