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治水兴蜀

成都是因水而生的城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川首席水利专家熊达成教授曾概括成都兴衰的历史规律说：“成都兴衰皆由于水。成都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谭继和先生曾总结成都历史上有四次重大的治水业绩：其一是先秦鳖灵治水时期，其二为秦朝派李冰来蜀治水兴蜀，第三次治水发生在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最后一次的治水则是晚唐的高骈治水。有意思的是，学者祁和晖认为，四次重大治水之期正是蜀都四次经济文化飞跃拓展的提升之期。

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蜀，欲开发巴蜀为秦国争夺天下的后方基地，先派张仪、张若来蜀仿效秦都咸阳筑成都城。继派李冰来蜀治水，开发农业。秦朝以耕战立国，秦国本土仅八百里秦川富沃，仅凭八百里秦川而想安享天下是不行的，故须开发成都平原之沃野千里。要使这千里平原成为粮仓，必须治水。李冰治水业绩有二：一是在岷江冲出高山峡谷的“瓶颈口”筑都江堰，将野马似的岷江“管制”起来，变害为利。二是穿二江（郫江、检江）流成都城中。此次治水极大地扩展了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规模，为蜀都的经济文化飞跃奠定了基础，又为新兴大都会成都城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不过，大秦帝国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强大。在与项羽争夺战中，萧何帮刘邦定下了“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策略。随后，蜀地的大量粮食、物资转运出去，补充了刘邦的军需，使其进军没有后顾之忧。公元前二○五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干旱，关中一带每斗米涨到五千文铜钱（在丰收年景只卖到几十文，不超过一百文），民不聊生，于是就有大批饥民转移到了巴蜀之地。

汉武帝时，成都被定义为西南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因之，大量的官员、军队进入成都，成都城已是满足不了需求。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朝廷下令重筑成都城。按照城市规划，重筑之城，将秦时少城、大城等全部包括在内，又继续向北、向东扩展。扬雄在《蜀都赋》里写道：“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这是汉时成都城的状况。

曾在成都生活近四十年的英国传教士陶然士在写到这一时期的成都历史时，是这般形容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老虎因过于自由而给人们带来威胁。人们的习惯和嗜好同今天还是一样的。住木架子房，穿着飘逸的长袍相互鞠躬问候。他们的帽子有所不同的，但所穿鞋子的细节还是一模一样的。蜀人的矮种马还是跟现在对马儿一样小，他们以在崎岖的道路上能如履平地而闻名。拴狗的方法还是拴在颈部和胸部，为了取悦人，狗还是同样摇晃着卷曲的尾巴。虽然容器、盘子、罐子等形状各式各样；但是他们的后代仍然还是用锅来煮米饭，喜欢用姜作为调味品，探测城下一点八米的土壤，显示他们的食谱里有羚羊肉和野猪肉。主要燃料是木炭。”除开了些许想象成分，可以说这是成都城市的写照。

西汉初年，蜀中初定，战乱的破坏，加之前几任的蜀守缺乏管理才干，致使此时的成都经济疲敝，乃至于出现社会动荡的情况。

在西汉景帝末年，朝廷派文翁为蜀郡太守。文翁（前一五六年—前一○一年），名党，字仲翁，庐江舒人（今属安徽舒城），西汉循吏。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文翁到成都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治水，《华阳国志·蜀志》里说，“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

很显然，文翁的到来就是临危授命，来蜀郡收拾烂摊子的。于是，文翁先是考察成都城区的情况，如此之后即率领人民群众在一百年前李冰治水成果的基础上，疏通河道：在今天的都江堰市东门外分湔江水东北流而过蒲阳镇（即穿湔江口），转而东南入彭州地界，至丽春乡境与青白江会合，使彭州及新繁过去未能受益的地区，也可享受都江堰之利而能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在文翁的治理下，成都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史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

随着蜀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走上正规道路，文翁就因势利导，在社会上兴起办学之风。文翁在大城的南边（城外）划出一片土地出来，“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学校之所以要建成石室，那是因为学校有藏书。这就涉及古代藏书的保存方式，为了便于防火，常常是以石料筑室。今天的石室中学就是在文翁当年的石室旧址上兴建起来的，这也是成都人对文翁的致敬之作。

石室所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是就近在郡县机关里选拔出来的十几个年轻而又聪明勤奋的小吏，文翁亲自鼓励他们学习。同时，他又把官府经费节省出一部分出来，派遣他们到首都长安，向那些太学里的博士经师们求学。此外，他还置备蜀地特产，如有环“金马书刀”（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及细密的蜀布，委托去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带进京赠送给博士，嘱托他们认真教授这批蜀中弟子。几十年之后，头一批学员张叔等学成归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文翁根据他们的学识与才干，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历练，有些人还提升了官职，后来成为有用之才，一直升到郡守和刺史也是有的。

数年之后，成都的青少年们都“争欲为学官弟子，富子至出钱以求之”。接着，他又在成都新修学宫，招收下属各县的子弟前来读书。他又制定奖学政策：凡是学员，可以免除自身的一切劳役，学习成绩好的还可以到衙门里任职。如此一来，蜀郡的学风就真正地树立了起来。

在成都的北郊曾发现一块汉画像砖，是幅石室讲经图。老师头上方格形器物，应是用来挡灰的“承尘”。下面席地上环坐着六个学生，双手捧着竹简，正凝神静听老师的讲学。在右角那个学生腰间挂着书刀，用来削去简册上的错字。

史料记载，“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于成都“修起学宫”，为最早的地方政府学校；选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设置官学生之始；选拔学习成绩“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为据儒术遴选官员之发端；“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他一道“使传教令”，使民羡慕，以激起巴蜀士民向学之风。

宋时有《汉文翁学生题名碑》记：“凡一百有八人。文学、祭酒、典学从事各一人，司仪、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欧阳修曰：“文翁在蜀，教学之盛，为汉称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于此？盖其磨灭之余，所存者此尔。”其办学规模远超中央太学。

杜甫曾有诗句：“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可见文翁兴学的影响是怎样的深远。

文翁的治水兴学，让成都在经济文化上得到长足的发展，从此才有了蜀学的诞生。其最直接的影响是，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一批成都培育的大赋家的成长铺垫了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