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城内外

成都有个别称叫芙蓉城，当然是因曾遍种芙蓉的缘故了。但这还是五代时的旧事。

那是战乱频仍的时代，只要有军事实力，都可称霸一方，因之在短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十多个王朝。

九○八年，王建称帝于成都，先是改子城为皇城，并扩建城垣。所谓子城即内城，也被称为府城。不管怎样，成都此时也是皇家居地。

王建（八四七年—九一八年），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五代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于唐末加入忠武军，成为忠武八都的都将之一。因救护唐僖宗有功，成为神策军将领。后被排挤出朝，任利州刺史，此后不断发展势力，逐渐壮大。后被封为蜀王，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天复七年（九○七年），唐朝灭亡，王建因不服后梁而自立为帝，国号蜀。

为了体现新王朝新气象，王建将蜀王府改为宫殿，并改府内诸门的名称。

宋人张唐英《蜀梼杌》卷上言：“大衙门为宣德门，狮子门为神兽门，大厅为会同殿，球场门为神武门，球场厅为神武殿，蜀王殿为承乾殿，清风楼为寿光阁。西亭子厅为咸宜殿，九顶堂为承乾殿，会仙楼为龙飞阁，西亭门为东上阁门，亭子西门为西上阁门。节堂南门为日华门，行库角门为月华门，万里桥门为光夏门，笮桥门为坤德门，大东门为万春门，小东门为瑞鼎门，大西门为乾正门，小西门为延秋门。北门依旧大玄门。子城南门为崇礼门，中隔为神雀门，东门为神政门，西门为兴义门，鼓角楼为大定门，北门为大安门，中隔为玄武门。昌桥为应圣桥，旧宅为昭圣宫，堂为金华殿。摩诃池为龙跃池，赏设厅为韵光殿⋯⋯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逐稳便宜处置立府所司。新西宅为天启宫，堂为玉华殿。”

罗城城门、子城城门也都在调整之列。此后，王建在子城的西南（今天四川省科技馆）前面正南方位，修建了得贤门，又称五门，上起五凤楼，也被称为得贤楼。城楼“雉堞巍峨，饰以金碧，穷极瑰丽，辉焕通衢”，被誉为宋代的“当代之盛”。城门内外是当时成都最繁华的商贸、游览地。陆游有诗句：“鼓吹动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生动地描述了其繁华场景。

王文才《成都城坊考》言：“前代旧制，自此大变。”

值得一说的是，王建在位十二年，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扩张疆土，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蜀中得以大治。王建去世后葬于永陵，至今仍能看到他的丰功伟绩。

且说在永平五年（九一五年），一场大火，让蜀王宫室尽焚，所以才营建新皇宫。王建病故之后，皇太子王衍即位，改龙跃池为宣华苑，并在池畔广建屋宇。宣华苑费时三年才得以修成，绵延十里，可谓成都一大胜景：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怡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土木之工，穷极奢巧。”

这个宣华苑，李衍有诗《宫词》记其盛：“辉辉赫赫浮玉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花蕊夫人亦有《宫词》一百首，书写宣华苑的美好时光。

范成大有诗《晚步宣华苑》：“乔木如山废苑西，古沟临水静鸣池。”

陆游亦有诗《花时遍游诸家园》，其五记宣华苑：“宣华无树著啼莺，惟有摩诃春水生。故老能言当日事，直将宫锦裹宫城。”此一胜景已成前尘往事矣。

同光四年（九二六年），王衍被诛杀，前蜀灭亡，成都城保留了下来。

第二年，孟知祥于罗城外增筑羊马城以及外郭。此时的成都为四重城池。

李昊《创筑羊马城记》：“掘大壕以连延，增长堤而固护⋯⋯旧城峥嵘而后竦，新城岌嶪以前蹲。⋯⋯重门开而洞深，危楼亘而翼展。”简直是一派新气象。

羊马城的大致情况为：城周称四十二里，高一丈七尺，基阔二丈二尺，上阔一丈七尺。凿壕一重，建门楼九所，白露舍四千九百五十七间。然后于罗城四角增筑敌楼。很显然羊马城是用于战略考量的。

所谓羊马城，《资治通鉴》说：“城外别筑短垣，高才及肩，谓之羊马城。”这并非孟知祥所独创，而是北方城市规划过程中所流行的规制，他只是考虑此前的罗城在战略上的建设不够周全，借鉴而来的筑城方式。

《成都城坊古迹考》认为，羊马城实际上并没有四面包围罗城，东南两垣以外，是没有新筑羊马城的。简言之，羊马城是防备北方的军队。

不管怎样，孟知祥修筑了羊马城之后，似可高枕无忧。九三三年，孟知祥吞并东川，占据两川之地，被朝廷封为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蜀王。第二年，孟知祥称帝。但好运气并没有时刻照拂着他，称帝七个月之后即病逝。

秦城和羊马城是土筑，而高骈所筑罗城是砌砖，但斜坡之上也裸露泥土。后蜀二世孟昶就在城上遍种芙蓉，从此，成都开始称为芙蓉城。

《成都古今集记》载：“孟蜀后主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如锦，高下相照，因名锦城。”

又，《蜀梼杌》卷下云：“孟昶广政十三年（九五○年）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尽以幄幕遮护。”“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

《蜀梼杌》卷下又记：广政十二年（九四九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锁千门，殆未及此。”兵部尚书王廷圭赋曰：“十里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风楼台。”昶称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园，赏红栀花。此花青城山中进三粒子种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红，清香如梅，当时最重之。

这当是成都大规模栽种芙蓉的历史。可见当时的成都是怎样的繁华，但后蜀也并没有逃脱命运魔咒，二世而亡。羊马城至宋代已不见记载，而芙蓉城却作为成都的美称，一直流传了下来。

后蜀张立有《咏蜀都城上芙蓉花》两首，其一：“四十里城花发时，锦囊高下照坤维。虽妆蜀国三秋色，难入豳风七月诗。”其二：“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锦绣舒。今日重来旧游处，此花憔悴不如初。”这里所说的芙蓉为木芙蓉。李劼人《成都城也有别号》：“木芙蓉，意即木本芙蓉，犹如木棉一样，用以别于草本芙蓉，和草本棉花。”然“木芙蓉一名拒霜，叶大丛生，虽非灌木，但也不是乔木，其寿不长，最易凋零。”李劼人认为孟昶时培植得好，才有芙蓉遍地的胜景，然而除了这个原因外，大概也跟当时的成都气候相宜有关。

其后的芙蓉多有变化，明嘉靖时的陆深《蜀都杂抄》：“蜀城谓之芙蓉城，传自孟氏，今城上间栽有数株，两岁著花，予适阅视见之，皆浅红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吴中之烂然数色也。”

《广群芳谱》记：“丞相祠（武侯祠）中有木芙蓉盛开，其本高二丈，干围四尺，花几万余，畅茂散漫。”这是明清时的成都栽种芙蓉的景象，然此与孟昶相比，恐怕也是难以企及的。

盆景大师陈思甫曾撰文《蓉城的芙蓉品种》，言及成都的芙蓉有鸳鸯芙蓉、红芙蓉、白芙蓉、重瓣鸳鸯芙蓉、重瓣红芙蓉、重瓣白芙蓉、七心芙蓉、醉芙蓉，那么，孟昶时所种芙蓉可能品种并没有这样多，但我们不难猜想，正是这色彩艳丽的芙蓉与成都人的庶民生活相配吧。

清人周询《芙蓉话旧录》记载，清初时成都城墙的芙蓉花早已荡然无存。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四川总督李世杰令在城墙上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以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然则芙蓉桃柳之种，虽若循乎其名，而衡以十年树木之计，则此时弱质柔条，敷荣竞秀，异日葱葱郁郁，蔚为茂林，匪惟春秋佳日，望若画图，而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举斯城之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围绕，如屏如藩，则斯城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

此时的芙蓉不仅仅是观赏，也有城市形象的展现，更为重要的是可保障城墙的正常使用，正是这种多功能的设想，才有了成都城墙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