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创城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成都城的建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考察成都城市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沿着古府河与古南河的两江修建城市的想法，很显然是综合了成都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与思考。

成都平原在古蜀时代，河道是众多的，除了古油子河与古清水河之外，还有许多散布在成都平原的支流，一旦发生洪水，成都平原是一片汪洋，因此治理水患始终是一大问题。从古蜀时期几代帝王的治水故事中，我们依稀可看到当时的成都平原的地理演变状况。

我们知道的是，成都城在城市构建方面，虽没有中原城市那般的规模大，但是根据地理和水利条件，构筑成独特的都市聚落。其城区分布也较为合理——城区的中心地带是上层统治者所居之地。围绕着它的周围，则分布有墓葬区、居住区、手工作坊区、商业区等等，尽管在这一时期它在成都平原上并不是蜀王所居住的城区，但是它的地位却随着人们对生存环境的认知，逐渐达成了居住成都城共识。

此前，蜀之国都，迁徙无常。

《华阳国志·蜀志》说：望帝杜宇“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望帝之后为鳖灵，《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玉山，即今天所说的都江堰的玉垒山。鳖灵就是开明帝。通过这一治理，改变了成都平原的地理环境。不过，这一时期的成都平原水患依然。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也是个费思考的问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却难以长治久安。

根据成都有关史料记录，成都的水患是迭加型的，一年比一年严重，且最严重的是洪涝，那是因排水不畅所形成的涝灾。成都平原的地面走向是西北方高，东南方低。在平原的东面和南面，被一条门槛似的龙泉山脉包围着，平原上的大小河流由这条门槛所阻隔，只能从东北、西南两个出口流出。那么，如何才能排除洪涝，唯有因势利导，而不是阻隔水的去路。这就使成都的城市建设日趋合理化，因地制宜的建造城市才有助于成都的未来发展。

在古蜀时期，是没有今天的水利工程建设规划的。因此每到雨季，依然继续出现水患。如宝墩遗址后来的挖掘现场显示，正是洪水使这座城市覆灭。因此，直到开明王朝迁居成都之后，才有可能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治水难题。但这也只是局部地解决问题，直到李冰镇蜀之后，修建了都江堰，才开启了成都城市的新纪元。

成都城早已有人居住，在水患发生的时期，毫无疑问的是，综合评比古蜀国的好几个城市聚落时，成都以极具优势的地位赢得了开明帝的青睐，这才有了迁都成都的可能性。开明王朝迁居成都之后，就仿照中原礼法制礼作乐，建立了宗朝。

开明王朝在成都城的建设可以从现在挖掘出的古蜀遗址来判断。简言之，此时的城市布局是以郫江古道展开，郫江是成都天然的防卫屏障。

在开明九世迁来成都后，是在旧城的西、北部兴建新区，当新城区建成以后，于是废掉了西边的旧城区，同时也保留了南边城区。在郫江东岸曾一度分布着墓葬区、窑区，后来这些统统迁走，改建为大型作坊区。这也是成都的城区变化标志。然而，正是由于这一规划，郫江得以更大地发挥功效，也使成都有了繁荣的可能性。

《管子·度地》说：“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这里提出，城池应该居于水源丰沛，既便于取水又利于水流外排的引蓄得宜的地方。成都城的建设很显然是中国城市建设的早期实践者。

当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时，自然地理条件不能满足需求时，就会加以改变。当新城区修建以后，开明九世或开渠引水，或改变了郫江河道，以此来适应新城区的城市用水、交通和防卫等功能的需要。这水利工程的建设，可以说是鳖灵治水的延续。

从蜀国成都的遗址挖掘出的陶器、瓦当等资料来看，成都城的手工技术、商业活动也是有一定高度的。在晚一些时期的秦时“少城”中，依稀可见到战国“少城”的旧影，此“少城”呈较规整的长方形。这种为了追求城形，甚至离河边稍远或另辟河道引水的做法，是吸收了外地文化的结果。学者罗开玉认为，这是向中原或楚文化学习的结果。

在开明氏的蜀国，蜀人与羌人是杂居的，依靠郫江而生活：“蜀人住江南，羌人住城北。始立木栅，周三十里。”这就是成都城在金沙古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此前城区规划中的得失利弊，在这时就成了一种有效的城建经验。比如如何处理水患、城区消防等等问题都需做进一步的考量，有价值的城建模式得以流传下来，而妨碍城区发展的做法则完全被摒弃，如此就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都城。

这一时期的古蜀建筑风格，多是以干栏等竹木结构的建筑，它形似吊脚楼。粗大的木柱，被简陋地榫卯成架构，再用竹篾绑扎加固，底层为密集的木桩，上面垫起楼房的底板，墙壁是篾骨泥圬构成，顶上再加上茅草或树皮之类的屋顶，人居住在楼上。这样的建筑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也说明此时的成都水患依然存在，且易遭到洪水和野兽的袭击。

学者朱大可认为，城市现代化运动中，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置疑的行政威权，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它省略了公民投票、专家评审、议院批准程序、民事诉讼和艰难募集资金的过程，以低廉的征地、材料和时间成本，粗暴地制造出城市变脸的奇迹。官员是诡异的魔法师，而权力则是“点石成金”的魔杖。

在早期的成都城的建设中，是否如今天的城市现代化运动？虽没有更多的史料给予更进一步的证实，但不妨加以想象，古人所居住的环境，千百年一直所强调的宜居是有其道理的。成都城之所以能够在成都平原上脱颖而出，简言之，就在于“宜居”二字。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成都的城市功能分区已很明显，这也是早期中国城市的最大特点之一。此时的成都是“当时古蜀国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城市具有政治宗教军事等多项功能，应是区域多功能的综合体城市”。

成都城的历史始于金沙古国之时，到了十二桥时期就更臻于完善，成都城就更像我们通常看到的古代城市的样貌了。

在此后的岁月中，成都城以此优势成为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此后，成都的城市格局从今天市区的西北，向东南逐渐移动和逐渐扩展，到了唐代末期才发展到了两江交汇处。总的来说，成都的发展轨迹即金沙村遗址—蜀开明王城—秦汉的大、少城—唐末以后的罗城—现代的成都城。而成都城由此也开启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