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譬取喻

孟子送走滕国公子，每天仍然是教授学生，接待各国来访的士人君子，当然中心目的是等待宋王偃的召见。但宋王偃整天忙于饮酒游猎，乐此不疲，怎么愿意召来孟子听他一番教训呢？但宋国的大夫们并不都像他们的国君那样耽于酒色，忧国之士还是很有几个的。这不，这位宋国大夫已在孟子的房门外等候好久了。他听到室内孟子正在向弟子讲述《春秋》，不便打扰，就在门口拱手立着。

听到室内课已讲完，他便急匆匆地走进去，向孟子深深一揖，朗声说道：“在下戴盈之拜见夫子。”

戴盈之是宋国有名的大夫，孟子早有耳闻，今天听他一报名，孟子肃然站起，快步迎上前去，施礼道：“久闻先生大名，未曾远迎，失敬！失敬！”

戴盈之惭愧地说：“夫子来宋国多日，在下无暇前来拜访，还望夫子勿怪。”

孟子说：“戴大人公务繁忙，身不由己，今日屈尊前来，孟轲已感十分荣幸。请大人落座。”

戴盈之并未坐下，看得出他一直在克制着自己焦躁的情绪，此时，他觉得礼节已毕，就迫不及待地说：“在下今日前来圣人之门，是为讨教，望夫子能为在下指点迷津。”

孟子说：“请戴大人就座直言。”

戴盈之急急地说：“在下是宋国执掌财粮的官员，深感宋国财力的不足。而今楚国、秦国都对我们虎视眈眈，无论是对外抗敌，还是对内管理，都需要更多的财力和物力。所以我想先按较高的税率征收一年，然后逐年减少一些，最后再按十分抽一的税率抽税，到那时可能连关卡和商品税都能免除。夫子以为如何？”

孟子朝戴盈之微微一笑，说：“戴大人，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还是你们宋国的事。说是有一个宋国人，经常偷窃邻居家的鸡。有人劝告他说：‘这是不正派的行为，你应该改掉这一坏习惯。’他便说：‘我知道这样做不对，我正准备改掉它，我打算由现在的每日偷一只，减至每月偷一只，再减至两月一只，直至不偷。’请问戴大人，这个人的做法对不对？”

戴盈之也被这滑稽的故事逗笑了：“夫子真是论辩有方，如此想来，我的想法确实太可笑了。盈之明白了。”

孟子想：这戴盈之倒也不是糊涂人，一点即醒，宋国还是有望的。但我还需重锤敲打他一下，于是说：“知道这种做法不对，就应该立即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何况十分抽一的税率已经相当高了，如不赶快减少，黎民百姓怎能吃得消呢？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国家能否立于强国之林，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

戴盈之心悦诚服：“夫子所言极是。待在下奏明君侯，立即减低税率。”

二人此时听到门口通报道：“先生，戴大人来访。”

孟子瞅着戴盈之一愣。

戴盈之连忙解释道：“噢，可能是戴不胜大人。”

孟子说：“有请！”

戴不胜四十多岁，洒脱大方，风度翩翩。与孟子、戴盈之寒暄毕，三人便落座交谈。

戴不胜开门见山地说道：“想我宋国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了，春秋时，襄公也曾争霸中原，而今却每况愈下， 日渐衰微。真是让人忧心忡忡，夫子乃当今圣人，能辱临宋国，想必有重振宋国之策。愿夫子能怜悯宋国百姓，助宋国一臂之力。”

孟子感叹说：“非孟轲一人所能为也！”

戴不胜若有所悟地说：“我们主公忙于国事，一直没能与夫子相见，他也深感遗憾。今日特派鄙人前来讨教。”

孟子似乎是答非所问地说：“政者，正也。君王若仁，举国便没有人不仁；君王若义，举国便没有人不义；君王若率之以正，举国上下便没有人不正。”

这一番对话，双方虽未直言，却都心有灵犀，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于是戴不胜诚恳地问道：“怎样做才能使君王知礼、行义、成仁呢？”

孟子缓缓而言：“假使这里有一位楚国大夫，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会讲齐国话。那么，他应该请齐国人来教呢？还是应该请楚国人来教呢？”

戴不胜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应该请齐国人来教。”

孟子加重语气说道：“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来打搅他，纵然每天鞭打他，逼着他说齐国话，他也学不好。如果能带他到齐国都城的闹市区里住上几年，然后，即使你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也办不到了。”

戴不胜恍然大悟，但却非常迟疑地说：“夫子的意思是，宋国君王左右缺少贤臣了？”

孟子没有答话，他不动声色，正襟危坐。

戴盈之似乎颇不服气地插言说：“在下和不胜大人虽难说贤能，却也尽心竭力，让宋国朝着国富民强的轨道上发展。况且，我们还有一位薛大人……”

孟子问：“戴大人说的可是薛居州？”

戴不胜郑重地说：“正是。”

孟子说：“孟轲来宋国以后也听人说薛大人是位贤大夫，你们的国君还请他住在宫中。如果宫中的文武大臣都是好人，那么君主伙同何人去做坏事呢？如果宫中的卿大夫多为不贤者，那么君主又伙同何人去做好事呢？一个薛居州的本事再大，又能将君侯怎样呢？”

戴不胜说：“寡君已经说了，要实行仁政。”

孟子不禁一笑说：“戴大人，我记得孔子说过一段话：‘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戴大人对你们国君是应该‘听其言而信其行’呢，还是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呢？”

戴不胜有点激动地说：“当然，对任何人都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但我相信我们国君是要真心实意地推行仁政。”

孟子说：“我也并不是怀疑你们国君推行仁政的诚意。但是，光说推行仁政是不行的，推行仁政不是一句空话，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才是。当年唐尧、虞舜的推行仁政是出于自己的本性，顺其自然。到了商汤和周武王是亲身体验，努力推行。到春秋时期的五霸，则是利用仁政以之谋利，但是，久而久之，弄假成真又有谁能说他们行的不是真正的仁政呢？今贵国君主虽高唱‘仁政’，却无任何举动，既不能像商汤、武王哪样身体力行，恐怕也不会像唐尧、虞舜哪样发自本性，甚至不能像春秋五霸去以之谋利。世人又怎能认定他是一个知礼、行义、成仁的国君呢？”

戴不胜和戴盈之羞惭而去。

二戴走后，陈代上前问道：“先生，您好像对宋国国君迟迟不召见有些不满吧！”

孟子静静地说：“连礼都不懂的人，我还能指责他什么呢！”

陈代说：“弟子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有些话说出来，希望先生不要生气。”

孟子说：“请直讲无妨。”

陈代直言不讳地说：“先生来宋国后，宋王不主动召见，先生为什么不去主动拜见他呢？以弟子看来，这样做似乎太拘于细枝末节。先生是志向远大的人，如今若是主动拜见宋国国君，促使他推行仁政，大则可以统一天下；小则可以富民强国。况且《志》上说：‘枉尺而直寻’（弯曲时只有一尺，伸直时就有八尺了），以一尺之失获八尺之得，何乐而不为呢？”

孟子说：“陈代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事有巨细之分，得有大小之别。在重要的事情上是不可让步的。当年齐景公到野外打猎，用有羽毛装饰的旌旗召唤管理猎场的虞人，按照当时的礼仪，旌旗是用来召唤大夫的，而召唤虞人须用皮冠，所以虞人不予理睬。齐景公大怒，派人把虞人抓来，要处以重罚。可是那虞人毫不畏惧，他平静地说：‘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齐景公一看自己不占理，就把他放了。孔子也极力赞赏这个虞人的做法。孔子取这个人的哪一点呢？就是取他不是自己应该接收的召唤之礼便坚决不去。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作为一个仁人志士，就应该有为了道义不惜牺牲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宋王的召见，便去拜见他，我就连这个虞人也不如了。你所说的以一尺之失获八尺之得，完全是从利的角度而不是从义的角度来理解《志》中的那句话，如果单从利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弯曲的有八尺，伸直的有一尺，也是有利的。”

陈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聚精会神地听着。

孟子接着说：“从前，赵简子命王良去为他的宠臣奚驾车打猎，一整天连只鸟也没打着。奚便对赵简子说：‘王良是个笨蛋驾车人。’这话传到王良耳朵里，他就去找奚对他说：‘我希望再给你驾一次车。’奚嫌他笨，就是不同意，王良再三要求，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早晨就打了十只兽，于是奚又对赵简子说：‘王良是个很高明的驾车人。’赵简子就说：‘那好，从今以后，我就命他专为你驾车。’奚非常高兴，但这回却轮到王良不同意了。赵简子很不理解。王良就对他说：‘我给他依照规矩驾车，他整天打不着一只鸟；我给他违背规矩驾车，他一个早晨却射中十只兽。《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诗经·小雅·车攻》）我不习惯为小人驾车。因此这个差事我不能担任。’一个驾车的驭手尚且以同坏的射手合作为耻，我又怎能违心地去追随一个非礼的诸侯呢？你的说法还错在你把宋王的失礼看轻了。我是这样看的：一个自己都不懂礼的人，又怎能推行礼乐教化，使百姓知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