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新版）
孟珠的旅程
一
门改了样子，墙是新砌过的，墙头又飞出一大丛红花来，差点儿不认识了。我不过才两个月没有来蔡家吧？下了车，以为弄错了，我走过去，又走回来，看见巷口的三轮车站头，那个瘦小又老的三轮车夫跟我点头打招呼，才知道没有走错。瘦老头儿说：“你很久没有来了？”我说：“是的，你好吧？”看看他的三轮车，越发地破旧了。想到三轮车在逐渐被淘汰，想到他的破车不能熬到最后，想到他又怎能转业做计程车司机？不免有些替他难过。如果我还住在这里，总会天天坐一趟他的车，现在，也少了我这么一个老主顾了。
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看见跟上次又不同了，小小庭院的草坪铺起来了，房子的门窗也是新漆过的，浅绿色。这样一来，就像进了绿色的天地。廊子下放着小孩的三轮车，平哥儿又多一份财产了。韩老太太种的那株“龙吐珠”，仍在墙上发展着，这株攀爬的植物，也有我的功劳在呢！我每天晏起，韩老太太已经在院子里赏花、浇花了，她听见我起来，总会叫我：
“周小姐，快来看，龙又吐了一颗珠，刷完牙顺便舀一杯水来浇浇吧！”
小小的两瓣白，夹着一粒红，就叫“龙吐珠”这个好听的花名了。
我对花和许多植物，本没有什么兴趣和认识，跟韩老太太同住的日子里，却也无形中感染了这么一点爱好，可惜我到今天没有一栋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和家，寄浮人海的生活，也不知到什么时候完结。有一天，我要是有一个自己的庭院的话，沿墙角，我要砌一个花台，宽一点，高一点，沿墙装上一排竹篱笆，让攀爬的植物，顺着竹篱笆向上走，不要在墙上乱爬，我也要……
“阿姨来啦！阿姨来啦！”
好客的平哥儿不知什么时候跑出来了，他见了我，总是这么高兴，小甜妹也颠颠倒倒地拍着手追出来了，跟哥哥学着鞠躬哈腰地欢迎我。我赶快把买来的一盒糖递给平哥儿。你看，他还假客气地直向我怀里塞回来呢！这准是外婆教的，总要等大人说：“那么就谢谢阿姨吧！”才敢赶快道一声谢拿去打开吃。其实，小孩子对客人带来的东西，总是好奇地急于想得到手呢！
我抱起小甜妹，拉着平哥儿进了屋子，不见主人，却看见一位陌生的男客，正在听电唱机。我本来是一路进来就自己在喊：“客人来啦！客人来啦！”好让蔡太太或者外婆听见，没想到却打扰了别的客人。
客人看见我进来，倒像怕电唱机扰了我，赶忙关掉了。没有人介绍，我很窘，胡乱地向这位也同样局促不安的客人点点头，只好问平哥儿：
“妈妈呢？婆婆呢？”
平哥儿连跑带跳地奔向后面去喊妈妈，韩老太太和蔡太太母女俩，才同时从里面出来。她们都很高兴我来，问我为什么许久没有来，又说刚好今晚的菜，有我爱吃的鸡片炒豆苗，一定要留下来吃饭。她们对我的亲切和诚意，真使我感激，我是应当常来的，也喜欢这家人融洽的气氛。但是总觉得来了一个我，使得一家人都来陪伴我，就有了打扰的感觉，因此不敢常来。
这倒使我很怀念只有韩老太太一个人和我同住的那些日子了。……
韩老太太是我的老房东，她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就是蔡太太。韩老太太出租房子，是为了她的女儿和蔡先生结婚后，年轻夫妇因为工作关系住在台中，老太太需要一个做伴的人，便把女儿的一间房出租，限定要单身的职业女性。我正符合那条件。但是最初，她们也怀疑，像我这样的职业，和普通公教人员的职业女性，总是不同的。不同的程度，除了工作时间以外，还有就是会敏感地想到“她的私生活如何”上去。其实，在那高歌与欢唱的背面，尽是些飘零与辛酸的故事，人们又何必对软弱的女人，有这样多的疑惧呢！但当时我的确喜欢这安静的环境，也相信除了恐怕工作时间给房东不安以外，她们是不必担心我的。
我自己跟老太太诚恳地解释，我极少朋友来往，只有一个妹妹远在南部读书，这样说了，韩老太太看出我的话的诚意，也就答应了。看看目前这个完整的一家人，回想起我和韩老太太共处的一段日子，真难过，自从妈妈去世后，对我像母亲般慈爱的长辈，就是韩老太太了。我们共叙家常，共赏鲜花。后来，我也带她到歌场去听我唱歌，她听出了瘾，有时也让我约了我的唱歌的女朋友来家，她做两样菜给我们吃。她看我晚上唱歌，白天又要到伴奏人那里去练习新歌，很心疼我，总是泡了各样的草药给我喝，说那是润喉咙的。
蔡太太住在台中，偶尔也回娘家来看母亲，因此认识了母亲的女房客。蔡太太当然会听到她的母亲谈起我。她不但尊重我唱歌的职业，也很感激我给她的母亲做伴，给她的母亲解除寂寞，这等于照顾了她的母亲。其实，我们是彼此照顾啊！
我占有了蔡太太的母亲，享受到许多借来的母爱，每次歌场回来，都安心有一个母亲样的人在等我，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也没有考虑到哪一天会失去它。直到有一天，韩老太太告诉我，女婿调回台北工作，他们就要回来住了，所以不得不请我另外找房子，我才恍然地觉悟，我是要回到“飘零”去了。
合适的房子，合适的环境，合适的房东，很不容易，但更让我伤感的是，我和韩老太太曾有过母女般的情谊，但是当人家亲母女需要团聚的时候，我却仍是局外人。这就使我更想念远在台南求学的妹妹了。
为了远远地躲在台北卖歌，不能和世上唯一的亲人厮守，但是，我能供养妹妹读书，就给了我无比的勇气，使我敢于面对人间的一切。妹妹的希望，就是我的希望；妹妹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不是吗？我可以原谅世间的一切不平了……
母女俩对我这样表示欢迎，我也开心了，我答应了留在这里吃晚饭。不过吃完饭以后我还要回去一趟，为了没有带着歌场穿着的衣饰。
这时蔡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啊，对了，许先生，还没给你介绍，这是周小姐，周孟珠。”
原来是我来了，把那个默不作声的客人给冷落了。
我回过头来，轻轻地叫一声：“许先生。”许先生还没有我大方呢！他欠起身来哈哈腰，连一声“周小姐，你好”都不会说，跟歌场里我所遇见的那些男人可不一样。跟蔡先生也不一样，蔡先生见了我，还会笑嘻嘻地开两句玩笑呢！
蔡太太和她妈妈，就又把我留在客厅，她们一定是到后面添菜去了。我也懒得客气，因为我知道说了也白说，准又是韩老太太偷偷从后门溜出去，到街上买卤菜、叉烧肉什么的，随她去吧！
和这位来路不明又不自然的许先生，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也不客气，逗着孩子玩，不理许先生。你既然把电唱机关掉了，又不敢对小姐讲话，只好傻坐在那儿，等蔡先生下班回家来陪你吧！
我坐在这间空气不调和的客厅里，实在没意思，索性抱了小甜妹到后面厨房去，留下一个男孩子去跟那个大男人做伴好了，没想到平哥儿倒追过来了。
餐厅紧接着厨房，几乎等于一间房，我就坐在餐厅靠近厨房的椅子上，对着在厨房里忙碌的母女俩说话。蔡太太说，许先生名字叫许午田，是蔡先生的同学，才从南部来台北工作，在一个民营的机构，晚上还给一家报馆翻译一些资料稿子。今天来了也是临时请他吃个便饭。
要跟母女俩谈话，没想到平哥儿一直缠在身边要我教他唱歌。我随口唱了一段幼稚园的小歌儿，平哥儿并不满意，一定缠着说：
“唱《好大的西北风》，周阿姨。”
这孩子真是，两个月不见，变得有点讨厌了，大概就是男孩子“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龄吧。可是平哥儿的记性也真不坏，他还记得我上次偶然教他唱的《好大的西北风》呢。这是早年听母亲唱的，据说是妈妈在她的中学时代学的。母亲的歌喉多么美妙，她不但喜欢唱歌，还会唱京戏，可惜她去世好几年了，她怎会知道女儿也有一副迷人的歌喉呢！怎会知道女儿靠了这副歌喉来维持姐妹俩的生活呢！妈妈曾唱过许多歌给我听，《好大的西北风》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首，她唱的并不完全，只是她很喜欢这首歌，常常哼着唱着，我也变得很熟很喜欢了。妈妈死后，我有一次竟在无意中得来了详细的歌词和歌谱，就学会了。不过在歌场的台上，我是从来没唱过它的。有很多我喜欢的歌，并不是为表演而唱的，像唱《好大的西北风》，只是可以给我一些家庭生活的回忆而已。《好大的西北风》的歌词的情趣，我真喜欢：……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人家天井里，它到门口往里瞧啊，看见屋里许多人，大的大啊小的小，围着父母讲故事，推开门来走进去，说道我也讲一个……这样的家庭生活我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愿意唱给平哥儿听。
平哥儿听我唱了《好大的西北风》，满足了他的小小愿望。他也学着我的调儿唱：“……跑进火炉去睡觉，它说哎呀热得很，……跑到海上去睡觉……”
“平哥儿，不对了，它说哎呀热得很，就应当跑到海上去洗澡，不能再去睡觉啦！”
平哥儿每次唱到这儿都会弄错，因为他只顾学我带表情地唱，就弄错了歌词。而每次唱到这儿，平哥儿也高兴得呵呵呵地大笑一阵，反复着唱那句“哎呀热得很”。
正在唱得高兴的时候，蔡先生进来了，我想他没有奇怪我在这里，因为他会听见我和平哥儿在这里唱歌的。他进来朝我笑笑打招呼，然后向着厨房说：“怎么样，可以吃了吗？”
还没答应呢，他已经又出去陪客人了。
吃饭的时候，大家才自然些，因为蔡先生和许先生在谈着他们工作的事，蔡太太跟我谈别的，老太太还在厨房里磨磨蹭蹭，小孩子跑来跑去，乱哄哄，可是挺热闹的。我跟许先生，却始终也没交谈过一句话。
吃完饭，大家在客厅里闲坐着。小甜妹困了，竟倒在我的怀里，我该离开了，又不便把在厨房忙着收拾的蔡太太叫出来，只好抱了小甜妹到卧室去，把她轻轻放在床上，轻轻拍着要她睡去。可是平哥儿一进来，她又睁开了眼睛，平哥儿悄悄对我说：
“妈妈每天都要唱催眠曲，她才肯睡呢！”
“什么催眠曲，哪儿见过这样麻烦的小孩子！”我虽然这样说，点着小甜妹的小甜脸，可也不能不想想，有什么催眠曲可唱的，我想起了舒伯特的摇篮歌，便在床边轻吟起来：……快睡，快睡，可爱的心肝宝贝。快睡，快睡，小宝真美丽。……妈妈一切为你，就在死后仍旧卫护着你，……一切安足贵，妈所爱重的是生命和你。……歌词记不全了，调门也不知道哼得对不对，但是小甜妹却在我的歌声中睡着了。我不是妈妈，却会唱妈妈的歌，而且把孩子哄睡了，很得意我的本事，也很心酸刚唱的那两句歌词。我蹑手蹑脚，又用食指按着我的嘴唇，叫平哥儿不要出声，我们一同走出了卧室，到客厅来。
发现客厅里没有声音了。可是两个男人还对坐着。蔡先生托腮静思，在发呆。许先生朝我望一眼，我很奇怪。蔡先生仿佛从呆想中恢复过来了，从小几上拿烟让客人。
他们原来是谈得很高兴的，突然停止了，是不是听见我在哼歌才这样的？或者，他们听了歌声在谈论我吗？蔡先生也许会告诉许先生：“她是一个歌女，但是气质还好，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那一种……”所以他们就发呆地继续听我的歌，而等我出来时，许先生才再仔细地看我一眼，究竟我的“气质”如何？
我不高兴被人在背后议论，并且拿我当做一个不普通的人。我很普通。
看看表我该告辞了，蔡太太母女也在厨房收拾完出来。平哥儿已经睡倒在外婆的怀里，蔡太太为我到卧室去拿皮包。我站起来，两个男人也站起来了，蔡先生无意地问我：
“到时候了？”
“到时候了”，当然是指我该到歌场的时候了。不知道在座的这位客人听得出来吗？懂得那意思吗？会不会怀疑一个独身的小姐，已经到了晚上，还有什么“到时候”的事？当然，蔡先生刚才已经悄悄地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了。
有一点点秋天的意思了，走出来，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应当带着那件镂空纱的外套才对。蔡太太一个人送我出来的，她对我说：
“星期天，还要请你来吃饭，今天临时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客气起来了？”我确实很奇怪蔡太太这样说。
“不是，”她笑了笑，“你一定要来就是了，是我母亲要你一定来的。”
“为什么？”说完，我忽然恍悟，“是你们家——我想想，外婆的生日，对！我一定来，一定来的。”蔡太太不否认，但她说：“只是可以有借口请你来，你不要认真，那不过是老太太的普通生日，并没有任何客人……也许只有刚才的许午田。你知道我妈妈总是惦记你的，她还说过很想在后面加盖一间小屋子，请你过来住呢！”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有人惦记总是好的。该说“谢谢”，还是“好的”，或者“不要”，似乎都是不对路的回答。我只好微笑，拍拍蔡太太的肩头，表示我的感激。
二
我买了一双绣了圆寿字的拖鞋和几包黑麻酥糖，算是送给韩老太太的生日礼，小意思。如果买了太厚的礼，她们会过意不去的，那也失去了我跟蔡家真挚的感情。我知道，人老了，会像孩子一样爱吃甜东西，外婆一定会喜欢的。
许先生已经先我而到了。按说这次是“一回生二回熟”了，可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话，真是话不投机了。不过在打开我送的小礼物大家围过来看时，许先生也凑热闹地围过来就是了。他并且问我在哪里买的，也许是没话找话。我说出了店名，他又点点头说：“不错，花样和颜色都很好。”
谢谢他的夸奖，总算开口了呀！但吃过饭以后，蔡先生问我：
“周小姐，老太太今天过生日，有兴致要去听歌，你去了给留几张好座位票，好吗？”
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好”，立刻想，那么这位客人是该知道我是唱歌的啰！知道了周孟珠就是歌星柳梦吗？不知做何感想？谁知蔡先生又说了：
“怎么样？午田，还是去吧？”
还是去吧？这句话不简单，不是我多疑，可见得在我没来之前，他们就已经谈过老太太要去听歌，一定是他们邀他去，而他不肯，所以蔡先生才这么问。
你看，他当着我的面，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僵在那儿了，却笑了笑，嘴角牵着，明明是不要去。不去就不去，何必做出一副苦相来呢？果然蔡太太也开玩笑说：
“一个人也不一定总是听什么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啦，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啦！换换口味，都是音乐，有什么不可以的哪！”
我的自尊心在这场面之下，受了伤害，我皱起了眉头，带不耐烦的口气说：
“到底要留几张？我要走了。不管，给你们留三张就是了。”
我懒得再看他的尴尬的脸，所以向主人们道了谢，并没有跟他招呼一声就走了。但是到了曼声厅，我还是吩咐他们给留了四张票。
仍像每天的老规矩，我是在雪子的高歌欢唱之后登场的。
灯光的颜色立刻转变了，暗青而朦胧的灯光，照射在我要站立的台口，为了配合我唱歌的气氛。
我今天来晚了，雪子已经在唱最后一首歌。雪子唱歌时穿着艳丽，明亮的灯光照射下来，满台灿烂。这就是雪子唱歌的特点。配合着雪子热情的歌声和摆动的身体，真可以说是狂歌热舞了。
雪子唱的是《抱着我紧点儿》，满场都飘荡着她的欢乐狂放的歌声：“抱着我紧点儿，抱着我紧点儿，不要把我放弃，这跳舞会太疯狂……”
但是她为什么进入后台时满眼是泪？她不但不像每天那样开我玩笑说：“柳梦，寂寞专员来了，老座位，向右下角看啊。”反而是跟我擦身而过，并不理会我，直向化妆室跑去。她又受了什么委屈了？是台下给她的吗？不会的，台下一直欢迎这个热情的姑娘，那么——真教我纳闷。
轮到我登台了，我的出场，总会给人一种幽灵般的感觉吧？好像不胜娇弱的身体，没办法，我胖不起来；再配上我幽幽的台步，没办法，我不会跑。我还得把扩音器放低下来，我没雪子那样高。雪子到底是为什么？
我一定是想得有点儿失了神，今天真不利。音乐已经开始，错过了该开口的地方，音乐又重复了一次，台下有点骚动，但是听众会原谅我这小小过失的。可是我也得先向听众做一个微微的歉然的表情，那就是我轻摇一下头，表示我自己的糟糕，然后我才唱：“相见难，泪偷弹，长倚画栏终日盼，望穿秋水空等待，人隔万重山……”
这是姚莉的名歌，也是她哥哥姚敏自认为在他所做的几百首歌中，最满意的一首。我也很喜欢，容易唱，也容易讨好听众，别人都不太唱了，但是我还要时常温习温习。
台下很暗，烟雾在反射的灯光里弥漫着。我只觉得台下是一团团东西在移动，什么也看不清。照往常，我是懒得向台下看的，虽然每次雪子那双鬼亮的眼睛，都会给我找出“寂寞专员”的所在，但是正因为寂寞专员是常客了，我也就不太在乎。倒是今天，我还给那个陌生而固执的客人留下了票呢？不知道他们都来了没有？
韩老太太是喜欢听几首老歌的，特别是周璇唱的那些歌，我今天就唱《送君》好了。韩老太太说过，周璇悲凉的身世，那小巧的身体，那副圆润的歌喉，死在不该死的年华，是最使她心疼的了。
我给他们留的是最好的位子，第四排中间，可不是，已经来了，让我仔细看，好在音乐正在过场，啊，全来了，四个人，连那个在蔡家似笑不笑的面孔也来了。好，未免使我紧张起来了，为什么呀！差点儿又错过该开口的地方，赶快走到麦克风前。“……记否当年事，月下起誓愿相爱，因何把约背……”
不要嫌我唱的歌词俗气，鼓掌的人可多着呢！你即使对这歌词不屑，总会欣赏我的歌喉吧！有没有鼓掌？按照西洋音乐会的规矩，即使演奏得不尽令人满意，在礼貌上，也是该鼓掌的。但我猜想他不，也许明明他觉得我的歌喉还不错，可是为了表示对这种场合的抗拒，他就不鼓掌！他真的会这样天真吧？
我唱完歌，退到伴奏乐队旁，悄悄对弹钢琴的张说：“下一个请为我换《王昭君》吧。”
张惊奇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笑，他一定以为是寂寞专员又递了纸条进来，点我唱的呢！本来我是要唱几首周璇的歌给韩老太太听的，但是今天来了个特别来宾，我要他听听在歌唱家的音乐会上听到的歌，歌女也会唱。所以我不但现在要唱《王昭君》，等会儿我还要把《我有一段情》、《梦里相思》也取消，换唱《绣荷包》，唱《教我如何不想她》。
兼任报告的张，向听众报告说：“柳梦小姐现在给我们唱《王——昭——君》。”
台下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王昭君》毕竟是一首很难唱的歌，唱它，便会使人品出歌唱者的造诣如何。一开头“王昭君”三个字就不容易唱呢！更何况转到了快板“阳关初唱……椿萱恩重，棣萼情长，远别家乡，旧梦前尘，前尘旧梦，空惆怅……”真是人家形容的，要唱得“大珠小珠落玉盘”了。
对于我，这是一次吃力的歌唱，我唱完了，不注意是否有人不礼貌地没有鼓掌，倒像完成了一件工作，轻松而愉快。我本来是喜欢唱歌的，只要我不去想唱歌是为了生活的话。
再一个周末了，我们又在蔡家见面了，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我是来取上次遗落在这里的薄外套，晚饭后来的。许午田可是好像连午饭都是在蔡家吃的，生活该是很无聊吧！
我并不打算听别人对我唱歌的观感，可是蔡太太总喜欢没话找话，她是好意，怕客厅里的空气不协调，所以她就问了：
“怎么样？午田，今天要不要听歌了？”
许午田这回干脆很不客气地回绝了：
“谢谢啦！嫂子。”
谢谢啦？听歌是我请的客，怎么谢谢嫂子呢？对了，这个“谢”是“敬谢不敏”的“谢”，是意味着“谢谢，可不要再听啦”。是对歌儿不满意？对歌场不满意？还是对歌女不满意呢？
我没言语，倒是看了一眼许午田。他不是听歌的那种人，他穿着薄薄的米色夹克，里面是一件不系领带的白衬衫。他也不像一个民营机构赚着大薪水的职员，却像是一个还没脱大学生气息的青年。整天埋在图书馆里，要么就听些柴可什么基的唱片，能听一下午、一晚上都不腻。他只知道书本和自己，不知道人生，不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女人存在……他还不如寂寞专员呢！
蔡太太笑了，还逗他：
“怎么？听漂亮的柳梦小姐的歌，比不了那位黑人玛丽·安德逊吗？”
蔡太太真是比拟不当，她就这么多嘴，有时也有点儿十三点，我赶快截住话说：
“别讲笑话了，蔡太太。”
就在这同时，许午田也难为情地解释说：“我并没有说周小姐唱得不好呀！是那种气氛，我不太习惯。”
“对了，”蔡太太这才想起来似的对我说：“午田看不惯听众对雪子的那些怪态度，也看不惯雪子。”
雪子，是的，那个在前台欢唱，在后台哭泣的雪子。雪子说过，她的忘形的欢唱，是为了要发泄她的愁闷。在台上短短二三十分钟的歌唱，她把自己暂时交给听众，忘记自己的痛苦，尽情地狂歌。她和我不一样，她喜欢唱狂热的歌，像《樱桃树下》、《午夜香吻》、《红花艳曲》这类的。听众都以为雪子是一个快乐浪漫的女郎，其实，完全错了，她是一个受尽了人间折磨的女孩子，在那样小小的年纪。人家以为我是一个身世悲凉的女人，才每每唱出那幽怨的歌声，也不对。对音乐的感受、反应虽不同，但为抒发心中的情感，可是都一样啊！有一个诗人不是说过，少女能为她失去的爱情而歌唱，守财奴却不会为他失去的金钱而歌唱吗？啊！雪子为了悲痛爱情而歌，台下的观众可不放过她，像失去金钱的富翁一样，要在她身上找回这损失。这就是许午田所不习惯的看法吗？
许午田大概看我在发呆不说话，以为伤了我，所以一再地说：
“是的，我只是不习惯那种气氛。”
蔡太太又开玩笑：
“不是哪个外国作家说的吗？习惯可以代替幸福呀！”
我还是要替雪子不平。当然，怎能强迫每一个台下的观众，去了解台上每一个演员的真实背景呢。但是我还是说了：
“许先生，你瞧不起那个叫雪子的吗？”
这回他却正经地对我说：
“不，周小姐，你完全误会了，正因为我尊重女性，我才不能忍受歌场里的某些气氛啊！”
这还像话，但愿是我误解了他的原意，但愿他重视我们这样的女人，而不是轻视。除了寂寞专员以外，我又遇到一个不轻视女人的男人了。但是，唉，寂寞专员，他今天中午吃饭时，为什么说了那样的话呢！叫我怎么回答呢！
我该走了，这回我自己老实不客气地说：
“又到时间啦，我该走啦。”
没想到许午田也站了起来，他说今天他要早些回去，因为他的弟弟大学毕业，快要入伍了，他要替弟弟办理一些事，所以早些回去。
我们同时出了蔡家的门，蔡先生嘱咐许午田，到了巷口，先替我喊车子。可是走到巷口并没有车子，只好一路走下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他同路，所以一再地请他只管走他的，我说我可以照顾自己。
他却说：“太晚了，这条路人又少，看，连个车影都没有，我送你没关系。”
这是他尊重女性的礼貌吧，但是我可真想说，太晚吗？在我可是一天的开始哪！但是我笑笑没有说，因为他确是诚意的。
就这样边谈边走下去。今天我们总算交谈了，多谈谈话，是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也有许多人，因为谈得太多了，反而越谈距离越远，最后谈垮了。所以，保持距离也是很重要的。
看，不知不觉已经走到闹市的歌场来了，我立定了，望着他的脸说：
“那么，我就不请你进去忍受那种气氛了！”我说完不知怎么，“噗”地笑了，我是个很难得跟人开玩笑的人，今天怎么了？许午田也笑了，不知道他这次的笑，是什么笑？他同意了我的话吧，所以他虽笑可不说什么，只跟我摇摇手说：“那么就再见了。”
三
进了曼声的后台，我一定是嘴角还带着笑意的，所以淘气的雪子打了我肩头一下，又向我挤了一下眼睛。我想她不会是看到许午田，才来跟我开玩笑的，想必她今天心情还不错，这一阵子，她的眼泪也少了，唉！就是这么哭哭笑笑的。我倒担心她有一天会发疯呢！
我笑的是许午田，他倒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时所想象的那种人了。他是个正直的人，也很天真，愤世嫉俗，厌恶社会上一些人对女性的不尊重的态度。女人的堕落，常常是因为男人不尊重她才造成的，不是吗？但雪子能算堕落吗？
我不知道能不能和许午田继续做朋友？不过，他也许已经有了女朋友呢？看样子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不会在周末还那样无聊地赖在蔡家吧！真奇怪，没有家的人，总喜欢到有家的人家去坐坐，我不是也一样吗？寂寞专员也一样，他说他在没有听歌的日子，也许会到老朋友家去喝喝酒，吃吃老嫂子烧的可口小菜。今天不知道他是来听少女之歌，还是吃老嫂子的菜去了？但是他今天中午的话太奇怪了，他不怕说了那样的话会吓着我吗？他一向是关怀我的，我只是他的一个小侄女一样的女孩子啊！
徐蚌会战，死去了做军人的爸爸，菊菊和我还一个是婴儿、一个是小孩儿，跟着坚强的母亲，一下子就来到了台湾，台南是我们的根据地。母亲有坚强的意志，却没有坚强的生命，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怎么那么容易地就死去了呢？别人的父母，活到七老八十，也受过许多风吹雨打，也可能在贫困中打转，还不是生命力强过现实的脆弱，怎么我的母亲就不能？寂寞专员常常安慰我，他说：“我拿你当做我的小侄女，我就像是你爸爸的一个老朋友，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尽管跟我说。”是一个小侄女啊！他怎么啦？今天。
因为有一个好读书的妹妹，我从不寒心我受到什么委屈。这种职业，有许多妹妹想不到的遭遇，我从来不告诉她，因为她像许午田一样的天真，她比他还要天真，她是无邪的。很久以来，我难得遇见像许午田这类型的男人了。在我所接触的环境中的异性，有几个是和许午田一样“尊重女性”的呢？当然，寂寞专员也是一个，世间难得的两个知音，哟！我也能说许午田是我的知音吗？不，我们是刚刚交往的朋友，而且，只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才刚刚有一次，他单独把我送到歌场门口而已。
我常常相信我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不是说，唱歌这个行业是不光明的，可是同行的女朋友，多的是在过着麻醉、糟践自己的生活的呢！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自卑感，就不会太糟践自己了。“人就怕失去了自尊”，这是寂寞专员跟我讲的，现在许午田也这么说。寂寞专员说：“你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只要你尊重自己。”这是多么诚恳的语句啊！可是，我的年龄一年年地大了，在卖唱的岁月中也迈过三年多了！初来台北的时候，连歌场都没有几个，现在电视都从北部传遍全台湾了。
“上一次电视吧”，许多人奇怪我为什么和有更广大效果的电视远离。除了寂寞专员，谁知道我远离台南那个我长大的地方，也就是为了远离亲爱的妹妹啊！让她安心地读书，不要让姐姐有任何一点点使她伤心的地方。菊菊虽然知道姐姐在歌场唱歌，虽然知道她能读书和进步是姐姐给的，但是她并不知道关联这种生活的许多琐事。我不要上电视，表露在千千万万人的面前，只要像在曼声厅这样，每场有八十个人就够了。
我并不能避免交际场合，有的地方的晚会，也要去一下的，小喇叭不是常常说“人家是看得起你才请你的哪”，但愿如此。
可是永远忘不了那第一次做客的纪录。
在一个宴会席上做客人，仿佛是很受尊敬，因为男人们穿梭一样地来敬酒，“柳梦小姐，我敬你一杯。”男人们开头还很好，喝得差不多了，就有人提议要我唱歌了：
“柳梦小姐，唱个《我爱你》！”
说话人的语调是轻浮的，原谅他喝多了酒吧，不唱就是了，因此得罪了人。事后散布了无中生有的谣言，那样地羞辱我，使我哭了整整的一夜。
还有一次，坐在我对面的，据说是一个可敬的人物。我每一抬眼看去，就和他投过来的贪婪的目光碰上。我很厌恶，大概他还觉得是我在对他暗送秋波呢！这也就算了，可是过一会儿，我身边的一个客人却悄悄地对我说：
“柳梦小姐，向董事长敬酒吧！他对你真不错呢！”
然后他把眼睛瞥向对面的人物，指示我敬酒的方向。我是喜欢喝一点点酒的，承袭了母亲的爱好，但那是当寒日取暖，孤坐无聊，或者二三友好对酌时。不是这种场合，不是这种对象。这个男人说的什么话！人们不能更尊重些我们这一行业的女人么？！
像这样的委屈，我受过一些的，从躲避、哭泣到不在乎，能使一个女人——一个歌女，有不同的变化，大部分的变化是，她们丧失了自尊。
初认识寂寞专员的时候，我对他误会了一段时期。
是一次宴会的场合，一个机构的同乐晚会主办人请客，慰劳从外面请来的平剧、歌唱的演员们。我被邀请，并且认识了刘仲华先生，他正是这个机构的高级职员，人们都叫他刘专员。他并不是主办晚会的人，但是人们知道他是喜欢听歌听戏的，谈吐又风趣，便邀他来做陪客了。
当有人把我介绍给刘专员的时候，我倒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心想着他一定常去曼声吧。后来我们在同桌吃饭，别人才又深一步地介绍说：
“柳梦小姐，刘专员最喜欢听你的歌了。”
我虽然欠欠身，说了声“谢谢”，可并没有放在心里。而且那天刘专员只顾和别的豪饮的人喝酒，实际上也没有跟我谈什么话。只在一个很自然的时候，向我举起酒杯说：
“柳小姐，听你唱歌有一两年了。”
只是这样而已。许多单身的男人，年老的或年轻的都有，常常有听歌的习惯，而且整年地坐在他所习惯的位子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听众固然每天都有，但大部分都是为享受一个悦耳目、清心胸的晚上。如果有人要想入非非，那是他们的思想自由，别人又能怎样呢！但是确实有无聊的客人，写了许多恶意的批评，或者肉麻的谣言，登在小报上，我们哪又奈何得了呢！
过了不久，果然有人告诉我，在一张晚报上，看见了一首赠诗，是给我的。我并没有太注意，只希望那是一首不太肉麻的诗就好了。后来就有不知名的人，剪了寄给我，是一首七言绝句：
杯酒岂浇万斛尘，
萍踪何幸识斯人。
客窗寂寞风怀老，
枕畔依稀徵羽声。
我并不知道这首诗是谁作的，因为诗前面虽然写了“赠柳梦”的字样，署名我可很陌生。又过了一些时候，小喇叭才告诉我，就是那天所认识的刘专员写的。
我也不知道这首诗写得好不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没有。我只念到高二就休学了，不像妹妹，我不是念书的材料，何况那时要紧的事，是我不能再赖着人口繁多的表表姨，我应当有出来谋生的念头了。在国文课上，我当然念过不少诗，但我写的却是白话文。古典的东西，我是一窍不通啊！我还不如母亲呢，她还是个高中毕业生，我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是周家里学历最低的人了。人家赠了我诗，就像对牛弹琴一样吧！
又有一天，前台递进来一张纸，说是客人要求柳梦今天唱一段《王昭君》。那晚我本来很疲累，实在不愿唱这样费力气的歌，但是怎好辜负客人对我的期待呢，所以我还是唱了。
等到进后台去，雪子才跟我开玩笑说：
“知道是谁请你唱的吗？”
“谁？”我并不在意是谁。
“就是那位寂寞专员呀！”
“寂寞专员？”我不懂雪子在说什么。
雪子向我坏笑了：
“就是写什么寂寞怀老，在枕头边儿还听你唱歌儿的，那位最最寂寞的寂寞专员呀！”
从此以后，寂寞专员这个称呼，就在曼声厅喊开了。我并不喜欢人家拿一个不相干的听众，跟我这么开玩笑。如果人家还没怎么样，我倒先闹起来了，是很不好的。而且，我也没有和听众交际的习惯。这要怪雪子，她每次从后台的板墙隙中看到前台，发现了刘专员，就立刻会向我做鬼脸说：
“寂寞专员来了，你今天唱什么给老头子听啊！”
刘专员并不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他五十岁，穿着整洁的西装，也很潇洒，只是在年龄上，该做我的长辈就是了。
和刘专员有了交往，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关怀我的人，我很感激。他要我多多学习，闲下来也要读读书。他喜欢做诗，就常常把自己做的诗讲给我听。他也买一些书籍送我，无非是些旧文学上的东西，他要把我训练成一个文学歌星的样子啦，可是我整天唱的却是什么“郎是春日风，侬是桃花瓣，但等郎吹来，侬心才灿烂……”这类庸俗浅薄的歌词。可是他怎么喜欢听呢？有一次也是他告诉我，听歌不是听歌词，是听歌谱和歌喉，有时连歌词是什么都不知道，歌词并不重要。
他安慰和关怀我，又教我读书，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临死时，把女儿托付给他一样，我对他是非常非常感恩的。
刘专员只有一个人在台湾，是老妻在大陆生死未卜的许多男人中的一个。他们从中年渐入老年，思念家乡越来越厉害，有许多人在这里又成了一个家，这是大家都会原谅的，谁不希望有个家呢！但是刘专员却像一个守节的女人，并不动心，他常常说，几时才能回到家园，看看老妻和儿女啊！
谈到大陆的家，我并没有像刘专员那样厉害地伤感和怀念的情绪，因为自从无知的幼年跟着做军人的父亲，跑遍了大江南北，说老实话，究竟哪儿是我最思念的地方，我并不知道。要不，就是徐蚌的战场，让我有一天看看父亲战死的地方吧。现在我只有一个挂念的地方，那就是台南了。无论如何，飘零的感觉，倒是和刘专员一样。那天我们谈起“怀念”这个字眼儿来，刘专员写下了“穷愁无奈两心同”的诗句，我很喜欢。
有了刘专员这么一个老朋友，常常给我一些人生的指点，虽然是“穷愁无奈两心同”，却也彼此慢慢地对生活有了信心，而且只有刘专员知道我供养着一个念大学的妹妹。
我和刘专员的认识和交往，原是纯洁的，虽然大家拿“寂寞专员”来开我的玩笑，我却不在乎，只要无愧于心，也就无所谓。
但是人类的情感是多么难以预料呀，今天中午，就在今天中午，刘专员约我到松鹤楼小吃。这一阵子，他常常约会我，有时也让我约了雪子，他很希望能改造雪子对人生的观念，可是雪子倒像一个顽固不化的小女孩，她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真没办法。当面，她竟能吃一位长者的豆腐，背后又叫他“糟老头子”。她把刘专员当做一个来歌场只是为了看女人、想入非非的那种男听众了，因此她跟刘专员说不上半句正经话，全是豆腐。
松鹤楼今天的客人不多，是大都散去了，因为我来得晚。
刘专员今天不太说话，喝着一点自己带来的酒，闷闷的，仿佛有心事。他掏出一支派克笔，一个小日记本，大概要记载一些东西。他低下头来写。为了思索，头慢慢地摇着，两鬓有些白发了，两个眼袋兜在眼睛底下，松松的。眼角也随着上眼睑垂下来了。真的，寂寞专员老了，真的老了。许久以来，我都不觉得，今天竟发现了。怪不得雪子要叫他“糟老头子”呢！可是就在这一刹那，他突然用左手握起了我的右手，沙哑的声音，很快地说：
“孟珠，跟了我吧，我们组织一个家庭！”
什么？啊？吓住我了！我在惊慌失措中不能回答。
他抬起眼来，眼睛已经垂成三角形，那眼袋，松松的。啊！不，他说错了话了，他喝了一点点酒的缘故。但是我不能回答。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缩不回来。他说：
“明白么，孟珠？”他的口气还是对小侄女的啊！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不能回答，不能点头，太突然了，吓住了我。他也会奇怪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吧？但他不是坏人，只是他不应当这么说。在急慌中，我说：
“让我想想，刘专员。”
他到底老了吧？他的手没有力量了，松开了在他掌握中的我的手，我缩回手来，浑身是麻木的，血在往下流的感觉。
他这时也仿佛从说那种话的情绪中恢复过来了，他轻轻地拍拍我的肩头，没有再说什么。
不是很轻松的一顿饭，像他往常在饭桌上送我一本小说，或者展示他的诗篇，或者听我说雪子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那样轻松的情形。有东西堵在我的胸口，受了惊，也不自然了。难道他不吗？我相信他也是一样的。
下了松鹤楼，我说：
“您该去办公厅了吧？我还要上衡阳街买点用的东西。”我茫无目的地穿越马路，向热闹的市区走去，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让来让去，碰来碰去。人家停住脚看皮鞋窗，我也停下来，但是没看到什么，心里想的事，也不完全，这不是很糟糕吗？我得上哪儿停下来，换换脑筋，但是不要回家去，因为家里太冷静，要逼你去想。我现在只想换换脑筋，不要再想，去看一场电影吧。
再穿过马路，走过平交道，回到电影街上来。随便进哪家电影院都好。
进了万国，还有十多分钟。戏院也很冷静，想必是个不卖座的片子。今天不挤固然好，可是刘专员会不会这时也进来了呢？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办不了公，索性出来看场电影呢？说不定啊，他是常常这样做的。他告诉过我，他的公事很轻松，而且他的办公室离这里也不算远。说不定他并没有回办公室，也在街头彷徨，在想他说的话究竟合适不合适，最后还是苦恼地进了电影院。也许存在心里很久的话，今天终于说出来了，他感觉到轻松了，却把苦恼转嫁给了我。
他想对我说这种话，究竟有多久了？他不会是开头儿就想说的，不是，我一直是他的侄女辈啊！那么是最近才想说的吗？那样地犹豫之后，跟着就冲口而出，对于这种年纪的男人，也不是一件毫不费力的事吧？
许多女人为了各种原因，可以嫁给一个像自己父亲那样年龄的男人，生活过得也蛮幸福。但那不是我。决不是我。
电影很好看，一个简单的侦探故事，紧张也紧凑。不能卖座的原因，我知道了，不是彩色的片子，没有著名的大明星。
走出了黑白的银幕，又来到彩色的闹市了。我在街上再绕绕，替菊菊买些内衣。天凉了，早晚要加一件薄外套，再为菊菊买一件。过些日子该回一趟台南了，如果曼声满了期，无论续订，或者跳槽，我都会有一段短短休息的日子。
到大东园去吃一顿丰富昂贵的晚餐，给自己豪华一下子。算算给菊菊又买了好几套衣服，虽然我知道她会骂姊姊，但是我不给她买给谁买？好在下一期的合同，如果没有加三分之二酬金的话，我是不唱，出来混了好几年，也学着油条点儿吧。
我提着大包小包去蔡家。说取回我的薄外衣是借口，想借此松散中午那绷紧的心情是真的。
四
一听就知道是谁上楼来了，雪子。总是急促快速的步子跑上许多层，停一歇，又慢慢地走两步，再咯噔咯噔地往上跑，然后就喘着气地推门进来，把高跟鞋踢在一旁，光着脚，把自己往沙发上一摔。
今天，她又是以同样的姿势来了，坐上沙发就问：
“有没有什么吃的？”
“到现在没有吃午饭吗？”
“跟那个鬼姓方吃了一顿怄气的饭，看见他那从嘴角上吸气的样子就讨厌！我问他是不是牙疼，干么老往牙缝里吸气。”
“为什么讨厌他还要跟他一道出去呢？”
“在家闲得难受。”
“也可以来找我呀！”
“找你？”她瞪着长睫毛的眼睛：“找你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嗯——你近来好像也忙起来了，生活不寂寞吧？”
她说完又往我的屋子四处张望，好像要搜寻点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答复她，也不知道她问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便到碗橱里去给她拿来吃剩的咖哩饺，是昨晚午田买来的。
盒子打开了，递到她面前，她拿出一块来吃，却鬼样精灵地问我：
“没听说你爱吃咖哩饺呀？”
“不许换换口味吗？”
“换口味？”她哈哈大笑起来，咖哩饺的碎渣，洒了一身。她今天穿的是黑色的绉绸洋装，天气有点凉，长袖、紧身，把她缠裹得像一条黑蛇。襟上别着一朵漆皮的玫瑰花，显眼极了，很会打扮，因此男人见了她，总会很快地要向她做一番试探的。她笑得我发呆。
“你也在换口味啦？怪不得！”她还是接着大笑。
“雪子，你想到哪儿去了？疯子！”我知道她在某方面总是敏感的，她把“换换口味”想成换男朋友了，但是这种语气是多么多么地下流啊！
“柳梦，你别装得太正经，人人的心里都不干净。我在街上，还有在曼声的附近，看见你好几次了。寂寞专员倒还是常常来，可是你的手腕上又换了个年轻的哟！对糟老头子有点腻了，是不是？年轻的，你可还没给我介绍过呢……”
“雪子，你别那么糟践人，不要说起刘专员就用那么不敬的语气，他也很看得起你的。”
“柳梦，你真好，你总是把每个人都说得那么好，那个年轻的姓什么？也那么好吗？怎么好人都让你遇见了？我没说刘专员不好，我正在这儿替他难过呢！”
真奇怪，看她疯疯癲癫的，可常常会把人情世故一眼看穿，仿佛她已经知道刘专员曾对我要求过什么。近来确实和刘专员见面稀少了，但这不怪我，除非是有正经事，我一向是很少主动找他的。自从松鹤楼一别，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星期了，他只差人送过两本小说和一盒巧克力糖来，并且写了简单的信说，很喜欢我唱的《相思河畔》的韵味，巧克力是香港友人带给他的，他并不爱吃糖，所以送给我了。他可能是在等我的答复，因此不好再找我，我是说过“让我想想”这种话的，他就等着了，不是吗？可是我怎么答复他呢？这种事情也不愿跟雪子谈，她不会很诚恳地跟我谈，她是玩世不恭惯了。真是，茫茫人海，倒没个可商量的人了。
“你在想什么？”雪子打破我不着边际的呆想。
“我么，在想是给你倒一杯热开水，还是开一瓶橘子水，因为你这个人是冷热不定的！”我笑笑说。
“今天喝橘子水吧，压一压中午对姓方的冒的火气。”
刘专员是知道雪子的，他很能同情有不幸遭遇的人，到底是人生的体验多了。午田就不，从开始就对雪子没好印象，所以我也很少讲起我跟雪子是好朋友，也就少跟他谈起雪子的遭遇，大部分的“正经”人都不会同情她的，我知道。所以刘专员知道雪子的故事，午田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雪子原是一个纯朴又美丽的半乡镇的女孩子，家世很好，可说是耕读世家的女儿，虽然父亲去世了，但是靠一些田产，母亲带着她们姐妹几个过活，还是不成问题的。她可以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小镇上读书的女孩子，可是太早的成熟，使得她在十四五岁上就恋爱了，爱的是她不该爱的人——在我们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下，她爱上了她家工人的儿子，一个在大学苦读的青年。这样的恋爱，是为家庭所不容许的，所以她大胆地和那青年双双私奔到台北来。却不想那个大学生竟遗弃了她。从此，倔强的她不再回家乡，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也是她变态了，要在男人身上报复。于是，为了自食其力，她选择了这么一份靠天生的姿色和音色便可以赚钱谋生的职业。
一个人怎样才可以好好地生活下去呢？怎样的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呢？想想歌场的那些同伴吧，数一数，看谁最美满？不，谁比较美满？或者，唉，谁又比雪子更幸运些呢？
雪子虽然玩世不恭，但她可是个有思想的女孩子，我们还谈得来，一方面固然是我同情她，她也常说，喜欢一个跟她绝对不同类型的朋友，好借以彼此鼓励，也许可以常常给她一些启发，所以她选上了我。可是当我们彼此吐露心声的时候，她说的实在比我说的多得多了。好像她是要找个说心事的对象，而又不接受任何人的劝告，无论是刘专员或是我。她并不避讳她交了什么新朋友，开始雪子总是说“这个人好像还不错”，但是到最后，总是不愉快地打散了。她又说在这种卖唱的生涯中，反正是不会遇见真正信任你的人，所以干脆就玩玩算了。
雪子很喜欢《卡门》这首歌，但她并没有在歌场里唱过。有一次，在一个私人的同乐会上，她表演了《卡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穿着黑丝绒旗袍，襟上插一朵玫瑰，耳朵上是晶亮的钻珠大耳环。这样的打扮，更衬托出雪子的热情。我还跟她开玩笑说：“你表演的是黑色的热情。”可不是么，她以歌声和美色以及热烈的表情，去蛊惑男人，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玩弄爱情于掌上。她这样作践自己，如何是了？
我不知道姓方的是什么人，也不知道她所交的那些男人到底是不是像她所说的那样无情，或者只是因为她的变态心理，常常给自己造成一个设想的陷阱，然后跳下去，来满足自认是报复的手段，反倒害了自己。
今天午田是说好来找我的，如果雪子不走，可怎么办，我喜欢跟午田谈话，可我又怎敢说我是喜欢上他了？他并没有向我表示爱情，说不定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他谈话的对象罢了，像雪子一样。
还记得那是最初最甜的一个晚上。午田把我送到歌场后，又跟我说：
“我在附近和朋友谈件事，完了，我会来接你。”
我很惊奇地答应了，虽然不知道他要怎么个接我法，可是我心中很高兴，脸上也热起来了。我好像是个从没有接触过异性的女孩子，第一次和男友约会。不错，他确是我心目中的第一个男朋友，这个，刘专员又怎能在我心中有同样的地位呢！他的口气多么肯定，并不说“我可以不可以”那种征求意见的话，就这么决定了。这就是他的固执而又天真的脾气，不要说我没有事，我如果真的有事，又怎么拒绝他呢！
那天的时光显得特别早，也许是因为天气温暖舒服的关系。街上的行人还很多，店铺还没有打烊。我为了要买些第二天的早点，便和他走进了一家兼卖热饮小吃的糖果店，坐下了。
听说店主人是位艺术的爱好者，经营这爿店，不是为了营利，却是借店铺来发挥他的艺术才能。所以店里的装饰特别考究，而且时常换花样。壁间，楼梯口，每一个角落都不放弃装饰的重要。屋角放电唱机的地方，有一个金属的架子，挂着一个金属的鸟笼，里面的一对小翠鸟吱吱喳喳地叫着，让人一进门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的心情，也许这正是店主人会做生意的地方。
午田和我坐的是靠近一个装饰架的地方。那上面摆了两个小小的盆景，中间是一箱热带鱼。各色的鱼儿在水藻中穿梭，游来游去。海藻中有一朵小小的黄色的水莲，像指甲那么大而已。我很奇怪那是生在水中的什么花，仔细地研究了一下，才发现是一朵塑胶制的假花，故意嵌在水草中。午田说：
“人类的智慧，给人生到处弄些虚假的花样儿，可是这么讨人喜欢。”
午田说的真有意思，可是你不跟他熟了，他才不说呢。总忘不了在蔡家刚认识他的时候，那种抿着嘴金口难开的样子。
一边饮茶，一边欣赏鱼儿的游姿。虽然都叫做热带鱼，可是也像人类一样，外形不同，大小不同，游姿也不同，相信它们的个性也不同。最大的那条银灰黑条纹的，游得最慢。它好像是一个经过姿态训练的“贵妇鱼”，是那样高贵骄傲而稳重地慢慢游上去，决不肯摆动一下身子，以免破坏了高贵的气质。它不像游上去的，却像是被水的力量推升上去的，因为连它的尾鳍都一动也不动。那种鲜红色的小鱼就不然了，它急急忙忙地在水中游来游去，一会儿到了顶上，一会儿藏在水草中。
我和午田看鱼儿们的游姿，很有兴趣，我转过头问他：
“你知道这些热带鱼的名字吗？”
午田先是摇摇头，接着就笑笑说：
“我想我知道。那条大的，也许正是庄子在濠上看见的那种鱼吧，因为它很从容。”
“哦——”濠上，我在中学的国文课上读过的。
午田又说：“它那稳重而从容不迫的样子，也正像你在台上唱歌的样子。”
“真的？！”午田竟把我比成一条鱼，觉得很有趣，我笑了。他只听我唱过一次歌，还是那么不情愿的，却把我唱歌的样子记住了，能说对我印象不深刻吗？我很高兴，又觉得他的比拟有趣，快要笑出声来了。我又问：
“那么那条小红鱼呢？”
“小红鱼呀，”午田说，“那不正是那个叫雪子的在唱歌吗？穿着鲜艳的衣服，那么活泼，那么快乐，搔首弄姿地满场飞。”
“快乐？”我不由得顺口而出，“你又不是雪子，你怎么知道雪子是快乐的？”国文课没忘记，还可以学濠上惠施的口气呢！
是的，谁知道表面快乐的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滋味呢？逗人欢笑的小丑，不常常就是最悲惨的人物吗？雪子是我的好朋友，是我最同情的女孩子。雪子也常常被一般人引以为是我们这类女孩子的典型，说她浪漫啦，玩弄爱情啦，但是谁使她这样的呢？她快乐为什么还要哭泣呢？
我呆呆地望着玻璃鱼箱，想着雪子。这时小红鱼儿也游得慢了，它升到鱼箱的顶上，沿着玻璃盖，慢慢地游。玻璃盖上反映出鱼的影子，看上去，像是一对红鱼在比肩而游，但那只是个幻想罢了。也正像雪子，实际上，她是多么孤单而无依靠啊！
午田答了什么，我并没有注意，我从茫然中醒过来，午田正对我笑着答复我的话，我只看见他的洁白整齐的牙齿，却什么也没有听见。对于生活在另一面的人，你何必多做解释呢！正像音乐对于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一样。
这是一次甜甜的回忆，可以说是和午田真正开始交往的第一天了。
蔡家的人一定没有想到，我们这一星期来，已经撇开了他们家而独立来往了。在我住的小楼，我们度过几个静静的黄昏和夜晚，那天在街头上散步到很晚，他才把我送回家。他可以到歌厅送我接我，却从不进去，我也不邀请他。我知道午田是尊重我的，但是并不尊重我这份职业，我可以体会出来。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不说比说出来更可怕，不是吗？和午田在一起的情趣，我是喜欢的，也许因为这是在我这种环境中不容易得到的缘故吧！
你看他多固执，我这里有一架小小的电唱机，他可带了他的那些古典唱片来听，他说从不听热门音乐，这份固执，倒也变得可爱了。
五
雪子还在沙发上打赤脚，午田已经敲门进来了。雪子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遇见鬼似的，我为他们介绍时，直想笑，因为想起了那条小红鱼。
想想看吧，午田当然没有笑容，也仿佛从来不知道雪子是什么人，没有听我说起过似的。呆坐了一下，雪子知趣了，无聊地拿起了手提包，告辞了。她一定在想，还没见过这么一个不解风情的男人吧！
原来今天午田是要约我去听一个正式的音乐会，这对我倒真是个讽刺。是一个著名的儿童歌唱团的公演，午田告诉我，主持者是一个富有的人。有几个有钱人肯出钱来为孩子们办一个练习唱歌的组织呢？倒也有趣。
这也是第一次，我和午田在公开场合上露面，虽然这也是一个唱歌的场合，同样要购票入场，可是性质、气氛、听众，却完完全全地不同了。
在那两小时静静听孩子们的歌唱时，每个听众都露出微笑而喜悦的面容来，正像每个唱歌孩子的天真光彩的面容，让人对人生有了无穷的希望。
十岁左右的孩子，唱歌时也一样能表现出歌的情调来。那些歌，我真喜欢，它使我进入了另一个境界，纯洁、静怡、想哭。大部分是世界名歌，译成中国的文字，像意大利名歌《珊塔露西亚》，这是很动听而熟知的歌，也不顶难唱，连孩子们都会唱。是不是教授时老师会把歌词讲解给孩子们听呢？否则他们怎能唱得那么美妙？歌词很可爱：黄昏远海天边，薄雾茫茫如烟，微星疏疏几点，忽隐又忽现。夜已昏，欲何待，快回船上来，珊塔露西亚，珊塔露西亚。
海浪荡漾欲眠，入夜静静欲眠，何处歌喉悠远，声声逐风转。……更动人心弦的，是舒伯特的《菩提树》：井旁边大树前面，有一棵菩提树，我曾在树阴底下，做过甜梦无数。我曾在树皮上面，刻过宠句无数，欢乐和痛苦的时候，常常走近这树，常常走近这树。
仿佛像今天一样，我流浪到深更，我在黑暗中经过，什么都看不清……眼睛真是什么都看不清了，不知道是歌声感动了我，还是歌词，或者是孩子们的天真，使我不能忍耐，人家在热烈鼓掌的时候，我可用手绢用力地揉我的眼睛，人家会以为有一粒砂掉进我的眼睛里了，其实是有许多莫名的伤感和快乐，化成一股泉水，流下来了。
我也在幻想着，时光如果能倒流，让我再回到孩提时代吧，矮矮的，小小的，穿着短短的裙子，雪白的袜子，也让我上台，排在那行列里，高歌一曲吧！
《蓝色多瑙河》上场了，听说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的歌。歌词共有四百多字，够他们上几堂国文课加起来那么长。他们背着唱下来，真了不起。
演唱会闭幕后，听众们都带着无限欣慰的情绪回去了。我的耳边还荡漾着孩子们一个个淘气的脸蛋儿，在唱那首美国民谣改编的《王老先生有块地儿》：王老先生有块地儿，他在田边养小鸭儿，它这里呱呱，它那里呱呱。……他在田边养小猪。……我们都很兴奋，散了场还不到十点，散步着回到我的小楼的家，也才不过十点半。我请午田再进来坐坐，如果他有兴趣喝一杯我煮的咖啡。
是喝了咖啡的缘故吗？午田特别谈得起劲，话题当然还没有离开刚才的演唱会，和那几首世界名歌的改编，谈到《菩提树》，自然也就谈到了舒伯特，这位短命夭折的作曲家。
午田说：“舒伯特，是不能缺少贝多芬的，在舒伯特短短三十年生命中，贝多芬是舒伯特最崇拜的伟大人物。”但是在午田为我仔细地讲述这两人的故事时，我发现午田对舒伯特的崇拜，真不减于当年舒伯特对贝多芬的崇拜了。
午田告诉我说，传记上对于贝多芬临死前和舒伯特的一段记载，虽然各有不同，但意义总是差不多的，那就是说，舒伯特在贝多芬死前的几天去拜访贝多芬，已经病重临危的贝多芬对人说，让舒伯特先进来。对于舒伯特所作的曲，贝多芬称赞说：“真的，舒伯特内心所充满的，是圣洁的光辉。”贝多芬死后的第二年，冢边的青草还没长高，这位崇拜贝多芬的热情青年，也死在他的未完成的交响乐上，临死还不断地念着贝多芬的名字。
他又说，舒伯特也算是一个多产的作曲家了，在那么短促的三十年生命中，他所作的歌曲，超过了六百首，真是歌谣曲之王了。像《云雀之歌》、《菩提树》、《小夜曲》，这些熟知的歌曲，都是出于舒伯特之手。
话题又扯到交响曲上，还是午田的话：
“听高尚庄严的交响曲，可以使人达到心灵崇高，情操纯美的境界。”他停一下，忽用略有不屑的口吻说：“听雪子的歌儿，岂能和交响曲比！当那些心中充满了情欲的听众，高喊着要雪子‘扭一个’的时候，那怎么能算是听歌！那是摧残女性！虐待女性！”说到后来，他竟愤慨起来了。
午田讲的是雪子，并不是我，他是把我置身在歌场以外了，但这也一样使我尴尬的呀，他可一点也不觉得。我听了他这么多的音乐故事，不由得问他：
“你教书的时候，教的是什么？”
“英文哪！”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带着疑问的口气回答我。
我笑笑说：“我以为是教音乐，你有那么丰富的音乐常识。”谁知他又带着淘气的口吻笑说：
“但是我常在英文课上讲音乐，黑板上抄的尽是英文歌词。学生们抄歌词比写课本有兴趣多啦，女学生尤其欢迎我的作风，他们的英文比上正式课也更有进步。可是，我再这么教下去就要被学校开除了，不赶快辞职还等什么！”他说得轻松，我也听得有趣。
午田走了，屋子里还留着他的谈笑声。生活好像充实了，生命也更有价值和希望。为了希望而生活，总是快乐的。但我的希望是什么呢？菊菊是我的希望，那是不用说的，但那是不同的，我对午田寄予另一种希望，是说不出的。
我满心喜悦，很想把和午田的相识，写信告诉菊菊，可是，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反正我不久就要到南部去看菊菊的，那时也可以倾谈啊！
六
刘专员又差人送来了一张条子，上面说：“不见你面，几近两旬，绿洲楼下有墨西哥式便餐，可往一尝，明午如何？”
两星期来觉得很抱歉，这样冷待一个爱护我的人。但爱护不是爱情。因为他这样爱护我，我常常依赖他，也常常想着怎么报答他。像去年冬天的时候，我陪他去买毛背心时，找不到合适的，我便自告奋勇地说：
“我给你织一件算了。”
他也欣然接受，我们就去买了线来织，又宽松，又暖和。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合适的一件毛背心。说这话的时候，他是慈祥的，像一位伯父。这是我对他的恩情，恩情也不是爱情啊！我在逛商店的时候，也会顺便买几条手帕送他。知道他咳嗽了，也会买两瓶什么灵的药品送去。是不是我不应当这样做，这样做了，才引起了他的误会？可是他说过的，我像是他的一个没父亲的小侄女。
那么，是不是我在无意中所做过的对他的回报和关心，确实含有爱情的意味？
我难过的是，如果让我因为回绝他，而做出什么断然拒绝的行为来，我是不肯的。他年纪越来越大了，也越需要“家人”般的温暖，可家人除了配偶以外，还有儿女、侄甥、兄弟、姊妹呢？
我再问问我自己，如果我没遇见午田，情形又当如何？会不同些吗？会考虑真的跟刘专员组织一个家庭吗？我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爱他的意思？
午田只是一个初交的朋友，彼此知道得并不深切，而且，我有许多地方还在他的否定中呢。我的职业，我的学识。我还不清楚他的过去。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刘专员和我之间更自然和彼此了解了。
如果能够用缓和的方式，把我该答复刘专员的事情，冲淡或拖延下去，仍旧回到我们伯侄般的状态中去，那就好了。那么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绿洲的墨西哥式的便餐，也许是一顿更难以下咽的饭。我没去过，相信那里的情调不会坏，只是，如果刘专员问到我：“孟珠，想通了没有？还没答复我呢！”我该怎么说？如果我说：“我跟您的年龄不配合。”或者：“我并不爱您。”都不是妥当的回答。那么我就说：“我已经有了朋友了！”那么那个朋友又是谁呢？无论绿洲的情调如何，无论墨西哥式的便餐是如何的可口，对于我，都是无心去欣赏的。
今午到明午，也还有二十四个小时，不要伤透了自己的脑筋吧！我也可以像雪子一样，到处走走，疏散疏散我的愁闷。
说实在话，依靠了刘专员，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归宿，免得再这么在人海中飘荡了。他虽然年纪大了些，但并不是老态龙钟，他很健康，喜欢听歌，又幽默风趣，这就代表了年轻的心情。同时刘专员的地位也不错，安定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他一向就爱护我，不会遭到“遇人不淑”的事情的。也许如果我真的没遇见午田，情况会不同的。那么我又为什么不约了午田同去呢！
我的两脚在散步，脑子可也没休息，终于在红色的电话亭里，扔下了一个角子，听那边零零的响声停止了，接电话的并不是刘专员。我留下了话，说：
“请告诉刘专员，我明天带一个朋友一同去绿洲。”
这个决定很冒失，也只好这么做了，这岂不是逼出来的！
这个电话打了，我的心情轻松了些。我可以再打一个电话给午田，就说，一个和他是大同乡的长辈，约我吃饭，我希望给他们介绍认识，因为他们都是来自鱼米之乡，也许会谈得来。这是个设计，并不是诡计，我只是想冲淡那逼人而来的侵袭啊！
绿洲很安静，厚厚的地毯，暗黄的灯光，每个桌上有一个烛台，点燃起来，可以增加饮食的情调，把狼吞虎咽这件事，弄得美化了，这是外国人的聪明。
我和午田先到了，刘专员还没有来。这时正是下班的时间，中山北路的交通是要耽搁一些时候的。
我们在角落上挑了一张桌子，我面向着门，可以看见所有进来的客人。当我正跟午田谈着我所知道的刘专员时，他就来了。刚进到暗处来，是不容易找到人的，我站起来迎上去。刘专员今天很好，我是说他的精神和态度。他含笑地说：“你们早来了！”真像一个温和的长辈。
我说：“我们早来了几分钟而已。让我来给您介绍……”
看，“我们”和“你们”岂不是已经分出两个部分来了。
男人在交换名片。刘专员读着午田名片上做事的机关名字，然后说出几个他所熟识的人，是他的朋友，可都是午田的上司之类的人物，毕竟年轻呀！
午田见了师长辈，很有礼貌和大方地应对，刘专员也就老实不客气地以长辈自居了。午田管刘专员叫“乡长”，刘专员称他做“老弟”。
他们谈得很融洽，我坐在一旁，反而没有话说了。
我默默地吃着墨西哥饼，味道还不错。他们谈话的时候，也有时转过脸来问我一两句话，但多半是刘专员，他到底年纪大些，知道应当使在座的人都不拘束，也不要受冷落。当刘专员谈到一件什么事时，曾对午田说：
“孟珠这孩子真不错，还供着妹妹念大学。”
午田轻轻地答应一声“是”。当午田对刘专员提到我的时候，都是称呼我“周小姐”。我也对午田说，刘专员很照应我，应该说是我的监护人。我这样说，好像故意对午田说明刘专员和我的关系，我不是太自私了吗？
刘专员一点儿也没有不同平常的态度，实在是让我敬重的人。让那天的事情，过去就算了吧，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让一个教我古典文学的人，和一个教我古典音乐的人，相安无事地并存下去。
两个多星期前的那顿饭，是我没想到的，今天的这顿饭，也是我没想到的。
七
我是乘夜车来的，在卧铺上睡得很甜，一觉醒来，就要到目的地了，天已大亮。说回到南部来看妹妹，有多久了，却一直安排不妥当，这次正好乘着合同满期，休息几天，妹妹也有四天的假期，我就回来了。
手上的行李不少，大包小包的，一个人实在有点拿不了。
“姐！”
正在我没办法的时候，听见这样的一声喊，抬起头来看，是菊菊，没想到她会来接我！她总是用一个单字“姐”来喊我，是多么亲密的声音，单纯而轻快。
有半年不见菊菊了，她念了大学，也二十岁了。头发留得长长的，不再是清汤挂面短发齐耳青光脖子了。是一个青春气十足的少女，发育得丰满而健康。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亮亮的，好像有一层水果的浆汁，布在皮肤的里面，熟透了，就要流出来。我不由得捏捏她的嘴巴，她笑了，露出洁白的贝齿。
“菊菊，你怎么能这样早就跑来接我？”
她接过我从车窗口递给她的大包小包，甜甜地笑笑。
我们俩并着肩走，比比个子还是我高些，可是菊菊就要超过我了，就要超过姐姐了。我想着抿嘴笑了。菊菊不知道我笑什么，但是她也很高兴，说：
“姐，我们是到表表姨家去，还是……我并没有告诉她们你几时来。”
“那就不要去打扰她们了吧，三四天，我就找一家旅馆住好了。”
我们在台湾没有亲戚，只有这么一房攀扯不清的，表而又表的表姨，我们从小就叫她表表姨，把两个“表”加在一起，可见是一表三千里的远亲了。妈妈在生前，讲过我们的亲属关系，每次去表表姨家，她也会像说故事似的，仔细地再温习一遍，但是回过头来，就又忘了。
表表姨年纪大了，很重视亲属的关系，因为她常常说，只有亲戚才可以使人温习过去所熟悉的生活、人物和景象，给寂寞的现在一点儿温暖。我和妹妹，自从父母去世后，一个亲戚也没有，所以每次我和妹妹到表表姨家去，她一看见我们，就会半开玩笑地说：“二孤女来啦！”这还是她早年做女孩子时候所看过的一部著名的电影。
表表姨很疼爱我们姐妹俩，总希望我每次来住在她家，可是我都没有去，并不是因为她是军人的眷属，过着俭朴的生活，我不要去打扰，而是我另有打算。
自从我老远地到北部以后，把妹妹一个人丢在学校里，虽然她是大学生了，我也一样地不忍心。我愿意和妹妹静静地亲近几天，只几天，我又该回到人海浮沉的台北去了。我当然会去一趟表表姨家，扰她一顿晚饭，跟她痛痛快快地聊上半天，我的大包小包中，也有给表表姨带来两罐她爱吃的虾油霉豆腐。
到了旅馆安顿下来，我从旅行箱中取出给菊菊带来的东西——袜子、鞋、衬衫、花裙、别针、手帕、钢笔、眼药水。菊菊看了这些，噗哧笑了：
“这是做什么呀，姐！”
我尽管往外拿，她又说：
“袜子、手帕，我都快留了有两打还没用，而且，”她拿起眼药水，“我的眼睛早就好了，只是前些日子有些发炎而已。早知道不写信告诉你了！”菊菊说着，撒娇地撅起小嘴。
我坐在床上，说：
“不要太用功了，要是弄成个大近视眼，够多难看！眼药水每天滴一滴不管有病没病，总是有益处的。”我望着妹妹白净纯洁的脸，不由得还要多说几句：
“平常连电影都不看，就整天埋在图书馆里？”
菊菊转过脸来笑了，那样甜：
“哪里有时间呢，功课忙死了。可是，姐，”她说着，蹲在床前我坐的地方，两手扶在我的膝头上，仰起脸对我说：“我最近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今天晚上刚好有一场合唱会，你来听。”
“你唱什么？”
“我？soprano女高音。。”
“啊！歌喉一定美极了。”
“不过在合唱团，你所听到的是大家的合音。”
菊菊很少问到我唱歌的事情，她是个十足的读书的女学生，女学生也有很多会唱流行歌曲的，但是菊菊并不，她对这，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她也对歌唱有兴趣，而且加入了合唱团，又唱的是高音。这对我该不是个讽刺吧！
我们休息了一会儿，谈谈她的功课、她的同学、她的合唱团，又试试我带来的外套和尝尝一些零食，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该出去吃饭了，她提议我们去吃度小月的担仔面，这是我们小时常去的地方。
度小月的门面，还是那个老样子。小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发现了这个地方，这样好吃的小碗面条，就常常和菊菊一同来。一碗两碗是不够解馋的，常常擦擦嘴出来，妹妹问我：
“你吃饱了没有？姐。”
“没有，你呢？”
可是我们口袋里都没有钱了，只好耸肩笑笑，我跟表表姨学来了一句俗语，逢到这时候，便对妹妹说：
“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
今天我们又来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坐到矮座上去对着煮面的人，便拣了个“雅座”坐了下来。
我问妹妹：
“你一个人也来吃吗？”
“不了。很偶然的，跟同学来吃过一两次就是了。”
两碗小小的面来了，精肉屑和碎猪肝制成的卤酱，再放一些芫荽，两枚熟虾，一点蒜酱，一点虾卤，就成了度小月的特殊风味。听说这卤酱传下来几十年了，门上的纸灯笼，和门匾上画的小帆船，却包含着一段主人纪念先人辛勤的故事，人们来吃面，大概很少想到这些吧！
我吃着面，看着娇美的妹妹，忽然想起问她：
“你有没有男朋友？”
菊菊惊奇地抬起头，脸一下子红了，说：
“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随便问问。”
“我的男同学，都是我的男朋友呀！”
“不是这个，”我笑了，“我是说要好的呀！”
“嗯——”她把筷子头顶住牙齿，说：“让我想想，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妹妹接着吃她的面，却意外地沉默起来，一定是在想什么，也许她心中还是有个什么人，不到说出来的时候就是了。
菊菊忽然也问起我来了：
“你呢？那天表表姨还问我来着呢？”
“问你什么？”
“问我，你姐姐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我不知道。”
我还没答复她，心中却浮出了两个人影。我没答复，妹妹竟也不再问了。但是当第三碗面拿上来的时候，她又对我说：
“上回刘伯伯来，还给我买了一套……”
“刘伯伯？”我一时竟不知道她在说谁。
“就是你叫他刘专员的。”
“噢！”我笑了，真糊涂。“是的，他告诉我了，到南部出差，顺便来看你，还说带你看了场电影，还有你的男同学一起，所以我才问你有没有男朋友呀！”
“哪里，我那同学来找我有事，正好刘伯伯来了，我们那个男同学，外号叫‘政客’，最能谈，不管老少。他跟刘伯伯谈得很好，所以刘伯伯就非带我们一同去看电影不可。他可不是我的男朋友，他只是个‘政客’呀！”她说着笑了，那个同学该是个很突出的学生。但是我不知道妹妹为什么在问我男朋友之后，竟又提到“刘伯伯”，我希望是我自己敏感，而不是妹妹敏感，但愿他一直是“刘伯伯”，一个很好很好的刘伯伯。
这顿饭，吃得很轻松，把台北撇在一旁，把曼声厅撇在一旁。
菊菊说她下午还要练唱，不能陪我，给了我一张晚上的入场券。那样也好，我下午就先去表表姨家，吃完饭再去听妹妹唱歌。
学校礼堂的气氛，是和歌场大不同了！我到礼堂，还差十分钟，已经坐满了听众。我独自进去找座位的时候，好像稍稍被人注意了一下，也许我的服饰告诉人，起码我不是学生，但人们不会知道我是周菊同的姐姐，一个也是唱歌的姐姐。我日常并不爱打扮，其实在台北我那环境中，我还是属于最朴素的一个。比如今晚，我没戴耳环，没穿细细尖尖的高跟鞋，难道还没有去掉一些不同平常的气质吗？气质是最没有办法掩饰的东西了，无论如何，我离开学生时代有好几年了！
坐在这里的听众，一张张都是活泼而纯洁的面孔，他们快乐地低语着，兴奋地等待着启幕。我坐在他们的中间，显得不太相称。我也很想和他们交谈，但是算了吧，在这群孩子中间，我是很不重要的，而且，菊菊从来没有把同学介绍给我过，哪怕一个半个。这本来也是我们姐妹俩一个无言的约定，在妹妹那方面，没有人知道她有一个在台北唱歌的姐姐，在我这方面呢，也从不对不相干的人讲我有一个念大学的妹妹。即使是午田，他也许只是从韩老太太那里知道我有个妹妹在南部读书而已，相信他也不会知道得更多。
我虽热爱歌唱，并没有想到以在歌场卖唱来养活妹妹，但是既然走了这条路，也受了些委屈，想到可以期望的妹妹，委屈也不算委屈了。妹妹太用功了，可是我又多么高兴她是用功的呢！
一阵掌声，打破了我的沉思，幕开启了。台上是肃穆的，黑白两色服装组成的合唱团员，一共五六排。我急着找菊菊。在相同的服装下，本不容易看清楚，但是我一下子就看到了。因为她的面孔最红、最亮、最圆、也最甜。青春人人都有过，但上帝赋予纯美的却很少，我妹妹却是少数中的一个。她的脸儿挂着微笑，端庄地站在那里，人人都会被她纯洁又美丽的面容所融化，这个世界也会因此而有美好与快乐存在。
在许多知道和不知道的歌曲中，我最喜欢《常常在静夜里》那首。“灭孤灯，听细雨，忆从前快乐光阴，旧时堂宇静无人，灯光已灭花冠久谢，空余孤客自伤神。”听了这样的歌词，会使人潸然泪下。看，如果依照我独站在歌场台上的唱法，唱到这些歌词时，就不由得要用手去扶持着麦克风，表示歌儿给了我难以忍受的感情。但是这些孩子们唱时就不同了，他们在指挥棒下，轻轻地、温和地唱出来。他们的态度是安详的，歌声也一样动人心魄。每个人心情都怪沉重的，仿佛老了。直到那首热情澎湃的歌曲《唱啊同胞》演唱了，才把大家沉重的情绪扭转过来。唱歌，是多么能引发人的感情啊！
将近两小时的演唱结束了，听众在满足而似乎兴犹未尽的情形下，离开了礼堂。
我独自走在街上，文化古城的夜，来得早，没有太多台北那些向人眨眼卖弄的霓虹广告灯，只有几颗星，一阵微暖的风，伴着我独行，这里的天气比起台北，是要暖上好几度的。
三五一群归去的学生们，都愉快地谈论着刚才演唱的情形，也有一两声轻吟慢唱从我的耳畔擦过：
“女郎回家吧，女郎啊！”“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留恋这黄昏……”
这是那首《海韵》中的歌词，我听了怎能无动于衷。
对于这个歌唱会，我也不免有些感触。先是那一张张天真纯洁的脸儿，那充满了青春、朝气与希望的歌唱会的气氛，跟着我的眼前又浮起了另一个烟雾弥漫、幽暗沉浊的歌场，以及那里的听众，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下，我的心情又怎能不波动呢！
我独自回到旅社，收拾洗梳，想要早些休息，但妹妹来了，我本以为她今晚一定回学校宿舍去睡，不会来了呢！
“我想想还是来了。”菊菊的脸上充满了喜悦和兴奋。
我把点心拿出来给她吃，并且冲了一杯牛奶，我说：
“你辛苦了，歌唱会很成功。”
“真的吗？台下的反应怎么样？”
“太好了，想不到的好，大家都这么说。”
她是饿了，大口地吃着点心，喝着牛奶，顾不得说话。吃了一阵才说：
“喜欢哪个歌？”
“我很喜欢《常常在静夜里》和《唱啊同胞》，台下一般的反应，也似乎如此。也许这是容易讨好听众的歌。”
“这两首歌给人两种绝对不同的情感，是吗？”
“灭孤灯，听细雨，忆从前快乐光阴……，它不是太凄凉了吗？”我听一次已经会吟出这几句来了。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悲哀和忧伤来调剂情绪，就像看悲剧电影常常是我们所喜爱的娱乐一样。唱一首黯然神伤的《常常在静夜里》和热情的《唱啊同胞》，同样地都可以使我们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你说是不是，姐？”
菊菊几时变得这么会说话了？成套的理由，像连珠炮般地放出来。人受了较高的教育，到底是不同些吧！
我点点头，表示完全的同意。
停一下，菊菊忽然又兴奋地叫我：
“姐！”
“嗯？”
“姐，你不是也可以唱《常常在静夜里》吗？喏——”她放下牛奶杯，急忙从提包中拿出一叠东西，“这份唱词和歌谱我给你，明天我再去要一份。”
“好的。”我嘴里答应着接过来，心里不免在摇头！天真涉世未深的妹妹，也许不知道姐姐所唱的歌词，都是很浅俗容易懂的，即使是再凄惋的歌调，也不过是像那“虽然是千山万水隔离，但愿在梦里相依”的词儿罢了，我的大部分听众，怎么能欣赏像“旧时堂宇静无人，灯光已灭花冠久谢”这样高雅的辞句呢！
奇怪的倒是向来不谈姐姐唱歌的菊菊，怎么有兴趣给了我歌谱，又鼓励我唱它呢？也许她是无意的，出于天真和兴奋，真是个孩子啊！
四天在台南，一晃就过去了，我又回到台北来，披起歌衫，再唱下去。
从台南回来，还带着南台湾晴朗的心情。我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真的去唱那首《常常在静夜里》，可也拣了几首一向难得一唱而比较轻松的歌儿，就像《踏雪寻梅》吧，是学生、歌唱家唱的，我们歌女也唱：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几个连续的“响叮当”，一个个的提高声，韵律是轻快的、跳跃的，句句唱出了我的心声。响叮当，响叮当，仿佛整个歌场，每个角落，都有叮当的响声了！
南行所遗憾的是，几次想告诉妹妹我认识了一个叫许午田的人，结果到了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不说也好，因为我也应当像妹妹一样，不要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再说，午田前些日子和蔡先生谈话的时候，还说过想要出国念书的话，那么，我又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八
刘专员悄悄地离开台北了。我说他是“悄悄地”，是有理由的，当他几次说到台中去看看时，我都以为那是很平常的出差而已，谁又知道他是暗示我要离开台北呢！自从生活中有一个午田以后，和刘专员就渐渐地疏远了，这个疏远是很自然的，只是像许多好朋友在很忙的时候，会有一阵子很少见面一样。所以当他自台中来信说，已经调离台北，匆忙中未及辞行时，我才惊觉地发现，我是这样地疏忽！我赶紧写了一封信去道歉。我说，我连一顿送行的饭都没有请他，好在台中台北只有半天的火车路程，我也高兴我如果到台中去，会有个可探望的人，也说不定有一天跟台中的什么歌厅订了合同，唱到台中去给他听呢！……
其实我说这样的话，真是自欺欺人，台北的歌女怎么会唱到台中去呢！我不过是心中有愧，写些话来安慰安慰他就是了。我真是心中有愧吗？又有什么可愧的呢？我太软弱了，我对刘专员是无愧的，是他扰乱了伯侄的辈分，并不是我。他又来了一封信，只轻淡地说几句他在台中生活的安定和安静，并无一点怀念台北的话语，却附了两首诗给我：
一
海角何缘萍水逢，
穷愁无奈两心同。
青衫红粉樽前泪，
凤舞鸾歌一梦中。
二
人间何处是壶中？
情到深时着意空。
细板红牙歌已倦，
一生恩怨大江东。
刘专员每次写了诗词，都会念给我听，并且仔细地讲解，我真从他那里得了不少学识。可是这回没有了。因为他已不在我的身边。不过，我自己也能揣摩出这诗的意思，前段中“穷愁无奈两心同”，是他以前一首诗中的句子，现在又移到这里来用，可见他自己是多么喜欢它。其他的诗句，虽然有我不懂的典故，可是“情到深时着意空”，我该一下就看出来这是他对我的失望，但是他的长辈和监护者以外的情意，我又怎能接受呢！
那么刘专员是为了我才伤心地离开台北吗？我又怎能负起这样的感情的担子呢！他现在既然能够放弃对我的某一种感情，而仍保持着旧有的友谊，那是最好不过了。
午田说得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午田也是给我鼓励的人，但和刘专员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一次我说，雪子像一根草一样，微微的风，就能把她吹倒。午田就不以为然，他说，一根小小的草，也有它脚下立根的土地，狂大的风往往可以把大树吹得连根拔起，却不见得能吹倒一根小草的根！……听听，这样的解释，我从来没听见别人说过，他一向是否定雪子的一切的，但这话却实在给了我有力的启示。也可见得他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在理智之下，感情的发展是不是不容易呢？我说的不是普通的感情，我是说爱情。他到今天还没有表示过对我的爱，难道他是另一个最初的刘专员？只拿我当成一个身世飘零值得同情的女孩子？因此就像一位远房的叔叔一样的照顾和鼓励我？
可是昨天他的动作，我不能忘记。
大好天气的深秋，在台北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一连串的晴朗的日子里，蔡太太兴致来了，闹着要在周末做一次郊游，目的地不远，就在北投。偏偏到了周末，细雨纷纷。午田说蔡太太铁定的事情，你不能改变，我们应当在任何情形下，都有同样的兴致，所以我们一行八人，来到了游客稀少的山上。因为有了老人和小孩，便先到旅馆中歇下来。大家洗了温泉澡，吃了午餐，孩子们出不去，隔着走廊的玻璃窗，欣赏半山上的雨景。韩老太太吸烟，蔡先生看报，蔡太太收拾东西。大家都怪无聊的。午田忽然说：
“走，孟珠，我们雨中逛山去！”
大人懒得动，孩子们不许跟，只有我和午田有兴致，这兴致也是午田硬送给我的。
我们都穿着雨衣，他还打着伞，手里拿着照相机。雨并不大，但一直是纷纷在落，所以没有雨声，却有风，即使是小风，也把雨伞吹得不好拿了，午田说：
“不打伞你赞成不赞成？”
我说：“我最不怕风吹雨打了，何况还有雨衣和雨帽。”
他把伞折合起来。这回可好了，风微微一吹，雨丝就像烫衣服用的喷水壶一样喷到我脸上来，我也不去擦它。
他转过头来笑了，像淘气的男孩子：
“受得了吗？”
我再告诉他：
“怎么！我不是说我最不怕风吹雨打吗？”
走过了几个岔路口，转来转去，也不知道对不对路，脚下有些地方也是泥泞的，都得他扶着我。
终于来到了最高处，这里有一家新盖的温泉旅馆，规模很大，旅馆外面四周都有可观望风景的平台。我说：
“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
他却说：
“爬山像人生，看起来是走了许多崎岖的路、冤枉的路，但终于爬到山顶。”
“很吃力。”我说。
“但可贵。”他说，然后打开照相机，“试试看，能不能在雨中的山顶上照几张好照片。”
天空阴雨，没有较亮或较暗的分别，只要挑喜欢的地方就可以了。我指着远处的观音山说：
“能把观音山安排在我的身后面做背景吗？”
我站在那里，他在对光圈，山顶的风大，雨丝直往我脸上扑，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咔嚓一下按下去，所以不敢动一动。可是他忽然把照相机从他的脸上移开了，走了过来，两手扶着我的双肩，把我的身子转偏一点，从口袋里掏出他的手帕来，擦着我的沾满了雨珠的脸，然后注视着我，轻轻而快速地说：
“好美！”
他的脸离我很近，呼吸的热气，我已经微微地触到了，他只要不费力地低下头来，就可以碰到我的嘴唇，我的面颊。这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俩。可是他没有，他的勇气哪儿去了？但他确实显得迷乱了，退回到拍照的地方，我不相信他站的位置是对的，我的姿势也走了样儿。
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他拍完后合起照相机，我们看了一会儿远处蒙蒙雨中的观音山景，又朝下坡回路上走。他拉起了我的手，找出了一句话：
“冷不冷？”
我摇摇头。互握的两手，仿佛是两股暖流，直暖到心底，心在微微地颤动，我问他说：
“保证照得好吗？”
他没有答话，更紧地握住我的手。
“也许照片洗出来只有观音山，没有我。”我说着转头过去看他的脸。他挑挑眉毛，笑着说：
“你也会开我的玩笑了。”
回到旅馆，平哥儿和小甜妹还扒着玻璃窗朝外看，怪可怜的，午田从窗外给小兄妹俩照了张相。进来后，午田把拍完的底片卷下来，交给我说：
“麻烦你去冲洗吧，把观音山的那张，给我放大一张。”
他说时竟故意不动声色，像没事人一样，也很坏啊！
雨中的郊游，是一次甜蜜又动我心弦的事情，让我把它记在我的日记本上吧！
我的日记还没写完，不知什么时候，午田已经推门进来了，我捂着胸说：
“你吓了我一跳！”我的脸也在发热，哪里有这样巧的事，我在念着他，写着他，他就来了？我赶紧合起了日记本，拉开抽屉塞进去。他抱歉地说：
“在写信吗？打扰了你。”
我连忙说“没有没有”，这时桌上还放着刘专员的信，诗是用毛笔写在另外一张宣纸上的，我不愿意拿给他看，一边慢慢地叠好装在信封里，一边对他说：
“是刘专员来了信，我忘记跟你说，他已经调到台中去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连我还是他来了信才知道的。”我很奇怪。
“上个月有一天，我在一家小馆子吃饭碰见他了，他说要调到台中去了。”他是迟疑了一下才说的。
“你怎么没跟我说起呢？”我更奇怪了。
“忘记了，也以为你知道，你不知道吗？”
“我很抱歉没给他送行，请他吃顿饭，如果你跟我说过就好了。”我这么解释，好像怪他，这也是实话。
“照片洗出来没有？”他不再理会我说的话，却又转变了话题。
“照片？”我忍不住哈哈笑起来了，“我们不是昨天才去的北投吗？今天早上我拿去洗的，也得明天才能看见呀！”
“观音山不知道拍得怎么样？”他走到窗边，看着挂在墙上的我的放大照说。
“你一点把握都没有，是不是？”
“不会的！”他没有回头，冲着墙上的我在说。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忽然问我说，“给人送行，一定要请人吃饭吗？”
问得真奇怪，我不由得说：“借吃饭，可以做离别前的聚会谈一谈啊！”
“那么我明天要请你吃个便饭……”
“给我送行？”
“不，给我弟弟送行，他大学毕业，要去当兵了，是不是该给他送个行？”他说着自己也笑了。
“为什么请我呢？”
“做个陪客。”
“我跟他又不认识。”
“见面就熟了。你看，他当完兵，说不定明年就出去深造了……”
“出去，可比调到台中远多了！”
“可不是，更应当请了。”
不知道他的弟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曾听说他们兄弟也像我们姐妹一样，都是很早就出来独立了，但午田比我强的是，他还有父亲，因为母亲死了，父亲另娶，小萝卜头生了一堆，兄弟俩在这样的情形下，缺乏了亲生母亲的照顾，便很早离开家庭出来独立了。总是哥哥照顾弟弟的。他们不悲伤，不愤怨，只有一心的努力。蔡先生常常说，午田是他最要好、最敬佩的同学。午田的字典中是没有“颓丧”、“悲哀”这种字眼儿的。但是我很想问，他的字典中有没有“爱情”、“浪漫”这种字眼儿呢？不能有时候也浪漫一下子吗？
我在呆想，不知几时，午田放了唱盘，是那张我喜欢的“哈泰利”。他也不说话，坐在沙发上，腿伸直交叠着，两手撑住头仰望着天花板。
唱机戛然而止了，午田才直起身子来，望着我说：
“没想到你喜欢哈泰利。”
“非常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怕它，所以喜欢它。”
“很特别的话！”他有点惊奇地看着我。
“它的调子很特别，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以前我每次在收音机中听到播放，便会放下一切工作或思想去专心听它。我听到它，总觉得我是在一个陌生可怕的地方，有什么力量掌握着我，我必须挣扎、克服，因为我又爱它又怕它。”
“你说又怕又爱的，是指的那个陌生的地方吗？”
“是的，也许那是在冥冥中我所追求不到的地方，也许那只是下意识中我对现实环境的反抗。每次听着它，我就会呼吸紧促些，不知为什么。”
真的，我现在便发现我的两手不知不觉地紧按着沙发两边的扶把，我还没有从“哈泰利”中恢复过来。
这样地沉默了一阵，午田从他坐的沙发上站起身，走向我这边来。他哈腰弯下身子，两手撑在我头靠着的沙发背上，这样，他就把我围住了。我一动也不能动。
“孟珠，”有热气哈在我的脸上，“你不要怕我。”
“为什么？”
“我不是个陌生的人。”他侧身坐到我左手的扶把上，“有人要我多多照顾你，不要再受风吹雨打。”
我不知道那是谁对他说的，他又将怎样照顾我，但是在那一瞬间，已不容我再说话，许多期待都融化在他压迫着我的呼吸的热吻里。我闭上眼睛。我很怕他，很爱他，像听“哈泰利”一样。眼泪从我的眼角淌出来，向耳后流去。他的嘴唇又压在我的眼皮上、眼角上，顺着眼泪的痕迹移到耳后、脖颈上，然后埋在我的肩头上。
九
我上次跟曼声厅只订了三个月的合同，一转眼就要满期了。小喇叭已经升任了经理，他找了我两次，我都不在家，想必是还要续订下一次的合同吧！我订不订呢？拿不定主意，如果午田说一句：“不要唱了！”我会立刻顺从他的意思，把合同送回去，可是午田从不表示对我这份职业的意见。很烦恼，又不便直接去问他的意见，我们是很少谈到家庭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因为男人很少婆婆妈妈地去打听人家的私生活。他也从来没对我谈到他要出国的事，只有听见蔡先生问过他，夏威夷大学的奖学金怎么样了？而他的答复也只是很简单的几个字：“很有希望。”
今天我刚一进曼声厅，雪子就对我说，小喇叭在找我。我还没换上场的衣服，先到小阁楼上的那间美其名曰的“总经理室”去。窄小的楼梯黑暗而陡直，后台真要不得！我敲了敲门，没声音，把门扭开，原来小喇叭靠在椅子上睡着了。我进去，惊醒了他。他睡眼惺忪的，精神并不是很好。我发现他的头发也白了一些，他有多大岁数了？不过四十多一点吧？喇叭吹了二十几年，唾沫不知喷出了多少，现在放下了喇叭专管经营的事情。他虽然是个喇叭手，但常常以小丑的姿态对听众对朋友，刚一见他的人，以为他是油滑的，但是交往了以后，会觉出他为人的诚恳。现在不知是因为他做了经理，还是年纪和情绪的关系，小丑的姿态减去了许多，倒显得没那么活泼了。
“你来得正好，我找了你好几次，听说你有了知音的朋友。”他笑着说。
“别开玩笑吧。”
“我们说正经的，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猜得对，是续订合同的事，我在想，来不及回答，他又说了：
“下次要跟你们多订些日子，不能三个月三个月订了。”
“日子多了更没有人要订。”
我说的是实话，台北的歌厅，在这半年来，骤然地增加了好几家，听说还陆续有挖角的风气来到我们歌厅了，该是台北繁华的现象吧！其实，一个歌厅即使常常满座，收入也很难平衡的，歌女们待价而沽，老板们也很苦。小喇叭跟我说过几次这样的话：
“柳梦，你是曼声厅忠实的拥护者，别家谁找你，你都不会去的，我知道。”
其实小喇叭只说对了一半，如果我要打开自己的前途，还不是可以跳到别处去，我不喜欢到处客串，增加声誉和开辟新路，实在是不愿意有更多的发展，如今，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我随时都可以告别歌场的，等待这句话已经很苦了，现在小喇叭又逼我，我真不耐烦了。
“你知道就好了，我并没有要到别家去呀！”
小喇叭立刻展开了笑容，“你说了这句话，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柳梦，你真是好孩子，五年前，我在康乐队发现你时，就觉得你的气质跟那些人不同，你看，五年来，我们合作得多么好，我们仍然要继续地合作下去。”
“合作下去？你以为我要唱到老掉了牙？！”我瞪了他一眼。
他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那笑我知道，是为了我答应他续订合同，并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幽默的话。但是立刻他又停止了笑声说：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还没跟你说。柳梦，春节我们想组织一个外岛访问团，带些轻松的表演去，你是康乐队出身，也曾经在外岛出过风头，你有好几年没出去了吧？”
“嗯——”我在考虑，“恐怕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
“嗯——”我是想到早晨接到妹妹的信，信中说她在春节想到台北来玩玩，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怎么能扔下妹妹跑到外岛去呢？我问小喇叭：
“要去多久？”
“总得两个星期，……”
“啊，不行不行！”我还没等他说完就接口说，“你知道，我妹妹要来台北的啊！”
“——那么请你妹妹一起跟着我们玩一趟，算一名团员好啦！”
“不，完全不是。”我赶紧打断他的话，我的妹妹，怎么能跟我们这群人混在一起呢，小喇叭想错了，以为歌星的妹妹可以借姐姐出出风头哪！
“她如果会唱几段，不就更有噱头啦！”他还在鼓励我。
“啊！不不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之，我妹妹来，我不能去，很抱歉。”
“你一个人不能去，结果变成两个人都不能去了！”他摊摊手，很失望。
“怎么叫两个人？我妹妹又不是……”
“不是你妹妹，连你妹妹算上，三个人啦！”小喇叭的话，莫名其妙。
他停一下又说，“雪子没找你吗？”
“没有，怎么？”
“她说你去，她才去。”
“什么理由？”我更不懂了。
“我也不知道，你看，雪子近来情绪很坏，我倒是好意，劝她到外岛去唱唱歌，换几天环境，会好些的，她倒是答应了，可是非你去不可，她说的，你知道。她总还是听你的话。”
“听我的话？雪子不听任何人的话。其实，我们都不是听话的人，为什么非要雪子听人话呢！对不对？你再劝劝雪子去，不一定要我，好吧，我该上场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没想到我夜晚回家，刚进门，雪子就追了来，她一进门就说：
“听说你又续订了合同。”
“很勉强。”我回答说。
“很勉强？”她重复我的话，“难道有什么更好的前途？”
“厌倦了这唱歌的生活，你看，小喇叭给我算算，我离开康乐队到这儿来，一转眼都五年了，再加上康乐队的两年，就七年了。除了赚钱养家，还有什么意思呢！”
“七年了！”雪子也仿佛有了感慨，“可是蓓丽唱了十年了，离开了，又跑回来，嫁了人，又散了，加在一起有十七八年了吧！还不是在唱！”
“难道我们都应当像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那么怎么办呢？”雪子又脱了高跟鞋，把脚平放在地板上，“柳梦，你不肯到外岛走一趟吗？”
我摇摇头，“小喇叭一定也告诉你了，我妹妹春节要来台北，我怎么能不陪她呢！”
“是妹妹，还是哥哥？”雪子撇着嘴说，我知道她又是指的午田，以为我在假妹妹的名，我从抽屉里拿出来菊菊的信，抽出来：
“你看我妹妹写的信，多可爱，她有了心爱的人，我不应当接待她吗？”
我坐近雪子，把信展开在我俩的面前共读，那信上说：姐：
春节有一串假日，我要到台北去看你，你高兴么？你不要担心我不认识路，我是和几个回台北的同学同行的。你也不必来接我，她们会把我送到你的住处。瞧，我这土包子要逛台北了。
这次我主要的还要到台北去看一位老师，他在我中学要毕业那年为我补习数学——你知道我的数学有多糟——才使我顺利地考上大学。自从这位老师调到台北做事以后，我们还一直通信。他喜欢文学，喜欢音乐，喜欢旅行，……我发现我们很谈得来，也盼望有机会，给姐介绍认识，好给我一些意见，你愿意么？姐，我有好多话要告诉你，要跟你谈的……信还没看完，忽然，雪子搂住了我的肩头，喊一声“柳梦”便哭起来了！
“雪子，怎么啦！怎么啦！”她哭得我莫名其妙，我扳开她的两肩，摇晃她，但是她却固执地用力搂住我不放。我不知道她哭什么，但无疑是妹妹的信给了她什么刺激。
“柳梦，”她终于满面泪痕地带着哭腔说，“我不是跟你一样有个妹妹么？可是，……”她又哭了。
是的，雪子有个妹妹，她跟我说过，比她小五岁，她离开家时，妹妹还是初一的小女学生，如今也该亭亭玉立了。她比我强得多，有个家，但是自从离开后，不肯再回去，宁愿在外面飘荡。表面看起来是倔强、好胜，其实是更懦弱。拿固执来掩饰她的懦弱，一旦崩溃了，便更不能自已。
“雪子，冷静点儿。”
我说了，她反而号啕大哭起来。让她哭一阵也好，舒泄舒泄心中的闷气。可是她又有什么闷气呢？我不得不止住她，安慰她说：
“雪子，天不早了，你也不要回去，就在我这里，我们俩挤挤睡吧！别哭了，楼下的房东听见了，不知怎么回事。”
雪子停止了哭声，说：
“真的为了妹妹不去外岛了吗？”
“你看我妹妹的信了，我怎么能在这时候离开呢？”
“你真是好姐姐，我不是好姐姐。柳梦，看了这封信，我也很想念妹妹，她现在不知道多大了！”她说着，用手上上下下地比个子，究竟她也不知道比多高才对，她好几年没回家了。听说她的母亲曾派人来接她回去，但是她并不要回去。是怕回到家乡被人耻笑，还是不能放开愧对母亲的心情呢！就这样在外面唱歌唱了三四年了，中间又历经沧桑，成了一块破烂布，这是她自己常常慨叹的，可是每次又都掉入陷阱，不能自拔。
“我也不是好姐姐，把妹妹扔在老远的台南，你知道的，我离开妹妹到台北来，我不过才进高中读书。”我说。
“可是你们只是身体的离开，心里并没有呀！”
“那倒确是。”我很同意雪子的说法，想起妹妹天真未泯的憨笑，她如今是在和中学的老师恋爱的样子了，爱情的力量多大，一向不肯来台北的菊菊，现在也要来了，我怎么能不等她呢！
“柳梦，你不去外岛，很使我失望，有你去，我就安心多了，你不知道我近来心情有多么坏！”
“雪子，你不要糟践自己。”
“一个人第一次的婚姻如果失败了，以后就再也弄不好了。”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雪子抿着嘴点点头，不讲什么。
“你到外岛走一趟也好，没有我，也还有蓓丽大姐她们，都是跟你不错的朋友嘛！”
她听了我的话，摇摇头，咬着食指的指甲，眼睛呆望着面前的地上说：“她们还不是跟我一样，越谈越觉得人生没意思。”
我不知道答复她什么好，也疲倦了，便站起来说：
“一切明天再说吧，不早了，洗洗脸睡下吧！”
我上了床，很快就睡着了，但是夜半被什么声音惊醒来，却听见雪子蒙在被里饮泣，很凄惨，我又不敢叫她，只好装作没有醒，一直闭着眼睛，身体也不敢动，不久就又睡着了，不知道她是不是整夜地在哭泣。
天明起来，雪子还在酣睡着，就随她去吧！
天气意外地晴朗，大太阳照到窗里的桌前来了，也照到床头来，但是雪子并没有被照醒。她昨夜精神太疲倦了。我早上还要去练歌，也想着顺便到菜场买些小菜来烧烧，和雪子一起吃午饭。我收拾收拾出去了，给她留了一个条子说几点钟会回来。可是等我回来后，打开门，她已经没了影子，床上整理过了，外套不在衣架上了，那么她是走掉了。
难道她没看见我留的纸条？到桌前看看，她该是看过的，因为纸条散开了，并且在我留字的纸条上的空白地方，她又胡乱地写了什么小喇叭、外岛、妹妹、生生死死……这些莫名其妙的字眼儿，只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字。
我只好扫兴地自己煮了一锅乱糊面吃。自己吃饭的日子，快点儿结束吧，真受不了！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想起母亲给我们烧小菜吃的日子，人不能没有母亲啊，为什么让她这样早就离开我们呢？雪子有个疼爱她的母亲，可是她不回去。对不起母亲，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她很快就会原谅你的。午田没有母亲，小喇叭没有母亲，蓓丽没有母亲，还有谁没有母亲？看，蔡太太有母亲，蔡先生有母亲，情形就是不同。
给妹妹回一封信吧，欢迎她早日北来，我也有许多话要跟她说呢！我们要说好多话，我们要挤在一张小床上谈整夜的话。
午田也来了一封限时信，说是要到高雄他原服务的学校要些证件，同时到屏东去看近来健康情形不佳的父亲，也或者顺便到军中去看看弟弟。
这封信，我看了并不舒服，去原服务的学校找证件，不就是说明要出去用的吗？我下次见了他，总还是要问个明白。
十
晴天的霹雷！晴天的霹雷！怎么让我忍受，怎么让我受得了！雪子自杀了！
昨晚在歌场，雪子临时请了假，据说是不舒服，这是可能的，因为她前夜在我家哭了一夜，眼睛必然是红肿难看的，而且精神也不会好。
我去找小喇叭，他也不在，这时候他是应当在的，我还没上场的时候，看见蓓丽大姐跟老张说什么，看见我，就停住不说了，怪不得！我还问他们，小喇叭哪里去了，他们也都摇头说不知道。我上场唱了歌，匆匆忙忙地回了家，不知为什么，上了床，辗转睡不着，耳朵也嗡嗡地响，这是从没有的现象，一直到听见隔壁楼下的鸡叫声了，才矇眬地睡去。这一睡，睡到今天的日上三竿才起床，也耽误了练歌的时间，只好又自己煮了一顿饭吃。下午三点，我才姗姗地下了楼，楼下药房的老板娘叫住了我，刚要跟我说什么，可是来了配药的客人，她又顾招呼客人，我只好走了。
我到老张家去练歌，他和他太太也不在，只有他那六岁的小侄女在。小侄女说：“叔叔不在。有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了！”我说：“谁呀？”她口齿不清地说：“那个长头发的姐姐。”她说这话时，一点也不惊慌，可见这个姐姐跟她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忽然心慌起来了，仿佛冥冥中有什么不好的预兆，我出了门坐上计程车赶到曼声厅去，那里静静的，只有瘸子老孙在洗茶杯，离上客人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老孙，小喇叭——不，经理在吗？”
我说了也后悔了，这个时候是任何人都不会在的，但是老孙却给了我答复：
“在，在楼上呢！”
阁楼的楼梯更暗更旧了，像在摇晃，还是我的头有点发昏？
这间“总经理室”在白天也得开灯，这时里面并没有亮光，难道老孙说错了，小喇叭不会在里面的。我推开门，在朦胧中，看见桌上有一团什么，原来是一个人趴伏在那里，我怔住了，不知怎么办，那确是小喇叭，他睡着了？他为什么这时候在这里睡觉呢？
我该不该叫他？还是退身走开？就在这一转念时，小喇叭抬起了身子，他怔怔地望着我，仿佛不认识我是谁，然后站起来，急步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握住我的肩头，终于抱着我哭起来了！男人的哭声真不好听，真可怕！
“是我害了她，我害了她！雪子，我对不起你，我害了她！”
我跟着哭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是吓哭了，我完全迷乱了，为什么小喇叭对不起她，害了她？到底怎么一回事？
“柳梦，柳梦，我们的雪子不要我们了，怎么办！怎么办啊！”
他的哭喊声是这样地无助，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男人是这样的，我也从来没有看见小喇叭是这样的，他原是我们歌场的主宰啊！他才一直是我们的好叔叔好伯伯啊！
“您别哭，哭得我更难受了，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昨天早上还跟她在一起，她哪儿去了？”
小喇叭放开了我，停止了哭声。
“柳梦，她死得这么惨！她怎么能狠心地从四楼上跳下去呢！”
我的腿发软，不得不坐下来，小喇叭也跟着我坐到沙发上来。“是前天……”我要告诉他昨天和前天的事情，但是他不容我说下去，只顾自己说：
“柳梦，我老糊涂了！”他说了，两手撑在膝盖上蒙着脸，在回忆着，“雪子是个好孩子，可是好胜、倔强，走上不正当的向男人报复的路，一次次地再败下阵来。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不忍心她这么下去，所以我……”
他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就——我就向她求婚了！柳梦，我这不是老糊涂了吗？在歌场舞场里，我也混了二十几年了，一直没有想到结婚，人们也都知道我不随便跟女人胡来，我要让雪子信得过我，我不会像别的男人那样对待她……”
小喇叭这样说着，我的脑子里却一下子闯进来刘专员的样子。
“……可是，柳梦，雪子听了我的话，笑了，她说，我是在开她的玩笑。我知道我一向是开玩笑开惯了，所以她才这样想。后来我几次跟她很正式地谈，她又说，我在可怜她，她是不许人可怜她的。柳梦，我现在也糊涂了，究竟我是可怜她，还是爱她？”
“那么后来……”
“后来，”他又痛苦地说，“后来她竟告诉我，她的身体里已经有了别人的孩子！”
我并不觉得惊奇，我们这种人的集团不是名门闺秀的集团，即使这种事不是常常发生的，但发生了也没人觉得有什么稀奇，主要的是，小喇叭怎么处理这件事，我等他再说下去。他站起身来，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纸条：
“我对她说，孩子没有罪，不要牺牲掉，我们可以爱护他。于是我要求她立刻答应我，并且想变换她的环境，做一次外岛的旅行，回来后，她就可以从歌场退下来，我们成一个家。”
“她答应了吗？”
他摇摇头，把手中的纸条递给我看，上面的字迹很潦草：
“我怎么配得上您的爱，我是一块烂泥，扔掉我，像烂泥一样的扔掉我……”
纸条上并没有写上款和下款，也只有小喇叭知道这是写给谁的，因为这件事连我都不知道，就更没有别人知道了。
“柳梦，她是昨天晚上六点跳楼自杀的。”
“六点？”
“她真是摔得像烂泥一样！当时就没有气了，还送到医院去。”
“现在呢？”
“今天早上已经运回她家乡了！几年不肯回去的家，竟是这么样回去的！”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怎么我昨天来，这里就没有人告诉我，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我气愤地说。
“柳梦，我怕你受不了，是我告诉他们别告诉你的。她死得太惨，太难看，我不要你看她……”
“雪子，雪子，是我对不起她，不是您一个人害她的，也有我，我为什么不答应陪她到外岛去！为什么让她一个人觉得孤单无助，才走到这条死路上！雪子，我对不起你！”
我哭倒在沙发上，小喇叭过来，抚摸着我的肩头说：
“柳梦，柳梦，你也不要哭。”
他沙哑着喉咙轻轻喊我，除此，他再也没话可说了。
十一
雪子的真名叫陈春绸。人生真奇怪，她活着的时候，咬着牙说永不回家乡，家乡也鄙弃她，死后却复归斯土。
在没去桃园那个小镇之前，我先给雪子的母亲写了一封信，我费了很多天的时间，才在她有一个做售票员的同乡那里打听到地址。我很难下笔写这封信给雪子的母亲，说明我要去拜访的原因，换了几张信纸，最后才简单地写了一封信：陈伯母：
我是令嫒春绸小姐生前的好友，对于她的亡故，我很难过。知道春绸亡后葬在家乡，我希望能到墓地去吊祭一次。下星期一的下午拟前去，并烦请您指示道路。
周孟珠鞠躬我没有署我的艺名，这封信在礼貌上也许差一些，因为我没有半句安慰死者母亲的话，可是这正是我最难下笔的地方，因为我不知道雪子的母亲以及她的家人对雪子的死，是怎么样的想法。雪子离家好几年了，当初是被母亲以绝望的心情赶出来的，记得雪子曾对我说：
“我不是好孩子，妈妈最不喜欢我了。”
雪子虽然被家庭所弃，但是后来她离开那个大学生后，母亲也曾要她回去，是她自己不肯回去的，也不能怪她的寡母。就从死后又仍卜葬在家乡这点看来，母亲疼爱女儿的心，仍是存在的，像雪子这样的女儿，让任何做母亲的人都会伤心的。
我怀着不安的心，来到这个以风景美丽、物产丰富出名的小镇。挨门找到了崇义里六号。我还没有敲门，一阵痛苦掠过我的心头：在雪子生前，我没有机会认识她的家人，却在她死后来拜访她的家园，人跟人之间的机缘，竟是这样安排的。
在村镇上这是相当讲究的住宅，在一排带亭仔脚的台湾式楼房中，雪子的家是特别用花瓷砖砌成的墙柱。
我敲敲门，等一会儿，没有声音，再敲敲，随便轻轻地推一下，因为门是虚掩着的。我探头看，静极了，没有人影。
正在这时，身边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台湾话问：“找谁？”我回转头来，“哦！”我叫出来了，吓了我一跳，不由得退后几步。是雪子！不，不，不是雪子，只是和三年前初见雪子时同样的一个女孩。该是雪子的妹妹，有十七岁了吧？可不是，初见雪子，她就是十七八岁，现在她死了，也不过才二十出头……
我怔怔地想着，站在面前的女孩要推门进去，我才醒悟过来，赶快说：
“我是要找——要找一位陈太太的，我从台北来，姓周。”
女孩子似乎明白了，她很腼腆的，嘴里喃喃着，推开门请我进去。然后她带点娇羞地从肩上把书包取下来放在椅子上，一边喊着“阿母”，跑进去了。
这里是常见的台湾家庭的摆设，一张长条儿，上面供着神祖牌和长明灯，临街的窗下摆一张八仙桌和几只圆凳。从窗明几净看来，主人并不寒酸。这样的家，雪子竟不能住下去吗？雪子的父亲虽然去世多年了，但是由雪子曾提过三七五减租使她家的收入减少了的话，可见她家还是属于有产的这方面。墙边摆着一个书橱，里面尽是些日文书籍，雪子还是书香子弟呢！
从甬道里传出来拖鞋走路的声音，是女主人出来了，穿着灰色线呢的旗袍，头上绾着香蕉髻，手上戴着金首饰。我见了她，赶快鞠一躬，叫她一声“伯母”，希望给她一个较好的印象，不要让她怀疑什么。
陈太太并不擅辞令，和背后站的刚才那个女孩一同算上，两个人简直就没有说出一整句话来。我再说一遍和信上差不多的话，然后静静地望着主人的气色，看她会不会跟我絮絮而谈，倾诉她失去女儿的经过。但是并没有，陈太太只是回过头对女孩说：
“娥仔，带她去你阿姊的……”
娥仔点点头，浅浅地牵动了一下嘴角，不像是笑，不像是说话，却像极了雪子。我真想说：“和春绸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怕我说了就要哭出来，所以我没有说。而且，“和春绸一模一样的”这句话，在雪子的母亲听来，也不一定是一句吉利的话。娥仔也只是体态和面形像极了姐姐，性格，有几个像雪子那样的呢！
就这样，没有再多的话可说，我拿起了手提包，说声谢谢，便跟着娥仔出来了。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想和雪子的母亲建立起友谊来，似乎不可能了。
默默地走出了市区，我和娥仔还没交谈过一句话呢！
娥仔短短的学生发，细长的身材，简直是雪子的化身。但我几次想说的“你真像你的姐姐”的话都咽回去了。为了打破我们之间的陌生，我还是找了一句最普通的应酬话：
“在哪儿上学？”
“女中。”她简单地回答。
“名字是叫陈娥吗？”
“不。陈春娥。”
“也有个春字，是和你姐姐排行叫的。”
她难为情地笑了，轻轻地说：“是。”她的发音像许多中文发音不正确的人一样，“是”是用“四”说出来的。但雪子可是个有语言天才的人，她不但唱中文歌曲，也唱英文和日文歌，以及唱西班牙文的《西班牙姑娘》和韩文的《阿里郎》。
“雪——嗯，你姐姐春绸提起过你。”
唉，雪子提起她妹妹不过是几天前的事啊！
娥仔笑笑，没有答话，是个娇羞的女孩子。对姐姐恐怕也因为多年不见而陌生了吧！她哪里知道姐姐在生前是念着她呢！
走到郊区外不远，就看见山坡上的荒冢了。那里有一处是长睡着雪子的地方。当娥仔指向前面那棵树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忍不住要流出来了。
到了树阴下的坟墓前，我忍着泪对娥仔说：
“你姐姐终于回到她的家乡来了！小妹妹，这里离你家不远，你要常常来这里陪陪她，她常常跟我提到你的。她生前过得那么热闹，实在是一个最寂寞、最无依无靠的人了。她无论做错了什么，现在也应当原谅她……”
我哽咽住了，不能再说下去。眼泪从我的两颊不断地流下来，我也顾不得了，随它流去吧！娥仔的眼睛也红了，向我点点头，表示答允了。
“谢谢你，春娥，你先回去好吗？我现在认识路了。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静静地陪你姐姐一会儿。”
“好。”她含泪乖乖地答应了，便转身向回路上走去。
我望着春娥的背影在山坡下渐渐地短小。春娥还回过头来，我向她招手，她也向我招手。在那刹那间，我的意念混乱了，仿佛是在歌场的后台，仿佛是雪子唱完了歌在向我招手。
这地方看起来真奇怪，是一片山坡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木，只有满地野草，唯一的就是在雪子墓旁的这棵弯弯的小树；很结实的树干，满树圆形的叶子，覆盖着雪子所躺着的地方，使她得到庇荫。这是风水先生选中的呢？还是雪子的妈妈选定的？新墓做得相当讲究，在这一带的坟墓中，可算是数得上的了。
墓旁有一块大石头，我坐下来，从皮包里拿出了盒子，里面是两朵绢制的玫瑰花，鲜艳的玫瑰红，被夕阳的残霞映照着，更染上一层光辉，但是雪子却在她光辉的年华时便深埋在地下了！
我把玫瑰花放在墓碑上，仿佛是插在雪子的头发上。我这时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了，想着雪子生前美好的那一面。她的唱歌的姿势，前台响着狂热的掌声和口哨声，小喇叭混在许多乐器中的尖锐的响声，仿佛在告诉我，有人要从泥淖里提她一把，她反而没有勇气了！
那么她以前的大胆和勇气，全都是假的了，她的身体里充满的实在是懦弱的虫虫！
懦弱的虫，这是谁说过的话？是午田，他说，不要做懦弱的虫，强壮起来。有一次他对他弟弟说的，就在送他弟弟入伍的小小宴会上，只有我们三个人。他的弟弟在谈话中说了几件过虑的事情，怕调到外岛去，怕爸爸忽然病倒，怕申请不到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怕自费留学找不到盘子洗，怕女朋友投入别人的怀抱，怕……终于，午田说话了：
“小弟，你的身体里充满了懦弱的虫，不能强壮起来吗？”
这就是午田对小弟说的话，小弟是他们妈妈去世前的最小的孩子，是曾被以幺儿的方式爱护着的，所以才充满了懦弱的虫吗？有午田这样的哥哥，把弟弟从再也无法照顾一个幺儿的家庭里带出来的，是真正的强，不是雪子的强，雪子一点儿也不强，一点儿也不。
在曼声厅里，谁又是强者呢？
蓓丽大姐吗？
是的，她被称为大姐，又受人尊敬，因为她与人无争，爱护小妹妹们。她唱了很多年了，从淡水河边的露天歌场唱到那次台风河水都淹过膝了，才随着游牧式的音乐家们到全省的每个角落去打天下。好像成功了，结婚，有了孩子，从卖歌的生涯中退隐。可是几年后又重临歌台，用“听众难忘的歌声”来号召，确实收到了效果，可是谁又知道她是因为储蓄被挥霍的丈夫花光了，离了婚，带着孩子，为了生活，才不得不回到台上来呢。孩子不小了，做母亲的因为恨丈夫，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这一点也做到了，是个用功读书的小弟弟。但是进了中学，已经懂事了，反而不满意母亲。不谅解母亲的苦心，也不喜欢有个满场飞被台下叫好的母亲，于是蓓丽大姐有了新的痛苦。她苦笑着说过：“像我们这样的女人，仿佛天生该配那样的丈夫和太保似的女儿才合适。”蓓丽大姐如果为了孩子，最聪明的办法是再度自歌场引退，但是生活呢？问题就在这儿。
露斯呢？人家也许羡慕她是歌场老板的太太，歌唱不过是玩玩票，出风头，哪在乎钱呢！谁又知道露斯是操纵在丈夫的手里，她没有经济的自由和不唱歌的自由。丈夫要她唱歌，挂头牌，却又恨听众那么捧她。他是个变态的丈夫。也许在那种环境，他是正常的？台下的听众越热烈，她越要受丈夫的虐待。真奇怪，有虐待狂的丈夫，也有受虐狂的太太吗？露斯好像一只无力的小鸟，想飞出樊笼都不行，她也就不得不忍耐下去。而忍耐成了习惯以后，反倒没了痛苦。也听午田说过，忍耐是力量。他说，诗人拜伦说过，忍耐力可以抵得世界上一切的才能，那么露斯是有忍耐力的，是强者了？我不懂。
还有白莹莹，光亮的名字背后，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一个没有出息的丈夫，卑贱地伸手向她要了钱去赌博，去喝酒。她没有堕落，他倒沉沦了。可是好心的莹莹，竟不忍心抛弃这样的丈夫，麻木地唱着、唱着、唱着。
还有许琼、吴黛、金金，……数不清的生活背景，都是残酷而无望的。但是每个人的歌声都是那么嘹亮、美妙，她们有最动听的歌喉、最优美的姿势、最妩媚的笑容，……这些都不是懦弱，都是强壮，是不是？午田，我不懂。……
我用手蒙着脸，这样不知想了多久，把手移开，眼前亮了，不再是歌场上那些男男女女的影像。不过夕阳现在更斜了，快要从树梢上退去。我不是该向雪子告别了吗？
我站起来，靠在弯弯的树干上，再发一会儿呆。
雪子，这时我和你，虽不能讲什么，却应当是心灵相通的。你一定还有许多没跟我说的话，都带进了这阴冷的地下。少了你，歌场的前台不热闹，后台也冷清，我会有一阵子不习惯的。如果我听见那急促的、断续的上楼的脚步声，我一定会以为你来了。啊，不要又把高跟鞋脱掉，踢开，不要光脚在磨石子地上走，太冰太凉。如果你说出了一切你想说的话，你得到的结果就会不同，可是为什么一向爱说话的你，忽然变得沉默起来了呢？
十二
我从桃园赶回来，天已经暗了。回到家，楼下药房的老板娘招呼我说：
“周小姐，楼上有人在等你。”
“是谁？”
“是那个，那个，”她用手拍拍头，竟说不出是谁，“就是那个……唉！”自己也笑了，还是没说出来，忘了。
我想一定是午田，他该从南部回来了，老板娘认识午田是熟人，所以给开了门请他进去等我。
但是，当我上了楼，开门走进去，看见的却不是午田，是刘专员！实在是出我意料，所以我不禁“哦”了一声：
“是您。”
“是我。”刘专员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向我，握起我的手，注视着我：“你好吧？孟珠。”
他的举止，不由得令我有点发怔，我要回答他说“我好”，可是没来得及，他又说：
“我特意来看你，我不放心你。”
我不能懂，还是怔着，他握住我的手还没放，又说：
“雪子的事，我在报上看见了，我不放心你……”
啊——我不明白的心情，放松了！他是看见雪子的新闻，赶来看雪子的好朋友的，是来安慰我的，我真糟，我怎么能误会到别的地方去了呢！我拢拢在一路上吹散的头发说：
“唉！真是的，太想不到了，谁也忍受不了。您看，我就是刚从她的墓地回来的。”
“你先去梳洗休息一下，我们出去找个地方随便吃点儿东西，再谈吧。”
“您就在我这儿随便吃点儿什么不好吗？”
“你已经很累了，外面走来，换换心境。我准知道你这些日子很难受，忍不住还是自己来看你。”
“真是谢谢您，我还好。”我哽咽住了，说不下去了。真想倒在哪里，给我一个依靠。他推送着我，朝我的卧室的方向：
“别难过，去换换衣服，梳洗一下吧。”
真是感激刘专员，在这样茫茫的人海中，常常给我安慰和帮助。我们来到安静的亚士多，在靠角的地方，找了个座位。除了小吃中多一个蠔子以外，我从来不知道这家以法国风味著称的西餐馆有什么更不同的菜，但是我喜欢它的是安静，没有太多的客人。
“您也好吧！”好像从看见他到现在坐下来，我才安定下来。
他点点头，微笑了笑，“我还好。前两天不舒服来着，不然，一看见报我就要来了。”
我们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下子，点了菜。
“您几点钟到的？在我家等了很久吗？”
“没有，我第一次到你家，药房老板娘说你到桃园去了，我还想不出你到桃园去做什么？以为老板娘说错了。你不在，我就去看一两个朋友再回来。原来雪子是终于回家去了！”
“可是，是这样回去的！”
“孟珠，我们边吃边谈，雪子已经没有了，这个孩子可爱又可怜。我愿意知道她这次事情的详情，你如果答应不要难过，跟我静下来讲讲，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必谈她。”他说完看着我，等我的回答。
“我答应您，我当时受不了——谁也受不了，但是现在我好多了。在这世界上同情她的人并不多，我不跟您谈，跟谁谈？”午田对雪子不屑的影子，掠过我的心头。“而且，我们在这儿谈她，就算是怀念她的小小谈话会，她不是也会听见吗？”我确实很平静，所以苦笑了笑。
“孟珠，这才对。”
“许多事情，是您想不到的。”
刘专员点点头，他举起来他的一小杯酒，也让我喝一点儿我那杯。
“您再也没想到雪子的最后归宿，是跟曼声的小喇叭有着重大的关系。”我停下来，不知怎么接下去，我不太会讲故事，我平常也不是一个多说话的人，如果是雪子，岂不会抢过来喊着说“算了吧，还是我来讲吧”，我想到这儿，不知怎么，并不想哭，眼泪却流下来了。
“孟珠，如果你难过，就不要讲了，这样东西也吃不好了。”
“不，不，不。”我流着泪笑着说，“真的，我并不想哭，我绝对没想哭的，我的眼泪，怎么这么没出息，怎么这么容易流下来呀！”我说了还是笑，拿出手绢来擦我的眼睛。我确确实实不想哭的。
刘专员见我这样也笑了。我长长地深呼吸一下，为的是把我的哽咽的喉管调整一下。然后，我重新又可以很平静地说下去了。
刘专员静听着我一个人说，他除了点头和“嗯嗯”地答应以外，没有插嘴。
我们把冷盘吃过了，把汤喝过了，慢慢地吃，慢慢地说，炸鱼上来，刘专员才说：
“孟珠，我们都是很了解雪子的……”
我还没等他说完便困惑地说：
“可是我并不了解她为什么要死，我真的不了解……”
“也可以这么说，她太累了，她在自己身上缠了许多绳子，想解开，找着一个绳子头，以为穿过去就可以解开了，谁知道反而是又结上一个，系得更紧了。”
“人家要替她解，她又不肯。”
“她真倔强。倔强不是坚强，孟珠，倔强可不是坚强啊！”
“是，倔强的表里，反而是懦弱，是不是？”
刘专员点点头，“孟珠，你懂得就好。可怜的雪子，她这样断送了自己，使我难受的是，在她生前我们都没能扭转她的不正确的观念。”
“她总以为这世界上坏人比好人多。”
“好跟坏，在某些地方，是很难分别的。来，孟珠，把这一点点酒喝完，你能喝完么？”
我转动着酒杯，红色的液体在晶亮的高脚玻璃杯里动荡，心中忽然一无所思，不知道刘专员跟我说的什么，也忘记举起杯子。
“你今晚还要唱歌吧！那就不要喝了。”
“啊！”我这才从茫然中醒悟过来，“不，这一点甜酒，我是不在乎的。”我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他看看手表说：“时间也差不多了，你今天唱什么？”
“您说呢？”
“唱两段给雪子听吧！她喜欢听什么？《三年》，我知道，还有什么？”
“《三年》，您不是也爱听吗？”我轻轻地，轻轻地，非常小声地从鼻子里哼着：“左三年，右三年，难道又三年，横三年，竖三年，这一生见面有几天……”
这样的歌，雪子是难得唱的，所以她喜欢听我唱，她生前常常说，她喜欢我，因为我有她所没有的，而我所有的，她却无法得到。这使我想起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爱那我所享受不到的美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酒量的我，喝了几口红色的美酒，就忘记这里是个安静的餐厅，竟放肆地低吟起来了！也许是近日来雪子的死，给了我太多伤感，有刘专员来安慰我，使我内心宽慰了许多。
离开亚士多的时候，刘专员说：
“我今晚去听你给雪子唱的歌，记住她是我们的好朋友，这就够了。”
然后略沉默了一下，他又问：
“午田好吗？”
好像有点儿突然，许多天来，我都要忘记午田了，我慌忙中说：
“他很好，到南部去看他生病的父亲，也该回来了。”
“那么今天晚上，我从曼声就直接回我住的旅馆了，不再找你，你唱完歌回家早点儿休息。明天我再找你，如果午田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到哪里走走。”
“好。”
又沉默了一下，他说：
“午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青年。”
这又是突如其来的一句赞语，我也许了解他的用意，但是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所以只好低下头来，来回玩弄着我的皮包的提把。我该感谢他，他毕竟是一个很成熟的、有气度的男人，他会找到一位很好的伴侣，如果有个女人嫁给他，那女人会很幸福的。但那女人不是我。他已经不再为那件事伤心了吧？不会的，他确实是一个很有气度的男人。
我再回到小楼上来，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打开门，门缝里掉下来一封信，很厚，是午田寄来的限时信。这样厚，是里面夹了什么东西吗？不是，软软的、厚厚的，很整齐，那就全部是信纸了。我先不要打开它，等我睡到床上时再拆开吧。刘专员虽然让我早些回来休息，但是我并不疲倦，没有睡意。
我梳洗换好睡衣后，躺在床上，灭掉所有的灯，只留下床前的。
拆开信，数数看，共有五张信纸，写得很密，午田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话要跟我说？他还不回来吗？孟珠：
人的感情常常是很艰苦的，我这样说，你也许不懂我为什么说这话（我写着这一行字的时候，就仿佛看见、听见你又说“我不懂”了）。我这次回到家里来看父亲，他的健康情形仍然不好，我就留下来多陪他两天，把去军营看弟弟的节目取消了。我跟父亲谈得很多（也谈到你），他的精神仿佛好得多了。人老了，很寂寞。
正在这时，我忽然在一张台北的报纸上，看到一条不幸的消息，你的朋友雪子跳楼自杀了。我可以想象你近日的情形，我知道善良的你对她有多么深厚的友情。她的死，详情我不知道，但是在你的口中，我也曾听到些有关她的性格，中国人对死去的人，不再怪罪，不再怨懑，所谓“死者为大”，因此对于她的死，我们是应当有无限惋惜的。我惋惜的是，这个女孩子虽然聪明和美丽，但是没有把握住她生命的实际。人类有同情自己、怨恨别人的习惯而不自觉。人原是艰苦的动物，随时随地都在和环境搏斗，斗它不过，就倒下了，像雪子。能斗过去，就像贝多芬，那伟大的音乐家一样，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力量。
我近日除了和父亲谈话，陪他在乡下的田园走走以外，也看了几本书，我再重读到几年前送给小弟的这本《贝多芬传》，它真是给我许多有益的东西，我要感谢写这本书的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写过三本“英雄的传记”，贝多芬即是其一。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并不是指那些体力勇猛得像征服者拿破仑那样的英雄，而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他是征服心灵、感觉和情操的英雄。
贝多芬，这个一辈子倒霉的伟大音乐家，他贫穷、孤独、残废——是一个由痛苦造成的人（雪子的痛苦和他还能比吗），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贝多芬的那些著名的交响乐章，哪一章不是像他所说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出生在一个微贱的家庭，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个不聪明酗酒的男高音歌唱家，母亲是个女仆——厨子的女儿。人生一开始就虐待贝多芬，他连一个温情的童年都没有享受过。父亲用暴力压迫他学习音乐，十一岁他就加入了戏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了大风琴手，十七岁丧失了唯一慈爱的母亲。他说：“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唉！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到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因此十七岁时，他就做了一家之主，要担负两个弟弟的生活和教育的责任，他又不得不羞惭地要求他的酗酒的父亲退休，因为他是不能主持门户的。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创痕。以后，他又碰上耳聋、失恋、弟弟的死、侄儿的没出息。这些苦难折磨着他，但是他仍能胜利地克服了他自己的痛苦，完成了他的使命。这使命是什么？就是使苦难的人们鼓起勇气来。有一个朋友曾在他面前求助上帝，贝多芬对他说：“啊，人类，自助吧！”
一个音乐家耳朵聋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贝多芬的耳朵一直聋到一个字都听不见，不得不用手册来和人交谈，这是他一生中经受的最大的打击。但是他仍能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了他的许多乐章。他虽然永生痛苦，但是他从老早就希望能作出一个欢乐的乐章，然而年复一年，他被忧患折磨着，煎熬着，一直挨到生命的最后，他终于完成了这桩心愿。这个欢乐的乐章便是《第九交响乐》，正式该写成“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束的交响乐”才对。在痛苦的深渊里，从事于讴歌欢乐，这就是贝多芬的伟大。
他自己被痛苦煎熬，却用欢乐灌溉人类的心田。当他有一次被忧烦和疾病折磨得好像要死的时候，他立下的遗嘱，说了下面这样几句话：
“我祝愿你们享有更幸福的生活，不像我这样充满着烦恼。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吧！能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这道德的情操，使他在那次立了遗嘱以后，竟又活了二十五年，到五十七岁，他才——仍然是贫苦地死去。
贝多芬的一生给我们后来者的启示是什么？音乐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他的力量——和一切痛苦搏斗的力量。
孟珠，当然，我们都是普通的人，不是像贝多芬这样伟大的人，世间毕竟是普通人占多数，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前人留下来丰厚的精神财富——真正的财富，找到生活的实际。雪子的死，竟使我给你写了这么多页，这样说来，我对她的死，也不无关心吧！你总认为我不同情雪子，而我却是总担心你会感染了她对人生的仇恨，以为社会、人类都对不起她。其实你不会的，我过虑了（我写到这一行的时候，很想赶回来拥抱你一下）。
孟珠，记得我们那次雨中小山坡看观音山景吗？记得我们说过，走人生的旅程就像爬山一样，看起来是走了许多冤枉的路、崎岖的路，但终于到了山顶。孟珠，请了解这些。……我一遍遍地读着午田的信，很感动，很了解，更思念他。如果这时他在我身边，如果他是一直在拥抱着我。我是很需要他的拥抱的。不要把我丢弃在旷野或山坳里，山路虽崎岖难行，有了同行的伴侣，就什么都不怕了，午田，你不是也在走山路吗？
十三
午田还没有回来，刘专员已经返回台中了。刘专员说近来他的腿有点跟他闹别扭，麻痹，酸痛，什么感觉都有，“到了年纪了”，他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都不知让我怎么回答才好，我很想建议他找个对象结婚，这年头儿还谈什么对得起对不起大陆上的老妻呢？可是我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说别的还可以，一说到这，就仿佛又触到那件尴尬的事情上去了。看，就连他那天向我问候午田，还有告诉我午田是一个可爱的青年，不都显得不太自然吗？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也许再过些时就好了。但是，彼此的关怀，总还是有的，否则他怎么不顾病痛，老远地还赶来安慰我呢！
其实，雪子才死没多久，报上的社会新闻版也曾轰轰烈烈地刊载过一阵子，那些记者们也曾胡乱地揣测过，对雪子生前的生活，捕风捉影，有时连影儿都没有的事都编造出来了。可是他们却漏下小喇叭这一段，当然，除了死者，只有小喇叭和我是知道这件事的，这样，小喇叭也幸而逃过了记者的追踪，记者们找他，也不过当他是歌场的经理罢了。
小喇叭的内心有多痛苦，没有人知道，他不得不装得像不相干的人一样，恢复了常态，嘻嘻哈哈的一副小丑样。前台还是那么热闹，雪子走了，又来了一个代替的，总得找一个有类似风格的女孩子来吧！挖人不好挖，只好捧新的。那个小小年纪的英雄，恐怕只有十六七岁吧，早就熟知怎么扭腰肢，怎么打响拇指唱“热情”的歌了。那一定又是一个故事，希望不动听才好。
后台也恢复常态了，我怕小喇叭难过，也曾几次到那暗无天日的小阁楼上去。他不在的时候多，在的时候也像喝了许多酒，如果他不再提雪子了，我又何必再提呢？
今天我才把观音山雨中拍的照片放大洗出来，这是答应送给午田的，并且把那张拿去抵质的换回来。这张放大照很好，午田偏偏喜欢洗成咖啡色的，雨中的观音山是咖啡色的吗？我是咖啡色的吗？颜色的偏爱，妹妹也有，她写信写笔记总是用绿色的墨水，这倒也很有趣，不要看字迹，只要看颜色，就知道是谁写的了。不知道有没有咖啡色的墨水，下次买一瓶，我来用咖啡色的好了。
也许午田已经回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如果午田的父亲已经很好了，他也该回来上班了，而且可能在想着，该在周末回来陪陪孟珠，不是已经——“左三天、右三天、横三天、竖三天”了吗？如果再不回来，那就“难道又三天”吗？
我怀着想给他一个惊喜的见面，不等他来找我，我去他住的地方好了！我很少去他家，因为要走过房东的客厅上楼去，虽然那客厅里很少有人，但是你如果碰上一个，就得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我也不愿意让人背后指指点点地说：“许家的少爷交上一个歌女了！”人们能了解你多少呢？
走过小小日式的庭院，走过那个长满藓苔的小喷水池。听说主人是午田父亲的老部下，但是情况比老长官好了不知多少倍。对于午田的父亲是百分之百的尊敬，因此对午田在这里借住，也是十分关照。太细心的招呼，多了几分礼貌的拘束，就少了几分放肆的自由。所以，当我迎头看见房东太太站在客厅外的台阶上，就使我一下子脸红了。房东太太那样热心地招呼我，我忙不迭地笑容满面，不能急着问午田回来没有，却要先向她请安吧！
房东太太告诉我，午田还没回来，但是请我尽管上楼去。虽然很失望，但是我因为有目的而来，所以也不客气地告诉她，我是要留一些东西给午田，如果方便的话，也许，说不定我坐在那儿一会儿，午田就下火车回来了。
房东太太给了我钥匙，我还站在那儿跟她谈一会儿，我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份？虽然她屡次客客气气地叫我周小姐。
她问我：“你忙不忙？”
我说：“还好。”
她说：“你的歌唱得很好哟！”
这样，她是知道了，午田并不隐瞒。我说：“谢谢你，请多指教。”
这样的答话，是很职业性的礼貌，我自己都觉得俗气了。
她又问我：“为什么不上电视呢？我们有了电视，就很少出去了。”
我笑了一下，不好答复。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唱得好，是她听我在广播电台唱的，还是上歌场唱的？如果她上歌场看过我，那么，也就不一定是午田告诉她的了。好了，别为这样细琐的事情敏感了。我只好轻描淡写地说：
“不愿意唱得太多。”这也是实话。
我上楼来，打开门，冷冷静静的，窗帘遮盖了光线，我也不去打开它。
我先到书桌前面来，这是我和他对面坐的老地方。他的书桌并不是面对着窗子，而是傍着窗子，所以书桌的前面和旁边也可以放椅子，围着小小的书桌，就是兼用的客厅了。
书桌上很整齐，各就各位，照片上的我，现在在向我自己微笑！看，我那时还是个高中生，为了要参加康乐队拍的。有一粒痣在我左面颊靠鬓边那里，我喜欢我这颗痣，别人也喜欢。因此左边的头发就常常梳到耳后面去，为了怕盖住我这颗痣。我照像也略略地喜欢把头向右偏一偏，还是为了我这颗痣。我那时真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现在我又懂得多少呢？
我的嘴角有点紧紧的，我的两眉间也显得太近了。美容师告诉我，紧结的眉头，显得性格内向和郁闷，她让我把眉头的眉毛拔去些，不但美容，而且美相，她还是个面相家呢！这张照片的眉头还是没有打开，虽然笑容满面。
我从皮包里把这张观音山之照拿出来看看，比较一下，虽然是美容了，眉头打开了，成熟了，但是那股天真却消失了。
午田说很喜欢我高中时代的那张，他就拿了来，配个镜框摆在这里。一看见他，就跟他笑，结着眉头笑，真特别！我先把新的这张压在玻璃板底下，给他一个惊喜。
我要在这里等他到什么时候呢？我并不知道火车时刻，也不知道他是直接从家里来，还是可能在别的城市略作停留。跟房东太太说过要留下一些东西，总不好停留过久。
我站起来，再留连一会儿，摸摸冷却了的茶具，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剩茶叶，摸摸挂在墙上的白衬衫，拾起掉在地上的黑皮带。俯下身，可以看见床底下露出来的拖鞋了，到床上来坐一坐，毛巾式的床毯，铺得很整齐，是每天自己整理吗？床前小几上的这座小台灯，是我给他买的，米黄色的灯罩，现在就让它亮一亮吧！很柔和的光。小几上有什么？一两本英文书籍，一封信。
信，嗯？
嗯？很奇怪！绿色的熟悉的笔迹！
我的脸热起来了，很奇异的感觉。信封是学校的信封，明明写着台南周缄，明明是绿色的墨水，明明是给许午田老师的。那是妹妹的笔迹！我慌乱得很，让我镇静下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误会？不，一点儿也不！信封着，不能打开，是在午田到南部去了以后才收到的，所以还没打开。
让我镇静下来想一想，别乱了自己。妹妹所说的老师，难道就是这个老师？我难道就没提起过我的妹妹吗？说得很少，很少。我跟妹妹也还没说过午田，为什么不早说呢？早说又该怎样？
不要拿着这封信发愣，快点再想想，能是怎么回事儿？妹妹下星期里要来了，午田今天就可能回来了，妹妹是来找老师的，老师就是许午田！老师就是那个从南部调来台北工作的老师，……想想看，菊菊给我的信里怎么说的？……我们很谈得来，他喜欢文学、喜欢音乐、喜欢旅行，……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菊菊说，希望给我介绍认识，好给她一些意见，而且，妹妹有好多好多话要告诉我，好多好多话哟……
我心跳得很厉害，上天不该这么捉弄我们姐妹俩！是妹妹的该属于妹妹，是我的就该属于我。但是午田，他该属于谁？
让我再看一眼这封信的确实性，我的眼睛还没有昏花，是很清楚的，是可以对证的。
为什么我们一直是那样不在意，为什么我们始终就没有更深切地谈过这些呢？比如，我怎么从来没问过他，你在南部哪个学校教书，当然，他是高雄的，我是台南的，我不会想到问那么多！
曾经谈过郑成功祠的梅花，曾经谈过赤崁楼头的明月，曾经谈过许多，怎么就没谈到你教中学有没有教过我妹妹呢？怎么就没说过我妹妹的正名叫周菊同呢？为什么不问问我呢？为什么不感觉到我们姐妹的相像呢？
我该怎么办？放下绿笔迹的信封，拿起来我的皮包。我待在这里多久了？
下楼来，没有看见房东太太。没有风，但是我的嘴唇有冰冷的感觉。
我赶到曼声厅去，离我上场还早。再度爬上小喇叭的阁楼。
他在，居然没喝酒，很忙乱的样子。
“外岛的巡回表演团，我决定参加了。”
“什么？”小喇叭瞪大了眼，“怎么这时候才讲？”
“怎么，不欢迎吗？”
“当然欢迎你参加，求之不得的，可是明天就要起程。”
“这样才更好。”
小喇叭说“好”，可是他很不懂地注视着我。
十四
离开一个岛，到一个岛，又离开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这样，我来到了风沙岛，也已经两天了。
离开台北的那天，在飞机上读到当天的报纸，有一段报道我们的特写，其中还特别说明：柳梦小姐为了不辜负战士们对她的期待，所以抱病前往。这真是惭愧，完全在骗人，固然，发表消息的小喇叭，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突然改变计划，只要我肯参加，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就能编一套故事加重他宣传的效果。如果战士们知道，我起初并不愿意来的，我只是为了排遣苦恼的心情才来的，那是多么令人尴尬呢！
无论如何，我已经出来好几天了。我唱得很好，连我自己都奇怪，喉咙很听使唤，好像上了润油的滑车，唱来毫不费力。
辛苦是够辛苦的，唱在山坡上，广场上，风沙中，月光下。但战士们听我唱歌的情绪，是可感的、难忘的。未出发前，失落了那么多，在这许多地方又得回了。心灵仿佛扩大了，外面广大的世界，能使我一连几天忘记那苦恼的事情。
把台北忘在脑后了。猛然想起，心中当然也会有一阵子不自在。临行时曾给菊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要到外岛去表演了，不能在台北接待妹妹，希望她在台北玩得很开心。我也相信她会很开心的，会见了久不见面的老师，绿色的墨水下，不知勾画出多少对老师的爱慕，如今可以当面倾谈了。并没有告诉妹妹，我几时可以返回台北，也没有说明她的老师是什么人我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有给午田留下任何信息，他是个每天读报的人，会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当他接待这位得意的女弟子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他们会不会终于在无意中揭开了从来不知道的这件事呢？我实在不愿多想了，许多天来本就没有想，也顾不得想，但是昨天晚上却彻夜地失眠，因而使我今天头重得起不来，喉咙也发紧。
今天白天没有什么节目，节目是安排在晚上的月光晚会，但愿那时能够完全好了，身体和歌声一样地轻松起来。申幼不是说，他晚上会来听歌吗？今天的白天是自由活动，在风沙岛上，也谈不到什么自由活动，无非是去买些土产品，纹石、珊瑚，都是女团员们所喜欢的东西。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招待所里养病。他们拿来了感冒的药、镇静剂，他们一再地向我道歉，说是太辛苦的演唱，使我病倒了，都是为了战士们。我有点哭笑不得，我更加惭愧，我是因为演唱太辛苦了吗？才不会，一个以演唱为职业的人，唱是她的例行工作，唱是她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她不能失去它，也就谈不到累了。
那么就该归罪昨晚申幼的突然来临吧！
这里不是夜生活的台北，一天的生活，结束得比较早，所谓月光晚会，也不过在九十点钟就结束了，其实月亮还没有上来呢！就在这黯淡的月光下，申幼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一个黝黑的、瘦削的，但是充满了愉悦面容的青年军人，叫了我一声：“周小姐！”
他笑着，却让我好愣了一会儿。
“不认识我啦？许午田的弟弟许申幼呀！”
“哦——”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
是午田的弟弟吗？是许申幼吗？我们只见过一次，那次送别的小宴上，被哥哥指责说是一条懦弱的虫的小弟弟，今天也来到风沙岛上了。
“是你！”我到底轻轻喊出来了，“怎么——”我记得午田说返回南部是预备顺便到军队看看“懦弱的虫”的，可是现在他在这里，“你在这里吗？”
“我在这里呀！”他显得很愉快，人不在乎黑或白，精神是瞒不了人的，他并不是因为见了我才变得高兴，而是一直都高兴的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不由得好奇地问了。
“我怎么不会在这里呢？”他很轻松地回答，“部队总是会调动的。”
“还好吧？”
“很好。”
“那么——”我不知道是想说什么，总是那次小宴上哥儿俩的话不容易使我忘记，“你哥哥可以放心你了，他知道你调到外岛来吗？”
我这样问，特别强调了“外岛”两个字，是记得他当初曾忧虑怕调到外岛上的，如今仿佛没那么可怕了。
“我还没写信告诉他呢！”
“他很惦记你的，他回家去探望你父亲，说也要到部队看你。”
“我过得很好，一点儿也不必担心我，你回去可以告诉大哥。”
“好的。”
申幼说：“我已经跟长官请了两小时的假，说是要看柳梦小姐，长官恩准了。”他很轻松地玩笑着说。
“那么——”团员们都收拾好了，要回招待所去了，我邀他乘坐我们的车子一同回去，“这两小时就跟我们回招待所去谈谈好吗？”
回到招待所来，我换了一件轻便的洋装，再和申幼走出来。
其实晚上并没有风沙，气候暖暖的，很舒服。招待所附近的环境不错，我们边走边谈。
我跟申幼见面，并不是很久前的事情，但是我应当说，对他的印象是完全地改变了，我想这不但是我，就是他的哥哥再见到他，也会奇怪他怎能变得这样快！他变得很爱说话，很快活，很有幽默感。我不知道是哥哥把他的懦弱的虫赶走了，还是军队生活的体验，使他更勇于面对人生并且渐生喜爱的心呢？
听听，他倒劝起我来了。
他说：“周小姐，你知道我怎么跟长官请的假？”
我说：“是呀，你怎么请的假呢？军队究竟不比普通的办公厅，是不容易请假的。”
他说：“我说我要去看柳梦。我的长官说：‘看柳梦？’他停了一下子，才又说：‘为什么看柳梦？’他一定以为我有什么不良的企图，你猜我说什么？”
“说什么？”我也有兴趣起来了。
“我说，柳梦是我未来的嫂子，所以我要去看她。”
“噢？”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急忙中，我说：“这……这怎么可以！”
申幼好开朗地笑了，“这怎么不可以，本来嘛！”
他真可爱，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人家说“天真未泯”，就是这个样子吧！怪不得他的哥哥说他曾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幼儿。有些地方，岂不也像菊菊？他们同样地曾是幼儿，同样地在幼小的年龄就失去了母亲的照顾，同样地又常年离开哥哥或姐姐。但，菊菊更可怜，在读初中的时候，姐姐就远离开了，使她一个小女孩子过着没有真正亲属照顾的生活，比起申幼有个父亲，有个继母，也有一些小弟妹，是差得多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菊菊再失去她爱慕的老师，是不公平的，她应当……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一条石凳上了，或许我想得太多了，引起了申幼的误会，他竟劝我说：
“你觉得不可以的意思，我明白，你以为你是一个在夜总会唱歌的女孩子，而他是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吗？其实……”
“啊，不不不，不是那意思，你哥哥有得是女朋友呢！”我在急忙下，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我不以为我哥哥有许多女朋友，他不是那种人。有么，也不过是几个和他通信的女学生，你知道，女学生最喜欢写信，写信给老师也是一种爱好。如果他真有其他女朋友的话，那正好是你打仗的对象，冲上去！”
他的孩子气，应该说是他的可爱处，但是他的确变了，他再不是那个怕调到外岛，怕留学以后女孩子投入别人的怀抱去的申幼了。我这时想笑也笑不出来了，我说：
“我怎么是别人的对手！申幼，有许多事你不懂，你没经验过，你……”我凭什么向他吐露这样的心事，谁知他又问：
“哥哥另外的那个女朋友是谁？你一定知道了，能告诉我吗？”
“不！我只是说他或许还有女朋友就是了，我们谈别的好吗？”
“如果这个问题扰了你，就不要再谈了。但是，请信任我哥哥的人格。”和这样一个崭新的大学毕业的预备军官谈话，是这样地有趣，我的职业使我见识了社会上许多样的人，是别的像我同样年龄的女孩子所没有的吧！
两小时很快地就过去了，等我回到招待所来，别人都累了一天睡觉了，蓓丽大姐还伏在桌上写东西，该又是给儿子写信吧！我经过的时候，向桌上扫了一眼，可不是，我瞥见一张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最前面，是“亲爱的吾儿”，不知怎么，我心酸酸的，想起了她那个越来越冷的儿子。
我躺在床上，并不能安然入睡。我想到蓓丽大姐是这样痴心的母亲，要到什么时候，她的儿子才完全懂得母亲的心？
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在做着各式各样的感情的动物，牺牲、忍耐，都是美德，但是申幼却偏偏说：“冲上去！”向谁冲上去？向妹妹吗？不，抢夺来的东西并不美，容让才是快乐。我几时抢过妹妹的东西？幼年时的玩具，母亲的爱，巷口一角钱买两个小糖球，我几时抢夺过妹妹的？但是现在我把被单蒙住了头，深深地蒙着，别让蓓丽大姐听见我的哭声。我不要哭，我不能哭，妹妹的绿色的墨水，我的咖啡色的墨水一滴都没有……妹妹的笑脸，午田的笑脸……谁也不能抢走，是属于他们俩的，那才是公平的。……我不是雪子，我不是烂泥，……刘专员的腿好了没有……
十五
一村一镇都从车窗外飞过去了，思想却不能改变，仍停留在那一个点上。对面座位是空的，我很运气，可以把鞋子脱了，把两脚摆在那上面，叠架起来，然后，头靠在后座上，就舒服多了。
两个多礼拜的外岛巡回表演结束了，回到五光十色的台北，面貌都陌生了；既然是陌生的，为什么不弃他而去呢？锁了两个星期的小楼，并没有一点点变动。妹妹、午田，究竟有没有来过，我也不知道。用手指抹抹桌子看，手指变黑了，有一层尘土。我梳洗个痛快，早早地上床睡了。早晨起来，收拾了一些衣物，赶着乘坐上午的火车到台中去。
理智和感情在我心中交战了一阵子，但并不久，为了世间上唯一亲爱的妹妹，是很容易决定的，这是出于感情方面来说。再说理智的，周菊同和许午田才是最配的一对，客观地说，是谁更宜于做午田的真正伴侣，当然是妹妹，因为他们俩配起来，才是那真正崇高庄严的交响曲，是纯美的，是崇高的。我算得了什么呢？太成熟的社会经验，反而剥夺了天真纯洁的心灵。不是我的自卑感压倒了我一向的自尊，午田不也说过吗？“有人要我多多照顾你”，不过是有人要他照顾我啊！他也想拥抱我，他也曾吻过我，但他是男人啊！刘专员岂不是也曾那个样子紧握住我的手，但都可以随时放开的。
但是，现在我在到台中的路上了，我在奔向刘专员的路上了。台北明天起也许会传说我的神秘的失踪，我几乎是放弃了台北的一切，不告而别。我也管不了那许多了。
也许一切都会像这车窗外一样的成了过去吧！
人生真难预料，半年前拒绝了刘专员的要求，虽然不完全是为了午田，而是感觉到和刘专员不是合适的一对。和刘专员渐渐疏远了，但是我们仍保持着友谊，或者可以说，刘专员才是我真正的知音。
认识了午田，正陶醉在爱情的浓酒里，半年多的交往，却没想到冲出了自己的妹妹，这是多么难堪的事！我们姐妹一向那么亲爱，为了全心全意使妹妹快乐，我这样做是值得的，不该像申幼所说的那样：向爱情“冲上去”，申幼如果知道他劝我冲上去的对象正是自己妹妹的话，他又会怎样说呢？这是一扇窄门，不容两个人去挤的，必须有一个人闪避一下。我就是那个该闪避的人。
虽然说，一点点的生活打击，都会使我比别人更敏感，这大概也是受我这种生活环境的感染吧！如果我不奔向刘专员，我一定也会变得像雪子，像蓓丽大姐，像我所看见的许多“我们”一样的不正常了。
我重回到刘专员的身边去——怎能说是重回呢？我的心情何曾真正在他身边过？一定会使他很感意外，但是他会很高兴的。刘专员曾经说过，我是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孩子，但是现在不了，有点自私，因为失去了午田，才又投向刘专员的，心地不纯洁了啊！总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打算吧？有些愧对刘专员，等我到了台中，一定会向他把我的心意剖明，求得他的谅解，我要好好地做他的一个终身伴侣。我要让他觉得，他上次伤心地离开台北后所写的诗句“细板红牙歌已倦”是对的，“凤舞鸾歌一梦中”却不是正确的。
他的腿会已经痊愈了，他会很惊奇我的来临，当我推开门看看，他一定又在独斟独饮，半醉半酣地捋须吟诗了吧！不不不，他是没有胡须的，他不过是两鬓有些斑白罢了。可怜的刘专员，他是多么寂寞而无奈啊！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孤身一人别离家乡和妻小到台湾来，幸亏他还是一个能在生活中寻找一点乐趣的人，要不然，那份老来在异乡孤独的痛苦，怎能忍受？像前些日子报上不是曾经登过两次，都是孤独的老人厌世自杀的新闻吗？但刘专员并不老。不要总说他老。
我希望这一去，能在我和刘专员的生命史上同时掀起新的一页，让红颜白发的佳话落在我们的头上吧！让影剧记者来采访我们，让他们大登特登！唯有年纪大的人才是可以安心的伴侣，不是吗？
而最要紧的是，我和菊菊同时有了归宿，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表表姨会很高兴，蔡家的韩老太太会很高兴，妹妹高兴，午田高兴，刘专员高兴，影剧记者高兴，我更高兴。
许多天来矛盾的心情，如今有了结论，感情的门并不窄，它是宽大的，你可以大摇大摆，自自然然地走进去。真高兴，真高兴，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别这样，快拿手绢盖住脸，要不然车上的人会以为你受了什么委屈，伤心得哭了呢！
台中是个晴朗的城市，我的心情也在解脱后晴朗起来。我一边欣赏着台中的安静的街路，一边找刘专员的住处。
刘专员的住处是在台中的西区。他会以怎样的心情和面貌来接待我呢？当然，我不会一开头就说是专程来找他的，我可以说，我正在躲避两家歌场向我争取，因而闹得两家僵持不下，我索性到外面躲两天，这本也是事实，不过没那么严重就是了。我也可以说是为了雪子，使我的伤感还是止不住，所以，有这么许多原因，我就离开台北，来到台中了！而且，我也很想看看你——刘专员，事先故意不通知你，好给你一个意外！这么说，不就引上了那个感情的路了吗？不是也很自然吗？
到了这个安静的角落里的小巷子了。找到了六号这个门。环境很好，是住宅区，家家的墙头都探出一些花木来。是日本式的木屋，并没有改成水泥的楼房，这是我最喜欢的住家房子了。想想我那小楼下的药房吧，穿过药房，穿过老板娘卧室外的甬道，再上楼去的那个滋味儿，也“享受”不少日子了，这回有希望解脱了。
不知道刘专员现在的这个住处是公家宿舍，还是他自己租的房子？我知道刘专员是比较喜欢过舒服一点的生活，他有一点储蓄，也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不可以呢？午田所说的那种走过许多崎岖的路、冤枉的路，终于来到山顶上的日子，对于刘专员，是已经过去了，不再适用于他了。
我轻轻地按了门铃，很静，我在门外都可以听见里面的铃声，该是在厨房之类的旁边吧，听来仿佛很远，那么这栋房子也不算小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几乎要再按铃了，这才听见里面有走动的声音，慢慢地移到门边来了。
来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的男人，腿部有了毛病，或者是腰部有了毛病，走路是一瘸一拐的，怪不得这么慢。这个人一定是看门的人，像是退役下来的。我问明白了，这里确是刘专员的住宅，我说我要见他。看门人听我说，犹豫着，我忽然想，可能刘专员在午睡，不好去惊醒他吧，我赶快又说：
“是不是刘专员在休息？”
“哦，是，……没有，他是躺着哪！我去看看。”
我随着看门人轻轻地走进去，如果刘专员真的在睡午觉，那么我就先不要打扰他，我可以在客厅里等着，等着是没有关系的。看门人进到内室去了，等一下，再出来，请我进去。我闹不清楚，如果那里面是刘专员的卧室，我怎好进去？或者是他的书房，但是他为什么不自己出来？我走近内室的门边，停了一下，没敢立刻进去，我怀疑地向屋里略探探头看，还没等看见什么，看门人竟说：
“请进来吧，刘专员有点不舒服。”
我这才大步地迈进去。刘专员果然是在床上，半拥着被，半探起身来注意看进来的人。
“啊，是孟珠！”他看见我了，微笑地喊我。
“是我，刘专员。”我轻步赶到床前去，不由得伸手去握他的手，“您不舒服，躺着。”
刘专员摇摇头，无奈地拍拍自己的大腿说：
“老毛病又犯了，这条腿简直闹得凶。”
薄被单里面撑起来的两条腿，就像两根竹竿撑起了一个小帐篷，我说：
“您上次到台北去，不是已经好了吗？是不是跑一趟台北，为了看我，又坏了，那，我……”
“不不不，跟我上台北有什么相干，可也闹了有一个星期了，”说到这里，刘专员大概才想起来客不是普通的来客，而是从远处来的，“，孟珠，你这是？”
我不能不轻松地把我早已经准备好的第一套谎话告诉他：
“我么，近来无歌一身轻，您知道，曼声的期又满了，我不愿意在那儿常常想着雪子就难过，小喇叭也要走了，正好有两家跟我接头，搞得乌烟瘴气的，我一赌气，哪家也没答应……干脆出来走走，第一个就想到台中来看您……嗯——”我想说些更亲密的话，说不出口了，刘专员却点点头，不断地说：
“好！好！”
“可是没想到您病了，原想请您做个向导，带我到台中各处玩玩呢！台中我是不熟的。”我不由又看了一眼小帐篷。
刘专员抱歉地笑说：
“那真是！不过你能多待两天就好了，我想我会很快就好了。心里如果有个希望鼓励着，会让人好得快点儿，这两天，我已经就好多了！”他说着，摇晃着小帐篷里的两条腿给我看。那么前两天，他是病得连这样摇动都不可能吗？
他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幽暗的屋子里，从脸上看来，倒也不觉得有病容，也许是看见客人来了，精神振奋起来的缘故？
我说：“我可以陪您几天没关系，您躺在床上，有人说说话，总可以减除一点儿寂寞，是不是？”
刘专员满意地点点头，向着外面喊：“老徐，老徐，徐振勇！”他显得有点起急，“你看，没办法，又聋，又慢，我们俩倒凑成一对儿了！”
“您要找他做什么？”我看着周围的环境，找茶几，或者刘专员是要茶水。他竟撑着要起来了，我赶忙上前按住他，“要什么，我来。”
“真没办法。我是要告诉他给你收拾后面那间小书房，小屋子很不错，你去看看，你自己去看看吧。”
“没关系，我自己去，不要叫人了。”
他把探起来的身子，很疲倦似的，一下子摔下去，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却还向我苦笑着。
十六
这样一来，来台中的目的和原来的设想，完全不同了。有时，我已经忘记我是来做什么的了，反像是有意跑到这里来服侍病人的。但我并不厌烦这个，如果我是真的知道他这样的病了的话，我也会跑来的。我毫无不安，也很自然，不过我服侍他，就像服侍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就是了。
这几天，刘专员果然是好多了，一天天地在进步，可以坐起来，可以下地走几步。我自己上街走走，不过是去买些零碎的家用的东西。我知道多少年来，刘专员都很会照顾自己，生活整洁，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单身的男人，有些地方比那些拖儿带女的家庭主妇还有条理呢！可是现在不行了，壁橱里，总是缺少着吃的、用的，为了生活的便利，总有要添置的东西，指望那个瘸子老徐，是不可靠的。人是不能病的，也不能老的啊！我记得读过一篇文章，说一个女儿远道去看她的独自工作在外的父亲，发现父亲的抽屉里有一个放着各色针线的盒子，正有一只破袜子在缝补，她哭了。到后来，她的父亲终于在外面纳了一个妾，她每想起那个针线盒子，一点儿都不怪父亲，一点儿都不觉得父亲对躲在家乡不肯出来的母亲不忠实。
闲下来，我们就谈歌场的那些人物，谈外岛的巡回表演的琐碎的事。谈到雪子的死，刘专员说，雪子的名字起得不好，按照中国人喜欢谐音的迷信，雪子的雪和血同音，所以是不吉祥的。
渐渐地，刘专员躺在床上的时间少了，慢慢地走到院子里欣赏那些盆栽的花草，拿起剪子来修修剪剪。
我们也可以走到附近的街上去，算是他陪我买东西，其实所买的东西都是为了他家里用的。
我不知道我和他走在台中的街上，路人会怎么想？这和在台北又不同了，在台北，他衣冠楚楚，有时也很有一股中年人的潇洒劲儿，现在呢？
我不由得抬起头来，盯着他看。我们正在廊子下对坐着下棋，他教我下围棋，我倒宁可下五子棋。他正在思索着一个黑子的落脚处，没有注意我在愣愣地注视他，等到他忽然抬起头来发现了，有点儿觉得突然吧，就用手搓揉着面孔，深深的皱纹，在他的揉搓下，挤来挤去，看着很不舒服。我赶快把眼光收回来，拿起了一颗我的白棋子。我的棋子也找不到下脚处了，其实是我心不在焉。刘专员忽然问我：
“午田近来怎么样？他为什么不陪你出来走走？”
忽然问到午田，使我在急促间没法回答了，来到台中，只给小喇叭写了一封信，说是不再续约，和他共进退，也只说到台中台南走走，并没有写下地址。至于午田，是没有通信息的，我没有想到来台中的情况，并不是我理想中所安排得那么顺利，情感也都紊乱了，让我怎么说呢？我说：
“他——他办公怎么来呢？”
“周末呢？不是可以邀他来玩玩吗？我也可以陪你们出去到处走走了。”
“不！”我这样坚决的回答，应当是使刘专员感觉异状才对的，但是他一点儿都没有那种吃惊的表情，到底是个阅历深的男人，仿佛什么事都瞒不过他，一眼就看穿了你，却是不动声色。他还是很和蔼地问我：
“为什么不呢？”一个黑子下去，排成一行五个子，他胜了。
我赶快借着这个机会岔开话，我笑笑说：
“看，又是您赢了。”
可是他偏不理会我，“是不愉快了，是吧？”
“没有呀！真的没有，我们本来就是普通朋友。”
我原是想来欺骗刘专员的，骗取他的情感，但我现在才知道，我没骗得了刘专员，却骗的是我自己，这是多愚蠢的事呢！
我又想起午田借给我读的一本柴可夫斯基书简集中的一段了。柴可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到他已经不爱他的太太了，可是她还是对他那么温存、依从，因此柴可夫斯基说他的太太是“以她的爱欺骗了自己，而不是我”啊！如果刘专员看穿了我，心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我呢？这句话对于我现在的情形，是多么地合适呢！
厨房里传来了一股什么要烧焦的味道，刘专员赶快提醒我：
“去看看，你烧的肉有问题了，老徐是靠不住的。”
我赶快起身到厨房去，今天是周末，刘专员说，也许他有两个朋友来吃饭也说不定，我就自告奋勇地要烧两个菜。刘专员喜欢吃加糖和酒的红烧肉里面，放一些切成菱角块的竹笋。这种类似妈妈的家乡菜的烧法，我倒也有两手。只是，现在不要烧焦了啊！
我跑到厨房去，果然那锅肉，开始发出嗞嗞的声音，已经危险得很了。
我一边整理着厨房的琐事，一边想，如果我不可能和刘专员像夫妻般地生活下去，那么，像父女般地生活下去，不也很好吗？许多独身的父亲都是靠了女儿来照顾的。记得在报纸上也曾看到来访问中国的外国首长，没有夫人随着，却是女儿随侍在旁，也显得很别致，很亲切呢！
唉，我怎么可以这样胡思乱想呢？真是要变态了，我到底要做什么啊！想这样，想那样，无非是想怎样逃避现状，我对刘专员没有一点点诚意，才会这样，这样地骗人、骗自己，为什么情感的事情是这样难处置啊……
听见外面门铃响了，该是刘专员的客人来了。听，老徐一点儿动态都没有，我去开门吧！不，给不认识的人开门，然后……这是很不好的。刘专员会怎样把我介绍给客人呢？曼声厅的歌女，怎么跑到这里做起主妇来了？不，不好。
忽然，刘专员在叫了：
“孟珠！孟珠呀，快来！看看谁来了？快来！”
他的声音这么愉快，真奇怪！总得等我把菜盛在盘子里呀！
刘专员已经和客人走向厨房这边来了，让我放下炒锅和铲子，让我擦擦鼻尖上冒的汗……
我的眼前是三张面孔，怎么？我在做梦？三个人都笑着，一张刘专员的，一张午田的，一张菊菊的！我愣住了，我说：
“哟——”
菊菊先跑过来了，她紧紧地搂住我，脸贴着我的脸，高兴地说：“姐，姐，想不到吧？”
我不能说什么，我太纷乱了。我也不能问，这是怎么回事儿，这，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么，果然是这么一回事儿么，完全正确的一回事儿。所以我说：
“真是想不到。”我不知道我的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
“好啦，好啦，孟珠，到这边来吧，让老徐慢慢去弄。”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气氛仿佛很快乐，菊菊紧挨着我。
“我不知道你们坐几点的车来，可是，孟珠还是做了你们的饭。”刘专员说了又转向我，“差不多可以吃了吧？”
我点点头，但是我还在迷惘中，这样说来，他们是跟刘专员有过联络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好教人纳闷。
我们在饭桌上的气氛虽然很快活，仿佛唯有我一个人是什么都不知道蒙在鼓里的人，不知道他们俩怎么会一道来？不知道他们怎么跟刘专员联络的？同时，大家尽管谈快乐的事情，午田竟也不问我为什么独自不告而别跑到台中来，妹妹竟也不说她到底去了台北没有？这一次是从台北来，还是从台南来？两人怎么约会的？他们俩，他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是——难道——我们现在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姐妹俩的终身大事了吗？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纳闷，吃完了这顿饭，我们又回到客厅来坐。
“姐——”菊菊甜甜地叫着我，“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她的脸又光彩又明亮。
好消息，是的，我要听这好消息。
“我有一个机会出去了！”
“出去？到哪儿去？”
“到夏威夷去。”
“也到夏威夷去？”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冲口而出地这么问。
菊菊好像愣了一下，但随着又说：
“是一个教会的机会，可能有一年。但是，姐——我要看你结了婚我才走。”
“什么？！”好教我想不到的问题！
“你和许老师的婚礼，要早点决定，总要让我喝了你们的喜酒再走啊！”
啊——我完全纷乱了，我的脸在发热，妹妹的笑容，她一向是笑得这么甜，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样地甜。
菊菊，菊菊，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女孩了，我不过三个月没见你，你的心境老了三年，还是三十年啊！你不会像刘专员一样的老吧？怎么能做出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的样子呢？
“菊菊，你……”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十七
推开书房的窗户，一阵清香的空气送过来，太阳照着墙头上开得正茂盛的九重葛，红得发紫的颜色，一串串的。但，香味儿并不是从那儿来的，是那棵含笑花发散出来的。很浓的夏。
但是我想吐，我从早晨起来就这么冒着酸水，什么都没吃。我把嘴里含的酸梅核子吐在窗外的花丛里。
这是我自己的庭院，这个花台比蔡家的宽一点，高一点，沿墙的一排竹篱笆，正爬着龙吐珠。
我的头发太长了，都垂到肩上来了，让我把它们拢到后面去，拿手绢扎起来，这样就清爽多了。该去一次理发店把它们剪短，重新烫过，天气这么热。
今天已经是十六号了，无论如何得把书房和书橱整理好，把它们暂时搬到卧室去，书房好腾出来给申幼住。
不错，今天是他们兄弟俩回来的日子。午田临走前就千嘱万嘱的，他出差到南部，五天，办完事正好回屏东家里去看看，并且，正好接了退役的申幼一起回来，所以，一向不许人移动的书桌，也宣布开放了，要我带着阿娇做，还说免得我累了身体，伤了肚里的小生命。看，都五天了，我懒得连一动都没动呢！
阿娇去买菜，不知现在回来没有？回来了，有鸡的怪叫声，一定是她在宰鸡，告诉她买只宰好的回来算了，她偏偏要自己宰。
到书桌来看看这一片蔓藤交缠的荒地吧，让我从哪儿下手整理呢？先把烟灰缸里的垃圾倒进字纸篓里。这几张零碎的报纸，到底是要的，还是不要的？丢在哪儿好？小花瓶后面的玻璃相框倒下来了，这是我和午田婚后在新房的合影，午田的头斜着看我，淘气地向我笑，好像就要跳出玻璃框子来拥抱我。身上忽起了一股暖流，我很想念他。
桌上的书籍，大半是厚厚的洋书，我认不得上面的多少字，在这方面，我该是配不上午田的，但是午田一点也没有那种想法，他是多么体贴我，爱护我。我现在不是很快乐吗？有这样一个丈夫，是值得骄傲的，是该满足的，何况我现在快要做母亲了呢？不是吗？我快乐得伤感起来了，别哭。
这张书桌真大，把书挪开了，桌面像张床！看看，这排抽屉，每个里面都塞满了东西，这边是柜橱式的，也塞满了东西。每个抽屉都有锁，可是都有名无实地敞着，钥匙堆在中间的抽屉里，全都生锈了。看，这是一筒网球，这是一堆旧贺年片，这是结婚喜帖，都堆在一个抽屉里。说是他的信件抽屉，可一封信也没有，过时的请帖，留着有什么用呢？我现在是不是该扔掉它们？还是放回抽屉里算了，说不定午田是要留一些做纪念的，有人不是连各种入场券都像邮票一样收集起来吗？
这张转椅也吱吱扭扭的了，让我索性坐下来，以参观和欣赏来整理他的抽屉，排遣这一上午吧，也可以借此忘记我不舒服的胃。再说，我还从来没走进过他的书房生活的这一面来呢！午田是个好学不倦的人，他的抱负并不只在做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就算了，他不断地在写、在译、在读。
再打开这个抽屉看看，嗬！这回可全是信件了，胀得满满的，拉开来，有些纸片信件被拖到抽屉后面去了。唉！只好把整个抽屉拉出来，再伸手进去掏在后面的东西。几页纸，还有两三封信。
啊！一眼就看出来了，两封是绿墨水写的，菊菊的。菊菊走了好几个月了，说是生活得那么好，工作得那么愉快，圆圆的脸，甜甜的笑，立刻又浮现在我的面前了。但是这两封信，却是给午田的旧信。
信封上有了尘土，让我弹了去。
我可不可以抽出来看看呢？菊菊和午田通信，以及其他的事情，虽然都已经成了过去，我何必又在这时给自己的心情添上一份不安？
可是我忍不住，我也有好奇心呀。我只随便看看好了，我只当做一个不相干的人在看一封不相干的信好了。
居然是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大张，米黄色的航空信纸：午田师：
您好吗？假期过得真快，转眼就过去了。这个假期我没有做什么，全在快乐的歌唱声里度过的，但是它是很有意义的，有耐心听我讲给您听吗？
前些日子有一位居留美国多年的音乐家来了，他给这里的各校同学组织合唱团做短期的训练，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登台演唱了几个他教给我们的歌。其中我们最喜欢唱的几首：《常常在静夜里》、《海韵》、《唱啊同胞》等。《海韵》是已故诗人徐志摩写的诗，也许您早已读过。但大家最喜欢的还是《常常在静夜里》这首歌，首先歌词就令人黯然神伤，我抄下来给您看：
常常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来临，
灭孤灯听细雨，忆从前快乐光阴。
童年哀乐依然如昨，情话缠绵诉衷肠，
眼泪流盼而今暗淡，欢心已碎剩悲伤。
情感浓来往密，想当年多少良朋，
尽凋零都逝去，似黄叶不耐秋风。
时常觉我如同行过，旧时堂宇静无人，
灯光已灭花冠久谢，空余孤客自伤神。
因此在静夜里，当睡神尚未来临，
灭孤灯听细雨，从前事反作销魂！
田师，常常在静夜里孤坐的习惯，您有吗？我最近便常常这样独坐着轻唱这首歌，脑中却泛起了一幅景象：一位孤独的老人正独坐回忆昔日的快乐而黯然。（我决定还是把歌谱一并寄给您，因为您也喜欢音乐，说不定您独坐无聊的时候，也会随着歌谱哼两声吧！）
这样抒情的歌曲，我们都很爱唱，为什么它不可以普及到社会上去呢？为什么它不可以代替那些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呢？
谢谢您上次寄给我的《贝多芬传》，我以前虽读过了（您记得吧，当您每次介绍给我的书，我一说读过了，您就说，这回我又失败了）。但对于贝多芬——这个一生充满了痛苦与忧患，但却从事讴歌“欢乐”给世人的音乐家，他的传记是不厌多读的。
夜已深了，就此停笔。
敬祝
安好
您的学生周菊同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儿，不知道当菊菊那样愤慨地写到“靡靡之音”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姐姐？她当时忘记姐姐了吗？
这算不算是一个女学生对所仰慕的老师的一封蕴含着情意的信呢？以后他们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妹妹这方面对午田是有着情意的，不用说。午田呢？“请信任我哥哥的人格”，是申幼说的，这并不妨碍到人格，现在的人，无论男女，都可以和不止一个异性朋友交往，在他们或她们之中选择一个，要不，申幼怎么会说“冲上去”的话。我没有冲上去，在妹妹的面前，我没有，也不想冲上去。而是——那么是妹妹退下去了！如果是的话，她退得那么自然，那么不动声色，那么可怜！
对于我和午田的结合，我该感谢谁呢？蔡太太？刘专员？妹妹？
但一切都过去了。许多事情我到今天还不清楚，也不必追究了。
手里还有一封信，有着虫子爬过的污渍，日期是在上一封的后面，抽屉里或许还有几封，我都可以抽出来看，我就会进一步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而且——午田不但没有毁掉妹妹给他的信，反而要我乘他不在的时候整理，是有意的吗？
那么我要不要继续看妹妹的信呢？
不。
放回抽屉里去，仍然放在最底层，照着原来的样子，只当我什么都没看见。如果午田要问的话，我不是可以若无其事地对他说：
“你自己整理吧，我人不舒服，你不是说要我小心自己的身体吗？”
好了，一切就是这样了，去帮阿娇的厨房工作吧！
贝多芬临终时，最后说的名句，那是：
“鼓掌，朋友，喜剧已经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