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古国的迷踪

十二桥遗址是成都最早的都城吗？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似乎可以这样确定。但随着金沙遗址的挖掘，忽然发现这个遗址要早于十二桥，也就是说，最早的成都城是在金沙。

金沙王都的存在时间是在公元前一二○○年至公元前六○○年。而这个都城，也不是川西平原最早的都城。这是因川西平原在都江堰未治理以前，常常遭遇水患，且不可救药地会摧毁城市（城市防护措施相应很低）。比如新津的宝墩古城就是这样被毁灭的。

后来，王朝即迁移到了金沙。《成都城市史》认为，成都应是蜀人逐渐放弃游牧活动，适应平原农耕生活的最后定居点。

金沙遗址，以前属于苏坡乡金沙村。更久远的历史有着怎样的故事，这虽语焉不详，但至少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金沙古国的印象。

这一切在二○○一年二月八日揭幕，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道工地时挖出了很多像象牙的东西和小玉片，这可能跟三星堆有关系。继续挖掘，于是就有了金沙遗址的出现。

后来复原的古蜀生活场景显示出：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生活其间，其中有一些凶猛的动物，例如老虎和大象。金沙人十分敬畏的对象是大象，因之捕获大象的日子也许就是一个节日，人们将象牙献给国王，当作祭祀品或者装饰品。

石器时代，金沙先民就开始了新生活。打猎已经不是这个原始民族主要的生存方式了，金沙先民懂得如何生产粮食，他们处于先进的农耕文明状态。

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农耕用具耜。耜的起源很早，《易·系辞下》中有“斫木为耜，揉木为未”的记载，它是一种翻土用的农具，适用于稻作农业。成都平原地区的稻作农业历史，经考古资料证明四千多年前即已存在。耜的长度约一点四二米，珍贵的原因是“木质器物，一般难以保存下来，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耜的出土有力证明了金沙人的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安定的农耕生活使人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大量的陶器出现了。

制陶业在此时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很多金沙人从事这种行业，且有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人制作的陶器大都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制作工艺以手工制作和慢轮加工为主，器形以实用为主，纹饰较少，素面居多。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有多处窑址，均是小型馒头形窑，每个陶窑的面积约六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烧制时火焰由火膛进入圆形窑，这对充分燃烧提高窑温是比较有利的。

这些陶器包括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水器、酒器，还有大量的贮器。这些丰富的器形，充分反映了当时金沙人饮食的多样性。这些陶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具或酒器。而酿酒活动的前提是有多余的粮食，说明当时农产品的富余。

金沙王都的全貌让世人瞩目到古蜀的文明是怎样的发达。

在金沙王都的整体布局当中，不仅有居民生活区，还有祭祀区、墓葬区。倘若从建筑基址的分布看，则让我们看到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

我们先来看看建筑，在今天的“三和花园”地方，发现一处大型房屋基址，占地面积逾一万平方米，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推测应该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一○四六年—前七七一年）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

从考古留下的资料，或可看出当时的生活场景：在该区域共发现房址十七座、窑址十七座、灰坑三百余个、墓葬十三座等重要遗迹。该区域房屋的修建相当考究，墙体是挖基槽埋柱子的木骨泥墙式结构，基槽宽约半米，槽内小的木骨洞排列规整而密集，大柱洞间距约一点四米至一点五米。其中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宽近八米，长度五十四点八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四百三十平方米以上。

很显然，金沙人在建筑上是有着精心的考量，才有如此的规模。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划，大概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凌乱的城址。

如果说这里是王都的话，那么一般庶民生活区就简洁得多。一般居址区位于金沙村的兰苑、金沙国际、博雅庭韵等范围内，分布较广，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

在这个居址内，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房址基本上为西北—东南向，构筑方式均为木骨泥墙式建筑。这类房屋的面积不大，多在二十平方米左右。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撑，房屋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这也说明城市居民对城区生活的认同（抑或是对城外生活安全感的担忧）。

考古发掘时，工作人员只能看到沟内密集的木（竹）骨洞。在居址区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坑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及大量石器。其中有些灰坑非常规则，成排分布，内置一些体型较大的陶器。有的坑中还埋藏有大量完整的陶器，有的坑中夹杂有大量的草木灰。这些陶窑均为小型的馒头窑。

这勾勒出的是金沙先民的生活场景。在这个王都里生活的人群虽然不是今天所说的天府之国的概念，但也是相当的繁华。

金沙王都是沿着两江修建的城区。这从城区分布也可看得出来。其最重要的“祭祀区”，是古蜀时期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分布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米，年代约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一二○○年—前六五○年），它沿着郫江古道的南岸分布。

专家们推测，古蜀人很可能最初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将祭品埋在河滩上，上面用土进行覆盖，下次祭祀仪式之后又将祭品掩埋。经过长约五百余年的祭祀活动，至春秋早期，河滩基本填平。祭祀区宏大的场面真实体现了古蜀王国雄厚的实力，繁多的祭品承载着先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古代工匠非凡的创造力。但是，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这块金沙人心中的圣地也就逐渐荒芜。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条古河道的消失也是人为作用的结果。这似乎也可解释金沙王都为何会下移到十二桥的问题。简言之，金沙王都已不太适宜人类居住。

还有一个说明是，此时的墓葬区在今天看来，颇为奇怪。居址区附近已发现了一千余座墓葬，分布面积约三万平方米。

这些墓葬大多数是居址区废弃之后形成的，因此墓葬大多打破居址，就地墓葬。这样的墓葬结果自然是使城区变得狭小起来。

各墓区内都有一定的规划，排列有序。以“燕莎庭院”地点的墓地规模最大。墓葬均为西北—东南向，头向西北或东南，以东南方向为主。

墓葬的细节也值得关注，一般分为一次葬和二次葬，盛行二次葬。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也有少量俯身葬和屈肢葬，还有的死者双手抱于胸前。约半数的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数量也不多，一般随葬的为陶器和石器，个别的也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和玉器。从发掘的墓葬情况看，随葬品规格、数量、等级等不算高，也还可看出当时的社会有明显的分层与等级划分。

然而，城市规划井然有序。祭祀区、王都、生活区、墓葬区，各有其应有的位置。此时，看不出手工作坊有详细的规划。但从考古挖掘看，也许是手工作坊就在居住区之内。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金沙古国的面积并不是太大。

从此处，可见到成都平原古都的城市规划大致如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具有悠久的城市历史和丰富的建设经验，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城池选址原则，除“择中”“相土”“形胜”等城市选址思想外，水资源条件作为重要的自然因素，在原始村落选址乃至城池选址中也常常受到高度重视。金沙古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或与此多少有些相关。

金沙王都对外又有怎样的经济关系？虽然我们至今都不大清楚，但从其中挖掘出来的各种器物如金器、青铜器、陶器、玉器等等来看，固然手工水准达到极高的程度，但也还与周边地区，乃至于西亚、中亚等地保持着繁荣的商业贸易，如此才留下数量丰富的器物。

金沙古国在城市规划上虽然不像后来城市建设者那样有许多的生态思考，基本上还是处于择地而居的场景，但也已初具规模，相当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有王都在，也就决定了其成为川西平原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

此时，周边的居民或会像今天说“上成都”一样，称之为“上金沙”吧。商人在此处买下了相应的物品，再运回乡间贩卖，也就构成了川西平原的商业网络。

然而，这古道历经千百年，早已消失无踪。即便是村落也早已变迁得面目全非，唯有器物还在叙说那段历史了。

在金沙遗址，曾经发掘出一条古河床，位于金沙古城的心脏地带。地质学教授刘兴诗在古河床中发现了一根巨大乌木，躺卧在河床堆积物中。他认为，这个古河床是洪水冲破古城墙后，直插进来的，无异于一柄锋利的剑，一剑封喉地终结了繁盛一时的金沙古城的生命，也使古蜀文明突然中断。

金沙古国的迷踪，这只是一面，至少是给我们揭示了古蜀时期的成都是怎样的一座城市，而这也是古蜀文明的最佳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