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熙路琐记

成都最繁华的街巷，当属于春熙路。但若说春熙路的历史，却并不是太久远的事。《成都城区街名通览》说：“春熙路地段旧址，清时为泉使署所在地，民国建立后，成都成立了军政府，泉使署沦为废墟。”

民国时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拆毁城墙、修建马路是势在必行的事。一九二四年六月，以“建设者”自居的杨森任四川督理，委任其第一师师长王缵绪兼任市政督办，筹建各种新的城市设施。王见到成都旧泉使署地界极为宽敞，乃建议将该地段辟为马路，沟通东大街、总府街两条繁华街市。

蒋蓝先生在《春熙路史记》里说：“清亡之后，衙门早已废置，‘臬台’门前的这条深长的弯曲巷道，右边与南新街为邻，左与城守东大街、科甲巷接壤，对面是走马街。走马街前的这条深巷子里，逐渐住了许多棚户人家，开办了不少小商店。衙门旧址里，甚至办起了名为‘中城’‘英文’的两所学校。昔日森严官场，转瞬之间变成了下里巴人的闹市；小商贩们的叫卖声，店铺的字号旗幌，交易买卖的讨价还价，人声嘈杂，声声扰耳⋯⋯”很显然这不符合杨森的市政设想。于是，杨森即命市政公署负责办理。王受命修建，半年马路初成。该路取《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之意为名，按方位分别命名为春熙路东、南、西、北四段。街心为环行路，孙中山先生铜像建立在街心花园里。

但在修建这条街时，也遭遇了不少挫折。简言之，是王缵绪一味地“强拆”，老百姓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自然不答应。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尹昌龄、宋育仁、曾鉴、徐炯等人也都惊动了，他们认为，督理拆牌坊、锯屋檐、修马路，这样一搞，变更了列祖列宗的老样，成都就会“失范”。他们就出面缓建新马路，但杨森说：“这是我实行的新政，谁也不准阻拦，谁阻拦杀谁的头。未必五老七贤的脑壳是铜铸的！”曾任四川军政府都督的尹昌衡刚好在这里有房产，他也想阻拦，但杨森哪里买他的账，于是这条路得以顺利拆迁。

杨森打算把马路修成直线，但当时的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他就倚仗着洋人势力，拒不拆迁。他曾扬言不能动他的“馥记药房”的一木一瓦一砖一石，一动生意、祖业就会发生“挪移”。杨森怕拆迁费时弄出事端，就只好妥协。这样，我们看到中山广场那里，春熙东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春熙北路是错开的。

钟茂煊《刘师亮外传》记录，五老七贤之一刘豫波约上文人刘师亮，“走过新铺成的东大街马路，路上石子乱翻。这些石子都是将原来嵌路面的石板翻转捶成的，七翘八拱，大大小小，极不规则。阶沿正在整修。他们只好在大大小小、格棱包拱的乱石块上跌跌绊绊、颠颠簸簸地拐着。前几天下过一场雨，到处稀泥滥窖，从裤脚到长衫下摆都被溅得泥古淋当”。

就是这一次出行，刘师亮写了一副对联：

马路已捶成，问督理：何时才“滚”？

民房将拆尽，愿将军，早日开“车”！

这副语意双关的对联（“滚”指压路机辗压，又指杨森“滚开”，而“车”字，在四川俗语中有溜走的意思），被暗中张贴在闹市盐市口，由于表达了人们要杨森尽快倒台的愿望，在两天之内便传遍全城。

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一九二五年），杨森在统一全川的“统一之战”中大败，败出了四川。但春熙路修建，诚然让成都的街巷提升了一个档次，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修马路中的是是非非，只有任凭后人评说了。

春熙路是几条路的总称。我们不妨先着看旧时街景，《成都城坊古迹考》记录：

春熙南路的街西有益智茶楼，时有曲艺演出。有中秋味小吃店及花柳科诊所。楼北为私立正则会计学校，校北有上海精益眼镜公司分号，再北有浙江宝成银楼。街东有德仁堂药店，多售名贵中药。其北为春熙大舞台，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建，专演京剧（后来此处又多有变迁）。春熙大舞台门首北侧有五芳斋。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以前，五芳斋北侧有大烟馆名“卡尔登”，抗战时改建为中国农民银行分行。再北为《新中国日报》及《新新新闻》之营业部。

春熙北路，本街商业主要为匹头（绸缎、呢绒、布匹等）、百货，多售舶来品。街东南口有来鹤楼茶楼，屋顶泥塑白鹤一只为标记，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前后营业兴盛。后街东中段有漱泉茶楼代之而起。茶座出赁报刊，零售瓜子、花生米、薛涛干、灯影牛肉等，颇受茶客欢迎。街东有中华书局（一九六○年后改为古籍书店）。其北侧有孙中山铜像，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建，初为立像，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改为中服坐像，系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塑造。街中段东侧有基督教青年会，民初创设，大门原在科甲巷，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设电影院，以后又附设住宿部、会议室、饭馆。青年会北侧为锦华馆西口（原无出口，本路建成后始开通，内多男女高级中式服装店，缝工较贵）。又北为私营重庆银行分行，原在街西正对春熙东路口之西南银行旧址，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迁此新建大楼。北头为大光明钟表行。街西北头有宝成银楼（系春熙南路宝成银楼之分号），抗战前开设。其南有亨德利表行，侧有茶社，商人多聚于此，看相、测字者居多。其南有廖广东刀剪铺，以石柜台为其标记，所售刀剪质地优良。又南为亚新地学社，出售中外地图及地球仪。又南为世界书局。又南为及时钟表眼镜公司，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开设。又南为春熙大旅馆，与本路同时建。又南为《中兴日报》社，又南为商务印书馆分馆。又南为快活林餐馆，白菜丸子负盛名，本街建成初开设，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后歇业。此外，本街初建成，有北京同仁堂分店，后因与成都同仁堂同名涉讼败诉，改名达仁堂，售名贵中药。

春熙西路，街西段旧为新街后巷子南段倒拐。街东段为后来新建马路时接通。街北有成都大楼，由利昌公司修建，豫康银行总行设在这里面。又有上海商业银行分行；又有撷英餐厅，为规模较大的西餐馆（一九五○年后成都市粮食局在此）。街南有耀华茶点室，所售西式点心、中式面点及饮料均精美，颇负盛名（一九五○年后，又于对门增设耀华餐厅）。

春熙东路，臬台衙门在此。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建为街。路北为四川财政厅，旧为臬署监狱所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等曾禁此监内。抗战时期田赋改征实物，于财政厅内设四川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一九五○年后这里设为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此外，春熙路还先后开设的著名商店有工艺美术服务部、金银饰品的门市部、精益眼镜行、德仁堂、诗婢家、金石铭、胡开文文具店、龙抄手、协盛隆、四川美发行等等，可谓见证了成都商业之盛。

有意思的是，一九六六年，春熙路被改为反帝路。一九八一年后才恢复本来的名字。

围绕着春熙路发生的故事很有不少。一九三六年，齐白石入蜀旅行，在成都生活达半年之久，绘画、治印，其门人、书画家对他多有礼遇，真可谓是不亦快哉。

时任《新新新闻》记者的邓穆卿老人回忆：有次，齐白石游春熙路，几个人交流很愉快。他对记者说，成都饮食，他是食得惯的，不过，他是在乡里住得久的，喜好吃“乡味”，厨师弄的菜味浓又辛辣，有些加入些“味素”（味精）更不好吃，且不合养生之道。他很喜欢吃蔬菜，只放点盐，用水煮熟便是好食品。

很显然，虽然成都的饮食够丰富，但油大，不合齐白石的养生之道。在逛春熙路时，他如此这般一说，也就明白他作客异乡情，弄菜殊感不便，他要买气炉，小铁锅，好自己烹饪食物。

这次逛街，他先是看了“万利长”百货店的气炉，索价每个十元多，钞价较上海高一倍以上，货又不好。又看了两家后，他到“益大”商店看气炉，货色稍好，结果以六元八角钞购气炉一个。想必这以后齐白石的饮食生活就接近了他所说的“乡味”。

还是在这一年，四大名旦之一的京剧名艺人程砚秋为赈川灾曾在春熙大舞台义演三夜，第一夜演《宇宙锋》，第二夜演《汾河湾》。当年春熙大舞台名京剧演员演青衣旦的刘云霞、花旦兼刀马旦的刘凤霞，曾令若干戏迷倾倒，刘豫波还赋诗赞美。诗曰：“此地飞来姊妹花，歌声簌簌赛京华。梅朗固是云中凤，怎逮刘家有二霞。”

此外，名扬世界的政治学家、崇州人萧公权先生在川前后居住了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的梅花开放时节，在春熙路上一家花店里，他看中一束绿萼梅，老板索价奇昂。还说：“花有几品，人有几等。”意思是高贵之人方能赏识高贵之花。

在春熙路中段三十五号，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成立的《新新新闻》报一亮相就占据成都报业市场。一九三四年在春熙路建成当时成都的最高建筑——新闻大厦，其负责人雄心勃勃地想把春熙路打造成成都的文化城。虽然这一设想因历史原因中断，却不能不让我们感慨历史的吊诡。

抗战时，春熙路也是一个大舞台。且说基督教青年会，在这一时期多举办文化活动，国画大师黄君璧、摄影大师郎静山就曾联合在这个会开过联展，四川漫画社曾在该会举行“抗日救亡漫画展”。丰子恺也在该会开过个人漫画展。漫画家谢趣生也在此会举行过“新鬼趣图”的漫画展。

一九四九年之后，春熙路得以更好地发展。一九九二年九月春熙路历史上的夜市首次开张。据说，那几年，一个夜市摊位转手就可以卖四万到五万元。春熙路夜市每米创造的利润达千元。后来根据城市经济的发展取消了夜市。二○○一年五月八日，成都市政府对成都市春熙路商业步行街改扩建工程全面启动。这条老街焕然一新。这是春熙路百年历史上最具规模、变化最大的一次“整容”手术。第二年，春熙路步行街开街，当天十万人游逛春熙路。

《新周刊》曾根据养眼、美食、便利、休息、人气和商业六大指数，推出“中国商业街排行榜”，被誉为中西部第一商业街、中西部第一商家高地、成都金街的春熙路进入该榜前三甲，仅次于香港铜锣湾、上海南京路。今天的春熙路也还在延续着昔日的传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