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划井田

即位的滕国公子就是《孟子》书中常常提到的滕文公，“滕文公”中的“文”字是他的“谥号”，即他死后给他的封号。

孟子是在公元前324年到达滕国的，在驿馆——上宫住下。滕文公听说孟子来到了滕国，便立即赶赴上宫致谢。相见寒暄毕，滕文公诚挚地说：“承蒙夫子耐心教导，先君的丧礼料理得很圆满，若无夫子指教，还不知要出多少纰漏呢。”

孟子说：“不，公子错了！此事料理得圆满，功在君侯，不在孟轲。”

滕文公说：“我知道君子以谦和为贵，但夫子这样说，也太过谦虚了吧！”

孟子说：“这绝非谦虚之词，孟轲从来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滕文公不解地问：“寡人分明是按照夫子的教导做的啊！”

孟子说：“不以绳墨，难以取直木；不以规矩，难以求方圆。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懂得。但是就有人不以绳墨取直，不以规矩求方圆。如此，即使你再懂得这道理，这道理再正确，又有什么用处呢？可见，方法再好也得有人去办，才能实现它的好处。君侯之所以能够将先君的丧礼办得周到圆满，使国人满意，是因为君侯不仅知礼，而且能够行礼的缘故啊！孟轲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滕文公佩服地点点头说：“夫子确实有过于常人的思考！”

孟子话锋一转：“在治理国家上，很多国君也都犯了这样的毛病。像宋王偃，他们明知仁政的巨大作用，也在高呼要行仁政，却不愿真正地去实行。那么，仁政对他们又有什么帮助呢？”

滕文公沉思了一会，说：“夫子的话，对寡人深有触动，寡人也正在为滕国绞尽脑汁。好，夫子先休息几天，他日我要请夫子到宫中一叙，我要好好向夫子讨教治国方略。”说完，便告辞回宫了。

几天后滕文公大宴孟子。滕国虽是小国，物产并不丰饶，但由于对孟子的特殊的尊敬，滕文公还是竭尽全力，把宴会办得十分丰盛，金杯银箸，玉盘珍馐。笙管笛箫，歌诗乐舞，甚是铺张。

酒酣，滕文公长叹一声道：“夫子啊！今日之会，可谓盛哉！可寡人不幸，生于战乱之年，为小国之君，我知道，这样的盛宴不会太多了。”

孟子却举起金爵，微微一笑说：“君侯何出此言？”

滕文公说：“滕国是一弹丸之地，处强齐与大楚之间，两国都志在扩张，滕国形势之险恶，夫子不会不知。”

孟子说：“不知君侯有何保国良策？”

滕文公无奈地说：“滕国如此之小，我认为应该依附于一个大国，才是万全之计，可是到底是依附齐国呢，还是依附楚国，寡人一直拿不定主意。不知夫子有何见教。”

孟子说：“如果君侯寻求什么依附，孟轲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从来也没有学过什么依附之术。惭愧！惭愧！”

滕文公觉得孟子话里有话，就说：“寡人的幼稚之见，或许可笑。夫子有何高见请直告寡人。”

孟子正颜说道：“如果君侯一定要我说，我认为只有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修筑坚固，教民以礼，民知礼则行义，行义则归仁。有了知礼、行义、归仁的臣属和黎民，国君便什么也不用怕了。”

滕文公问：“一旦有敌兵进犯怎么办？”

孟子说：“一旦有敌兵进犯，国君只要能够率领臣民一起守卫城池就行了。国君若果真能这样做，臣民定会奋勇杀敌，誓死保卫城池，宁肯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决不会弃城逃走。”

滕文公望着孟子不说话，脸上布满了疑惑。

孟子不容置疑地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事古已有之。”

滕文公低头沉思，不自觉地摆弄着酒爵。

孟子继续说道：“假如有一座比滕国都城更小的城池，设想它的每边长仅有三里，外郭也仅有七里。有强敌围攻，却久攻不克。在长时间的围攻中，一定会碰到合乎天时的战机，为何不能取胜呢？就是因为城高池深，容易坚守，这就是天时不如地利的道理。再假设有人守城，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也不是不深，兵器不是不锐利，铠甲也不是不坚固，粮食不是不充足。然而敌兵一到，便弃城逃走，这是由于缺乏人和，没有人和，地利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说，限制黎民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卫国家不必靠山川的险阻，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上》）以天下归顺的力量去攻打众叛亲离的人，势必如秋风扫落叶，所向披靡。因此，仁君圣主不战则已，一战必胜。”

滕文公叹息道：“夫子说的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啊！”

孟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君侯只要能够推行仁政，滕国的强盛也就为期不远了。”

滕文公关切地问：“夫子，就滕国而言，眼下最紧要的是什么事情？”

孟子想了片刻，说道：“国君眼下要做的主要事情便是关心黎民百姓。《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诗经·豳风·七月》）而今老百姓的状况是：只有具有一定产业收入的人，才具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不具有一定产业收入的人，就不具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可是，假如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去限制和约束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就会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

滕文公的心头一震，脸上露出了惧色。

孟子继续严肃地说：“等到他们犯了罪以后再加以处罚，就叫不教而诛。不教而诛，无异于陷害。”

滕文公听到此言，一种不安与不快掠过心头。

孟子说：“但世上哪有仁爱的国君去陷害黎民百姓的呢？”

滕文公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又恢复了常态。

孟子字斟句酌地说：“因此，贤明的君王一定要行仁政、办实事，以礼对待臣属，节省人、财、物力，特别是征收赋税，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税率，万万不可过高，更不能朝令夕改。”

滕文公问：“就滕国眼下的形势而言，到底多大的税率比较适宜呢？”

孟子旁征博引地说：“古代的税率规定大致是：夏代每家50亩地而实行贡法，商代每家70亩地而实行助法，周代每家100亩地而实行彻法。这三个朝代税制的名称虽然不同，其实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彻’者，通也。意思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通盘计算，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助’者，借也。意思是借助黎民百姓来耕种共有的土地。”

滕文公问： “以夫子之见，这三种税制哪一种最好呢？”

孟子说：“古代有一位名叫龙子的贤者说过：‘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因为贡法是集中若干年的收成得到一个定数，不管丰年还是荒年，都要按照这个固定的数字征收。丰年粮食多，多征收一点也算不上是苛暴，却并不多征收；荒年谷物短缺，甚至连第二年的肥田费用都不够，也非要收满那固定的数目不可。国君号称黎民百姓的父母，却使整年辛勤劳作的黎民百姓连爹娘都无法赡养，还得靠借高利贷来凑足田税。这样做的结果，就难免使一些人忍饥挨冻，甚至饿死冻死。置黎民百姓于不顾的君侯，又怎能称得上是黎民百姓的父母呢？《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大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所以说周朝实行的是助法。”

滕文公问：“以夫子之见，滕国该实行哪种税法呢？”

孟子说：“滕国以往是强征暴敛，黎民百姓啼饥号寒。因此应该迅速实行助法。”

滕文公又问：“假如寡人能够施行仁政，我待黎民如子女，黎民待我如父母；我丰衣足食，黎民也丰衣足食。然后应该做些什么呢？”

孟子眉心舒展，循循善诱道：“黎民百姓都富足了以后，就要办庠、序、学、校，使他们得到良好的教育。‘学’是夏、商、周三代对大学的统称，‘庠’、‘序’、‘校’ 则是三代对地方学堂的不同称呼：夏代叫作‘校’，商代叫作‘序’，周代叫作‘庠’。‘庠’是教养的意思，‘校’是教导的意思，‘序’是陈列的意思。名称、内涵虽不同， 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使黎民百姓能够明人伦、懂纲常、上下有序、尊卑安分。《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周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国运却充满着新气象。）这是赞美文王的诗句。只要君侯能够像文王那样推行仁政，以礼乐教化人民滕国同样也会‘其命惟新’的。到那时，四方诸侯都争相效仿，君侯就成了圣王之师了。”

滕文公内心燃起了重振滕国的热望，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向往，他举起金爵，然后深深地俯下身子向孟子行礼说：“寡人愿以弟子之礼事奉夫子，请夫子勿辞！”

这年秋天，滕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黎民百姓踊跃缴纳田赋。滕文公欣喜异常，对孟子更是尊敬有加，愈发钦佩，时时请教，言听计从。

这年冬天，特别寒冷，滕文公把自己新做的一袭狐裘送给孟子，并赠给各位弟子每人一袭羔裘。

一天，滕文公问孟子道：“我曾听夫子说，周公时期实行的是井田制。寡人不才，却也愿效法圣贤。请问夫子，就滕国而言，能否实行井田制？”

孟子说：“可以推行。”

滕文公说：“请夫子把推行并田制的做法详细讲给寡人听听如何？”

孟子说：“国君乃一国之尊， 日理万机，不必事事亲自办理。依我之见，此事您差一得力大夫办理就行了。”

滕文公由衷地笑道：“好！寡人就命毕爱卿前来向夫子求教。”

第二天一大早，滕国上卿毕战就来到上宫，向孟子请教。毕战5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雪白的羔裘，戴着宽大的皮弁，彬彬有礼，不苟言笑，一看便知是一个敦厚仁爱、勤于政事的大夫的范本。

毕战一丝不苟地向孟子行礼后，谦逊地说：“主公命在下主管划分井田。在下才疏学浅，深感力不从心，望夫子明白指教。”

孟子还礼道：“毕大人如此忠诚、勤奋，乃君王之幸、社稷之幸也！”

毕战赶忙说：“夫子过奖了。”

孟子看着眼前的毕战，颇有感触地说道：“举贤才，小人远避之。这一点，君侯已经做到了。减力役，男勤于耕，女勤于织。这一点，君侯也做到了。薄赋税，四方百姓归顺。这一点，君侯也可望做到了。”

毕战说：“主公的有所作为，有赖于夫子的教导。现在，滕国上下，无不交口称赞主公的任贤和夫子的仁政。夫子的到来和不吝赐教才真正无愧于‘滕国之大幸’这一赞语呢！”

孟子无限感慨地说：“孟轲一生所渴望实现的目标，远不止这些。不过滕国之振兴、发展之象，也足以慰我平生了。”

毕战说：“滕国实行了井田制后，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孟子说：“的确如此，田地是黎民百姓赖以养家糊口的保证，也是君王和卿大夫得以生存的保证。田界划分得不合理，井田的大小就不均匀，百姓的劳逸程度就会不等，就会不满意，有怨言。所以，施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整理田界入手。困难再大，也应该不辞劳苦地去做。”

毕战欠身道：“请夫子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孟子接着说：“某些国家混乱不堪以至于灭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田界不明。那些暴虐的君主和贪官污吏千方百计地打乱正确的田界，为的是浑水摸鱼，中饱私囊。结果使人民痛苦不堪，为国而使人民痛苦不堪，没有不灭亡的道理。”

毕战问道：“怎样划分田界才能保证公平呢？”

孟子说：“滕国虽土地狭小，但也得有官吏和人民，没有官吏，便没有人管理人民；没有人民，便没有人养活官吏。我建议郊野用九分抽一的助法，城市用十分抽一的贡法。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供祭祀的圭田，每家50亩；如果他家还有剩余的劳动力，再给25亩土地。无论埋葬或者搬家，都不离本乡本土。共一井田的各家，平日出入，互相友爱；防御盗贼，互相帮助；一有疾病，互相照顾，那么，百姓之间便亲爱和睦了。具体的做法是：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并田有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有田，周围八百亩分给八家作私有田。这八家共同来耕种公有田。先把公有田耕种完毕，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这就是区别官吏和劳动人民的办法。刚才我说的不过是一个大概，至于具体怎样去安排调度，那就在于君侯与毕大人了。”

毕战真是一个勤于职守的忠良之士，回去后，根据孟子的教导，研究了滕国土地的实际情况，夜以继日地铺排打算，雪白的羔裘也被照明的松烟熏成了黑的了，最终搞出了一个十分恰当可靠的井田计划，并在开春以前，把井田分到了各家各户。

公元前323年春，清明节刚到，滕国的黎民百姓就兴致十足地投入到了劳作之中，合理的田界，使他们有了更大的动力。一场春雨适时而至，滋润着滕国肥沃的土壤，春苗便油然生长起来。

滕更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孟子。

孟子激动地说：“快套车！我要到乡村去亲眼看一看。”

公都子闻风而动，迅速套好马车。

孟子带领着滕更、万章、公孙丑等弟子出了驿馆大门，登车上路。出了西门，师徒五人兴致勃勃地沿路观看。只见界石醒目，阡陌纵横；水道蜿蜒，田埂分明。田间一片新鲜诱人的葱绿，三三两两的农夫散布在棋格般的井田上，细细地耕作着。春日的朝阳柔和地洒落下来，田野里便腾起如烟似雾的湿气。送给人春天的温润和泥土的香气。

师徒们来到一片无垠的平原上，孟子命公都子勒马停车。他跳下马车，快步走到路边，凝眸远望，不禁抚膺感叹道：“贤哉滕文公！”

滕更不解地问：“先生，为何实行了井田制，黎民百姓就这般高兴，把土地耕种得如此好呢？”

孟子说：“因为实行了井田制，贪官污吏就没有投机取巧、从中作弊的机会了。世上哪里有一个人愿意忍受贪官污吏的盘剥呢？所以我说，只要实行了井田制，田税就合理了。田税合理了，仁政也就开始了。”

这时天空又飘起了毛毛细雨。孟子举目看天，天阴得非常浓。孟子诙谐地说：“春雨贵如油。在春苗生长之际天降喜雨，是一个好兆头，看来滕国国君的仁德感动苍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