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上的渔光曲

“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唐代诗人张籍《送客游蜀》里的诗句好像就在昨天一样。成都是因水而生的城市，两江在历朝历代都滋润着成都人的日常生活。

那么，让我们从河流的盛衰来看成都的民风民俗的演变。

明清时候的府南河，水质绝佳，连水下的石头都看得一清二楚。水源丰富，水质良好，这也是成都人的饮用水。对老成都人来说，天刚麻麻亮，府南河两岸的人家都已是早早起床，人们用木桶或担或抬或提，将河水运回家，倒在大瓦缸或大石缸里，以供家用。我曾采访过九十岁的江潮老人，在他的记忆里，在家里有个大沙缸，沙缸的底部放上石块，在水缸的底部也有出口，可以将沙缸里的水放出来，这是日常的饮用水。

民国时的成都，河水也是大小茶馆所泡茶的水源，近河就地取用，远的用车拉，沙缸有过滤消毒的功效，煮沸沏茶，这就是老成都人最喜欢的“府河香茶”。后来，成都的自来水，是在南门外万里桥起水，用管道输送到城内蓄水池，再由人从水池挑水使用。在华兴街就修建了一个蓄水池，那是专人挑水供应商业场的。

在九眼桥的边上，有一条小街，光绪初年叫“皮房码头”，至光绪三十年，这里则是成片的街区，即太平上街、太平中街、太平下街和太平巷。这里的制革业是从浆洗街迁徙过来的，并逐渐形成了制革的生产基地。有关记录显示，到了清末，成都皮革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而这里之所以被命名为“皮房”，是与制革业当中的生产、运输相关。“清晨，九眼桥南岸，乳白色的雾气像一层薄薄的轻纱罩在江面上，九眼桥下，传来船夫和纤夫们‘挣滩’的号子。江边泊着许多木船，许多搬运工人正扛着很沉重的货物（大多是皮革和皮制品）。”这样的生活场景直到民国初年，才有了新变化。

锦江这时候存在着好些个码头，如万里桥码头、盐码头、煤码头、水津街的柴市，成都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多依赖于水码头的存在。太平街虽一时冷清，但顺水而来的竹筏（竹簰）在这里上岸，使这里形成一个以竹子为主的交易市场。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竹子市”。“那时，岸上堆砌成山的是成捆的竹子，水上漂浮如织的是成排的竹子，水中游筏也是竹子所制⋯⋯从早到晚，茶坊酒肆堂值的吆喝声、铁匠铺的铁锤叮当声、打锅盔招徕顾客的面杖声、提篮小贩的沿街叫卖声，还有江中的船夫号子声⋯⋯此起彼伏，终日不息。”可见这时候的太平街是何等的热闹。

太平下街临江傍水，因此各路商船多停靠于此装卸物资。当然这就少不了饭铺、茶馆。在这条两百多户人家的街上，就有七家茶馆。这些茶馆都建在依水的岸边，其房屋一半在岸上，另一半在水上，统称“吊脚楼”，其取水最为方便：将水桶吊在手转轱辘上或拴在竹竿上，探腰即可打水。

这“吊脚楼”在成都的锦江边已经消失了很久。这不能不说是人文景观的损坏。

成都虽是内陆城市，水产品却很丰富，这皆因城区里的水脉纵横，鲫鱼、鲤鱼、黄辣丁、鲢鱼、泥鳅、虾蟹等鱼类很多，在锦江两岸如南门大街、湖广馆、棉花街等地相继衍生出鱼市、虾市，但尽管如此，成都人的饭桌上所出现的鱼类是待客的佳品，同样也是寻常人家难得的佳肴。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里记录下成都人的捕鱼工具有：“虾耙、罾、网、钓竿、鱼叉、豪子等”，且鱼虾多，就是用手捧、用木棒或石头打、用筲箕撮都能有收获。当然也有渔老鸹船、鱼猫子船，可见当时的锦江之上有着多彩的渔光曲。

除了捕鱼或来往的货船之外，在锦江之上往常行驶的船只也还有多种，《民国时期的老成都》说，载客船有大有小，小的叫“半头船”，可容纳五六人的住宿，大船则一般坐客只包舱面，底层由船主揽货。比较而言，下水船比上行船价格略便宜，船家供饭，菜蔬由客人自办，停泊起行，一般惟客命是从，所以沿途游览购物很方便。

民国时的新南门因是进城的要道，河边上也是茶铺林立，少不得有曲艺演出。车辐先生的小说《锦城旧事》里的艺人吴小秋就长期在这里演出。

在锦江之上，因桥梁较少的缘故，也还有来往两岸的摆渡船，这不仅方便两岸群众的出行，也同样给锦江增添了风景。

到了夏天，北门大桥就聚集着数量众多的成都人，他们只是为了看涨水。这时候犹如节日一般，热闹非常。当时，从上游洞子口冲下来的原木，在漩涡里颠来簸去，有人就跳入江中，打捞浮财（材），水性好的则在水里的原木上嬉耍，或跳墩子或骑原木，这也是旧时成都人的夏日最大乐趣。

相对于九眼桥的繁华，南河就没那么美好了。刘振尧《“水军都督”》里说，当年的南河是我们这些半截子幺爸儿的天然游泳场。那时的城区比现在小得多，一出通惠门便是阡陌纵横、河渠密布的乡村了。过十二桥沿河边往北约里许，有座单孔石桥，历经岁月沧桑，已显得苍老不堪了。那便是我们称之为倒泊的游泳场了。河宽仅三四米，水却很清亮，由北往南，潺潺缓缓直流到宝云庵，注入百花潭。河岸边长满茂密的芦苇，极幽静。这是民国年间的事。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了。

由于旧时成都城市建设的问题，民国年间的成都也经常发生水灾，最严重的有三场水灾：一九四七年七月中旬，一场大雨连续下了数天，南河水溢出河床，华西坝一带被淹，而东门城墙也因被水泡得松软而崩塌，压死压伤几十人。当时的《新新新闻》报曾登载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块题为“泽惠市民”的匾敬献给当时的市长，敲锣打鼓的、抬匾的都是在水里行走。一九四七年再次发生水灾，大雨从七月就开始下，一直下到八月中旬，水淹到了当时的“高等法院”所在地正府街。水消退之后，“高等法院”的大墙上面糊满了粪便，对此，当时的新闻就以“高等法院，粪发涂墙”的标题加以报道。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九月，成都再次发生水灾，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家园。

一九四九年之后，成都城市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锦江也曾因水污染的缘故成为“黑河”，走在河边就可嗅见浓浓的臭味，随着府南河整治工程的完成，河道开始变得漂亮。但因河岸为石砌，河底也做了修整，如此一来就避免了两千多年的洪涝之灾，却失去了河野之味。

不仅如此，由于河道的修整，锦江泛舟的风景已成绝响。

两河上的风光随着城市建设的加速，旧时风景渐渐地消失，那些影像也就定格在成都人的记忆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