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蜀王府到皇城

南宋末年，因蒙古兵三次入成都，千年古城，全被毁败。

元代的成都生活，基本上就是在恢复的过程中。这也可从人口变化上看出来。《宋史·地理志》说：南宋时，川省人口有千余万，为由汉至明，人口最多之朝代。《元史·地理志》曰：元世祖时川省人口仅两百余万，而到了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全省人口数，也只有二百三十七万余人。成都是“人民生计，困苦不堪，故家文物，荡然无存”。这以后“虽纽璘建三书院，以巨资向东南购书，然亦不能恢复宋初之盛况”。

元代时的成都也无筑城记载可考。《成都城坊古迹考》说：“罗城子城形势，大体仍宋代之旧，间有培建，均属临时修葺性质。”这只到明代才有所改变。

明代成都设大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四川平定，李文忠增筑新城，高垒深池，规制略备。恢复成都城市规划也才是刚刚起步。随后，都指挥使赵清瓷以砖石，都督陈怀复浚城隍。又辟五门，门各有楼，门外筑月城、后塞小西门，余四门月城，各建庙宇一座。如今的西月城街，当是旧时地名的遗留了。

在明代的成都，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修建蜀王府。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皇城。然而，这皇城跟蜀汉时刘备称帝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若追踪历史，也是前后蜀时的皇宫。花蕊夫人曾写过一百首宫词来描写它的繁华胜景。后来，到了南宋，陆游来成都游览时，摩诃池的水已干涸为平陆。然后摩诃池就消失了。

再说明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年），朱椿被封为蜀王，二十三年（一三九○年）就藩成都。从十八年（一三八五年）开始，就在大城中建筑蜀王府，又环以萧墙，于是，又成为内、中、外三重城垣。蜀王府，也被称为皇城。

建成后的蜀王府气象宏大，是明代藩王府中最富丽的一座。其位置在前后蜀皇宫旧址中心，填摩诃池的大部为地基，严格按照明代礼制，仿皇宫布局建造而成。李劼人考证，蜀王府的大概位置是，北起骡马市街，南至红照壁街，东到西顺城街，西到东城根街。恰好是在城中心占了个大长方形地方，面积达三十八万平方米。

蜀王府有两道城墙，里面一道在御河内沿，正南有三洞城门，一座名端礼门，上有两重城楼。李劼人在《成都是一座古城》说，当明朝时这中间有十几间殿，很多崇楼杰阁，并有比往昔小一些的摩诃池。外面一道墙名夹墙，只有东、北、西三面用以隔绝平民百姓。内城之外，夹城之内为园苑。正德《四川志》曰：“营五担山之阳，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南为棂星门，门之东有过门，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萧墙设四门：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端礼在棂星门之内，其前左右列顺门各二，直房各四。端礼门之内为承运门。门足有为东西角门。前为东西庑及顺门。承运门内为承运殿；前有左右庑；东西殿左右有东西府；东西偏（屋宇）为斋寝凉殿。后为圆殿。圆殿后有存心殿。及后为宫门，红墙四周，外左、右顺门相向。门内为正宫，鳞次五重。山川坛在萧墙内西南隅。其西为社稷坛，又西为旗纛庙。承运司在遵义门左。其他长史、仪卫司、典宝、典膳、典仪、良医、工正、奉祠、审理八所、广备仓库、左护卫俱错居萧墙内外。”

这萧墙，《成都城坊古迹考》认为，其南垣在东西御街一线，东垣在顺城街一线，北垣在羊市街、玉龙街一线，西垣在东城根街一线。此论大致不差。端礼门前有水横带，瓷月池为洞，铺平石其上。在蜀王府的萧墙里面有菊井，其位置在旗纛庙东南的架库东边，是当时的成都八景之一，号曰“菊井秋香”。明代的潘伯翑《菊井》曰：“蜀国秋香秋气清，黄花古井溢金精。餐芝岂是长生诀，饮水能消吐纳经。彭泽赋归惊紫艳，龙山醉舞傲红英。何如深殿飞琼液，一碧沉沉有地灵。”

不过，在明朝中叶，蜀王府还是发生了变化：有一位蜀王改变了夹城范围，修建了一些别馆，有关记录显示，在今天西顺城街之东已变为中心菜市场的安乐寺，和北段之东处在鼓楼南街今天已改为交通所和商业所的一部分的太平寺便是一例。南面端礼门之外，原有拱桥三道，跨于御河之上，再南又有大桥三道，跨于金河之上两侧。在道路的两边是居民的居所。当东御街口上原有鼓吹亭两座名龙吟亭和虎啸亭，一九五二年修建人民南路始发现二亭石基。大三桥之南有长达二十余丈的影壁一座，故此街称为红照壁，在一九二五年方为当时军阀拆卖无余。

关于蜀王府的情况，也有诗歌写到过，且给以极高的赞誉。临济宗高僧楚山绍琦在天顺年间，曾经被蜀和王诏见。他因此得以一睹“这座仙境般的梦幻宫殿”。在一首《进谢蜀和王殿下》的诗中，他写道：“召见彤庭沐宠光，衲衣何幸近天香。琪花瑶草殊凡境，玉殿琼楼越净方。藩屏圣明齐日月，赞扬佛化固金汤。深惭林下无由报，愿祝尧年一瓣香。”

万历初，明代大地理学家王士性曾描述过见到蜀王府的情况：“宫阙、卤簿，视我朝廷不啻半之。”可见当时的气度是何等的不凡。在万历年末，曾到过蜀王府花园观赏牡丹美景的曹学佺在诗里写道：“锦城佳丽蜀王宫，春日游看别院中。水自龙池分处碧，花从鱼血染来红。平台不到林间日，曲案时回洞口风。尽道今年当大有，何妨行乐与人同。”

李劼人曾考证明代成都人的生活情况：成都人口也并不多，城市并没有宋时大，城内除了蜀王府占去一大片地面外，东城一个大慈寺就有九十六个院落，西城一个圣寿寺就占去少城南面的一大半，北门除了武担山和文殊院外，东北角还有一个绝大的益州书院。此外，官署也大且多。而为人民居住处和商场所用的地方限于体制，平民百姓的房子大都是平房，没有高楼。以此估计在明朝算是复兴了的成都，它的人口也不过十万上下，顶多十五万罢了。这个时期的人口数量，也真是历史上最少的吧。

明末，张献忠在成都称大西王，以蜀王府为王宫，改承运门为承天门，承运殿为承天殿。后来他移居城外中园（今华西坝），再后来他率军撤离时进行了彻底毁坏和焚烧，蜀王府于是就在张献忠一把“连月不绝”的大火中化为废墟。清代的葛峻起《过明蜀王故宫》曰：“宫墙遗址郁嵯峨，回首风烟感逝波。建制依然同象魏，分茅从此割山河。参差碧瓦留残照，寂寞荒榛带女萝。帝子只今何处在？轩车惆怅一经过。”那可真是美丽的哀愁。

一六五五年，“蜀王府”的旧址改成了“贡院”，成为全省考试举人之地，最大规模时可让一万三千九百多人同时进考，成为“巴蜀文胆之所在”。贡院中主体建筑为“明远楼”和“至公堂”，皆沿南北中轴线建造在“蜀王府”宫殿旧址上。东西两边则为鳞次栉比的考棚。

然而，这“贡院”建筑群比不上“蜀王府”那样宏大，但其整体空间组织，仍延续着“蜀王府”的威仪：“从红照壁开始，乐亭、表柱、三桥、石狮等传统宫殿区前面的序列，仍使人感到有肃杀之气。”这里所延续的即是蜀王府的气象了。

李劼人先生在小说《大波》里写过这个蜀王府的变迁：“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废止科举，开办学堂，三年才热闹一回的贡院，也改作了弦歌之所。从前使秀才们做过多少噩梦，吃过多少辛苦的木板号子，拆除得干干净净，使明远楼内、至公堂下，顿然开朗，成为一片像样的砖面广场。部分房舍保留了下来，其余都改修为讲堂、自习室与宿舍。到辛亥年止，光是贡院的部分，就前后办了这么一些学堂：留东预备学堂、通省师范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学堂、通省补习学堂、甲等工业学堂、绅班法政学堂、通省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堂，以至巍峨的皇城门洞外，长长短短挂满了吊脚牌。而且就在皇城门洞两边，面临两个广大水池、背负城墙地方，还修建了两列平顶房子：西边的叫做教育研究馆，东边的叫做教育陈列馆。”

这里从蜀王府摇身一变，就是皇城坝，且是成都的市中心。李劼人先生在小说里写道：皇城坝有三道石牌坊：正中向南一道，是三架头形式，横坊上刻着“为国求贤”四个大字；东边一道，正对着尚未成为街道的东华门，这石坊小些，刻着“腾蛟”两个大字；西边一道，大小与东边的一样，刻着“起凤”两个大字。东边的东华门虽未成为街道，到底还零零星星有几处人家，而且近年还开了一家教门站房，专住由甘肃、陕西而来的回教商旅。而西边的西华门，简直连街的影子都没有，从一片垃圾泥土荒地望去，可以看得见回教的八寺红墙。当然，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皇城也就日渐变成了普通的街市。

不过，随着历史的演变，整个蜀王府也是几经变迁，在民国时，却未发生重大的变化。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皇城”彻底走向消亡。一九六八年，仅存的明代“蜀王府”城墙及城内明、清两代的古建筑群被大部分拆毁。一九六九年，“皇城”遭受到了最致命的一击：皇城门楼、明远楼、致公堂等最后的古建筑被拆除。一九七○年，“皇城”的护城河“金河”“御河”被填平用以修筑地下防空工事。蜀王府也就成了历史陈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