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西虽然始终不忘记钻营自己的前程，而且是一个有名的爱跑的三脚猫，要他钉在哪里干什么事，这有如叫他坐牢，但是这次去成都护理唐立行，他却是十分尽心尽力，终日守在病房寸步不离。唐立行要求出院，他找出种种理由劝阻和反对。唐立行说镇上人手紧，只留下自己的妻子护理，让他回香山镇去抓工作，他更是不容商量，一口回绝，说这是县委给他的特殊任务，不能打半点折扣。

毕西的变化，多半是出于对闹事那天自己行为的负罪感，特别是当专家们判定唐立行只有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之后，那种负罪感就更为强烈。

毕西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大凡人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不想天诛地灭，也就做不到“不为己”了。他的最高精神境界，最大的人格追求能够做到“利己不损人”就行了。因此他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是个肯做好事的人。他到香山镇后，凭着他的人缘，曾经帮过不少群众的小忙。在镇干部中，他虽然影响很不好，但在群众中，他却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热心人。

毕西在强烈的负罪感中反省自己时，更多地想到的是唐立行的好处。现在，像唐立行那样有能力而又能真心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干部实在太少了。他知道唐立行比自己还小十岁，正前途无量，可是现在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他想，如果闹事那天自己能早点赶到现场，说不定多少还能起到一些缓解矛盾的作用，唐立行或许不致如此下场。可是那天听到闹事的消息后他不但不急着去救火，内心反倒有些幸灾乐祸，当唐立行宣布章明传主持全面工作后，甚至还鬼使神差地打电话去通知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搅屎棒任水妹。这实在太缺德了，太下作了。

问心有愧的毕西常常暗骂自己真他妈的不是人。这次他便怀着一种补过的心理精心地护理着唐立行。其实护理工作也出不了多少力，吴书记早已请了医院方面的朋友关照，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帖。治疗已经没有多大希望，只有姑息疗养。他所能出力的地方只有协助唐立行的家属一起照顾唐立行的汤药和起居，和跟唐立行摆龙门阵散心。

毕西本来讨厌文人们无病呻吟，咬文嚼字，但唐立行那天在临时党委会上那几句开场白却永远铭刻在他的心上。他懂得唐立行这样的人，那“满腔激烈留纸上，身残不许再称雄”的心灵痛苦，远远胜于身体上的痛苦。那么分担他这份心灵上的折磨，就是他现在最应该做的事了。

唐立行不需要安慰，一般的安慰对他也没有任何作用。过去，他们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会场上除了扯工作之外，大家说的都是得体的套话，会场下彼此防着，骚话掩盖假话。现在终日守在病床前，彼此都增加了理解和信任。说工作、说人生、说世事，都能进行坦诚的心灵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他才发现其实他们的许多认识都是共通的。只不过各人在同样的认识下，对自我行为把握有所区别而已。

唐立行的心态其实调整得很快，他知道自己属于脑力劳动类型的人，很庆幸他那个好用的脑袋没有受到重创，肢体行动不便反倒为他开发脑瓜的潜能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很快走出了下肢瘫痪带来的阴影。现在他最关心的还是香山镇的发展。他跟毕西摆谈得最多的仍然是他在香山镇留下的那一纸规划。镇上派教办老校长和妇联张主任来看望他，除了带来大家的慰问外，还给他带来了不少好消息，特别是听到温州佘老板要投资办厂，河南王老板要承包荒河滩种西瓜后，十分高兴，对香山镇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唐立行对自己未来的打算很简单，那就是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他的业余爱好，而且有充分的生活体验和写作基础，他相信自己能够在写作上做出成就来。他想现在就应该做准备，借这机会多读些书，了解文坛最新动向，研究文学发展趋势。毕西当然很支持他这个想法。他想应该尽快去帮他弄些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