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

成都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确立，早在秦汉时代就已完成。那时它是仅次于长安、临淄的第三大都市了。由于成都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都在当时已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初步具备了国际市场的物质基础。这样说还有一重原因，西汉初年，北方匈奴势力膨胀，威胁西汉帝国的西北边陲，一度遮断了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丝绸之路”。汉武帝在加强兵备，“专力事匈奴”的同时，又命张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此举虽未直接打通南方线路，却促进了成都与南亚诸国的贸易发展。

南方丝绸之路川内部分线路示意图

南方丝绸之路也被称为“身毒道”，或“蜀布之路”，是一条起于成都，经云南到达身毒（印度）的重要交通线，总长两千公里，在汉武帝通西域前便早已存在，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要道之一。

这也可从《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中看到，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印度）贩运过来的产自四川的邛杖和蜀布，并认为应存在一条从成都平原到南亚、西亚的道路。这是关于南方丝绸之路最早的文献记载。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何一民认为，这条交通道路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金沙时期。“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而三星堆也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古蜀国其实很早便与域外通过一条道路发生联系，这条道路的开拓，比汉武帝通西域要早上千年。”

考察南方丝绸之路的路线图，可以确定为有西、南二路。其中的西行路线：成都—雅安—西昌—大姚—永昌—八莫（缅甸）—印度、中亚；而南行路线图则为：成都—宜宾—高药—昭通—昆明—弥勒—文山—河内。

南方丝绸之路上所运送的货物，是四川的特产，这包括蜀锦、蜀布、邛竹杖、杞酱、铁器等等。何一民先生认为，“像蜀锦这样一种对成都城市发展影响深远的产品，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无论是在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在南方丝绸之路，蜀锦都起到了支撑性作用。成都通过蜀锦不断与世界进行着对话，如果说三星堆、金沙展示的是成都远古的神秘一面，蜀锦则体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与勇于创新”。这样的论说却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多大的反响。

美国一本学术性刊物《全国地理》杂志，于一九八○年三月刊登了一篇惊奇的考古报道：联邦德国有一批考古学家，曾在斯图加特一个叫霍克杜夫的村子里，发掘了一座古墓，用现代技术测定，它是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墓葬，墓中人已化为枯骨，但骨骼上还覆盖着一层纺织品残片。经考古学家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方法测析鉴定，得出一个很有价值的结论：死者覆盖的纺织品残片，竟是用中国丝绸制作的衣服。可以推断：中国丝织品早在北丝路开发前两个多世纪就已成为西欧日耳曼民族上层的殉葬品。而这丝织品也被有关学者认为是蜀锦。

蜀锦的辉煌与成都汉唐盛世一脉相承。这个历史其实还可以往前延伸，西汉时期，成都常住人口达七点六万户，是当时全国六大都市之一，有“列备五都”之誉。唐宋时期，成都经济达到顶峰，又有“扬一益二”美誉。蜀锦见证了成都的繁荣历史。汉代成都作为长江流域的织锦中心，与黄河流域织锦中心的襄邑齐名。三国时期，成都织锦业超过襄邑，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织锦中心，这一地位延续千年并一直保持到南宋时期。

在何一民先生看来，成都蜀锦的历代繁荣与成都的开放状态是紧密相连的。“天府之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为采桑养蚕提供了优良条件。再加上秦汉时期从中原和荆楚地区几次入川大移民带来的技术，促进了成都织锦技术迅速提升。因此，天回老官山提花织机的出现，是非常自然的。”他同时还认为，三国时期，诸葛亮通过鼓励种桑、提升技术、国家管理等多种形式，奠定了成都蜀锦一枝独秀的地位。唐代，织锦纹样设计家窦师纶在成都任大行台检校修造时，为蜀锦创新设计了“陵阳公样”，堪称对称纹结构的典范，曾引领纺织潮流，不仅在国内流行，在国外也深受欢迎。“蜀锦的这种开放姿态，体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通过蜀锦，成都印证了自己作为开放之都、生产之都、创新之都、成功之都的事实。”

张骞所见的“蜀布”，在有关专家看来，应该是一种由牡麻织成的黄润细布。而Haraprasad Ray在文中则认为，印度阿萨姆人所称的“蜀布”应该是来自东方的丝绸，而且专指来自蜀地的丝绸。

至于铁器的生产，则是以邛崃为核心的冶铁生产区域。古代临邛产铁，早在战国时就有冶铁业，《史记·货殖列传》载，秦始皇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又程郑“亦冶铁，贾（雇用）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卓、程二家将中原的先进冶铁技术带到四川使四川成为古代铁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临邛在两汉时期都设有铁官，可见其冶铁业之发达。直至唐宋，临邛仍出铁。其悠久的历史，留下了许多铁遗址。

邛竹，《史记·西南夷传》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即今西昌西南）”。《图经》谓：“山曰邛崃，水曰邛水，民曰邛民，毛曰邛竹矣”，《正义》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西晋左思所著《蜀都赋》称“邛杖”（邛州出产的竹杖）。这些邛杖远销身毒（印度）、大夏（阿富汗）、掸掸国（缅甸）以至大秦（罗马）等的欧洲国家，也是作为一种“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的传播”。

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把成都的物产贩运出去，这一路上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虽看不到相应的记录，但由丝绸之路的艰辛不难想象南方丝绸之路的状况。

此外，从古今留下的历史记录中所流露出来的碎屑却足以让我们看到成都这种城市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是多元的，而这带给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也就耐人寻味：一方面休闲地生活，另一方面积极地生产出与时代接轨的产品。

南方丝绸之路是自成都出发经川西南至云南，连接中亚、南亚、西亚而达欧洲的古代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条道路不仅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样给成都人的生活、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