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官城与车官城

诗人杜甫在《春夜细雨》里写到成都生活：“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一个“锦”字几乎写尽了成都的繁华富庶、物华天宝，以及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是如何安居生活的。

锦官城，是成都的第一个别名，其来源是在西汉。此时，成都的丝织业已名冠全国，不但织锦工人的居住地被十分诗意地称为“锦里”，而且还有专门进行丝绸贸易的“锦市”和名叫“锦官”的专职管理者，而锦官的办公处所日后便被顺理成章地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这也就是成都得名“锦城”之始。

锦官城与车官城示意图

进入西汉时期，成都城市在秦朝创立的格局之下得到了蓬勃发展，都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之所，成为秦汉时代有名的商业都市，到西汉末年又成为全国除长安以外的五大商业都会之一。西汉时期，成都人口达七点六万户，大约三十五万人，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东汉时期，成都县发展到九点四万户，约四十余万人，集中了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两晋时更占川西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城市人口集中程度之高，为全国罕见，这是成都城市人口第一次集中的高峰，也是成都第一次打造国家中心城市。这则从侧面说明了成都经济繁荣，才有了人口的持续增长。

《后汉书·公孙述传》载：“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这也是成都成为“天府之国”的来源。

根据城市的规划和布局，锦官城的选址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水南岸，号锦里”。笮桥是南河上著名的七星桥之一，《成都城坊古迹考》据此认为，锦官城的位置在今西较场外锦江南岸百花潭到南河桥一带。为何将锦官城选址在此处？其理由是此处江水与其他地方的不太相同：我们知道蜀锦在织成之后，需在江水中漂练，漂练的目的，是达到脱胶与漂白的效果，使其更具光泽，这道工序，就是左思《蜀都赋》记载的“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工匠们对流江各段的水质进行试验之后发现，在流江里漂练的蜀锦纹路分明，色彩鲜艳，胜于初成，在其他江水漂练的蜀锦就差得多了。于是，汉代成都人便将这里称为“锦里”，把流江经过成都的这一段称为濯锦江。

薛涛《试新服裁制初成》：“九气分为九色霞，五灵仙驭五云车。春风因过东君舍，偷样人间染百花。”这里说的是蜀锦的“扎染”工艺，是蜀缬所染成之彩衣，有“九色霞”“染百色”之誉。之所以这样，是与锦里的水质分不开的。

每当蜀锦织成，织锦女工便手持蜀锦，来到濯锦江中漂练，《浪淘沙》有这般描述“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夕阳西下，晚霞当空，江水中的蜀锦与倒映在江水中的晚霞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幅长卷一样在锦江中缓缓展开⋯⋯这样的场景是锦江上最常见的风景。

不过，历史上的蜀锦，样式极为繁多，魏文帝曹丕曾对臣下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魏明帝曹睿有一次赠送日本女工许多礼物，就有蜀地进贡的“绛地交龙锦”五匹，“绀地句文锦”三匹。

要说锦官城，不能不说古蜀成都养蚕织锦的历史。考古发现在先秦时期，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饲养蚕只。地下考古材料也证实了蜀人养蚕织布至迟在四千多年前就开始了。

考古资料显示，新津宝墩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陶质纺轮。夹砂灰陶或褐陶，形状均上小下大，呈梯形或如一倒置碗、钵形。到三星堆、十二桥文化时期，出土的纺轮有陶、石两种质地，型制发展为多种，数量也大大增加。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就发现有陶质纺轮多达十八件，绝大部分为泥质黑陶，少量灰陶、褐陶。型制多为四种，主要为近似圆锥体，腰部略内收，中皆有一圆穿孔。这样实用性更强、型制不同的纺轮可以纺出不同规格粗细的线。很多纺轮还饰有精美的纹饰，如篦点纹和凸弦纹，制作也较考究。石质纺轮也有十四件，均似饼状，中有穿孔，系两面钻凿而成。其直径一般在三至五厘米之间，厚约一点五厘米左右。部分遗址中还发现了小巧纤细、通体磨光的穿眼骨针。从而推知这一地区的纺织缝纫技术已到相当发达的程度。从三星堆遗址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的着装，尤其是二号坑的青铜大立人像所戴的花冠、长襟燕尾服上所饰的各种精美而繁杂的纹饰来看，蜀人至迟在三千多年前已有非常高超的纺织缝纫技术和刺绣织锦技艺。再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巴蜀青铜器上雕刻的大量蚕纹、采桑图像等分析，这时蜀人的养蚕抽丝、织锦纺布已相当普遍，且远近闻名。

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蜀时，其理由便是“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无疑，先秦时期蜀地发达的纺织水平，为后来四川养蚕织锦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汉代设置锦官城的重要原因。

除了锦官城，成都还有车官城之称。车官城则建在锦官城的西南方向。两城遥相望，一文一武，文武张弛，构成了汉代成都的“工业区”。车官，负责制造车辆等运输工具。制工场位于少城城西的检江北岸，因是为军事服务，故工场所在地筑有城墙，城四周设有多座军营城垒。

设置车官城是基于多方考虑的结果，一方面便于管理，另外也便于政府征收税费。不过也有研究者声称，车官城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汉王朝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在东汉王朝的设想中，车官城被赋予了军事上的意义，东汉王朝作战用的战车，许多也是来自于此。伴随着东汉王朝外交政策的起伏及与北方匈奴的交恶，越来越多的战车从这里走向了战场。若干年前，一批工匠也被选入这座森严的军事基地之中，他们的任务就是终日刨木、打铁、造车，许多人的一生，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慢慢耗尽，死后也没能离开。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

尽管我们现在看到车官城的资料不多，似只能作如此猜想，但《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时成都与长安“两城财富，甲于全国”。长安是关中都市，成都则是西南贸易中心，“北据汉中，东守巴郡，顺江而东，可通荆、扬，崎岖而南，可达黔、滇”。勤劳的成都人，数千年不断，铺设了一张比顺丰快递还要严密的物流网，四通八达，繁荣无比，汉王朝希望能以官营方式对成都的物流进行合理控制。这或许是设置车官城的重要意义所在。

不管怎样，成都因有了锦官城与车官城，在汉代的繁荣是在全国少有的现象。这其实也是在预示着成都的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唯有发展特色经济，才有可能在未来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