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上

华西坝，又称坝上。

这里是一九一○年美、英、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共同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这是中国西部第一所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也是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享有着“东亚第一”的美誉。校圆占地近千亩（现校园只有原百分之十五），布局清晰宏伟，建筑中西合璧，风格独特。

晚清时候，成都就有传教士出现，除了传教之外，他们还开展社会服务如教育、医院等等。比如天主教于一七五六年在光大巷建教堂，基督教在正通顺街建教堂是在一八八一年。一八九五年五月，成都发生教案，各教堂也受到影响。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同样让各教堂受到重创。或许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传教士的传教思想有了改变，从此涉足教育领域。

一九○五年，美、英、加在川的五个教会利用教案赔款，打算在成都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高等学府，选址就在华西坝。不过当时这里还没有华西坝这个地名，老成都有的叫这一带为乱坟场；也有人叫它南台寺，因为以前曾有座寺庙在此；还有人称这一带为中园，据说这里是古代名苑中园的旧地。五代时，这里叫“梅苑”，是王建的蜀宫别苑。陆游也曾游此，曾记叙“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花，百余年古木”。这里可谓早就享有盛名了。

经过数年的准备，一九一○年，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办。学校开办之时，教会已在此购置了一百多亩上地。从此时起，锦江南岸这一大片土地，就被称做“华西坝”。到了一九三○年，华西坝的规模在原有基础上又扩大了十倍。整个范围北起锦江南岸，南至今天的一环路南，占地一千余亩。

据成都文史专家考证，华西坝上出现的第一条街道应该是大学路。一九三八年，开辟新南门，随后修筑了一条由西向东通向新南门的道路，路的东段是南台寺旧址，故取名南台路；新路的西段因为从华西坝穿过，就命名为大学路。华西坝西南角原是华西协合中学所在地，后来这里形成了街道，人们便将它称为中学路。抗战时期，因金陵大学桑蚕系设于华西坝南端，旁边的街道也就因此得名金陵路。

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之后，就设立了文、理、医牙三个学院。学校的组织管理按“协合”的原则，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制，实行“学舍制”。学校则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考试标准，使集中化与个性化相结合。这个创造性的体制既解决了各教会提供资金、设备和相互的协调工作，也反映了现代大学的特点，保证了学校在育才方面拥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

此时的华西协合大学与四川大学比，虽然规模小，但其聚集了大量名师，在专业上也有个性，很快声名鹊起。此外，这里是西洋文化传到中国西部的第一落点。对许许多多的老成都人来说，第一次看到电灯、留声机、自行车、照相机以及下洋操、打洋球这些新鲜玩意儿，就是在这个地方；许多人也是从这个地方知道了“外面的世界还很精彩”。

华西协合大学的建筑十分具有特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华西校园建成了四十多座楼群，其设计风格被当时的建筑师们视为样板，竞相效仿。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者是一位洋人，他来自英国，名叫荣杜易。这位建筑师很有见地，他没有照搬西方建筑式样，而是结合中国文化的图像来勾画他的蓝图。华西坝的建筑在外观上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建筑符号，而在其内在结构和功能上又保留了西方建筑的特色，正是这种中西合璧的设计思路，使荣杜易的规划方案在众多设计中脱颖而出，被校董事会选中。华西坝建筑群的布局与周围的道路、荷塘、操场、门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呼应。

这里的老建筑与不少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怀德堂，抗战期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英国上院议员艾尔文爵士以及冯玉祥、孔祥熙等曾到此。来此讲学的还有冯友兰、林语堂、李约瑟、海明威、斯坦贝克、费德林等中外学者。

雅德堂，又被称为广益学舍。抗战时期，一批学界泰斗来此讲学，如钱穆、陈寅恪、吴宓、李方桂、萧公权、梁漱溟等就住在这里。学者岱峻说，广益学舍附近，十几幢小洋房错落有致。住在这里的名人有神学教授芮陶庵，他后来在香港创办崇基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其子芮效俭在一九九○年代曾为美国驻华大使；史学大师陈寅恪一家五口曾住在广益学舍后面一座二层小洋楼底楼。他在此度过一年多时光，写就了《〈长恨歌〉笺证》等十二篇宏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命脉，敌占区大学纷纷内迁。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等，在无处安生的情况下，相继被华西坝所接纳，一时间这里人文荟萃，名扬四海。此时，华西坝与北碚夏坝、重庆沙坪坝构成了战时后方文化英才汇聚的“三坝”（也有将江津白沙坝加上，合称“四坝”）。

从此，长达九年的华西坝上“五大学联合时期”开始，几所大学合作办学，各抒所长，稍后，又建立联合医院。由此，成都文化也染上了现代之风气，而华西坝联合办学也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

其时，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张东荪、吕叔湘、吴宓、冯友兰、董作宾、冯汉骥、傅葆琛、许寿裳、萧公权、孙伏园、庞石帚、缪钺等大师云集在华西坝上。

此时的华西坝上，大型、小型的学术讲演会、讨论会、座谈会经常举行，名目繁多。主办单位有时是一个学校，有时是各校联合，有时又是由学校的某个系级举办，一般都是自由参加，不受学校或系级的限制。整个华西坝，呈现出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

抗战时期，华西协合大学还相继成立了一批研究所，如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为闻宥，其经费由哈佛燕京社资助；华西边疆研究所，由校长张凌高任所长，李安宅主持实际研究工作，由此诞生了华西学派人类学；经济研究所，由程英祺主持，出版杂志两种；教育研究所，由傅葆琛主持；而历史研究部，由钱穆主持⋯⋯可谓极大地提高了成都学人的水准，为未来成都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燕京大学迁来成都之后，资料记载，其教授历来月薪以三百六十元为限，但对于陈寅恪等六位特约教授，特定四百五十元，超过代理校长等学校行政负责人的月薪。所以，此时在华西坝上的名教授能够有闲暇泡茶馆，过上相对闲适的生活。

随着抗战结束，各大学也相继迁走。华西坝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著有《风过华西坝》的岱峻曾说：“没有华西坝五大学，成都牙科不可能成为亚洲最好的牙科，老成都也许会晚若干年才能喝到牛奶，我们不会有幸福梅林，据考证，今天江津、金堂的广柑，华西牛奶，幸福梅林的梅花，皆拜当年金陵大学农学系的先贤所赐。”“五大学”培养的大批人才留在了成都，进入成都的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科技研究等领域，可以说对未来的成都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四九年之后，华西协合大学不断地进行调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成华西医科大学，二○○○年并入四川大学⋯⋯而华西坝今天还依然流传着“五大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