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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开创了私人讲学的新风气，对于文化的“下移”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他一生教授的“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数量之大，罕有其匹，而且遍及当时鲁、卫、齐、赵、秦、楚、吴等各个国家。他们把历史文化知识和孔子思想传播到各地各阶层，对于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兴起和学术繁荣做出巨大贡献，对后来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他适应当时的社会潮流，提出重人事、远鬼神的人文思想，提出有宗法等级但不过分对立、实行仁爱但仍有差别的仁礼结合的社会框架和既尊重传统又适当损益（如礼制的改革与士人参政等），既维护秩序又照顾社会正义的改革道路。与最激进的改革派相比，孔子显得保守一些，但是与保守派相比，他是明白无误的改革派。他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显示了自己的中庸路线与品格。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中庸不是折中主义，它是有原则的，是和而不流，中正而不倚的。他开创的不迷信鬼神，敢于以德抗位，以道批判无道（包括君主在内）的优良传统是自古以来中国学界与政界最可宝贵的财富。

孔子是伟大的伦理学家，他不仅提出以仁为中心的，包括礼、中庸、忠、信、智、勇、孝、悌、恕、恭、宽、敏、惠在内的一整套儒家德目，提出重义轻利、重道德自觉的道德理念，而且也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修养方法与君子、仁人、圣人的理想人格与道德目标。他引导人们过这样的道德生活：从良心出发自觉行礼，以义务为准努力行仁。他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基本方向与基本原理。

孔子在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美学、逻辑以至于军事等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贡献，这里不能一一细说。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他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圣人，这里说的圣人与历代文人所说的全知全能、不犯错误的神不同，指的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孔子是活生生的人，也有普通人的弱点乃至错误，但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普通人所不能企及的，他代表着知识、正义、道德与社会良知，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正因如此，他才是不朽的，才会世世代代受人们的敬仰。

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学说分为八派。战国时代，以孟子为代表的仁义派与以荀子为代表的礼乐派，是儒家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而整个儒家则是当时的显学。孟子发扬孔子仁的思想，倡导仁政，主张“制民之产”，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认为人们有权更换无道之君。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只要把自己内心的仁义礼智之端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成为善人，而人君能如此，便能实行仁政。

荀子则发挥孔子的礼乐思想，强调人性恶，认为圣人有鉴于此才制定礼义，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而人类正是在圣人的教化之下方才成为善的。另外他还主张，要在争霸的环境中统一天下，不能只靠仁政，要实行耕战政策，要富国强兵。这两派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理论成为儒学发展的新阶段。董氏理论强调尚德不尚刑，减轻人民负担，但是同时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在制度和思想上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他像早期儒家那样重视人的努力，但他却把这些都纳入天人感应的神秘系统之内，要人们为争取天佑避免天谴，而努力行善。在道德领域把儒家义利之辨发展到极端，片面鼓吹义而否定利。凡此种种都非常适合汉王朝的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于是董氏理论就成为汉帝国的正宗思想。

宋明时代是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南宋的朱熹，吸收佛家、道家、道教的理论，发展出一套以理、气、心、性为基本概念的理学理论，用以解释儒家的道德与政治观念，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提出人与万物一样由理与气构成，理（伦理之理，即仁义礼智）构成人的性，气构成人的身体。人与物不同在于，人的心能认识自己的性与理。因此人可以将由理决定的人的道德生活与由气决定的人的物质生活分开来处理。它要求人在不计较物质生活的情况下，过好自己的道德生活。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道德与政治哲学，既坚持了儒家的道德观与政治观，又大大提高了它的哲理水平，使之在与佛、道的斗争中处于优势。董仲舒公羊学形态的儒学，宋儒理学形态的儒学，都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儒、佛、道并称三教。明代是传统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王阳明思想是儒教的改革，它在某种意义上适应了这种社会的变革。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由于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中国历史的发展错过了机遇，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一样，没有完成向近代的转型。

孟子学说，荀子学说，董仲舒学说，宋明理学，都是在对孔子学说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用孔子的话来说，这也是一种损益。它们既是孔子的思想，又不是孔子的思想。它们都是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对孔子思想的改造、丰富与发展。孔子思想如果不经后来诸大师的解释、改造，那它就仍然属于旧时代，不能适用于新时代。只有经过解释，传统才能存在；只有经过改变，传统才能延续。我们既不要在孔子儒学与后代儒学之间画等号，也不要简单地把它们对立起来。

汉代以后，孔子形象不断变化。汉人把他看作神怪，说他“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春秋纬·演孔图》）；南朝僧人视他为菩萨，称之为净光童子（此说法来源于《清净法行经》，但大藏经中未收，疑是伪经。），道士视他为仙，称之为太极无上真君；唐宋以后儒家人物则又把他看作人形神——全知全能的“至圣”。总之，他是绝对权威，谁敢怀疑他便是非圣无法，罪不容赦。从汉以来，历代统治者给孔子加了许多封号，如褒成宣尼公、素王、先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等。他的后代被封为衍圣公，享受贵族的特权。这些都是尊孔的节目。

封建时代要尊孔，民主革命便要反孔。孔子几千年来都是作为封建制度的保护神而存在的，所以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批评是必要的。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批评有片面性，但是基本上还是客观的，当时的先进人物明确地认识到孔子本人与历代君主所塑造的孔子偶像有所不同，他们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后者。“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一次批孔运动，从政治上来说，这次批孔运动是反动的，它是为“四人帮”反党活动制造舆论的；从学术上说，它没有任何价值，不讲道理，全是谩骂。

现在尊孔的时代过去了，反孔的时代也过去了，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和评价孔子。孔子思想作为一个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用它来指导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的许多观念、理论具有永恒的价值，只要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它加以科学地批判继承，在今天也能发出动人的光彩。

孔子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它的目光不注视神与来世生活，而是关注着人，人的现实生活，它强调人的努力与奋斗的意义，帮助中国人抵制了宗教迷狂。孔子思想渗透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导人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人民和华夏文明。孔子重视礼义，注意保持社会正常秩序。孔子强调仁爱，维护社会各个层面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培养了中国人尊老爱幼，和睦邻里，救死扶伤，周急继乏等美德。孔子倡导中庸，努力维持秩序与正义，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健康平衡。他崇尚道德价值，强调道德教化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由于他的倡导，这些都成了中国非常重要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些宝贵思想，我们都应科学地、认真地进行分析研究，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孔子思想与后来的儒家思想很早便传入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后来经由越南传入一些东亚、南亚国家。当时朝、越、日等国家都处在落后状态，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带给他们的是先进的文化，帮助他们建立并调整好封建国家的各种制度与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儒学落伍了，在这些国家相继被西学取代。但是二战之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人们发现这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儒学传统有深刻联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利用孔子与儒家所强调的忠孝观念，团结全体员工，为企业的生存发展奋斗，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有的研究者称这种现象为“儒家资本主义”。16世纪末，孔子、儒家思想开始通过传教士传入西方。那时正是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不同于基督教的儒家思想深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在欧洲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现在，东亚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看到科技发达和伦理衰敝带来的社会弊病，希望借鉴孔子的伦理智慧解决这些问题。

孔子是古代世界的伟大导师，孔子思想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无论中国人外国人，无论今天和明天，人们永远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