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道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这是秦汉统一之后的商业场景。但在此之前，却又是怎样的呢？

巴蜀地区早在商代以前就已开始商品交换活动，在商周时期出现了集市，春秋时期扩大了同周边地区的通商往来。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出土的诸如中原文化、濮越文化、荆楚文化乃至于西亚、地中海、爱琴海文化等诸多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窥见巴蜀地区对外商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

陆路的开拓，集中在栈道的修凿。春秋时，成都人开辟了川陕间穿越秦岭的栈道，即褒斜道，其路线是从眉县入斜谷，翻越分水岭，沿褒谷至褒城。然后进入石牛道（金牛道），从勉县西南行，越棋盘岭进入四川，经广元朝天驿，进入嘉陵江河谷。栈道于悬崖绝壁凿孔，嵌入木梁，辅以木板，故又称“阁道”。此外就是水路的交通，经过整治的河道，岷江、沱江均能行舟。此时的蜀国造船技术精良，《淮南子·俶真训》说，蜀艇与越舲齐名，蜀地有舫船，可将两船相并，使其增加平衡和载重力。秦武王三年（三○八年），司马错伐蜀，曾在蜀造“大舶船万艘”。这无形中使成都与长江下游地区有了更多的商业往来。

南丝绸之路，由成都分东西两路入云南、缅甸直至印度，进而远达中亚和欧洲的商路，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就已开通。

“秦并六国，自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策略，那是因为蜀地有着非常丰厚的物产，足以支撑秦时的物质需求。然而，正是这物产丰富，促进了成都商道的延伸。

秦统一巴蜀之后，即大修北通关中的栈道，南通云南、贵州的五尺道，疏通岷江险滩，方便了交通运输。《华阳国志·蜀志》载，公元前二八○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随着大量秦民的移入，以及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的传入和铁器的广泛使用，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进而刺激了灌溉排水、航运通商和城市营造对大型水利工程的需求。简言之，这也带动了成都商业的发展。

《华阳国志·蜀志》记录了蜀守李冰治水之后的商业路径，“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林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水运系乎国运。”由于水路的通畅，成都商道多元而又动态，对外贸易南部则远达云南，乃至于越南、印度。公元前一二二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邛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

内地城市如成都这般的商业贸易，也还是不多见的。关于成都商道，学者袁庭栋认为，古时主要的努力放在北面和南面，其理由是东面虽有巫山，但有长江，还有大溪与清江的水运交通存在。而西面有大山，也有几条河道可通，古时与西面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不多。这后一项实则是忽略了商道如松茂古道的存在。

《汉书·西南夷志》亦有相关的记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童、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汉初，由于巴蜀地区被视为是“王业所兴”之地，成为皇家的直接统治区，刻意经营。同时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并继续迁徙民众入蜀，促使巴蜀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成都的商道随着历史的演变，逐渐形成有序的商业交易活动。南有丝绸之路，西有松茂古道，连通成都与藏区，乃至于更远的商业贸易，北则是通过几条谷道（故道、褒斜道、骆道、子午道）进入关中，乃至于中原，东则沿着岷江、长江而下，以至武汉、南京、苏杭。唐朝时，客、货船可以从成都出发，沿岷江进入长江，直到扬州，整个城市呈现一派蓬勃的生机。这样的便捷商道，刺激了成都商业的发展，从而使成都经济更具活力。

手工业的兴旺，商道的畅通，同样刺激着成都的城市发展。为了满足城市的功能需求，也就需不断地对城市进行规划和建设，设置大城和少城如此，设置南市更是如此。

从秦汉以下，每个王朝都非常注意成都的经济发展，不少时候甚至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仅仅是官方的重视，倘若没有适宜的商道存在，成都就不可能得以长期繁荣下去。

在南北朝时期，整个国家处于战乱和分裂当中，原来的中西交通、商贸大道丝绸之路被阻断。但成都却成为东晋南朝与西域往来的主要通道。

这条商道由西域通过焉耆到鄯善（今新疆若羌），越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境的白兰地区，再东南行到今天的松潘而后进入益州。不少胡人来往西域与巴蜀之间经商，有的还定居成都。《隋书·儒林传》记录，曾任国子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校长）的何妥的父亲是西域胡人，因通商入蜀，定居郫县，为益州太守、武陵王萧妃做事，因善于经营，获得丰厚财富，被时人称为“西州大贾”。

只是历史尚无记载，成都的城区建筑是不是也会因胡人的定居，出现西域风格的院落、建筑。不过，这也恰好说明成都得益于商道持续经营所呈现出来的城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华阳国志》称蜀人：“尚滋味”，“好辛香”，有或者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土地沃美，人士俊又”（《水经注》）。稻作较黍作更为精细，是精致农业，蜀人的“精敏”“鬼黠”品性，油然而生。

《新唐书·地理志》载：天宝年间成都府有十六万九百五十户，九十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九口，估计市区约十万户。成都城内有东、西、南、北市等经常性市场，还有花市、蚕市、药市、灯市等专业性、季节性市场。此后还出现了夜市，城乡结合部出现定期的集市贸易，时称草市。成都的城市空前地繁荣。

李白所感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与秦塞通人烟”在客观上并不存在。

隋唐至两宋时的成都，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杜甫有诗“门泊东吴万里船”，“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岑参的“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都说明了成都水路的畅达，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峰。陆路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由成都经临邛入南诏而至天竺的商道，自西晋以来阻塞的交通又得以畅通。

陆路则有川陕干道，这是当时成都与相继作为京都的长安、洛阳、汴梁等城市进行政治、经济联系的主要通道。冯汉镛先生曾考证，香药仙茅生西域，从武城（甘肃武山），取到成州（甘肃成县）或阶州（甘肃武都）运来成都。珍珠、蛤蚧从西域入玉门、阳关，南至大积石山，顺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在五代时，这条通道曾因战争原因一度中断。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说：“商旅聚徒而行，屡有遭博噬者。”到了宋代，则恢复了川陕道上的商贸功能：“岁贡纲运，使命商旅，昼夜相继，庐舍骈接，犬豕纵横，虎豹群盗悉皆屏迹。”

元明的商道更趋完善。尤其是进入藏区更为便捷。《成都通史》：“这一发展不仅使唐宋入藏路线得以承袭、改进，而且更重要的是深入藏区，驿站与军政管理得以加强；南路从四川进藏路线的发展，逐渐取代由甘肃请改入藏的主要地位，明中期以后成都遂为入藏交通主要驿路的新起点。”诚然，这条道路无疑也是商贸的主干道。

正是得益于商道的不断拓展，成都才一直成为繁华的都市。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变，到了近现代，因水而兴、因水而荣的成都，面临因水而困、因水而危的窘境。以成都的母亲河府南河为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工业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都江堰灌区的急剧扩张，岷江水源大量外调，府南河的水量锐减，水质变差。

随后，锦江断航。成昆铁路、宝成铁路的开通，使成都商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不管怎样，成都这座城市以独特的商道运行着，虽然有时看上去落伍，有时看上去新潮，但这商道正是使成都成为成都这座城的道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