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新版）
婚姻的故事
虽然时代已经不是旧的时代了，但是在那个古老的地方，以及我结婚所要生活的那个家庭，母亲多多少少也为我准备了一些嫁奁：四铺四盖，四季衣服，四只箱子，一盒首饰，以及零星的脸盆、痰盂、台灯，甚至连马桶都陪送了。
“送嫁奁”那天，家里很热闹。妈妈请了四位全福太太给我缝被，妈妈是寡妇，不够全福，但是真正的全福太太都是洋学堂出身，只会缝，不会念喜歌，妈妈和王妈便在一旁指导，教她们一句一句地念着、缝着，大家笑着，充满了喜气。是应当这样的。
我的同学傅也来了，她比我晚一个月在天津结婚，特地来看看我的嫁奁和我自己设计的新娘礼服。我的头纱是在王府井大街印度人开的力古洋行买的，头花是在东安市场定制的白缎玫瑰，礼服也是自己买了白软缎设计请裁缝做的，加起来的价钱，比到紫房子去租还要便宜。傅惊喜地说：
“你给人做了几次伴娘，都穿的是紫房子租的礼服，紫房子那个上海老板，大概再也想不到你结婚却不是租他家的礼服呢！还不气歪了？”
我说：“是的，那个上海滑头说，一件礼服要用三十码缎子，我只用了五分之一，才六码。”
我们很高兴地谈着，我展示每样东西给朋友和同学看。我很喜欢那对福建红漆描金龙金凤的箱子。打开来，傅连我的内衣手绢都一件件仔细地看了，只要她喜欢的，她立刻就说：“我也要照样做一件。”
云舅舅是现成的大媒，今天他把嫁奁送到男家去。到时候了，妈妈把箱子盖上，正要扣锁的时候，云舅舅连忙拦住她，对我说：
“不要锁，交给我！我告诉你，英子，等车子快到他家的时候，”云舅舅举起右手，把大拇指和食指大大地伸开，然后用力地一打合，玩笑地说，“就这样，咔哒一下锁住，你明白么？这就叫锁住婆婆的嘴呀！”
满屋的人听了都笑了。
云舅舅很快就完成了这项送嫁奁的任务，因为事实上我们两家相距不远。当舅舅回来后，倒是很正经地对我说：
“英子，婚姻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谁想到小小的英子，你会有一天嫁到这家有一个公子、两个婆婆、八个兄弟的四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去做儿媳妇呢！老夏家虽然是个忠厚老诚的书香人家，但是无论如何，它和你原来的家庭生活是不同的，处处都要注意……”
事实上，云舅舅说我将有两个婆婆，还少说了一个呢！我将有三个婆婆；除了豫生的亲生母亲，还有一位被称做二太太的姨娘，而名义上豫生又已过继给他的五婶做儿子了。不过五婶不在北平，在他们老家南京，抗战时死在四川白沙，这是后话了。我们一直是通信上的好婆媳。
婚姻的事，确是像云舅舅所说的——不可预料。就拿妈妈的婚姻说吧，她是台湾北部小镇上的一个乖巧而美丽的姑娘，爸爸则是另一县份的人，他来到这小镇工作，便娶了妈妈。爸爸娶了妈妈便带她到日本去，在商业城的大阪，生下了我。小时候读童话，常常遇见这样的故事：骑着骏马的王子，他在树林里遇见一个娇小而美丽的女孩，他们共乘白马从树林里驰骋而去，披着斗篷的王子的背影，在马上颠荡着，马蹄的嘚嘚声渐渐远了。……我便常常设想，那骑在白马上的一对，便是爸爸和妈妈。妈妈的婚姻生活是多么地有趣而新颖，在那古老的年代，她一个平凡的女人便有机会随着丈夫到外国去。
而我呢？谁会想到二十二年后，妈妈的女儿反而嫁到一个有着四十多口人的古老家庭去了呢！
妈妈也曾经有过兄弟妯娌姑嫂婆媳共同生活的经验，但妈老实得要命，在我的婚前，她从不会像别人的母亲那样，以大家庭生活的种种经验，向女儿教导一番。也许妈了解我是一个和她个性多么不同的女儿：倔强、急躁、肯努力、也肯忍耐和合作的女孩子，但是惹翻了就什么都不在乎。因此，妈大概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逞强的女儿，说什么，她也不会听话的，干脆什么也别说。而且，说实话，妈妈那一套“忍为高”的老实经，无论如何，是不适合于我的。
这个古老的大家庭，是以公公为主，听说他年轻的时候，风流潇洒，有个外号叫“夏布大褂儿”。这个外号是有着双重意义的，一个意义是说，夏布大褂洗得洁白，熨得平帖，穿起来确是增加几分潇洒的风度，而另一个意义，表示那是出于一个贤淑主妇之手，才使得丈夫在外面那么风光。
的确，婆婆是贤淑的旧式妇女典型。她虽然处于一个周围都是读书人的环境里，但她却是个大字不识的妇女呢！她们老妯娌五个，其余的四位老太太，都是饱读诗书的。不过婆婆也有本事，她一连生了八个儿子，打破夏家的生产纪录，因此她倒成了妯娌中最有福气的一个了。
这种古老的书香之家，是应当一夫一妻的，只有公公，他娶了一个姨太太。当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公公会向儿子们解释说：
“我一生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娶了姨太太。我不是真要娶姨太太，只是为了和朋友赌一口气。”
公公的言外之意，是要请婆婆原谅他这一点，他和儿子们讲这些话，当然是希望儿子们能劝慰母亲。事实上婆婆的确疼爱她的八个儿子，远超过娶了姨太太以后的公公。儿子说的话，有时比老子管用。
在结婚以前，我和豫生的这一大家人，已经很熟了，我们两家距离很近，时相往来。豫生在八兄弟中排行第六，可算是小儿子了。他的五个哥哥都读了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但是自由恋爱婚姻，在他们兄弟之中，豫生还算是头一个呢！所以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婆婆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新式的旗袍穿，她以前都是穿裙子短袄的。
我们的婚礼是在协和医院礼堂举行的，那里的气氛我最喜欢。礼堂的台前阶层上，装饰着一列列的花草，一层麦冬草，一层各色的花。一条长长的红地毯直通到台上去，这是旧式的规矩，新娘子要在红毡子上走路。我穿着一身白缎新娘礼服，手里拿着一束白马蹄莲，踏在红毡子上，一步步走向台上去。那里已经排列了婚礼上的重要人物：证婚人、介绍人和主婚人。妈和婆婆都穿着旧式的礼服，站在最新式的礼堂里，再没有比我们中国新旧礼节的掺杂更为矛盾的了，但在一般人的眼光里，却认为这是别有情趣的。
当晚回到家里来，堂屋又摆了一桌酒席，我们新夫妇坐在首席，公公和婆婆却坐在主人位子上。婆婆以一种正式的礼貌，向我们新夫妇倒一杯酒。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接受长辈的敬酒。以后，在这家的生活，我就完全是子媳的地位了。
从豫生往上数，虽然有五个哥哥，但是只有两位嫂嫂——大嫂和二嫂。三哥已经死了，四哥五哥都还没有结婚，豫生是六弟，倒抢先了一步。
如果外面有人要问，为什么四哥五哥还没结婚呢？这个答复岂不很简单？四哥到抗战的后方去了，五哥神经有些不正常，所以六弟先结了婚。那是很对的。
不过，在婚前我听豫生谈起他的家庭生活时，曾说过四哥是这家里的维新人物，比如使弟弟们放弃家塾读书的方式，而进入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是四哥主张的；又比如穿流行的白色皮鞋，是四哥开头的。他是这家的革命者，因此从四哥起，父亲也就不再为儿女张罗婚姻之事了，完全让儿女们自由。
我最初所理解的情形是如此。但是在婚后才渐渐发现，原来从四哥起，公婆所给予儿女们的婚姻自由，是由一幕父母主持下的婚姻悲剧换得的，那是一个多么沉痛的婚姻的故事，就发生在死去的三哥身上。
我很糊涂，只知道三哥死了，并不知道还曾经有过一位三嫂，并且还有两个孩子。
有一天，婆婆带着大嫂整理箱箧，翻出来两张旧照片，一张老早老早的，是在南京老家拍的，假山石前面共有三排人，二十多口吧，一看就知道是包括三代的大家族照片，壮年男子站在最后一排，中间坐的一排是老太太少奶奶们，前面地上，盘腿坐了一群孩子，当然是孙子辈儿了。这还是前清时代的照片哪！男人们腰里都系着带子，女人们的衣服袖子中段镶着几道绦子，她们的口红只是在下唇中间点一点，倒真是像挂着一粒小樱桃似的。在这群少奶奶里，我觉得婆婆最可爱，她圆圆的脸，眼睛虽然小，但很俏丽。
再翻看第二张，无疑的，是前一张的少奶奶们都升格当老太太了，旁边坐的几位，当然是下一辈的少奶奶们。服装是又过了二十年，已经民国啦！
大嫂指点给我看照片上的人物，因为那些伯伯婶婶们，都回南京老家了，留在北平的，只有公公这一房，所以上面的人虽然都活着，但我却不一定都见过。
数点到年轻的妇女们时，我看见一个浓眉大眼的少妇，她的风度不错，很有学校出身的女学生的活泼味儿。我指着照片上的人问：
“这是谁？”
“这就是——嗯——”大嫂好像很难于启口，但终于说了：“她就是三弟的——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是三哥的太太么？就是三嫂么？原来三哥结过婚呀！”我惊奇地不断发问。
大嫂微笑着点点头。
“那么她现在呢？”
大嫂又转头轻轻瞥了一下婆婆，见她没有注意，才悄悄地对我说：
“回她娘家了。”
“哦，”我再注视着照片上的人，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但是我仍忍不住说，“我觉得她很可爱，是不是？”
“我也没有见过呀！”大嫂笑笑说。
是的，大嫂是续弦，她结婚的时候，三哥已经死了。
我想大嫂不愿在婆婆面前提起这件事，自有道理，她是怕触动了老太太伤心。想想看，儿子死了，媳妇回了娘家，这一定是件不愉快的事，尤其对于这种家庭来说，还有体面的关系，所以更不是婆婆所乐意提的。怪不得，连豫生都没跟我详细谈过。
这一年家里一连办了三档喜事，我结婚后的一个月，豫生的七弟也结婚了，再过一个月，最小的九妹也出嫁了，娶进两个，嫁出去一个，很合算，有增加人口的旺盛感，对于古老的大家庭是一件可喜的事。而且我们这两个年轻的新媳妇也给这老家庭带来新的气象。
我最敬佩公公。我觉得在大家庭里，家长的权威虽然很大，但是他的负担也很重，大家尊重他，也依赖他，难怪他为了三哥的婚姻的失败，再也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心情了。公公对我很好，他知道我很小就没有父亲，帮助母亲扶养弟弟妹妹读书长大，是一个助人者，而不是依赖者。
这时二哥二嫂是带了五个子女远在上海，到了太平洋战争起来，二哥随着工作的机关迁到内地去，便遣妻儿回到北平的大家庭来生活，这样家里又要增加六口人了。
为了腾出房间，婆婆又带了大嫂在整理。堂屋里有两只红漆柜打开，里面是些零星的针线篮呀，磁器呀，小孩玩具呀。大嫂一样样地捡出来。
我看到有些东西，如针线篮子，正是婆婆所缺少要用的，所以我便说：
“娘，这个您不是正用得着吗？拿出来吧。”
“嗤！”婆婆对那东西不屑地瞥了一眼。
我不懂，疑惑地看着婆婆。但是最摸得清婆婆心理的大嫂立刻就明白了。她当着婆婆面向我笑笑说：“是三弟的那位的啦！”
“哦——”我也明白了。
只因为三嫂在三哥死后回娘家改嫁，就那样地伤了老人的心吗？也可能，上一代的思想，是不能以这一代的现实去衡量的。但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婆婆允许三嫂把两个孩子带走？那是老夏家的血统呀！
二嫂带着子女从上海回来了，我也正生了第一个孩子，人不舒服，不能下楼去，二嫂上楼来看我。她小小的个子，头很大，有头重脚轻的感觉，头发白了许多，爱说爱笑，是个活泼的小老太太，很容易和她熟。
虽然二嫂是这家的老嫂子了，但是婆婆并不喜欢她，我想有两种原因，第一，她的嘴喜欢说，有时真不客气地顶撞婆婆，虽然她无恶意，顶撞的时候也是笑嘻嘻的。第二，婆婆有一个没说出口的成见，她认为只有续弦的这位大嫂是她亲自娶来的儿媳妇，意思就是说，是她亲自去相看中意的，同时婆婆最疼老实的大哥。我和豫生，以及七弟和七弟妇，甚至九妹和九妹夫，不用说，是自由的啦！但是最古老的二嫂，却是公公定的，因为公公和吴亲家是读书吟诗谈学问的朋友，他们在外面就给自己的儿女订了婚姻大事了。所以婆婆认为，除了大嫂，所有的媳妇都不是她娶的。形式上大家的生活一样，但情感上到底不同些。
还有，婆婆是个爱美的妇人，她的审美观念是女人应当白、细、富态些，而二嫂，是黑、干、瘦。
有了二嫂，家里热闹多了，她的年纪比我的母亲还大，她的女儿也和我一般大，我们是师大附小同学，可以说都是在琉璃厂长大的，没想到有一天我做了她的亲婶母。
二嫂的肚里老故事可多了，她讲每个小叔子小姑子小时候的笑话，嘴很损。我把豫生的笑话转述给豫生听，他说：
“你别听二嫂的，她过分夸张！”
于是话题又转到亲戚头上去了，豫生又讲起当年怎样给亲戚们起外号，还有一个以前常来的亲戚就是三嫂的表弟。他们大概很不喜欢那位表舅爷，给他起了怪难听的绰号。
跟着我听说的，是三嫂回娘家后就嫁给这位表弟了。
再进一步知道的，是说三嫂有表兄和表弟两人，而三嫂自幼无父母，是姑父家养大的。再接着是说，她在婚前就和表兄还是表弟恋爱了。
那是可能的，和表弟有青梅竹马的老感情，守寡后回娘家，便又嫁了表弟，这在旁观者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三哥是得肺病死的，是那种年头太普通、也太难治疗的病。他们说，他病着，三嫂并不太服侍汤药，常常回娘家去。
“唉！”有一天，看门的小李不知怎么也和少奶奶们谈起老话来了，小李从小就在这里，是管拉马车的，马车的时代过去了，他管看门了。他叹息地说，“要结婚的那天早晨，我催着三少爷去理发，他还不爱去呢！唉！”
小李的意思是指说，三哥对结婚并不感兴趣，是无奈的。
这话触动了我的疑问，我忽然想，三哥是肺病死的，他为什么不想结婚？可能他对自己身体的健康情形很明了，而父母之命又不能不遵从，虽然是个大学生，而且外面的新潮流也早已被许多家庭所接受了，但这个家庭还是显得缓慢些。而在三嫂那方面来说，她可能也被这个病弱的丈夫所苦恼，所以就常常回娘家去散心也未可知。
如果三哥在婚前肯坦白地对父母讲讲实际的情形，他们的婚姻也许可以延搁下来，情形可以转变也说不定，他为什么不说呢？他读的是当时自由气氛最浓厚的北京大学呀！
又有一天，我们和二嫂再谈起家里的老故事——她有说不完的老故事，她取笑家里的每一个人，婆婆也取笑她。
“是个秃子！嫁过来做新娘子是个秃子！”婆婆指着二嫂笑骂她。
那是真的，二嫂自己承认，她嫁过来才十六岁，头发掉光了，刚长出茸茸短发不能梳头，所以戴了一顶假发。
我们想象二嫂当时的样子，大笑起来，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婚前害了一场很厉害的伤寒，病好后，头发掉光了。
又谈到孩子们，原配大嫂没有生产就死了，所以二嫂的孩子倒是孙子辈的长者，他们的小名排列起来是：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七毛。
“五毛六毛呢？是谁？”我想，可能和堂房兄弟的儿女们排叫的。
“就是三奶奶带走的那两个嘛！”二嫂回答说。
这时又触起我一件一直不明白的事情，为什么让她把三哥的两个孩子带走？在那个年月的这种家庭，并不作兴让母亲带了孩子去改嫁的，不像现在有那样堂皇的法律条款，母亲有权利把她的孩子带在身边抚育。我很想问问二嫂，她一定有一番道理的，但是我还没张嘴，二嫂忽然深吸了一口香烟，说：
“两个孩子真像那个大扇风耳。”二嫂把两手张在耳旁比着。
“像谁？扇风耳？”我们都不明白。
“真像那表舅爷！”
“啊？！”
我惊奇地喊着，这下子不用请教二嫂，解释为什么五毛和六毛被带走，我完全明白了！
我也可以想象出公婆的伤心和痛悔的心情了。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婚姻，牺牲掉一个读到大学毕业的儿子，带来无可挽回的痛心！无怪乎他们二老再也没有勇气担承下面的六个儿女婚姻大事了。
我想豫生一定不喜欢我这样写着三哥的事，好在他难得做我的读者，即使他看到了，也该想到我写这些的意义，并不是为找不到小说的材料，便把家里的事抖搂出去，而是深深地感到，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有多少这样的婚姻悲剧？三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例。
新潮流来到的时候，青年们要接受它，但是有些旧的事物还不能放弃，才造成这样的悲剧。如果他能完全接受新观念，他便可以毫无考虑地离婚。三哥的生命不受打击也许可以保全。而在三嫂方面，我们客观地讲，对她何尝不也是一场抹不掉的伤痕呢！
我想，很可能三嫂在娘家和表弟恋爱，使得她的姑父不安，所以赶快把她嫁出去，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事情了，怎知道偏巧是嫁给这样的三哥——在结婚的早晨才无精打采去理发的新郎！如果她的姑父不以为表姊弟恋爱是不应该的，而完成他们有情人成眷属的话，那情形又该是如何不同呢！
有一天，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听我讲述这些古老的婚姻故事，她们都好奇地睁大了眼睛，听得十分入神；一方面叹息那些不幸的人，一方面觉得那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因为她们距离那个时代远了，她们觉得恋爱和婚姻是天生就自由自在的，没想到有过这样不幸的事，好像那是历史小说中才有的。她们哪里知道，这一代的恋爱和婚姻的自由，是由上一代的不幸者付出了代价得来的呢！这个代价是太高了，可惜的是许多人没重视自由的可贵，而自由就被滥用了。也许是得来的太容易的东西，就不足珍贵了。可是同样的，新的一代，也有新的婚姻悲剧就是了！
因为大家庭生活，给我带来了许多感触，成了我一部分写作的灵感的源泉。我要透过小说的方式，把上一代的事事物物记录下来，那个时代是新和旧在拔河，新的虽然胜利了，旧的被拉过来，但手上被绳子搓得出了血，斑渍可见！
我曾写过一篇题名《殉》的小说，是描写一个旧式冲喜婚姻的不幸妇人的心理。自幼订婚的未婚夫得了肺病，终于在病重时和她结了婚，是为了冲喜的迷信。娶过来才一个月，丈夫死了，她便一生都留在男家，她虽然没有以死相殉，但是这样地生活着，也和殉死差不多吧。这篇小说虽然不是我们家的事情，但是我便以我们这大家庭做了背景，而且说实在话，也是三哥的事，给了我灵感，再加上另外曾和我在图书馆的同事怡姐的一部分实情，凑起来的。
“我还没跟他好够呢，他就死了！”
当我要写怡姐的这段婚姻经过时，她的这句话又在我的耳旁响起了。怡姐是位女画家，她年纪不算大，可是装扮却不入时，她不烫发，不施脂粉，不穿高跟鞋。因为不落俗，看起来倒另有一股清雅的风度。可是她那样多病，一个人租了一间房子住，生活简朴，也没有什么存储，不然的话，也不会以一个画家到图书馆去工作了。
怡姐很爱说笑，这是因为她怕寂寞。我们知道她很早就死去了丈夫，没有子女，一个人这样孤单。她画兰，几笔浓淡相间的兰草，是多么清新，但她的心情，却是这样地沉郁呀！
我们有一个庆生会，是个很寒酸的组织，遇到谁的生日，同室的同事不分男女，就买些烧饼包子来共吃早点庆贺。但轮到怡姐的生日，却赶上是星期日，头一天她就答应说，请我们星期日下午到她家去吃汤面。她既然这样高兴，我们也愿意凑热闹，她是这办公室里的老大姐，我们都年轻调皮，她说她受了我们的影响，一定要使自己年轻些。
等到我们去到她家，却发现她躺在床上生病了，她说她头疼欲裂，想要哭都没有眼泪了。起初是她兴致勃勃，要请大家来的，结果她却病了。她不好意思地挣扎着要起来，却被我们拦住了。但是她说她见我们来，病已经去了几分，让她起来吧，大家千万不要走。
我们为了使她快乐，便答应留在这里，并且派代表出去买些方便的晚餐来吃，面包和熏肉什么的。
大家吃着谈着，她的病确是好了几分。她苦笑着说：
“恐怕我得的是神经病，昨天想到你们今天要来我这里，兴奋得失眠，今天头就痛起来了。”
我环视这间雅致的房间——它并不大，但是摆着床、画桌、餐桌、小沙发。一房兼数用，整个的生活就在这里了。如果看见这样拥挤着家具的屋子，人们一定会说，嫌小了些，可是她那一颗孤苦的心，摆在哪里都嫌空旷了些，因为她是形单影只的！
屋里的人说说笑笑，灯旁绕着烟雾，很暖和很热闹，可是我却敏感地想，等会儿这屋子人走光的时候，她是什么心情呢？她会怎么样呢？坐在这只沙发上沉思？还是站在那画桌旁铺纸做画？或者马上就摊开了被子睡觉？还是到厨房去独自一个洗净这堆碗盘？我难以想象那寂寞的独居的生活，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即使是在父亲死后和妈妈相依为命的日子，我们也还有四五个姊弟。结婚以后的大家庭更不用说了，就是偶然豫生有事迟回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小楼上久了，也要跑下来和婆婆、嫂嫂说说闲话。我连住校的经历都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如果是我，晚上一个人怎么过呢？和谁说话呢？像我这样爱说话的人！墙壁吗？日记吗？我正呆想着，忽然听见怡姐说话了，是在答复谁的问题：
“就是嘛，我们结婚才一个月他就死了。”
“是什么病？怎么死得这么快，这么巧？”
“是肺病，老肺病了！”
“那你还和他结婚？”有人替她不甘愿地说。
“就是为了有病，才赶快结婚的呀！”
“哦——”有人明白了，但是有人还不懂，跟着又问：
“为什么呢？”
“是为了冲喜呀！”怡姐转过头去向那稍微年长的同事说，“冲喜，我说了，张先生会明白，对不对？”
“冲喜谁不明白！”我也不平了，“是什么年头儿了，怡姐，你结婚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吧，也都民国十好几年啦，你还在结冲喜的婚，你怎么就肯呢？”
怡姐苦笑了笑，没说什么，有什么可说的呢？北方保守的风气，还残存在某些固执的家庭里。怡姐起身到书架上去取什么，拿来的是一本照相簿，她翻开了有结婚照片的那一页。
“怡姐，是文明结婚的嘛！”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大概因为想象着冲喜的婚姻，以为她一定是乘大花轿，拜天地，像戏台上娶新娘子一样呢！没想到怡姐也是穿着旗袍，披着纱，手中拿着花束，旁边她那短命的他，穿着蓝袍马褂，蛮清秀，倒也不像过了一个月就死掉的样子。
“喏，”怡姐指着她的丈夫，“这就是死鬼。”
看着照片上的人物，怡姐没讲话，嘴角却漾出了一丝笑容，她好像在等我们有什么赞词。她是在回忆那温馨的蜜月吗？难道那不是可诅咒的蜜月？
果然有个同事说话了：
“您这位先生看起来倒是挺好的样子。”
“是呀！”她的语调带着一些甜美的回忆的味道。
“怡姐，如果你在婚前知道他病重了，还愿意和他结婚吗？”我总是想探测人心的深处。
“我并不是不知道。”
“那怎么不反抗呢？”
“我愿意他好起来。”
“难道你没有医学常识？”
“但这是一种宗教般的舍己精神。”
“那么你结婚以后，发现他的病是这样沉重，你不后悔吗？”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你们的感情一定很好吧？”
“我还没跟他好够呢。他就死了！”
然后她举起了照片凝视着，真是个痴人之爱！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每个人听了怡姐的话后，各有不同的想法吧？有人叹息说：
“你们要有个一儿半女就好了。”
怡姐抬头看了看说话的人，神秘地笑笑。当时没有人理会她笑的是什么。
直到另外的一天，我有机会单独和怡姐谈知心话，她才又提起了她的婚姻。
“我怎么会有小孩呢，我到今天还是个姑娘。”
“哦！”我轻轻地惊叹着，她看着我，又笑笑，仿佛在等着我的反应。
“我想象不出这种夫妻，或者这种爱情的意义。”我这样回答她。是真的，我不明白。那样短促、那样不健康、那样陌生的婚姻，竟能使一个女子一生跌入孤单凄凉的生活，而不在乎？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哲学支持着她呢？还是中国女人的认命哲学根深蒂固了？现在还有被这种精神支持的女人吗？让我同情她好呢？还是惋惜好呢？
但是我在《殉》的那篇小说里，却让她以对小叔怀着微妙的感情来度过漫漫的长夜，这毕竟是小说。但怡姐，她难道就对任何的异性没动过心吗？真的终其一生，那样的一个月，就是她全部的爱情了？
怡姐也有痛苦，她的痛苦是失去了丈夫，而不是认为那种冲喜的迷信婚姻方式害了她的痛苦。观念最要紧，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观念下过活的人，就有不同的心情。
但我们家的三嫂，对于那种婚姻却是以叛逆的精神采取实际行动。而怡姐，却靠回忆那不着实际的一月新娘，作为她一生甜蜜而又痛苦的生活。
怡姐又曾谈过，她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孤苦地生活着。她的夫家虽然还有许多人，但属于她的公婆这一房的，就只有两兄弟，怡姐的丈夫居长，还有个差几岁的小叔。
怡姐到图书馆来工作，就是小叔的朋友介绍来的，她常常在言谈中透露出，小叔的为人是如何的好，而小婶就差些。但是有时她到办公室来时常常带些零食，据说是小婶派小孩子给伯母送来的，她常拿来分给我们吃。她有时也要我陪她下班后到街上去，为小婶的孩子买些小礼物，剪块布什么的。她最喜欢龙龙，她说龙龙长得像小叔一样。既然是这样的话，她们妯娌好像也处得不错的样子，为什么不住到一起呢？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因为有时她匆匆地早退，便说是龙龙病了要去看看。小叔说是守旧礼，凡事要请这位寡嫂做主，把她高高举起地供养着，弟妇便不高兴了。怡姐说：
“我是被扔在旧时代里没逃出来的人，教我新，我也新不起来，但是弟妇怎么肯呢？又比不得公婆在世的时候，婆婆是这一家的主妇，婆婆不在了，谁是主妇呢？虽然小叔守旧礼奉承我，可是，你们新规矩不是说‘一个屋檐下不能有两个主妇’吗？我没有了死鬼，也就只好退居一步。搬出来也好，大家和气些。”
因此，怡姐就幽幽怨怨地独自过着她一个人的日子了。
敏感的我，便把怡姐的故事加上我的幻想，融在我的作品中了。
在《殉》那篇小说里的公婆的画像，实在是以我的公婆做画底的。婆婆吸水烟的姿势，我在硬木桌前为她搓纸媒的情景，寂静的午后，度过那困乏的夏日，每天老王拉起天棚的那懒洋洋的样子，都是以我家为背景，在我执笔的时候一一走进我的作品里来。
正是一个长日无聊的午后，我下楼来，到婆婆的屋里，看看有什么事没有。我进来看桌上堆着刚买来要搓纸媒的表芯纸，我便随手把它们裁成纸条。
“喂！我说，昨天这个人有没有去？”
“嗯？”我抬头看婆婆，因为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看到她跷起小手指，我忍不住笑了，“姨娘吗？她去了，和爹在一起嘛！”
“嗤！”婆婆一听我说，便又习惯的不屑的一声。
婆婆虽然很大年纪，也满堂儿孙了，但是对于公公的姨太太也还是时常要拈一拈酸。她很有趣，从来对姨娘没有正式的称呼，对儿子、媳妇们谈到她，婆婆总是那样不屑地、调皮地跷起她的小指头说：“喏！这个人！”就是和公公讲到姨娘的时候，也是说：“叫那个人给你收拾嘛！”
有一次，公公从外面回来了，姨娘不在家，他到堂屋来找婆婆，他像孩子般对婆婆说：
“有什么吃的吗？大师傅灶封了，她也不在家，我还没吃饭哪！”
婆婆不吃大厨房的菜，她总是有自己的私房菜，因此哪房来了客人，或者儿子回来晚了，都到老太太这里来寻吃的，公公当然也不例外。我明明记得那天婆婆煮了火腿汤，但是她却说：
“我也没什么吃的了。”
公公很失望，谁知婆婆又报复性地冷笑说：
“这才叫三个和尚没水吃哪！”说完她向我们挤挤眼睛。她的意思当然是指公公娶了两个老婆，却落得一顿晚饭都吃不上。
婆婆淘气的神气使我忍不住想笑了。公公饶着没得吃，还被婆婆取笑，他无可奈何地刚要走出去，大嫂连忙说她可以给公公做些吃的，谁知婆婆已经起身到食橱里端出了那锅火腿汤。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借机也刺伤公公一下，因为她所受的是多么大的刺伤啊！家里有了姨娘这个人物，连带着，婆婆有成见地不喜欢任何人家的姨太太。
今天婆婆说：“这个人去了吗？”便是问我姨娘是不是也到赵家去吊丧了？
亲友家有了喜庆的事情，除了几家姻亲以外，婆婆是不出席的，通常都是我们兄弟妯娌轮流去，要看对方的情形而看派哪一个去才合适。但是去吊丧的事，婆婆便不愿意让我和七弟媳去，因为我们俩是新儿媳，只许沾喜气，最忌沾丧气。可是这回却例外了，因为赵老伯是我们结婚时的证婚人，他死了，我和豫生当然要去吊祭。
我告诉婆婆，公公在赵家抚棺大哭，因为赵老伯是公公的好友，他是民国以后，少数还活着的一位前清的进士。公公有些地方很能接受新思想，也乐于降服。但朋友总是老的好吧！公公跺脚哭得脸涨红了，大家很担心，怕他血压高，感情激动会出事，幸好浦大夫也去吊丧，顺便给公公吃了些药。
婆婆听了我报告公公的情形，她好像并不在意丈夫的血压高不高的问题，却问我：
“赵家老头子的这个人呢？”她又举起手来跷起小指头。
不用说，这又指的是赵老伯的姨太太了。赵老伯的原配老妻已经死去多年，他的姨太太也就等于大太太了。我告诉婆婆说，赵家的姨太太也哭得死去活来呢！
婆婆没说什么，嘴轻轻地撇了一下，透着对于姨太太那么不屑的神气。其实，赵姨太太实在不错，每次来了，都先到婆婆房里来礼貌周旋一番，才到姨娘房里去。她的出身和我家姨娘不同，她是当年江南的名妓，姨娘却是城南游艺园唱老旦的坤伶，一个没落旗人家的姑娘，跟公公那年才十九岁。
另外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河南才子的姨太太，也是常常随了她的丈夫到家里来的，她最年轻，丰腴艳丽，婆婆背地里叫她“大美人儿”。婆婆表面上和和气气地应付她们，我知道无论这几位姨太太怎么对婆婆尊敬，婆婆总是有成见地说她们：
“还不是一路货！”
读罗素名著《婚姻与道德》一书时，很欣赏他对于近代婚姻分析之精辟。书中有一小段谈到妇女解放以后的婚姻困难，罗素说：妇女解放很多地方都使婚姻更加困难，从前做妻子的将就丈夫，但是丈夫却不必将就妻子。妇女有她自己的个性与权利，如今许多妻子根据这个理由，过了某个程度，就不肯拿自己去将就丈夫；而在男子，仍企求从前以男性为主的传统办法，不能了解为什么他们应当完全将就女子。……不错，就拿娶姨太太说，我们这一代的妇女，就想象不出我们的上一代的妇女，怎么能够忍受丈夫的那种行为。有人认为一定和丈夫没有爱情，才能忍受除自己之外再容纳另一个女人。这话不太对，我以为她们忍受的是环境和当时社会的传统，而不是真正不对丈夫再有爱情。我的婆婆虽然依了当时的环境和她的观念，接受了另一个女人——姨娘，共同走进丈夫的心房，占据了一处地方。但是她内心中，并不是真的那样大方。丈夫的心不像别的东西，不能随便施舍给别人，婆婆是旧时代的女人，但是爱情是独占的，古今一样。
我这样琐琐碎碎地写着婆婆对于姨太太表面的大方，而藏隐于内心的恶感，就是要说明上一代的妇女和我们一样，是要整个占有爱情的，所以假大方，只是当时社会环境没有给她权利反抗，是只凭道德的，但是道德心却从观念产出，当时的观念既是容许多妻，那么他没有什么不道德，她又有什么权利去干涉那并未认为不道德的事情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同学傅的母亲的故事。
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烛》。内容是说一个老妇人因为丈夫娶了姨太太以后，她虽然表面假装大方，内心却有无限的痛苦，她装出病弱，一方面是为了引起丈夫的注意，好给她一些温存，一方面也是借病来折磨丈夫和姨太太。她原来的病并没有那样严重，但是因为成年瘫在床上，三分病，竟弄成十分瘫软了！她活了一生，瘫了半生，只为丈夫娶了姨太太！
写这篇小说，是在看了一部电影后给我的灵感。电影中有一段描写一个女人为了要引起丈夫的爱怜，她假装病，整日坐在轮椅里。当她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却在房中走动着，到窗前去张望，一听见丈夫回来的声音，她就坐回到轮椅上。这样企求爱情的办法是多么可怜啊！
看完这部电影后，马上就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老妇人。她瘫卧在床上的情景，颇有相似之处，那便是傅的母亲。
我和傅是在初二就开始同学的。初次到傅的家去，她给我引见了她的母亲——在床上。
应当是一间很明亮的北房，但是在纱帐深垂下，长年睡着一个老妇人，就显得那么黯淡。
“傅伯母！”我站在床前鞠躬喊了一声，她见有人来，高兴极了，探起半个身子来。原来她的头发都掉光了，牙齿也脱得一颗也没有，却有一张白胖的脸，笑眯眯地咧开了没有牙的嘴。那样子仿佛很怪，又仿佛很可爱。怪的是她的光葫芦头，可爱的是她的弥勒佛般的笑容。
傅告诉我，妈妈病瘫了，长年躺在床上。傅是最小的女儿，她的上面还有四五个哥哥，一位嫂嫂，和一位通称“兰娘”的姨娘。从傅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瘫在床上，爸爸也早已故去，所以他们兄妹可以说都是兰娘带大的。兰娘很卑屈，当时我不过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也一直叫我“林小姐”，叫到我结婚生了孩子。我也随着傅家的人叫她兰娘。
去熟了以后，傅伯母也跟我的同学们一样，叫我的外号“小林”。她笑眯眯地说：
“小林来了吗？来吃绿豆糕。”
她老了，像孩子一样，喜欢吃零食，床头那个角落里，堆了许多瓷罐之类的东西。那个黑暗的床角落、蚊帐和枕边，全是油渍与污点，我真不喜欢，但那却是她全部生活的所在地。在那堆东西里面，总缺少不了一个小小的蜡烛，那对于她生活的意义不知是什么？因为她常面向里，点燃一根小蜡烛，照亮着她那个生活的角落，窸窸窣窣地好像在做些什么。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捏着那烧软的烛油在玩呢！
我想她点蜡烛的心理，最初一定是为了夜晚的方便，因为她不能起来；后来却为了排遣寂寞吧？因为她在床上毫无娱乐。所以她也最喜欢有亲友去，女儿的同学去了，她尤其高兴，床头如果没有零食，一定拿了钱叫兰娘去买给我们吃。
兰娘，虽然和蔼而卑屈，但是她黑黑瘦瘦干干，看了那类型的半老的女人，我总觉得她是苦命的人。兰娘算不算苦命呢？她给人家做姨太太，丈夫早早死去，自己没有儿女，还要伺候着主母和一家人。
我有时也会奇怪地想，娶姨太太不都是找年轻美丽的吗？照我看来，瘫在床上的傅伯母，以前一定是一个比兰娘美丽的女人。傅的爸爸怎么娶个不漂亮的女人做姨太太呢？
暑假的时候，我常去找傅，再和她出去找别的同学，或上街买东西。有一次，我们俩刚走出屋门，就听见傅伯母在屋里喊：
“我晕——我晕哪！三毛子。”
三毛子是傅的乳名。我听了吓一跳，说：
“看伯母怎么啦，在叫你！”
傅皱起了眉头，不耐地向屋里喊说：
“一会儿就回来的呀！”
我很害怕说：“我不去了！”
“走吧！她喊了十几年啦！”傅对我说：“她不愿意我们出去，就喊头晕吓唬我们。”
但是我当时总是觉得不很合适，我不能想象有这种事的。
但是到傅家去惯了以后，我渐渐觉得傅所说的确是不错，傅伯母真的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头晕症，她完全像儿童教育书上所说的某一类问题儿童一样，是为了要引起父母的注意而做出过分的、撒谎的，或虚假的举动，因为孩子受到的“爱”嫌不够。而傅伯母和儿童刚相反，她是希求儿女们多给她点儿“爱”吧！但是她躺在床上太年久了，家人怎能像对待病人那样的对待她，因此老太太竟犯起小孩子的毛病来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后来我去找傅的时候，听见傅伯母喊头晕，也和她家里的人一样，觉得稀松平常了。
等我真正知道傅伯母的病因，却是在傅伯母死后，距我和傅相识已经是十五六年时间了，我和傅都已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傅在婚前便已经到天津去做事了，所以那一阵时间，我便很少再到傅家去，除非她从天津回来看母亲，约我们老同学到她娘家去玩。
偶然到傅家去，看见傅伯母的生活依旧，只是蚊帐和床被更不整洁了，但老人家还是高高兴兴的，因为床边多了两个“肉上肉，疼不够”的外孙了。
兰娘呢，还是老样子，和傅伯母相依为命，整天为这床上的老姊姊倒屎倒尿，端茶送水，并且忍受那位不可侵犯的儿媳妇的气。
傅每次从天津回来，都会先写信告诉我，于是我便先约会几个要好的同学，定了聚会的日期，大家谈到深夜都不肯离去。有了傅的聚会是特别热闹的。
这一天，傅意外地来了，看见她头发上插了一朵白绒绳花，吓了我一跳，我不敢开口问，傅就说了：
“母亲死了，我来奔丧。”
“啊——我怎么不知道。”
“没有敢惊动朋友，是很简单的，所以等丧事办完了我才来——”
我忍不住有些哽咽：“你应当告诉我，伯母对我真不错，我也应当——”我说不出来了，鼻子酸酸的，落下泪来。
我和傅都沉默着，我回想这位十几年来只有一个姿势——躺着——面对世间的老妇人。从我第一次看见她，到她死，这中间，人世间有多少变动？但是她却没有。这样的一生有什么意思呢？可是她却活到六十七岁。也许死对于她是一种解脱吧，但是还有一个活着的兰娘呢？兰娘将何以堪？
“兰娘呢？”我不由得问。
“五哥不是已经过继给她了吗？五哥在四川早就来信说要接兰娘去，现在，她可以去了。”
想到兰娘的归宿，倒也为她高兴，希望傅的那位五嫂不像这位嫂嫂那样待她就好了。我不由得对傅说：
“伯母这一生总算因为有了兰娘，才过得还不错，有哪个姨太太肯一辈子伺候一个瘫子大太太的呢！”
可不是，傅是亲女儿，又该怎么样？不要说结了婚走得远远的，就是在家的日子，也“久病无孝子”地并不把母亲的病当回事，每次和母亲说话都是不耐烦地急扯着脸，我亲眼看见的。虽然女儿毕竟是女儿，总是娇惯些。惟有兰娘，我想不起她不愉快时是什么样的脸色，因为我从来没见过。
我和傅又谈着她母亲的病，她感叹地说：
“其实她当初并没有真的那么病重，只不过是和父亲赌气就是了。”
“为什么呢？”我问。
“就是为了父亲娶了姨娘，所以她就三分病做成十分地赖在床上不起来，结果假瘫变成真瘫。”
“真的是这样？！”我惊奇地问，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是的，我恍恍惚惚地记得，她瘫了，可是晚上却起来给我盖被子，白天她却又在床上不能动弹。”
“啊？！那是为什么呢？”
“总是要借此折磨父亲和姨娘吧！”
“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为了一个男人，两个女人过了这样的一生，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呢？她们共同的目标死了，留下两个残弱的女人，本来是敌对的地位，反而变成相依为命了。先是一个女人抢了（固然不一定是她主动的）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后来两人共同的丈夫死了，她反而伺候为她而残废的女人一辈子。当她们老姐儿俩谈旧日往事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如果知道有这样结果的话，傅伯母又何必当初呢？但是她又怎能知道呢？
像这样的情形，能说旧式的妇女都内心蛮愿意她们的丈夫娶姨太太吗？含在内心的忍受的嫉妒之情，是多么地痛苦啊！
当我在写那篇题名《烛》的小说的时候，虽然故事情节内容是虚构的，但是在烛光摇曳中，那黯淡的床头，污渍的蚊帐，傅伯母的秃头，没有牙齿的笑容，兰娘黑瘦的身影，女儿不耐烦的神气，儿子无动于衷的冷淡，都一步步走进我的笔端。
人生有许多事情是浪费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它却这样长久地持续着，婚姻的事也是一样。但愿活在世上的最后的兰娘，过一段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吧。也许我这样地说，并不是兰娘的心意，她和傅伯母相依为命而习惯地生活了一辈子，突然起了大变化，对于兰娘，也许反倒是一件空虚的事呢！
姨太太，是某些时代很自然的产物，给男人们写下了多少艳丽的人生的史章，他们多得意！但是也唱出了不少人生悲歌吧？
豫生便常常说，他们家的人都老实得很，连在他们家当姨太太的，都比在别人家的地位高。所以豫生就是他家里最不老实、最不服气的一个了吧？他常常板着铁青的脸，视若无睹地面对着姨娘，有时连我都觉得难为情。姨太太的罪过大呢？还是你父亲的罪过大呢？我每逢看见豫生这副为母亲不平的面孔，心中便会暗暗地自问。当然，我毕竟是外面来的人，多少是比较客观的。
表面上看起来，姨娘在我们家是一个过得最舒服的人，她没有儿女，来去自如。因为她的娘家还有一位七老八十很健康的老母亲，有时她便扔下老头子回娘家去住上十天半个月，也没有人拦阻她。她是旗人，饮食习惯是和南京人很不同的，公公要吃火腿，要吃荠菜，她却要喝豆汁，要吃芝麻酱面。她回娘家，为了陪老母亲，也多少为了老妈妈可以给她做些想吃的东西。有时我下楼来正遇见她要走了，我说：
“姨娘要出去？”
“对啦！回家去住两天。少奶奶，来玩吧，我做芝麻酱面给你吃！”
我咽了一口口水，真糟糕，我是生在海岛上的人，出生后最初的饭食是腥的海鱼，圆粒的稻米，但是现在我却也是个吃面专家了，酸豆汁也使我胃口大开！
姨娘高兴时也许来到堂屋里，告诉婆婆说：
“老头子交给你了呵！我走了！”
说了她就飘然而去，婆婆看着她的后影，对我们滑稽地冷笑一声，那意思是：“你们瞧瞧！瞧见了吧？”
于是，到晚上，公公从中山公园的春明馆下了围棋回来，就会先被婆婆玩笑一下“三个和尚没水吃”，再给他端出火腿冬瓜汤来。
当然，说起来，婆婆仍是属于忠厚宽大的一个，有时姨娘闹起小脾气来，婆婆也只有以冷笑来容忍，倒是姨娘看见脸色铁青的六少爷，就多少冷静一些。大家都叫她“姨娘”，唯有豫生对她没称呼，如果大家谈起姨娘来，他总是随着外面的客人或佣人说“二太太”，仿佛那不是他家的人，他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了。其实那又何必呢！
自从嫁给公公，姨娘不再唱戏，就是连嘴里随便哼两声都难得，偶然的偶然，听她在楼下逗着猫儿玩时唱两句，也不过是“儿的父，去投军……”的青衣腔，而不再是她原来的“叫张义，我的儿……”的老旦腔了。她也不喜欢——绝对不许——人们再提到她过去唱戏的那一段。
我结婚后不久，正是姨娘四十岁生日，公公为她写了一张单幅庆贺她。公公的词赋名著一时，他的寸楷字也最好，写在那张洒金的红纸上，太漂亮了！
那篇贺词上面的称呼，是亲昵地取姨娘名字中的一个字，下面加上“姬”字，说“曼姬”在怎样小的年岁就跟了公公，然后怎样聪明地学习着那些文雅的事——读书、作画、习字等等，怎样是他老年来的一个伴侣。
姨娘当然很高兴了，把条幅挂在她的客厅里，不时地欣赏。我们妯娌几个呢，也非常捧场，我们合送了她礼物，给她拜寿，也站在那里欣赏公公的风流文采。
婆婆也大大方方地向姨娘道个贺，当然，她不像我们是到姨娘屋去的，而是坐在堂屋里，等姨娘来答谢她送的礼物时，婆婆才顺便地贺一贺。
几位宝贝兄弟仿佛又比我们妯娌高一等了，他们是集体等到吃晚饭时才向姨娘拜寿的。他们没有一个嘴里痛痛快快、清清楚楚叫出“姨娘”两个字的，只是混沌一片地喊着：“拜寿啦！拜寿啦！”
寿酒摆在堂屋里，姨娘房里也有她的那些姨太太朋友们来玩。有了客人，婆婆总要做面子，她忙着告诉仆妇给客人送点心、送茶水，就仿佛那是她亲妹子的生日，不是她的情敌的！她内心真的这样平安吗？
也幸亏婆婆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妇人，她不能读她的丈夫给另一个女人的最珍贵的生日礼。我想起来了，出现在公公的著作中的人物，曼姬是有不少次的，公公每年回一次南京老家，总是带了姨娘去，游山玩水的诗词里，当然处处都是“携曼姬游”了。公公的诗词文章里，也偶然提到婆婆，我读到过，他管婆婆叫“健妇”。
记得一次中秋节的晚上，家里有拜月的礼俗，当供在明月下的水果、月饼撤下来以后，全家人都挤在婆婆的堂屋里等着分吃的。孩子们最高兴，因为还有供桌上的泥制兔儿爷可以取走。
北平秋天的水果正上市，供桌上有青色的柿子和鸭梨、枣、栗子、苹果、葡萄，大家都分了一些。最重要还是那个面盆大的月饼。看我们怎样分这个大月饼！家中每逢要分些什么的时候，不是按人头，而是按房头。一个大月饼，切成许多角，每房只分一角，大哥这房虽然有两夫妇和五个孩子，只是分得一角，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才三口人，也是同样的一角。
七弟妇是家中一位又新又能干的少奶奶，但是她那份逞能劲儿，也常常做出缺心眼儿的事体来。分月饼，最好由大哥来动手切，大嫂来分，但是七弟妇抢着做，她一份份地拿给各房的人，并且清清楚楚地交代着：
“大嫂，这是您的，二嫂，这是您的，六嫂，这是你们的（我是嫂子，岁数却比她小，所以‘您’免啦）。”
“好的。”我接了过来。
“这是爹的，这是娘的。娘，”她对婆婆说，“五哥跟八弟的，可都在您这份里了呀！”因为五哥和八弟都未婚。
婆婆装糊涂，“什么？”她看看那一份份的月饼说。
七弟妇真以为婆婆没听清楚，她又怪能干地说一遍：
“都分好啦！这是您跟五哥八弟的，这是爹和姨娘的，喏，张妈，给老太爷和二太太送去。”
“嗤！”婆婆这不屑的一声，一定表示这里有什么毛病，但是她不明说。我呢，在这方面，心眼儿也不够玲珑剔透，我想，也许婆婆认为五哥和八弟应当各分得一角，不应当和在母亲的一角里，因为他们都是大人了，也应该各算一房头吧？因为就连寄居在家里的侄孙子小熊，还自己分得了一角呢！所以我也逞起能来，纠正七弟妇的错误说：
“五哥和八弟，你应当各给他们一角，连小熊都算一房头呢！”
“嗤！”婆婆又是一声。
二嫂在吃吃地笑，她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是看透婆婆的不满的心情了。这时还是大嫂温和地说了：
“你们不明白呀！这是个团圆饼，应当爹和娘合吃一块，单给姨娘一块，就对啦！”
“哟——！”我们恍然大悟，全屋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嗤！”婆婆又是一声，但是这一声却是表示说：“就是这样嘛！”
于是张妈去请了公公过来，在婆婆的那块饼上切了一点给公公尝尝，合吃一块的意思就算达到了，它象征着团圆吗？可是那多么地阿Q呀！
沦陷时期的日子渐渐地不好过了，远在后方的二哥四哥都断绝了消息，二嫂的五个子女病倒了四个，后来陆续地死去三个，真是让人痛心。跟着八弟也痰中带血，姨娘也据说是肺病，只有两个老人是健康的。
为什么大家庭里的肺病患者是这样多？有人说，古老的房屋，一代代地传下来，病菌在房里酝酿着，繁殖着，却从来没有被消灭过。
姨娘的病，事实上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她不咳嗽、不吐血、不瘦、不萎蘼，就好像好好的人躺在床上懒得起来一样，我看她只有三分病，七分是对公公的威胁，她照常回娘家去吃芝麻酱面，把公公的生活管理整个扔给婆婆了。
那个时期，公公肩头上的负担可以说是最沉重了。
生活没有那么惬意了，家里总是些令人头痛的事，老朋友又渐渐地老死，公公一定很寂寞。他除了在大学里教几点钟词赋的课程，老来反而学起画来。桌上摆着《芥子园画谱》，他的作画的兴趣也满浓厚。后来画得兴致高了，也在画上题上“枝巢老人时年六十九”等字样。
枝巢老人是公公在六十岁以后作诗著文的署名，我从来没问过他起这名的意思，但依我想，也许是取古诗十九首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意思吧？他是南京人，却进京落户有四十多年了。听说当北伐完成后，公公自宦海引退，曾有全家南返的意思，但是在北京太久了，延续了第三代子孙，好像由动物变成静物又变成植物——简直扎了根了，怎么动弹得了？
公公比婆婆还小。公公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在北平是可爱的月份，他七十岁到了，应当由儿女来做大寿，因为夫妻都活到七十岁可说是“白头偕老”，又何况是儿孙满堂呢！但是公公不肯，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外面环境的恶劣，而大家庭里病弱的人又是这样多，他提不起兴趣来。不过为了亲友们这样注重这件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生日那天在中山公园的水榭，举行一次诗画展览，展览的是朋友们送他的贺礼，这贺礼全部是专为公公生日而写作的诗词字画。公公也体念儿子们的艰难，只要我们预备些清茶点心招待客人，并且把他的著作《枝巢四述》赠送给每位客人。公公喜欢昆曲，水榭的厅堂里，满壁书画，厅堂中央摆上方桌，公公和朋友看着本子在吹笛和唱昆曲。水榭外流水潺潺，岸上垂着杨柳，山石堆砌的小道蜿蜒而上，描绘出上一代读书人的雅集图来。但是这样的雅集，在公公这一生，恐怕是最后的一次了，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所能再见到的，也恐怕是难得的了。
外表看起来，我们的古老的大家庭，仿佛很旺盛，实际上它在渐渐凋零、散落。家里病的、死的不用说，后方又传来了四哥病在重庆的消息。这消息一家人都知道，却紧紧地瞒住婆婆一个人。不识字的人确是容易哄骗一时，但是后来的许多年，甚至在胜利以后，她都没有再提起四哥，我相信，在冥冥中她已经有了第四个儿子已不在人间的感觉。
我曾经说过，四哥是这家的革新者，他到法国留学，生活习惯也有些洋气，比如他和父亲明算账的故事，就是我们这旧家庭的一件新鲜事。
四哥那时在南京交通部工作，公公每年南返一次，当然四哥要照顾父亲，有一天外出回来，公公忽然想起什么来，问四哥有没有钱款的事，四哥便回答说：
“没关系，我可以把您在南京的那笔钱扣下来还我。”于是他就一笔笔地和父亲算起账来。
一生对于金钱不太关心的公公，看见儿子跟他算账，心中有点不痛快，回北平来的时候，便像笑话样地告诉婆婆说：
“老四跟我这老子明算账咧！”
其实他也明了，他的第四个儿子是家里惟一的不依赖家庭的好儿子。他处处新，却是只有一样，婚姻的事他可新不起来，虽然留学多年，他也不会追求女性，而自三哥以后，父亲又痛悔说过，不再为下面的儿女主持旧式说媒的婚姻，这样，四哥一直到死，都是独身的。
就是连下面的五哥，也因为在法国暗恋一位小姐，人家连影儿都不知道，他就单恋成疯子，四哥不得不赶快把他送回国来。五哥是学艺术的，可惜他艺术的意境是这样高，竟因为无法对一个所爱的女子吐露欣慕之情，连带着艺术的生命也完结了。
在我和豫生结婚后，五哥的病态虽然未见减轻，但是也还举行了一次素描展览，在中山公园的春明馆。他用一种棕色的炭笔勾画出来的一张张裸体人像，我虽然不懂画，但也感觉那笔触之美。可怜年迈的母亲，她并不懂得儿子画那些“光眼子”的女人是什么意思，但是为了捧儿子的场，她难得地也到春明馆展览场去风光了大半天。
婆婆出门是罕有的事，因为她年纪大，身材矮胖，而且缠了足，行动很不方便。就是在家里，她的地理环境也不过是西院大哥房里和东跨院的厨房里。她要出门，前三天就要把衣服准备出来，水烟袋刷洗得亮晶晶地挂在门边，她不能坐洋车或汽车，一个太高，上不去，一个太矮，坐下去起不来，她只有乘马车最合适，但是那年头平常出门已经很少很少乘马车的了。
在我婚后所见到的五哥的生活，是日渐地接近神经病患者的姿态了。他没有什么个人的朋友，只有两位艺术家一年总要来看他两次，他们也都是属于那不修边幅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是本省的郭柏川先生，他应当很记得五哥吧？他不承认五哥是疯子，他竟说五哥正是艺术家的本质呢！
婆婆总认为五哥是到了那个鬼外国才害成这样。老年来的婆婆，该是最痛苦的了，结婚成了家的，自顾不暇，她七老八十了，身边还要照顾着一个疯子、一个吐血，这样两个儿子的日常生活。
我有时回到娘家去，向妈妈叙说着婆家的近况，谁不为这曾经辉煌、融洽的大家庭叹息呢？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些广些的话，这样日渐凋零的大家庭，我们的亲友间，也比比皆是，用不着叹息自己。时代不是那个时代了，北平还算是最后一个保守风气的城市呢！其实在南京的那个大家庭，已更早一步地崩溃了。可悲痛的是公婆这一代，他们是最后见到他们的传统被新时代所消灭的人。这原也不算得什么，公公很开明，他从未留恋不舍他的时代，我说过，他也乐于降服，只是他们二老老来的生活并不安定，如果我们做子女的，不昧于良心地说，那是我们奉养者未尽到责任啊！
我每次生了小孩，在满月后都要回娘家去住一阵，这在北平叫做“挪骚窝儿”，我把“骚窝儿”挪到妈妈身边了，尿布和奶瓶便暂时要把妈妈整洁的生活秩序扰乱了。我也可以像姨娘回娘家那样，请妈妈做些我喜欢的菜吃。
家里来往的，又是一批妈妈的朋友了。最近没有见到七姨，妈妈说她病倒了，患着严重的肾病，浑身都浮肿着。
七姨，并不是我的姨母，她只是母亲在朋友家认识的，人家叫七姨，我们也跟着叫。她和母亲很好，因为她也是年轻守寡，带了一儿一女，那样地孤单无依，和妈妈的情形类似，所以她们很容易地成了朋友。
七姨矮矮白白胖胖的，和妈妈同样的体形，看来她很乐天，也和妈妈一样。她是扬州人，来了总要和妈妈逗一逗。
“乖乖，没得牌打，你就头疼咧！”她一口扬州腔，非常风趣。
她来了，很热闹，讲着古老的故事，唱着她的扬州小调，她也作诗、填词，但是据懂诗词的朋友说：“七姨的诗不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的印象中，七姨是健康的，她爱说爱笑，本是心广体胖的体态，如果她病了，浑身浮肿着，是个什么样子呢？而且，她怎么能够病呢？儿子到抗战的后方去了，女儿嫁出去情形不好又回娘家来。她是不能够生病的呀！
有一次，七姨在我家喝酒闲谈中，曾和我谈起她的婚姻。她说当初同时来说媒的，有两家人，不知怎么一转念间，她的父母把她许配给李家了，使得她不幸早早地守了寡。而另外的那个男人，却出洋留学，回来做了很好的事。她说这话的意思，很有些感到命运的不济，同时也还颇有仰慕那位留学生的意思。这是七姨有虚荣心吗？不是的。实在是一个旧式的女子确是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她的夫却死得那样早，使她离“从子”还要有一大段时间，这段时间太艰苦了！再没有比一个旧式的女子要独力挑担起一个家庭更不幸的事了，难怪她会幽怨地追忆多年前父母转念间所造成的不幸。
然而更不幸的还是她的女儿珉姐，珉姐是个老实女人，但是显得呆板些，她不是因为不能取悦于丈夫才被赶回娘家来的，而是因为不能容忍于那个大姑子。
当初珉姐所以嫁到这只有姐弟二人的家庭去，就是听说姐姐为了抚养弟弟，牺牲了自己的婚姻，芳华虚度，空让大好青春过去，她也不肯嫁人。弟弟在姐姐的抚养下，读书、成就，确是不负姐姐的期望。她是严父，又是慈母，也是长姐。谁不夸赞这样的姐姐呢？谁不愿意把女儿嫁到这样的家庭去呢？而且珉姐也是被那位姐姐看中的，她说珉姐老实，因为从小没有父亲，颇知勤俭，家庭人口也简单，这样的两家联姻，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了。所以两家当时都是一愿百愿的。
但是等到生活在一起时，才发现越看来应当简单的事才越复杂，这真是矛盾的话，但事实确是如此。
记得在我结婚前夕，云舅舅曾担心我以一个倔强而急躁性格的女孩子，到那三四十口的大家庭去，如何相处？但我从未感觉到大家庭任何一人对我有何威胁。这家庭是以婆婆为中心的，她儿孙那样多，才没有工夫专对着你一个人关心呢！
但是珉姐的情形却大大地不同了。丈夫是由姐姐一手带大的，她的生活目标就全部在弟弟身上，弟弟的生活就是她的生活，如果她不再关心弟弟的生活，她还有什么可关心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关心的目标，又是多么地空虚？所以弟弟虽然结了婚，她还是继续关心他。她觉得珉姐对丈夫这样那样都弄不好，她都要管一管。她仍旧要整理弟弟的袜子、衣服、饮食。好了，珉姐可以躲在一边落得清闲，但是又不然，她会指责这位弟妇，说她不尽责。
作为弟弟的丈夫又怎么样呢？姐姐的话是没得说的，完全对，甚至于他也感觉到多少年来的生活习惯，被珉姐的马虎的手脚弄得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当珉姐受了丈夫的责备，在一旁冷笑的姐姐又过来整理了。
丈夫常常向珉姐发脾气，无论她怎样小心地改正、学习，都不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她只好暂时回到娘家来。
回到娘家来，向母亲诉说着，母亲劝她，总以为是自己的女儿太笨了。果然，好心的姐姐过几天又来把弟媳妇接回去了，她向姻伯母说，是小夫妻俩闹脾气。那态度更使得母亲觉得是自己的女儿不懂事，想想看，大姑子亲自来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珉姐回夫家去了，忍耐着那没有痕迹的虐待——表面上是关心、是帮助、是爱护的虐待！
珉姐忍耐得快要发疯了，终于又跑回娘家来。而最大的悲剧是珉姐的丈夫却真正的疯了！
没有一个人说出珉姐丈夫的疯是为了什么，人们都觉得他的疯是毫无理由的，因为他是多么地幸福呀！有爱护他的姐姐，有供他差遣的妻子，生活全不用他发愁，都是现成的，有人甚至说他真是没有福气呢！
姐姐仍然那样爱护她的弟弟，对于珉姐是否关心丈夫，她并不在乎。这位弟弟疯得又可怕又可笑又可怜，他一天都不说话，忽然大笑起来，笑得怕人极了，姐姐却并不着急，好像这是她的弟弟在快活地唱歌，并不是在发疯。
但是我听了这故事，却以为这是伦理道德的观念把他缚得太苦了，他不能从那里正当地解放出来，压抑得太深了。如果他敢大胆地爱着自己的妻，把他们夫妻的爱情显示给姐姐知道的话，尽管让别人责备他对姐姐忘恩负义，也许他可以解脱了。但是那样一来，发疯的一定是姐姐了！
研究心理变态的，一定可以指出来，姐姐对弟弟的关心，不只是爱护幼弟的情感，而是无形中有了爱情的成分。常有人说，最好不要嫁给寡母跟前的独生子，也正是同样的意思。人活在世上，总要有关心的对象，一个一生只生了一个儿子的母亲，她对儿媳的要求就要过高些，并不是她怕她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受委屈，而是恐惧另一个女人把儿子的心抢了去，因为那样的话，她太孤独了，她的心太无依靠了。
珉姐回家以后，倒是一心轻松，发愁的只是做母亲的人，不知道应当把女儿怎么安排才好。七姨又为了儿子远走后方，心情真是没了着落，一向天真快乐的七姨，就郁郁地病倒了。
在这方面，妈妈也许是一个比较能够看得开的女人，虽然她也是旧式的女人。
妈妈去看七姨，发现她不但病了，而且经济也成了问题，妈妈就向认识的朋友间，替她捐了一些钱送去。
妈妈回来报告着七姨的病况，小腿肿了，大腿肿了，手肿了，终于带来了七姨最后的消息，她已经肿到心头，没救了，那样不甘心地、悲惨地死去！
死对于七姨来说，也许是解脱，如果她没有死，后来知道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在桂林逃难的途中，因汽车失事而死的话，倒不如死在儿子的前面了。
远去的人，常在无意中来到我的回忆里，七姨是妈妈的朋友，她的笑谈，浮现在我眼前时，却是这样清晰可见。也许因为她喜欢谈些文学的事，和我谈得更多的缘故吧？
常言“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因为有了才，就有思想，痛苦跟着也来了。七姨读了一些书，才子佳人的故事充满在她的思想里，相形与比较之下，就有了自怨自艾的心情。
我又常常想，一个人的一生，怎样才算有意思和没意思？少女的时代也许最有意思，不管她是不是读过书，总会幻想和期待着一个理想而美丽的将来。但是终身的幸福系于别人的转念间时，她就得信服“认命”的宿命论。她一定要觉得她应当这样，就是这样，不能反抗。如果她怀疑或不甘，为什么这样？凭什么这样？我偏不这样！她的痛苦就来了。
一个女人以实际的行动来对她的命运叛逆的，我遇见了芳。
公公把我介绍到他教书的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又回到职业线上，对于我是一件快乐的事。对于目录之学，我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有了浏览群书的机会，便是最高兴的事了。
我被派在编目部门，在堆满了书籍的小阁楼里，学习着写卡片、数点、横、直、撇，以及排列十进分类法的号码。对于学习新的东西，我总是有兴趣的。
在那里，我认识了芳，她是在阅览部门的，常常在清闲的时候到小楼上来找我们。因为在公共阅览的地方，不能随便谈话，而在充满了阳光的小阁楼上，就分外有亲切感。所以她连早上买了早点也跑来这里吃，参加我们的聚餐，也邀请我们到她家去玩。
芳的家庭是一个很融洽的三代家庭，上面有婆婆，丈夫比她大一些——应当不会大得很多，但是因为常年穿着长袍，缎子鞋，就显得老气些了。在北方，男人穿中国长袍和缎子鞋，固然是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受新式教育的，总还是两样都穿的。连公公还有一套燕尾服呢！在没有到她家以前，我就听说了，芳是续弦，有趣的是她在娘家是最小的妹妹，却给最大的姐夫做了继配夫人。又听说最初她的其他姐姐们都反对，因为姐夫成了妹夫，有些难堪。但是因为又顾念到姐姐留下的几个孩子，娶了别的女人进来，她们是不放心的，唯有自己的阿姨，是最妥当的继母。就这样，她嫁给了姐夫。
婆婆很疼爱她的儿媳，那也是因为她疼爱唯一的儿子的缘故。
芳自己也生了两个孩子，她们一家人生活得很融洽，有一栋三进的房子，前后院租出去了，自己住在第二进里。
我们每次去，都是接受老太太和她的丈夫的热情招待，他们母子都喜欢儿媳妇的同事来，他们是极老诚的人。
但是这一家人，除了芳和她的两个孩子以外，仿佛都是不健康的。老太太常年地咳嗽着，总有痰。不过咱们中国人对于老年人的咳嗽带老痰，仿佛是司空见惯了，不当做是一种病症，而且仿佛听说痰吐出来还去火呢！因为咱们是吃猪肉民族，据说吃猪肉火气大一点儿，所以才闹痰呀！
听着老太太带痰的咳声很不舒服，再看着芳的丈夫那副清癯文弱老书生的样子，加上拥挤的房间，总有一种这家人不整洁不健康的感觉。
果然这些时听到说芳的丈夫闹头昏的毛病，不但书不能看，连看麻将牌上的花纹都要昏倒。但是家里仍然有着一些朋友去，因为去她家玩使客人感到宾至如归的随便和舒服。不但老太太和丈夫对朋友好，孩子们也对客人好。两个大孩子对继母还是亲热地称呼“娘”。芳是续弦原是瞒不得人，也用不着瞒人的事。但是她却从来自己没谈起过，我们也从不去问她这些。
虽然芳的丈夫是这家人中最没有用的一个，但是他病倒了，却是全家最重要的事，因为只有他是在壮年，是个男人。好在他们家的朋友同事多，大家去他家，随时都会帮助他们家人办些零星的事，例如替病人请医生呀，买药呀，替芳去取房租呀，到芳的丈夫工作的机关把薪水取回来呀！同事沈先生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因为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家在外乡，只有一个人在学校里住，处处方便。
有时我们看到芳到宿舍去找沈先生，交代他这事那事，都是很公开的。也有时沈先生和芳同在路上走，我们也知道那一定又是帮着芳跑腿了。
丈夫的病况日渐起色了，因为他已经可以随便走动，朋友去了，也说说笑笑的，只是不能写字，不能上班，也不能看麻将牌。他过的是旧式生活，新玩意儿一点儿不懂，他的生活方式比他的年纪老得多了，比如看电影，看运动会，听音乐会，让西医看病，公园里走一走，郊外去旅行，穿皮鞋……对于他都是极陌生的事情，他几乎从来没做过。芳虽然是教会学校毕业的，但在那种家庭过久了，生活自然也退化，不过自从出来工作后，像在冬天，也跟着我们上一两次溜冰场，穿上冰鞋被人搀扶着玩玩。
我还记得，夏天的时候，大家穿着各样的白皮鞋，芳很羡慕却不敢穿，后来终于忍不住，买了一双白高跟鞋放在我家，要出门时便到我家来穿。由此可见，她还是有年轻人的心情，有些事情不甘心，总要尝一尝的。她自行车骑得也不错，那也是在出外工作后学的，为了骑车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她的家人倒是没有反对。
自从丈夫的病停止在那种不好不坏的阶段以后，她的生活又恢复到原先那样了，每个周末都轮流到同事家去打打小牌。真奇怪，以打牌为消遣，她家里倒是极赞成的。芳很胆大，半夜还敢骑自行车回去，不过每次都有沈先生陪送，因为他也骑车。
渐渐的，外面传出来不太好听的话，是说沈先生和芳很要好。察言观色，有时我也仿佛有些这样的感觉。我有时看芳早晨红着眼睛来上班，情绪不大好，一大早就哭泣过，我想也许是在家里淘了气，但是再想，家里不会有人跟她淘气的，她的丈夫、婆婆和孩子，从不大声对她说话，恐怕只是她自己闹情绪吧？
又有人说，许多个早晨都看见芳和沈先生，在一条不该是他们经过的胡同同行。而且我也常看见芳和沈先生闹气，那种使性子的态度，决不像是普通男女同事争辩得面红耳赤的那个样子，而是极密切关系的人，才能那样闹脾气。但我不敢往坏处想。
周末她和沈先生及其他同事来我家玩，豫生便对我说：
“你给他们俩造机会，使我感到不安。”
“为什么？”
“我和她的丈夫曾同过事，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情形。”
“但是芳也的确太辛苦了，她喜欢打打小牌，每个周末出来到哪里，她家里人都知道，我们不是也轮流到她家去吗？”
“最好每次都在她自己家，这样减少他们俩单独的机会。而且在家里她丈夫虽不打牌，也一样有消遣的意味，不是很好吗？”
豫生的建议当然不容易提出来，轮流到各家玩，行之已久，怎么能推翻呢？
北平的太庙，是个有名的地方，那里有一片古松柏，一株株静穆地屹立在那里。松柏林下摆着茶座，显得特别安静和优雅，一点声音也没有，虽然和中山公园是紧邻，但是风味绝对不同，公园里像长美轩、来今雨轩的茶座，到了下午，人满满地一桌桌拥挤在那里。到太庙则是真正享受树阴下品茗静坐的乐趣，太庙后面经过一列三座门，再向后走就是环绕故宫的筒子河，隔河正看到故宫的角楼，红墙、绿瓦、碧空，再衬上古木参天，不禁使人有思古之幽情。
但是人们每天都拥向紧邻的热闹的中山公园去，这里是太冷清了！
我们也是俗人，喜欢往热闹的地方跑，但是那一天却心血来潮，想到太庙走一走。
我们是三个人，豫生、我和孩子，坐在后河旁的露椅上，呆呆地坐了许久，我猛一回头，那边来了两个人，我的眼睛很好，一下子就看出那是谁——芳和沈先生！那方向是正对着我们这边来的，我傻了，不知道应当怎么办，因为他们俩挽着手。我的心忽然跳起来，好像不是发现别人的秘密，而是我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了似的。
可是他们很镇静，芳把头纱一下子蒙在脸上，视若无睹，就好像没看见我们，或者，就好像看见的是不相干的人，但是昨天我们还在一起上班的呀！
我目送着他们转身过去了，我回过头来半天没言语。我不敢告诉身旁的豫生，幸好他是四百度近视眼，不然的话，我是多么怕他那铁青不饶人的面孔，他会责备是我们造成机会的证明啊！
我愚蠢地想，明天怎么办？明天上班时见了面怎么办呢？是不是会很难为情？
但是我太多虑了，第二天上班时，我们见着了，芳完全是无事人的样子，就好像她昨天哪里都没有去，更不要说遇见我了！如果我说我遇见了她，她也许笑骂我活见鬼了呢！
这样看来，外面所传的，也就不能说是飞短流长了，因为总是有依据的。
但是她并不快乐，这样的恋爱怎么能快乐呢？她有时上楼来了，并不和我们打招呼，悄悄的，好像在查卡片，其实是在那里暗暗地流泪。她也知道大家看见她流泪了，但是我们大家彼此相视，谁也不好上前去劝慰她。因为她如果是为丈夫的病体而哭泣，那态度是不同的，谁都可以上前去劝慰她。
在背后，责备她的人比同情她的更多，就是我，当时也觉得她太过分了，这样大胆，这样不怕外面人的谈论，这样不顾她的老实的丈夫、婆婆和孩子。
我又愚蠢地想，一个女人在那种情形下，怎么还有兴趣去谈恋爱呢？一家老弱幼少，烦都要烦死了吧！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那种愁闷的家庭，使一个女子的力量照顾不来她的整个家庭，她需要帮助；她是个年轻的女子，也需要异性的爱抚。她的丈夫给她的，只是宽恕和谅解，这样反而更引起了她的反感、嫌恶和叛逆的心情。也许她的丈夫和她吵吵架，有些地方不原谅她，倒许能激起她的悔意吧？但是她的一家人太爱护她了，爱护得反使她痛苦起来。
不久传来了芳的丈夫病重的消息，很快地，他就死去了。死去的，一了百了，大家的目光又注视着芳，好像要看她如何善其后，那是多么残忍的事！她只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呀！
在广济寺里，做着盛大的丧事。我们到帏后去看芳，她哭肿了眼睛，谁知道她哭的是什么呢？
我们劝慰她，但是我们也年轻，经过的事太少，都不知道应当用怎样的话语才得体。同屋的金说：
“这样是解脱了，否则死者的病拖延着也是痛苦的，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吧！”
潘说：“工作可以使你减少痛苦，丧事过后，就来上班吧！”
我说：“芳，别难过，他的病也够你苦的了，现在你反而可以把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
我说了，同事都瞥了我一眼，芳却还只管掩面痛泣。我们再回到帏前来的时候，潘问我：
“你说的是什么话？”
“不对了吗？我说的是实心话。”
我不知道她们想到哪儿去了，难道一个长期的病人自生命中解脱了，对于活着的人不是也松弛一下心情吗？对了，她们一定会以为我这是双关语，以为我的意思是说：这下子你们可好了，可没怕的人了！不对，她们完全是凭着以己之心度人，我是坦白的人，从来不会拐弯抹角去骂人的。
当我们要离开广济寺的时候，再去看一下芳，这时她好些了，已从痛泣中镇静下来。大家劝她早日上班，免得在家里愁烦，她也答应了，但是她忽然恨恨地说：
“我不要穿孝！”然后眼泪又流下来，低头手捏着白布丧服。
我们虽然略感惊异，但是也婉转地对她说：
“是的，一个在外面做事的人，不能按从前老日子的那套礼俗了。”这也是事实，重孝要穿一百天，但是丧假只有个把星期，难道穿了重孝去上班？那总不像话的，时代改变了，生活习俗自然也要跟着变。
但是芳的意思并不在此，她是说：
“我不愿穿孝，是不愿意我是个寡妇相！”
年轻守寡，是女人最不幸的事，在我周围的环境中，还很少见到亲友有这样不幸的事，我所见到年轻守寡的，只有我自己的母亲，她二十九岁就守了寡，带着我们这样一群姐弟，生活在异乡，那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果然不久芳就开始上班了。大家暂时忘掉她和沈先生的事，都特别地对她好。而且很奇怪的，她和沈先生的确渐渐没有来往了，因为从她的情绪、行动中可以看出来，芳毕竟还算是一个朗爽的人。但是她很快地就在脸上涂抹上一层淡淡的脂粉，两颊和嘴唇都漾着浅红色，面孔也比未丧夫以前滋润了。虽然有人对她这种作风看得不太顺眼，那是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关系，如果放在现在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那时候，那保守的地方，就认为是不妥当的事。道德是没有标准尺度的，我觉得它与观念很有关系，是观念的程度左右着道德的尺度。
至于芳，为什么在丈夫死后反而不和沈先生要好了，那倒是让人猜测不出来了，照道理说来，那岂不是更无忌惮了吗？难道芳有了悔意？难道沈先生主动放弃了？我想那都不是，而是芳有很浓厚的反抗的意识，从平常她的工作及为人态度中，都可以略略看出的。
芳说过她不愿意在人面前摆出一副寡妇相，也正是她的要强及反抗的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她不愿给丈夫戴孝。她认为夫妻应当是健康、相携出入的一对，这才是美的生活。我犹记得在她的丈夫尚未病倒以前，她就常常要拉了丈夫一同出游，并且也当着我们的面，指着她丈夫怪他说：
“你身体不是真正不舒服，出去走走嘛！我陪你散散步。也像林先生她们夫妇溜溜冰，看看电影，精神就好啦！”
但是那时潜在的病恐怕已深入她丈夫的身体了，不要说他原来的生活习惯中没有什么看电影、溜冰这一套，就是散散步，他也打不起精神来。于是在芳那反抗的潜意识中，就不由得和健康、精力充沛的沈先生接近了。等到丈夫一死，她没有了反抗的对象，反而心情平静下来，也许觉得沈先生是一个可厌的人物了呢。芳后来不但没有和沈先生来往，而且也像我们一样，以普通同事的态度对待沈先生了。
在罗素的《婚姻与道德》一书中，我还发现了有几句话，正可以说是芳的写照，罗素说：……现在的婚姻还有一个困难，最能体贴爱情价值的人，尤其感觉这种难处。爱情要自由而自然，才能滋长，要有职责的意思在里头，爱情就容易毁灭。假如向你说，你的职责所在，应当爱某某人，那包使你恨他……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描写一对到热带旅行的夫妇，丈夫死于逆旅，妻子竟不悲哀，她这时才发现自己原是不爱丈夫的。那张片子给人的感觉太奇特了，然而对于芳来说，正是如此。她痛哭的并不是因为失去了那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以后所给她的难堪！——要戴孝，做寡妇，使得别人以不同的眼光注视着她！她哭的是这些个。
同样的，爱情中加入“报恩”的成分，也常常会使这爱情毁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琼的故事。
一个从中国西南角的贵州来北平读书的青年，我假设他姓吕。他的家境不错，父母才老远地让他们的儿子到北平来求学。他也是好学的青年，有抱负和理想，也需要异性的安慰，尤其是对于一个跋涉千山万水到异乡来的人。因此很快的，吕先生在认识琼不久以后，就和她结合而赋同居之爱了。
琼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可怜女孩子，她刚念完小学就失学了，家庭的境遇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冷漠不关心她的继母，使得她急于求自食其力，要摆脱这毫无感情可言的家庭。
最初人家只是把她介绍到吕先生的同乡长辈家里，做一个类似小保姆的工作，吃住在人家里，带领两个小朋友去上学，陪孩子玩和做功课。吕先生便在这家里认识了琼，主人告诉吕先生这女孩的遭遇，以及她失学但颇知求上进的事以后，感动了吕先生，他自动主张给琼补习功课，帮助她升入中学。对于琼来讲，吕先生的确是她的恩人，他比她大了十岁，最初也确没有意思要和她结合，但是也许耳鬓厮磨，日子久了，总会发生师生以外的情感吧！琼是个惹人疼爱的女孩子，很快地就投入吕先生的怀抱中了。
吕先生或者琼，都不是我的朋友，我只是在一位秦大姐的家里见到过一两次吕先生，对于琼根本是陌生的。就是在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和感触时，我也还是没见过她，他们的一切，都是秦大姐讲给我听的。那已经是距离他们的结合差不多十年以后的事了。有一天，我到秦大姐家去，看她在整理一盒零散的照片，我说：
“秦大姐，你倒闲在。”
秦大姐摇摇头叹息地说：
“闲在？我让这位神经病搅了大半天了！”
“哪一位神经病？”
“琼呀！你记得不记得，我跟你讲过她和吕先生结合的故事？”
“好像记得。”我当时所知道的，也就是前面所记述的那些了。“但是你没说过她是神经病。她和吕先生怎么样了？”
秦大姐又摇摇头，似乎刚才琼的来临给了她一些不安。她随着就在照片堆里挑出一张照片来，是张结婚照。上面的人，我认得出来，新郎正是吕先生，新娘，就是琼吗？于是我问：
“这是吕先生，我认得，这当然是琼啦！”
秦大姐笑笑摇头说：
“如果是琼，那是十年前的事啦！这是新的新娘子。”
“哦？他们离婚啦？”
“谈不上离婚，当初他们也没有正式结婚，不过吕先生可是没对不起琼的，是她自作自受。”
看来秦大姐是不满意琼这方面的，她曾经说琼是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很知上进要强，怎么现在反而说她不好了呢？秦大姐是“五四”以后的新女性，对于男女平等有着偏激思想的那种女权扩张论者，连这样的人都不同情女人这一边，可见琼真是罪孽深重了。我倒愿意听听十年来琼的故事，还是让和他们双方都有友谊的秦大姐来讲吧！
当十年前吕先生认识琼而帮助她的时候，纯粹基于怜悯的立场。琼不过是小学毕业的程度，可是因为天赋的聪明和自己要强，所以在接受吕先生的教导不久以后，就考进了高中。做一名高中生，甚至于入大学，都是琼所希望的。她接受了吕先生的帮助，而有这样的成绩，也是爱护她的每一个人所高兴的事。那时候，琼也的确是个用功的学生，她不但用功，人也活泼，处处都表现她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途。
吕先生继续教导她，接济她，当她长成一个亭亭玉立少女的时候，忽然有好心的人提出了一个建议：琼和吕先生应当结合成一对夫妻，他们把这意思对吕先生提出了以后，吕先生是老实的男人，他又恐慌又感激。恐慌的是怕琼不喜欢他，而且他也不愿意使琼有一种观念，认为是这个男人接济了你，你就有义务做他的妻子；感激的是，在他私心中早就对琼起了爱慕之心，只是哪里敢说出口？现在他对琼的倾慕，竟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心，怎使他不感激呢！只是他很难为情（他反而难为情），希望朋友们向琼说什么的时候，千万不要惹恼了她，使她对他起反感，因为他怕失去她。
朋友们觉得吕先生的态度真是又可笑，又可怜，也由此可见他真是一个老实人。他们笑他的是，他在功课上对琼非常地严厉，是一个长兄或者严师的态度，可是对于她的生活的帮助、关心，却像慈母、长姊一样。现在遇到要谈婚姻和爱情，却变得这样软弱和无自信。他对于琼，在三方面是三张面孔，三种心情，怎么不教朋友们觉得他又可怜又可笑哪！
当朋友们把这建议向琼提出时候，她先是一愣：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事。”
朋友们便继续向她说，吕先生的人品是如何好，他是如何帮助她，而且私心也在爱恋她的。
琼也许真是没有想到恋爱这回事，因为她一心只在求上进，有的女孩子成熟早，有的人就晚，何况也要遇见使她钟情的人呢！她对吕先生一直是以长兄与严师看待的，她从没对他产生过老师和兄长以外的感情。所以即使他们对她提出吕先生这方面的情感的情形，她也还是感觉意外，仿佛一时让她答应下来，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回答说：
“可是我还在读书，还不打算结婚呢。”
热心的朋友太热心了，他们竟接下去向她讲出一番道理，他们说：
“结婚也并不妨碍你的读书，老吕一定会使你继续升学的，而且结婚以后，你们生活倒处处更方便了，反正你的生活这一两年来也已经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把你们两人的生活合起来，也比较俭省，我们相信你一定也会为老吕设想的，是不是？他对你太好了！”
这样的口气，应当不是吕先生原来的意思，因为他曾嘱咐过朋友们，不要惊吓到这只小鸟，可是现在却使得琼非常的困扰了。吕先生对她好，那是人所共知的，她也一向尊敬他，不过要她去爱他，却是一件很突然的事，可是吕先生竟对她发生了爱慕之心，她觉得很光荣，但是扪心自问，她是不是爱他呢？好像不可能，爱和崇敬是不同的，但是琼当时哪里能分清？在她的内心只是想，如果我不答应这个要求的话，不要说对吕先生是难堪的，就是她将来的生活也恐怕要发生问题了，而且别人会说她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样的罪名，这样的后果，对于她岂不是太不好了？她应当爱他的，不是吗？他对她这样好，如果他们结合了以后，他会对她更好的，何况还有一个更可靠的前途呢！
在把爱情的价值这样想了一遍以后，她终于很快地投入吕先生的怀抱了。他们没有举行什么结婚大典，只是几位乡长朋友同学吃了一顿饭，就把她送入新房了。
最初他们的生活也许不太坏，因为他们俩还照样各到各的学校读书，回来后又一起读书，在众人的面前，他们也没有一点新婚夫妇的那股甜蜜劲儿。吕先生仍然是不苟言笑的教导着琼，琼呢，虽然很娇媚活泼，但那不是新婚夫人或者爱人般单对丈夫一方面的，她仍是像平常一样，她一直是大家的小妹妹。
朋友们对于他们这种情形也很习惯，以为他们就是这样，永远这样。
吕先生对于琼的读书的要求，非常严厉，他一本正经地在朋友们面前，也照样向琼说：
“一个人要努力地求上进，我希望你读了中学，读大学，然后我们一起到国外去留学，以求更广的学问。”
他也很体贴琼，书读多了，就叫她休息下来，并且让她随着朋友们去逛逛街，看看电影，只是吕先生自己却不去的，因为他只要埋头读书，对于外面年轻人的玩意儿一概不感兴趣。
看来琼真是个交了好运的女孩子，她经管着吕先生的钱财，随便她煮的什么菜，他都可以吃，他穿着也随便，所以处理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是顶困难或麻烦的事，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她好好读书。可是她到底年轻吧，除了读书以外，她也喜欢玩玩。说她在读书上很受吕先生的约束吗？可是她也有充分的自由，她要求和吕先生出去看场电影，他不去，就会挥手向她说：
“要去就找老孙他们去好了，我还有一些功课要写的。”
琼得了许可，便小鸟般跳着蹦着去找那班所谓老孙等等朋友玩去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恐怕琼是不会得到人们的谅解和同情的吧？果然情形不太对了。琼先是和老孙等许多朋友玩，渐渐地，到后来只有老孙一个人陪伴琼了。事情也是吕先生自己造出来的，当琼吵着要看电影，看京戏的时候，老孙也许正在他们家，于是吕先生就做那种挥手状：
“好啦好啦！老孙，你陪她去看好了！”
他打发太太竟像打发小女儿一样，只要有个人把她带出去，不要吵他就好了。而且他也并不是气恼地打发，总是十分体贴的。
渐渐地，朋友们都看出那情形的不妙来了，琼和老孙在恋爱。一个在恋爱着的女孩子是看得出来的——当然，她已经是太太，不是女孩子了，可是，那脸色，那眼睛，那神气，绝不是和吕先生新婚时相同的，他们从来没见琼这样过。每个人都看得出，她以前从没恋爱过，现在才开始。
吕先生知道吗？再呆气的书呆子，对于自己的太太也总有点儿敏感吧？他是知道了，但是他不但不敢管她，反而变得那么懦弱。这种事情比不得别的事情，如果吕先生不开口谈到琼的情形，如果连吕先生都不表示出丈夫的气忿，谁又好讲什么呢？
在中国的情形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别人可以暗地告诉他的太太，劝她要注意自己的丈夫；但是如果一个太太有了“不轨的行为”，就没有人肯告诉那做丈夫的人，因为那对于男人是最最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任何公开的场合，都可以向任何一位太太开玩笑说，“小心你先生在外面搞女人啊！”但是你能向任何一位丈夫说“小心你太太在外面搞男人”吗？也许是基于这个道理，所以没有人好意思向吕先生谈到琼的情形。
于是，一件使人叹惜的事情发生了，琼和老孙私奔了，他们跑到遥远的关外去。在吉林，这个对于他们很陌生的地方住下来，不跟任何人通消息。他们怎么敢通信呢？谁肯原谅他们呢？
吕先生的痛苦不用说，三年来的心血，是白白地耗费了，琼后来并不要读书，她一心恋爱，着了迷地恋着老孙，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呀！
也许一开始这婚姻就是错误的，因为旁观者要琼以结婚来报恩，而她也以为应当这样。谁知结合了以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呢？吕先生确是很爱琼，但他是慈爱，却不是恋爱。如果是在古老的年月，这样的婚姻也还是可以白首偕老的，因为“一日夫妻百日恩”呀，但是偏偏又在那新旧交替的时代。
吕先生郁郁地独自出国了，原来的美梦不但破碎了，而且他也突然悟彻，他对琼虽然处处好——好到随便让她跟另外一个年轻男人同游——但却是错误的，他对她功课的逼紧，也是错误的。看，吕先生是一个心地多么良善的男人啊！在想过一切之后，他竟原谅了她，把一部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一年多以后，北京城里又发现了琼，她竟从关外狼狈地回来了，因为老孙遗弃了她。这一年，她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
有人把琼的狼狈的情形写信告诉吕先生了，原是要他解解恨的，这岂不是报应吗？但是吕先生却从老远的欧洲寄了钱来，请朋友转给琼，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告诉她钱的来源。
琼受到了经济的接济，并没有表示特别的感谢，她有点麻木了。跟着她又出走了，这回是和另外的一个男人。回到这男人的家乡，才发现他是有太太的，做了两年半的姨太太，她又逃出来了，仍然回到了她的扎根的地方——北平。
人们不太注意她的情形了，因为她的生活方式，离开原来将她看做小妹妹的那个时期，大大地不同了。
她也到这班朋友家里去走一走，没有人肯问她的近况，有时也听说她有了工作，过些时却又是不知所终。不过隔些时总会听到她的不顶正确的消息就是了。有人看出琼是寂寞的，孤零的。
吕先生的情形却迥然不同了，学成归来，在上海的大学里教书，但是许多年了，也没有再结婚，再恋爱，也是寂寞的，孤零的。
有人忽然想到，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人再撮合起来呢？吕先生始终没有记恨琼，他还可以收容她呀？但是不可能了，他们两个人，一比较起来，就好像漠不相干的两个世界的人。朋友们认为，吕先生是多么地高超，琼是多么地卑下。
但是再过了两年多，吕先生终于结婚了，岁月如流，这离吕先生第一次和琼的结合已有十年之久了！
十年后和吕先生结婚的这位新娘子，既贤且淑，谁不说那才是吕先生真正的幸福，以前的那场理想的梦早已成了过去，吕先生好多年来就不再提起琼了，大家都忘了琼，不过在吕先生这次结婚的时候，大家总不免又感慨地撩起了一些回忆的浪纹就是了。
但是今天琼却突然来到秦大姐家，秦大姐说：
“她的来临，使我意外，她的样子，更使我意外：不整齐的服装，莫名其妙的表情。”
当秦大姐详细地告诉了我琼和吕先生结合和分离的经过时，已经使我如亲眼见过这样一个被目为“自甘堕落”、“有福不享”的少女了，现在她已经不是少女了，十年沧桑，对于琼真是悲哀的，有谁能同情她当时离弃吕先生的心情呢？有谁能把报恩和爱情分开来，再仔细分析她的情感的变化呢？
现在，秦大姐的口中，她这样狼狈的来临。她来做什么呢？我问秦大姐。
“你猜来做什么？”秦大姐反问我，“她一进来坐下后，就向我傻笑着，也不讲话。我心里也想，她来做什么？看她狼狈的样子，生活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她是生活上有问题吧？是经济有了困难吗？怪可怜的，因为我忽然把她和刚结婚半个月的吕先生和吕太太摆在一起比照了；礼堂里那一对挽着手，脸上露着禁不住的喜悦之情。吕先生红光满面，新娘子娇羞可爱。我又想起了十年前，吕先生和琼住在一起时的情景，琼到后来每晚都要求着出去玩，吕先生一个人苦守在灯下埋读写作，自己向煤炉添着煤块，等候夜归的琼，而琼呢，吕先生越对她好，好像越引起她的反感。那情景和今天真是不能比了！婚姻对一个人岂不是太重要了？”
秦大姐接着说：
“我这么想着，竟愣了半天没跟琼说话，因为眼前的比照使我感触太深。但是等我抬起头来，只见琼还对我傻笑呢！啊！她的笑容使我害怕了，我这才从她的眼神中发现她一定神经不是正常的了。我也笑了笑，等着她开口向我借钱，我想，她只要开口的话，我就会借给她，一个女人落魄到这样的地步，也够可怜的了！如果她珍惜自己的前途的话，原来是有留学希望的女博士哪！现在，却成了女乞丐，人生的际遇真是想不到的。”
“那么她开口向您借钱了吗？”我问。
“她倒是向我开口了，但是，你猜猜，她借的是什么？”秦大姐问我。
“借什么呢？”我问。
秦大姐手拿起那张吕先生新婚的照片，向我面前晃了晃：
“这个，她向我借这个！”秦大姐不胜感慨地说，“她说，秦大姐，把吕的结婚照片给我看看！我当时确是又一愣，她竟知道吕先生结婚了？我就不由得‘哦’了一声，因为我不知道该不该给她看，我不知道她的用意何在？”
“您是怕她有什么举动？”
“是的，不瞒你说，我确是这么想，我想，她要把照片给撕了怎么办呢？她要是看了照片哭一场怎么办呢？我不想给她看。”
“那么您怎么拒绝呢？”
“我装糊涂地对她说，咦！你说什么？她竟哀求着向我说：‘秦大姐，你就给我看看嘛！吕的结婚照片。’我想吕先生结婚的事她已经知道了，我也装不了糊涂，只好说：‘我可没有他们的照片呀！’可是她还是哀求着我，我看她神经不正常，太可怜，我不忍心，但是我还是劝慰地对她说：‘有什么可看的，算了吧！’她不肯，仍然说：‘没有关系，秦大姐，您就给我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呢！’她的面容是如此奇特，对我的要求是这样深切，我想，她不会有什么恶意的，终于拿出来给她看了。”
“她看了怎么样呢？”我急切地问。
“她没有什么表情，拿着照片，安安静静地端详着照片上的人物。”
“她说了什么吗？”
“没有，什么也没说，她那安详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她原来是神经的、冲动的女人。看她那样子反倒使我——”秦大姐眼圈红了，“使我想哭了！”
我随着秦大姐的述说，脑海中也不禁描绘出琼的形象来：她那时是苍白的脸，不整齐的服装，不合时的发型，眼睛毫无光采，孱弱而憔悴。
“看完了以后呢？”我又问。
“看完了吗？她微笑着把照片递还给我，那么乖巧安静的。”
“她竟微笑吗？”我说。
“是微笑——或者，勿宁说她是惨笑吧！”秦大姐想了想更正地说。“是的，微笑和惨笑，猛看起来是相同的姿态，但是仔细看来，两种笑的嘴角的弯度，毕竟是不同的。”
“我想，微笑的嘴角是向上翘一翘的，惨笑的嘴角就要向下弯一弯了。”我和秦大姐竟说起题外之话了。
秦大姐这回倒也微笑了，但是她的微笑却是惋惜的，嘴角既不向上也不向下，是平度地牵动了一下，鼻孔里有轻微的一口气：
“她也许后悔了，为什么十年前不跟吕先生好好过，这不是自作自受吗？看现在的吕先生夫妇，她难道不羡慕？”
这是秦大姐给琼下的结论了。
“您觉得琼看着吕先生照片，是像您所说的这样想法吗？”我又问。我也拿起了这张结婚照，端详着。
“当然是！”秦大姐是绝对的口吻。
人们对于别人婚姻的配合，是仿佛很有信心的，他们说，张三先生和李四小姐，一个是半斤一个是八两，放在天平上称一称，绝对是平衡的。当初他们给吕先生和琼的配合，也是根据这个原理，但是后来怎么失去平衡了呢？现在秦大姐又给看照片的心理下了定语，说她是有了悔意，但是我却不是这样的想法。
琼是一个好强好胜好奇的女孩子，从她两次（婚前和婚后）对于家庭环境敢于反抗的行动，可以看出她的好强与好胜，而从她对目前环境以外的世界，总想去探求，可以看出她的好奇；虽然她探求的结果往往是失败的。失败能给这样的人有什么教训吗？也不尽然，她的性格既然栽了深厚的这种根，无论如何是去不掉的。而屡次的失败，反而会形成她的另一些以前没有的性格。
我忽然想起，有一个电影女明星，她在幼小年龄的时候失去父母，住在出嫁的姐姐家，因为她是最小的妹妹。在十几岁的一年被有地位的姐夫玩弄了，以后她对男人便有了“玩世不恭”的态度，她特别喜欢玩弄一些老实的男人。不明白的人，当然说她不是好女人，但是什么环境使得她这样的呢？就没有人去追究了，她所以这样，正是在潜意识中对男人有一种报复的行动，尤其是她偏选择老实的男人，那也正是报复的行为，因为当她十几岁的时候，正是一个弱女，她哪里懂得该怎么反抗？
也有人说，无论男人或女人，他们如果经过两次失败的恋爱和婚姻，他或她对于异性就不由得有玩世不恭的态度。这话对于琼来说，是对的。但是琼毕竟还是可怜的一个，因为她一次次地失败下来，除了吕先生以外，她都是被遗弃的一方。也许，她还是有善良的本性，因为不能做太残忍的玩弄男人、遗弃男人的行动吧！因此她自己变成神经质了。在这样复杂的心理中，她看吕先生再婚的照片，能是为了悔意吗？也许她愤恨他呢？也许她嘲笑他呢？也许她只是好奇的呢！像琼这样好强好胜的女人，她是不会后悔的，她却会再“错误”下去，再“失败”下去，直到她完全崩溃为止。
秦大姐在结束了谈琼的经过后，她忽然对我说：
“还是你的婚姻正常，因为你们是新人物，但却还保守着旧的道德，看你们在大家庭中，就没有这些事了。”
真是奇怪，我说过秦大姐是“五四”时代产生的新女性，对于女权常有矫枉过正的偏激思想，怎么她今天对于琼这位女性的看法，以及对于我这半新半旧的婚姻看法，好像走向中庸之道了，是她的思想退步了？还是时代的趋势，使她对于以前的思想，起了矛盾呢？
事实上，我们的大家庭在时代的潮流下，已经渐渐走上不能维持它的尊严和辉煌了。首先，我们各房分炊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大家庭制度中后来产生的词汇，所谓“各抱房头”了。
大家庭而实行分炊制，可以说就是有了走向小家庭制的趋势了。最初是因为物价上涨，大厨房的菜越来越坏，各房就各自添小灶，加小菜，后来甚至到了大厨房的菜白白丢弃不吃了，这才决定分炊。分炊的办法是外面做事的人，如有配给米面都仍交由大哥总汇，再按各房人口多寡分配。大哥是个又老实又胆小的人，他多少年来都不做事，并无收入，只知道闷在屋里读书，婆婆特别疼爱大哥，她认为只有大哥才是在她跟前的儿子，也的确是这样，大哥仿佛是在母鸡翼下永远长不大的小鸡，他愿意过读书人的隐居生活，不愁吃穿，淡泊一生，有贤妻，有孝子，于愿足矣的那种生活。但是外面的风雨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次地袭击来，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的日子没有了，我们眼看着大哥一房的生活一天天地狼狈起来。
当大家把在公家配来的米面交给大哥以后，他带着仆人一斤一两地分配，冬天里只见他的棉袍上撒满了白面粉，有时头发上也是，我们的王妈最坏，她上楼来对我笑说：
“大爷又唱打面缸哪，你还不领面去！”
大哥虽然这样为家人服务，但怨言还是有的，像我们和七弟房夫妇都在外面苦奔，所以各有两份配给，我们的人口少，交总再分回来，真是不上算。在那沦陷时的艰苦年月，北方的粮食是最大的问题，因此人人变得自私了，再加上婆婆一向偏疼大房，更让人觉得不甘心。最后问题解决了，各房完全自理，我们既不吃大厨房的菜，也不必把米面交大家庭，大家庭生活的纠缠解开了一环。跟着，我们又像长了丰满的鸟羽一样，要飞离老巢了！
公公是最寂寞的一个吧，儿女和他有一段距离，是难得和他谈谈的，姨娘时常回娘家，婆婆冷嘲热讽，他只好一个人在阴冷的书房里写写画画。他除了在大学教授词赋以外，又订了一个润例，为人撰写寿序墓铭什么的，一方面是希望增加收入，更重要的为了遣此寂寞吧！
有一年的过年，各房都在呵笔书春，红纸条满屋飞，公公也在书房硬木书桌上铺开了笔墨，姨娘替他拉着纸，原来他是把一张从故宫流落出来的浅灰色的宣纸，裁成两条，在上面写了一副对联：
老思无病福，饥吃卖文钱。
姨娘也许知道公公心中的悲苦，但是她仍然指着公公笑骂着对我们说：
“瞧瞧这个老头子，大过年的，就跟人不一样。来来来，再给我写张红纸儿的春字！”
公公虽然是满腹诗书，却是衣钵无继，儿女们念的都是新书。大哥二哥年龄比较大些，书虽读得多些，但对于诗词也是没有研究。在大学里，公公倒有几个得意弟子就是了。
所以偌大的书房里，显得那么冷清，贴壁特制的书架，齐着屋顶，武英殿刻本的廿四史、十三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我的国文，是从“小狗叫，小猫跳”启蒙的，对于旧学真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还是在图书馆为了分类编目古书，曾向公公请教过一些目录之学以及国学的常识而已。公公便把什么公羊穀梁，先经后传的道理详详细细地解释给我听。可惜连这点常识，也都在我编完书目后忘得干干净净了。
公公的书房是坐南朝北的房子，一年到头照不到太阳，所以显得冷清，但书房外的院子里，却充满了阳光。夏天到来，公公晒书，姨娘晾皮货，书的价值没人懂，皮货的价值却是有目共睹。仆妇们都会用惊羡的眼光注视着阳光下毛茸茸的东西。据说那些都是公公的。但是晒得多，穿得少。在北方，手里有些皮货，也和有些古玩、字画一样，是有着财产的意思的。这些虽然是公公的，却是由姨娘在保管。到后来，家庭经济情形很差了，公公心灰意懒，书也懒得晒了，姨娘的皮货也不再出现在阳光下。人人都知道，家里情形不好，如果还有人亮出值钱的东西来，是太刺目了。姨娘是傻子吗？她岂不明白！所以她把值钱的皮货藏起来了。婆婆手里几件不值钱的货色，早就分给儿子们了。于是一家之主的公公，他在冬天穿的反倒是一件磨光了板的皮袍。婆婆还挖苦他：
“喂，你那件灰鼠脊子的呢？为什么不拿出来做？那条海獭领呢？还有，我明明记得你从关外带回来的还有一件草上霜。”
公公急了，他的生活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受到伤害？但是他毕竟还是尊重婆婆的，无论他在多么气急的时候，也不愿和她争论，或者反驳她，公公只是跺着脚说：
“太太，太太，唉！太太呀！”
他面对婆婆总是叫“太太”的，他不说什么，只这样着急地喊，当然包含着“你何必这样伤害我呢？何必呢？”但是婆婆的气也来了，她鼓着嘴，绷着脸，一袋袋狂吸着水烟，她也是痛苦的呀！
在全家人都闹穷的时候，恐怕只有姨娘手头是有些什么的，这能怪罪她吗？公公的年纪那么大了，她又没有儿女，她的后半世的生活，谁来负责？何况她也是一个省吃俭用的人，她攒起几个钱来，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有些地方显得吝啬些，但是家人对她也无情感可言，吝啬不吝啬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在那样贫困的日子里，公公的气节，是多么地令人敬佩，公公的安福系的老朋友们，在南方和北方，很有几个做了敌伪的大官，公公却像一株寒天里的孤松，屹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不怕冷，不怕风。春天总会来临的。
公公是旧时代的人物，但是对于新事体，他一样有认识，能接受。他一肚子旧学问，可是新的东西他也要看一看。正在我嗜读小说的时候，曾经买了不少文学名著。有一天公公说很无聊，让我拿一本我们看的小说给他看，我便把新买来刚看完的巴尔扎克所写人间喜剧之一的《从妹贝德》拿给公公。我心想，那种直译的文字，公公看得下去才怪！谁知他一目十行，两天工夫便把厚厚一本书看完了。他一时兴起，把我叫下楼来，把书还给我，并且问我：
“《从妹贝德》是描写什么时代的事情？”
我怔了一下没答上来，他又问：
“这本书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很难为情，我看书头一遍是只顾看故事的，其他一概没注意，我在急智中只好抓了一句话回答，我撒谎说：
“我还没有看完。”
公公点头笑了笑，于是他竟讲起对这本书的感想来了。以后他又陆续向我借了一些西洋翻译名著，我不敢怠慢，只要他拿去看的书，我都仔细琢磨一番，以准备随时应答，别让公公问倒了我。
当胜利来临后不久，我们第一个飞出了大家庭的老巢。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小孩，楼上三间小屋虽然有温暖和情趣，但是它毕竟太小了，容不下我们四口人，不，最主要的还是容不下我们的心吧！这心时时刻刻想到外面求新生活新发展，想要过可以任性的独立生活，大家庭的空气太沉闷了，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
公公不反对，他知道眼前的世界是个什么趋势。这时二嫂也已带着肺病浩劫下的两个残余儿女到南京去，因为二哥已经复员回到南京了。跟在我们后面的，七弟夫妇也带着他们的孩子搬出去了。房子原说是不够住才分出去的，但是现在呢？偌大的一所宅子，岂不显得太冷清了！
七弟的三间北房，窗外有两大棵马缨花，现在公公和姨娘搬进去住了。原来姨娘的住房就给八弟养病，我们的小楼给神经病五哥住。原来他们都是每人一间的，现在，他们每人住了三大间。但是这样大的空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对于重肺病患者，又有什么可喜呢？
有能力的，都远走高飞了，剩下软弱的，病患的，幼小的，依附在两老身边。兄弟都是婆婆一人所生，她虽略有偏袒，疼爱儿女的心总是一样的。她心里就是有一百个不愿意儿女们离开她，又有什么可说的？婆婆是从不责备她的儿子们的。
大家庭除了马缨花以外，西院有两棵丁香，年年春天开满着白色的小小的花朵，我总要摘一些插到花瓶里。前院还有一架小粒的甜葡萄和一架藤萝花，春天也随着婆婆煎一些藤萝饼吃。这一切，都随着我们离开大家庭而成为过去的事了。
我们从城南搬到城中来了。城南琉璃厂一带，是我自幼成长的地方，就连结婚后也没离开它，因为豫生的家三四十年来也都是住在这一带。城南对于我有太亲切的情感和太多的怀念，但是我们的新居却给了我很新鲜的感觉；它位于紫禁城边，是离旧日皇宫最近的地方。紫禁城在有皇帝的时代，老百姓是要止步的，但是民国以来皇宫开放后，它便是最理想的住宅区了。我们家的东面是中山公园，北面是到北海之路，向西去便是中南海。
夏天假日的早晨，我们推了婴孩车，穿过马路有条捷径，从中山公园旁的冰窑门进去，便是柏斯馨、长美轩、春明馆这一带古松柏下的茶座了。上午游人很少，茶座没有完全摆出来，很清静。大男孩子在茶座道上跑来跑去，小的妹妹在婴儿车里看哥哥。我们也享受着北平特有的名胜趣味——大自然美与人工美糅合成的。这时我们的世界缩小到只有夫、妻、儿、女的组成，暂时忘怀了我们是刚从另一个大树上分枝出来的新芽，忘怀了老树干在渐渐枯朽。我们太自私吗？实际上，大家庭的崩溃，也是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而造成的人情淡薄的现象之一罢了。可悲的不是大家庭的崩溃，而是传袭着大家庭的最后一任家长——眼见大家庭从他们这一代解散的公公和婆婆。
因为前后左三面都有公园，所以我们常常上午去了中山公园，黄昏后再去北海小坐、划船。但是因为距离最近的关系，还是到中山公园的时候多。在北平逛公园，常常可以看见熟面孔，来今雨轩的游客，进了门就向右面行健会的网球场后面去，有的人连每天坐的茶座都是老地方不肯换。春明馆是下棋的地方，那里老人多些，公公也每天在那里，下着不肯伤脑筋的卫生围棋，下不完，哈哈一笑，和乱了，吃一碗面，暮色深沉，他就回家了。他总是独来独往，没有曼姬的陪伴，没有子女的扶持，他七十岁了，腰板还挺直，但是他是多么寂寞呢？就是春明馆中的老朋友，也日渐凋零了。
早晨公园的游客，和下午完全是不同的客人，谁像我们这样，做了清晨的游客，又做黄昏的游客！
有一天早晨，我们刚在长美轩坐下，任孩子们跑跳着，忽然看见一位熟朋友亚雷走过来了。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年纪大些，大约靠近五十岁的男人。
亚雷和他的朋友走过来，向我们打招呼，并且介绍给我们，他的朋友姓方，我仿佛在哪里见过，后来说起来他也是公园的老游客，并且偶然和公公下卫生围棋，那就难怪眼熟了。
方先生是位健谈而又和蔼的人，他坐下来，先就跟我们谈公公，他说他是如何敬佩公公，他对公公的作品比我们清楚得多了。
方先生是位潇洒型的男人，头发微秃，中等的个子，穿着淡灰色春绸大褂儿，戴着金边眼镜，脚下是擦得乌亮的皮鞋，这种打扮在北平是很普遍的，是代表过着文人悠然的生活的一型人物。提到公公时，还说曾经拿了诗词请教过公公呢！
亚雷也忙介绍说：
“方先生夫妇对于诗词都是很有研究的，恐怕老太爷都知道的。”
“是的。”因为和公公讨论学问的事儿，简直轮不到我们这些子女，反而不如公公在外面认识的人和他谈得来呢！而且他回家后，也很少和我们谈外面的事，所以想要和方先生客气两句都无法说起。我们既然明明对诗词欠研究，也就不愿意虚伪地说些什么拜读的话了。
倒是我想起了亚雷，今天怎么大清早就有兴致逛公园，便对亚雷说：
“难得大清早在这里遇见你，我们是常常来的，所以看方先生倒眼熟。”
亚雷指着方先生说：
“我是陪方先生来散散心的——因为方大嫂最近过世了。所以……”
“哦——”我连忙向方先生说，“真是——我们也为您难过。”
方先生略点头表示谢意。
“是没有好久的事吗？”我又问，其实这只是应酬礼貌，因为我们既然对方先生是陌生的，他的太太，我们更无印象。
“也有一个多月了。”亚雷代回答。
中年丧妻对于男人，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倒是如果家里有未长成的孩子失去母亲，比丈夫失去妻，会使人更同情。
亚雷又说：
“方先生和方大嫂是一对神仙夫妇！”
我还不太明白神仙夫妇的含义是什么，当然，像神仙总是好的，那么方太太的死就更值得惋惜了，怪不得方先生要散散心。
方先生这时也不禁感慨地说：
“可惜内人和你们没缘分，她过世后，我才认识你们。不然，她是一个极可谈的朋友，和夏太太你一定谈得来的。”
亚雷又介绍说：
“方大嫂也喜欢文学，旧文学很有研究，又写得一笔好字，她是上海中西女塾毕业的。”
“哦！那太可惜了！”我也只好这样说。
“她倒是也见过老太爷的，”方先生是指的公公，“她也和老太爷摆过几盘棋呢！”
“好像听老太爷讲过。”方先生一说，我不但仿佛觉得公公曾谈起过，而且也仿佛看见过。“是不是您和太太也常常来春明馆？”
“常来啊！”亚雷连忙接过说，“就是两人成双成对，现在才觉得孤单，所以我来陪他散散心。”
那就是了，公公的确谈起过他们夫妇，在老一代的人物中，像公公，除非带了年轻的姨太太出现在公共场合，否则是很少——可以说没有老头儿老太太同时出现的，所以春明馆既是老一代人聚会之处，也就是像公公这样的多些，方先生虽然比公公年轻得多，生活却是公公他们那一类型——谈棋琴书画旧文学的。那么方先生夫妇居然常双双出现在公公他们的场合里，自然显得突出了。
我们现在搬离大家庭，少知道许许多多事情，在大家庭时，像公公在外面参加的婚丧大事，总会知道一些的。因此也就没听说有一位方太太去世的消息了。
可以想象方先生夫妇的情爱弥笃，所以我惋惜地说：
“方太太是什么病去世的，她的年纪应当也不大呢？”
“唉！”方先生轻叹着气说，“她的病很复杂，心脏不好，贫血，胃疼，风湿，再加上一个多愁善感的性格，最后是什么病致命的，也很难说了，总之是心脏停止了跳动，她就死了，说心脏病或者恰当些吧！”
亚雷这时插嘴说：“也是因为有方先生这么一位温柔体贴的丈夫，方大嫂才病更多了呢！”人家都死了，亚雷还有开玩笑的兴趣。多不合适呀！我便接着说：
“那方先生寂寞多了，少了和您同吟共游的伴侣。”
“是的，夏太太说得对，”方先生很感激地说，“属于我们俩的一生，可以说一无所有，只有这点点情意，希望她原谅我没有立刻跟着她去。”
啊！方先生是什么意思呢？这年头儿难道还有丈夫为爱妻殉情的吗？
亚雷又说话了，他说：
“方先生和方太太是同年，方太太还比方先生大几月。”
所以方先生才以不能随太太而去为憾，我们不是有“未得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爱情誓言吗？更可见他们爱情的感人。但是男人是说不定的，太太刚死是很悲伤，过些时总还要续个弦吧！不过有孩子的，续弦困难就是了。所以我又不由得问：
“方先生几位小姐少爷？”
“啊——”方先生犹豫了一下，“她从来没生育过。”
原来亚雷说他们是神仙夫妇，就指的是无忧无虑无儿女的神仙般的生活了！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方先生更显得形单影只。怎么处理他的后半世生活呢？还是续弦吧，但是，我当然不能提议的，只是心这样想着就是了。
方先生是无限怀念地不断谈着他们的生活，他说：
“我们一生没吵过嘴，连别扭都没闹过。她多病，我也想着她是千金之体，嫁了我这样一个穷教授，只是我们俩谈得来。她是苏州人，家里却世居扬州，祖父是大盐商，她在上海的贵族学校读书。我们的婚姻也经过一番折磨，她的家里当然不愿她嫁给我这么一个穷酸文人啦！把她弄回苏州老家去关了起来。”
“啊！那怎么又结合了呢？”我像听故事一样的喜欢知道它的发展及结果。
“亚姗演了一出私奔。我那时本以为我们的结合是不可能的了，我虽深爱她，但是如果她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我一定穷追不舍，然而在她家是富商我是穷书生的情况下，我就不肯那样做了，被人认为我穷小子看上女方的钱财，那是划不来的，所以当时我已经做东渡日本留学的打算，要离开上海我们相识相恋过的这块伤心地。”
“那么她私奔后和您同游东瀛了吗？”我问。
“没有。”
“那么方太太还不又被家人捉回去？”
“也没有。留学原不是我一定要去的，只是因为要离开上海到远远的地方去就是了。结果我们还是远离上海，到了这冰天冻地的北方来。”
恋爱、婚姻完全自由与顺利的我，真想象不出一个千金小姐，为了挣破爱情的阻网追寻她所爱的人，是要鼓出多大的勇气？何况贫富的悬殊，使她的生活也要因为婚姻而做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我不由得也为我们上一代的这位女性，表示崇敬之意。
“所以，亚雷说您对太太温柔体贴，那是应当的，她为您付出的也不少。”我说。
“是的，为了这，我永生对她是抱歉的……”
“那也不见得，她这样去了，一生得到您全部的爱情，这对她便是生命中最重大的意义。”
这时方先生又回忆地说：
“婚姻的事也真可笑，她家里原来那样不赞成，不惜以武力的手段把她监禁起来，但是后来见女儿已经私奔了，做母亲的又舍不得了，怕女儿受苦，要补送丰富的嫁奁给亚姗，却被我这倔强的鲁男子给推出去了，我发脾气，决不肯她接受娘家任何半点田地房产甚至首饰。我对她说，薄田我家也有几亩，不希罕！房屋，我不会让你受冻馁之虑，不必要！首饰，我的朋友都是淡雅清高之士，没处摆！亚姗真好，她就毫无怨言地拒绝了。甚至于连她姐姐们嫁的那几家富商，都被我一一冷淡了。”
“您倒是个血性男儿！”我嘴里虽然这么说，但是心里不断在心疼这位小姐。
“我后来也知道我太过分了，可是当时的确是这样冒火的，亚姗却处之泰然，跟我过着穷酸的日子，没有人能看出她是出身在富有之家。就是她的姐姐们从北方游玩回去，送给娘家的仆妇都一人一件皮袍子哪！你可以想见他们一掷千金的那种味道了。”
“但方太太的气质确是不同的，她就是承受了百万家产，也不会那么做，她天生就是该做你读书人的太太。”亚雷这么说，我也这么想。
“但是我想想当时年轻的态度，也真是！可怜她自年轻就不戴首饰，虽然她原来也不喜欢浓妆，但是戴一两样珠链、戒指，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知道她的母亲偷着给了她一些，她动也难得动，自己没有儿女，遇到有亲戚同学的子女结婚，她就拿出来送人。”
这是不是方太太变得很消极的表现呢？我当然不好说，牺牲了生活的享受，亲人的远离，嫁给一个又穷又横又酸的丈夫，一定是现实的生活使她有了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也说不定，所以我认为她是消极的。方先生接着说：
“我想，无论如何，我和她娘家不能融洽，是使她暗暗伤心而不肯表示出来的，她的多病，这也是因素之一。而且，亚姗太好了，她一生总为了不能生育还对我有着最大的歉意，因为我是独生子。其实……唉！”方先生说到这儿轻叹着，“几时我拿了她的诗词给你们看看，请你们夫妇指教，也可以看看她的心情。”
“啊！”我脸都红了，请我们指教？他以为我们是诗词家的子媳，就是没学过，熏也熏会了，但是我想“拜读”倒是真的，刚才初见方先生谈方太太，隔膜得很，现在，我后悔没有在她生前认识她，真是没有缘分了。
方先生又接着说：
“结婚的头几年，她和娘家疏远得很，后来，我的情绪平静了，她这才每年回一次娘家，住上个把月。她比别人更有怀乡病，是因为她婚前和婚后的生活改变太多，我的意思不是指物质上的，物质她不在乎，而是精神方面的。她的家人，她的闺友，她的亲戚，都因为我一下子截断了，越是得不到的，才越怀念吧？所以每年回娘家也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希望。她也很乖巧，回来后，难得提她娘家的事，怕我不爱听，其实后来我完全没气了，并且心中还怀着无限的歉意。但是我们一向不谈她的娘家，习惯了，就是想要我以此为话题和她谈谈，倒无从说起了，我对她是多么歉疚啊！”
“她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她的心里充满了慈善与宽恕，这就是她的美。”方先生仍是滔滔地说，“我想我是不配她的。”
也许是心爱的人刚刚去世，生者太悲伤了，总会想着死者的好处、优点，这也是生者对死者的常情，所以我劝慰他说：
“也不能那么说，你对方太太的这份情意，使她一生和你厮守，一直到她死。她死也无憾了。”
“不，”方先生说，“她死而抱憾的，她临死时还对我流泪说，我害了你，剩下你一个人。”
“那是真的，我相信她不甘心自己的死，她一定愿意跟您永远地厮守着，你们的生活不但像神仙，而且像诗一般的美。”我衷心地说。
方先生也许说得疲倦了，或者他不愿再追忆下去，所以他靠在藤椅背上，仰望面前被升上来的太阳照射着的古松柏。他该有无限的怀念，又感喟地说：
“算是诗，对于亚姗的一生，也是一首哀诗。”
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许我懂了，他还是念念不忘亚姗的私奔，他的最初的坏脾气，以及他们没有子女，她了无痕迹地从人间消失，这一切一切。
一时，我们都沉默下来，没有人说话，各人对方先生的悼亡有不同的感慨吧！
这时方先生从藤椅上起来了，他说：
“亚雷，我先走一步，夏先生，夏太太，我太没礼貌了，初次见面就把自己谈得这么多。”
“哪里，您介绍我们一个完美的女性，使我们后悔没得在她生前认识她。”
“亚雷兄，你留下跟他们二位多谈谈吧！”方先生又转向我们，“我不过说了一半，让亚雷再接着说另一半吧！”
方先生去了，我目送他穿过阳光下的松柏，转进红墙到五色土的方向去。在我的幻象中，他的身边有一位优雅的女性，伴他慢慢地走。但那影像随即幻灭了，他只是踽踽独行。
方先生走后，我们并未立刻又接着谈方先生的事，倒是豫生提议说，孩子们玩得很高兴，我们不要回家了，就在这里随便叫些面吃，也把亚雷留了下来。我们都喜欢吃长美轩的盐酸菜，听说那是贵州制法，除了这里，只有在我的云南同学锦南姊的家里可以吃到它。
亚雷和豫生谈着时局的情形，亚雷说他也许要到上海去，豫生也说他很想去上海看胜利后第一次的全国运动会，他对体育有特别的爱好，看运动会像看电影一样的使他高兴。同时豫生也和亚雷谈到台湾，我们的亲友都希望我们去。也许，有时间的话，再到台湾看看也说不定。他们意见相同，两个人直想搭伴同行呢！
谈来谈去，我们又谈到方先生，亚雷告诉我们方先生的经历，以及他当年在怎样的场合中遇到方太太而和她结合。亚雷又说方太太确实是一位优雅的女性，你从她的表面决看不出她的内心的忧忡，她说说笑笑，弹弹唱唱，昆曲，吹箫，都很精的。她从不在亲友的面前露出半点她的忧心，两夫妇真是互敬互爱。她虽然多病，看起来也就是一般女性到了某些年龄的多病一样，不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也不是身上哪部分有了显明的伤患，所以突然说她病重死去，是很出人意外的，就连她自己也没有做死的准备，直到最后知道严重，什么都来不及了。
“他们真像《浮生六记》里的沈三百夫妇的情趣，不是吗？”我忽然想起来说。
“爱情弥笃的情形确是像的。”亚雷也同意。
“刚才方先生说，亚姗的一生，是一首哀诗，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们的美的生活，是因为用悲哀换来的呢？”
亚雷听我这样一问，他想了一下，说：
“也许方先生不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吗？”我看亚雷犹豫不决，好像要说什么，又止住了，便这样追问了一下。
“方先生刚才先走了，他临走时说什么来着？”亚雷反问我。
“说什么？”我也忘了。
“他不是说他只说了一半，那一半让我再说下去吗？”
“我多么愿意听。”我喜欢婚姻的故事，并不是爱探听人家的秘密，而是从各种不同的婚姻故事中，探求人生的许多问题。
“看看让我从哪儿说起。”亚雷一面搓着手一面在想。
我正静待他要怎样开始那一半故事，他却又问我：
“刚才你问方先生有没有孩子，方先生怎么说？”
“他说——”难道这句话有什么关系？“方先生是说没有，但究竟是怎么说出的，我也没注意。”
“我听得很清楚，方先生说：亚姗没有生育过。”豫生对别人的私事毫无兴趣，他却听清楚这句话了呢！
亚雷点点头，腿轻摇着，大概又在思索故事该怎么说。
“如果方先生是有孩子的，你听了会觉得怎么样？”亚雷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有孩子？”我简直不懂，“有孩子为什么说没孩子？”
“他只是说亚姗没生育过呀！”亚雷说完直眼看着我，好像要等我的反应。
“我还是不懂，难道……”我的头脑很简单，琢磨不出来，“难道他们抱养了一个，或者还有什么别的……”
“不是，不是，”亚雷笑了，“方先生自己的亲骨肉，他有一堆孩子！方先生自己的，而不是亚姗的！”亚雷加重语气地说。
“啊！”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倒使我感情有些激动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问：“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方先生刚才的话都是有含义的，可惜你没有听出来……”
“哼！”豫生在一旁冷笑我，“她的说话和思想向来不经过大脑。”
“我是一个直心眼儿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弯弯儿，所以跟你结婚的时候，亲友都担心我在你们那大家庭里怎么处！”我也笑着报复了这一句实在话。
“所以方先生一再说他对不起亚姗，也就是这种意思了。”亚雷说。
“那么，方太太知道吗？”我问。
亚雷微笑地摇摇头，“刚才方先生不是说，亚姗临死时还对方先生抱歉，只丢下他一个人走了吗？”
“怪不得，方先生说这些的时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那么，方太太真的不知道吗？这样说方先生是又在外面娶了姨太太是不是？”我不断地问。
“方先生的另外那一家，也很融洽，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都大学毕业了，最小的女儿好像也七八岁了。”
“就没有人告诉方太太？”我真佩服人们隐瞒的手段。
“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
“那么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我嘛！”亚雷算了算，“大概有三年了吧，是在天津遇见的。他是在天津娶的。”
“娶的？重婚？”我的直心眼儿又来了。
“怎样结合的，我也不清楚，总之，那也是一个正式的家庭，孩子们书读得很好，老大是西南联大毕业，复员后回到北平来，还到方先生这个家里来过，那时方太太已经病了，方先生说他很想在她死前把这件事向太太说明，但是说不出。”
“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么多年的另外一个家，方太太会不知道？也许她是知道的，不讲出来，所以抑郁而终？”我很怀疑地问。我认为夫妻在爱情上是最敏感的，一个丈夫能瞒住他的妻，在外面组织另一个家庭，有二十多年没被发现？也没被怀疑？可能吗？除非彼此不关心的夫妻，才在这方面也没有敏感。
“确实是不知道的。”
“你又怎么能确定她不知道呢？”
“如果知道了，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你看她临死还念念于方先生没有子嗣的这件事。”
“难怪方先生说，对于亚姗来讲是一首哀诗。方先生不是朝朝暮暮都和太太厮守着吗？他什么时候又去和另一个女人生了四个孩子，我真不懂！我也佩服你们男人真有办法！”
说着大家都笑了，亚雷又开玩笑说：
“也不尽然，恐我和老夏在这方面都是属于真没办法的一类吧！”
“那方太太也真冤枉，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来了，又走了，还至死对丈夫抱歉呢！其实，方先生为什么不向她说明呢？”
“他不忍心说明。”
“那另一位太太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不熟，是一个普通女人，但是也极贤慧，她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教养着自己的子女，从来不打扰方先生的这个家。她体谅丈夫应对亚姗负什么责任，所以她从不抛头露面。”
“这样说起来，方先生真是好福气。”我又对着面前这两位男士说，“不知道在这时代中，还有多少像方先生这样有福气的男人？”
“难得！难得！”亚雷做出滑稽的样子说。
“这样也好，”我想了想说，“这样什么都不知道地死去也好，使她怀着完整的爱情死去，而使方先生抱憾。”
“方太太死后发讣闻，上面可是有儿子的，就是方先生的大公子，他所以叫这大儿子到方太太面前来，原就是想先由这青年给方太太一个好印象开始，然后使方太太对这青年产生了母亲般的慈爱之心，再渐渐使她知道这是他的亲骨肉，但是方先生来不及这么逐步地做，方太太就死了。所以死后他便把这大儿子上了讣闻。”
“人们都知道吗？”
“因此人们才渐渐知道的。最初人家以为是过继的子侄辈，后来才公开了。”
“唉！这两个女人，嫁了这么一个丈夫，形成了这样的一场婚姻。”我不禁感慨，也不禁敬佩起那另一个女人了。
“完美的女性，完美的妇心。”亚雷在赞美。
“你是指哪一个？”我问。
“两个都是！”亚雷笑说。
“我相信你们男人都很羡慕方先生吧！”
这时我也想起了我们的大嫂，她是续弦，大哥前妻无所出，他又断弦十年才娶，所以大哥的孩子们反比二哥的孩子们小得多了。大哥和死去的大嫂感情很好，大哥是属鸡的，大嫂生前便永不杀鸡吃。她死后，她的衣物放在箱底，多少年都保留着不去动它，直到娶了续弦的大嫂还是照样。每逢她的忌辰、生日，续弦大嫂便带着儿女们供拜，孩子们也很懂事。有一次我看见大厨房忙着给西院做菜，盘盘碗碗端来端去的，我以为大房里今天打牙祭呢！我这傻子便问大哥的孩子们是什么日子，孩子们都会以很尊敬的口气说：“是我前头娘生日”。后任妻子承认并尊重丈夫与前妻的爱情，这实在是使男人得意的一件事。
至于方先生隐瞒了亚姗，在外面又成立了一个家，为完成亚姗在情感上的完整，他始终未透露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婚姻，究竟方先生道德不道德？是否可以原谅？对得起亚姗吗？我相信如果在一个公开场合谈论起来，一定有一场激辩吧？
但是在这迎接胜利的时期，我们又迎接了一种新的婚姻的故事，那便是所谓“抗战夫人”这新鲜名词和新鲜人物。报上登载这一类的纠纷的故事很不少。婚姻，有的是自身感情纠纷所造成的，但更多的是环境造成的不幸。
燕芬是妹妹的同学，来自河北省淳朴的农村。她来北平学助产，是为了毕业回去后服务桑梓。她很用功，也很简朴，来到都市多年，也没染上城市的习惯。她已经订婚了，未婚夫在抗战的第三年便到后方去求学。燕芬等待着毕业，也等待着未婚夫的归来，她的眼前原是一片光明。但是胜利来临了，她也毕业了，未婚夫却迟迟不归。终于传来他在后方已经有了“抗战夫人”的消息。迟迟不归，正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局面。他们是同乡，除非他不但抛弃了未婚妻，也抛弃了他的家乡和父母，永不回来，否则他就无法交代。
为了这，每个人都在痛苦中，燕芬，燕芬的父母，未婚夫，未婚夫的父母，抗战夫人。燕芬本来是个健康爽朗的女孩子，她因为来自农村，受教育较晚，所以年纪比妹妹要大上五六岁，农村女性学业年龄虽晚，但婚姻年龄却是较早的，她为了学业和等待，又特别延搁，这样一来，青春只在等待中消耗了，却毫无意义！她消瘦了，太冤枉！
后来听说未婚夫终于带了抗战夫人到台湾去。远离，是逃避债务的最上之策，无论是金钱的债，感情的债。
我没有再知道燕芬的结果如何，因为这时我们正在做离开北平的打算了。
1948年的春天，关外的人不断地迁移到北平来，四乡的人也拥向北平来。跟着人们盲无所从地，南方的跑到北方来，北方的跑向南方去。北平，这不动的城也动荡起来了！
我是抱着怎样茫然的心情离开我的第二故乡北平啊！二十几年的时间，我在这里成长、读书、结婚，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
飞机从西苑飞起，穿过古城的上空，我最后瞥见了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顶；朝阳射在上面，闪着釉光，那是我结婚的地方，我记得我手持着一束白色的马蹄莲走在协和礼堂的红毡子上，台上几位音乐家在奏着结婚进行曲，我想我应该严肃地走上台去，因此我一点笑容也没有。但是坐在两旁的人却在逗我，他们说：
“小林！嘿！笑呀？”
“英子！别那么严肃行不行？”
我忍不住了，眼睛刚一瞥过去，我就赶忙咬住了我的下嘴唇，我怕我要笑出来，不，我怕我要哭出来！……
怀中抱着小咪。拍着我的嘴巴，她问：
“妈妈，我们到哪儿去？”
“到台湾。”
她又注视着我的眼睛问：
“你干吗，妈妈？”
我抹去泪水，把她抱向窗洞，“快看！”
我们已经飞到云层上面来了，绿琉璃瓦的北平城早在视线中消失了，她深深地埋在云层下面，我知道她将给我无限无限的回忆。
196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