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与少城

城市秩序的建立，常常是在和平时期，一旦发生战争或动乱，城市秩序必然会出现混乱。在成都，同样如此。然而，城市的拥有者常常并非是平民百姓，而是官员。官员对城市的治理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在经历过动乱之后，成都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有卓见有能力的执政者，才有了这个城市绵延不绝的自我更新能力。

民国时的成都有公园名曰少城公园，更早以前，则为满城。这满城是大城修建之后，根据战略需要才修建的城中城，如今的宽窄巷子和井巷子都属于少城里的一部分。

明朝末年，四川同样卷入战火当中，尤其是张献忠在四川的烧杀抢掠，让这“天府之国”饱受战争之苦。张献忠撤离成都，“日惟焚毁城内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观，火连月不绝。惟蜀府数殿累日不能焚，后以诸发火具充实之，乃就烬。其宫墙甚坚，欲坏之，功力与砌筑等，不能待而止”。

顺治三年，成都城被焚毁后，“千里无烟，无所设施”，省治暂时搬迁到阆中。沈荀蔚《蜀难叙略》说：“丁亥（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杨展设四镇于成都，分葺瓮城居之。”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年），“时成都城中，绝人迹实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不可复识。诸大吏分寓城楼，盖前四镇所葺者也。”

康熙六年至康熙八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等官员开始修复成都城垣。东南北枕江，西背平陆，城高三丈，广一丈八尺，周围长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零十四丈，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东西距九里三分，南北距七里七分，敌楼四，堆房十一。此时的成都城门分为四座：东曰迎晖门，南曰江桥门，西曰清远门，北曰大安门。

城市尚未完全恢复。成都再次遭遇战火。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年），吴三桂率部占领四川，攻占成都。这是一个“八年抗战”的时期，成都已十分荒芜，官署皆无存，比如学使署、按察院都已经是荒废已久无法居住，来往官员不得不在民居寺院中居住。方象瑛在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奉命典试四川，“入东门亦五署院，僦民宅以居”。对此时的成都他有切身的感受：“蜀都周五十里，异时人物繁富，号锦城，张献忠据蜀已去之秦，尽烧公私庐舍，屠其人凡数十万，自浣溪至新津，尸山积，水为不流。今通衢瓦房百十余所，余皆诛茅编竹为之。西北隅则颓墉败砾，萧然惨人，其民多江楚陕西流寓，土著仅十之二耳。客赋，大县不过五十金或一二十金，甚至四五金，人亡土芜，目中所未见，招徕生聚故未易也。”这时的成都好像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又再次重修成都城垣，四门城楼高达五丈。历时两年彻底修建了城墙。修后的城墙顶宽四丈，上有宇墙，城墙下设压脚石条三层，以及在城上满建廊庑，这是防止雨水破坏城墙设施。城楼东为博济、南为浣溪、西为江源、北为涵泽。嘉庆年间《华阳县志》曰：“其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

这是大城修筑的情况，同时，城内的街道、桥梁逐渐重建，河道也得以疏浚。成都的名胜古迹也陆续重建，比如乾隆时重建杜甫草堂，嘉庆时重建武侯祠，光绪时建造望江楼。同时学校也陆续重修，如道光时建墨池书院，乾隆时为纪念明代文人宋濂建潜溪书院，同治时张之洞建尊经书院等。成都就是如此这般地逐渐恢复自己的样貌。

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宏伟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这个费时一百二十年重建的成都，比以往更为阔气。

然而，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重庆的门户开放和川江航运的开辟，成都在四川和西南的地位逐渐被重庆所取代而渐趋衰落，但成都也正因如此，文化上显得相对保守，城市经济生活虽不是特别繁荣，却也逐渐形成独特的城市个性。

这里不能不说满城——此乃成都的城市新景观。在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按照当时的四川巡抚年羹尧的设想，八旗兵丁及其家眷长驻成都，以防御和镇压汉人和边疆少数民族。他的这一设想很快得到朝廷的回应。于是，就在成都城内西南部新筑一城，成为城中之城，供八旗官兵驻扎，这已是乾隆初年的事了。吴好山有《竹枝词》可以佐证：“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

此城名为满城。后来这里也被成都人习惯地称为少城。少城面积多达四里五分。

满城位于大城内西南，但原来的规模不足以容纳八旗士兵。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阿尔泰请求为新到八旗官兵修筑营房四千八百四十二间，而原有的区域不堪使用，需购买地基，展修城垣。除满城西南隅空地，可盖房二千余间外，阿尔泰希望在满城北门之西，西南隅城墙处将满城城墙向外扩建，以建营房。这样一来，满城就愈加增大。

考察满城，其西侧的城墙即为大城城墙，以今日之角度看，即为同仁路、西较场一线。从西城墙北侧起，往东沿今日西大街、八宝街一线，止于八宝街东口、青龙街西口，即为北城墙。城墙向南，沿老东城根街直至半边桥街，为东城墙。其中的东门街东口到祠堂街东口一段，乃是利用原明蜀王宫之城墙，砖又大又厚，城墙高两丈余，比其他段城墙要高出五六尺。满城的南侧城墙，即为君平街、小南街至西较场一线。

满城共有五座城门，东面的北首为大东门，名迎祥门，南首为小东门，名受福门，北门叫延康门，南门叫安阜门，而西门还是沿用大城的叫法，称为清远门。满城里的街巷井然有序。

雍正《四川通志》曰：“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胡同后来增建至四十二条）

以长顺街为界，西侧四条官街为：正黄旗——仁德胡同（西马棚街）；正红旗——甘棠胡同（实业街）；镶红旗——右司胡同（西胜街）；镶蓝旗——永发胡同（蜀华街）。

东侧四条官街为：镶黄旗——广德胡同（东马棚街）；正白旗——都统胡同（商业街）；镶白旗——左司胡同（东胜街）；正蓝旗——永济胡同（今人民公园内）。

从满城里的这些街道分布看，长顺街俨然如鱼的脊背，几十条胡同分列东西，俨然若鱼刺。然而，若是从空中俯瞰，整个少城布局如同一只蜈蚣，将军衙门是蜈蚣头，一条长顺街是蜈蚣身，其余兵丁胡同是蜈蚣脚。

李劼人先生在小说《死水微澜》里记录了满城的生活：“每日吃了饭后，便从西御街走进满城的大东门。果然是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店铺，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城，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在满城里，则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满城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捞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字头，穿着长袍，鞭着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咸丰年间的一首竹枝词这样写成都：“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可见此时的成都是怎样的城市生活景象。

大城与满城生活的截然不同，也有《竹枝词》为证：“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花。”这样相差极大的城市生活是当时的行政管理权限所造成的，一旦这种权限被打破，城市功能的区分也就减弱，如此就使城市迈入到平民时代。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拆除满城，与大城合二为一。李劼人先生说：“变得顶厉害的是把一个近二百年的极为幽静的绿阴地区变为个极不整齐、杂乱而不好整理和改建的住宅区。”清代的成都以“三城相迭”“两江环抱”为城市格局的独有特征也就打破了。此后，关于清朝的遗迹就逐渐地在成都现实生活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