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不在朝任职，但仍然关心政事，遇有重大事件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他并不奢求执政者按他的意见办事，只是要世人知道按照周礼，什么是是与非，什么是善与恶。他的弟子冉有在季孙氏府上做事，实际上也就是在朝廷上做事。按照孔子门中的礼数，每天退了朝，他还要到孔子这里来请安。这时师弟之间经常要谈朝廷上的公事。一天冉有来得很晚，孔子问他：“今天为什么退朝这样晚？”冉有说：“有政事要处理。”孔子说：“你说的是普通的事务吧？如果有政事，虽然他们不让我主事，但是还是要让我知道的。”（《子路》）的确，作为国老，哀公与季康子屡屡向他问政，遇有大事还常常派人上门通报并征求意见。这在执政的季康子当然只是礼节性的举动，说不说在孔子，听不听在他们。孔子对他们的用意当然也是一清二楚，所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顾忌。

哀公久慕孔子之名，第一次召见孔子便急切地提出如何治理好鲁国的问题。在孔子看来，鲁国的问题在于三桓专权，鲁公徒有虚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用贤人取代三桓。所以他回答道：“治国要靠文王与武王之道，这些都明明白白地记载于简策之上，能不能实行关键在用什么样的人。贤能的人在位，文武之道便能实行，贤能的人不在位，文武之道便消亡了。”哀公想到三桓，于是接着问：“贤者应该在位，那么不贤者该怎么办呢？”孔子说道：“臣刚刚说过，让不贤者在位就是扼杀文武之道，不贤者当然应该去位。”但是，让三桓去位行得通吗？哀公就在他们控制之下，怎么能够拿掉他们呢？哀公不敢再往下说，只好赶快结束谈话，便对孔子说：“您谈得很好，寡人获益匪浅。今天累了，就谈到这里吧。”

季康子多次问政于孔子，孔子每次的回答都是直刺他本身存在的问题。有一次季孙很恭敬地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对他说：“政者，正也。政的本义是对不正的东西加以纠正，使事物保持端正。端正的关键在于执政者，您能带头端正，那么其他人谁敢不端正？”季康子一听便明白，这是在批评他本人不端正，虽然不大高兴，可还是说：“您讲得好，看来我要首先端正。”

又有一次，季康子因为鲁国盗窃问题严重，请教孔子如何解决。孔子一向认为康子欲望多，太贪婪，本想找个机会刺他一下，现在机会来了，他便严肃地说：“盗的根源不在下边，而在上边。如果您本人无贪欲，就是对行窃者进行奖赏也不会有人行窃。”康子说：“就算我有欲，我的欲也和他们的欲不同。”孔子说：“您的欲合乎周礼吗？您有不合周礼的欲，下边的人就会有不合国法的欲。”季康子不高兴，悻悻然地走开了。

孔子喜欢讲道，什么文武之道，周公之道等等。季康子听得多了，对道也发生了兴趣，于是向孔子表示，要以“杀无道以就有道”的办法来治国，问孔子意见如何。孔子谈话，矛头仍然指向康子本人，他说：“杀人并不能消灭社会上的不善，解决问题不能只治标不治本。什么是本？本在当政者，在当政者如何引导。您本人想要善，那么民自然向善，为什么要杀呢！”季康子一听，问题又弄到自己头上来了，但是，这位国老打不得骂不得，只好自认晦气了。

此外孔子常常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季康子就某些具体政策问题所做的咨询。哀公十一年，即孔子回到鲁国的当年，季孙要改行田赋，派他的家宰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来问几次，孔子都说不懂。最后康子让冉有说：“您是国老，这个政策等您发话之后再实行，您怎么不说话呢？”孔子说：“是不是等我说话然后决定，你是最清楚的。对于执政的请教，我是不会回答的。但是作为我与你私下里谈心，可以说一点看法。也许是老生常谈，我说话离不开周礼。君子凡事要依礼而行。施予要厚，做事要适中，收税要薄，因此据我看原赋便已经足够了。如果不按周礼，贪得无厌，即使改成田赋，很快地又要不足。再说，季孙如要按规矩行事，周公之典就在这里；如欲苟且而行，根本用不着来问。”鲁国有税有赋，赋是为军备而设的，以里或以邑收取，时有时无，数量也不定。由于当时的战事频繁，年年有军赋，这次改为田赋，目的之一是按田收取而不是按里或邑收取； 目的之二是使之定量、经常化，这其实是势所必行。孔子坚持周礼，不满季氏之为政，所以对改田赋持否定态度。冉有将这番话报告季康子，康子说，这老头子太迁腐，他的话不能听。哀公十二年春天便开始实行田赋。

季氏要伐颛臾，派了冉有与子路去见孔子，征求意见。

这次孔子鲜明地表示反对。他很激动，劈头便批评冉有：“冉求，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颛臾是周天子封在东蒙的，它就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怎么可以去伐呢！”

冉有一看孔子发怒了，连忙进行解释：“先生，这是季孙的意思，我和子路都不同意的。”

孔子怒气未消，继续批评道：“冉求啊！从前周任有句话说，‘拿出你的才力来当差，如果不能胜任就辞职’，说得很好。出现危险不能扶持，跌倒了不能搀扶，要你们这些助手有什么用？你说季氏要干，你不同意，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脱离干系吗？你错了。老虎犀牛逃出笼子，龟甲美玉在匣中被毁，不是看守的过失是谁的过失？”

冉有于是又找出一条理由来进行辩解：“颛臾这个城邑非常坚固而且靠近费邑，当年您之所以要堕三都不就是害怕下边以坚城对抗公室吗？所以留着颛臾不打，必定给后世子孙带来忧患。”

孔子更加生气了：“冉求！君子最讨厌像你这样虚伪的态度——不承认自己贪得无厌，却要编造出一套动听的理由。我听说，作为国主、家主的诸侯、卿大夫，不怕财少，只怕不均；不怕人少，只怕不安。为什么？财富虽少，做到均平，就无所谓贫；人口虽少，做到和睦，就不显得少；实现安定，就不会有倾覆之危。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远方的人如不归服，就搞好礼乐文化吸引他们，一旦来了，就把他们安顿下来。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两人辅佐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不能吸引他们来，国内人心涣散，不能保全，反而打算在邦内动武。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他自己的内部。”

孔子一直不停地在批评着，数落着。冉有子路连连做自我检讨，说回去一定把先生的意思转达给季孙。孔子不住声他们也不敢走，后来趁老人家口干舌燥要喝水的时候，两人一溜烟地逃走了。季氏听了两人的汇报，掂量了很久，最终没有动手。

孔子对冉有的表现很不满意，在洙泗书院写《春秋》时，一想到近来发生的事就写不下去。他把曾参、有若一班弟子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人不能没有原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是周礼。过去我觉得冉求的缺点在不果断，容易退缩，所以我曾经告诉他，学习了一个道理就坚决去照着做，不要前思后想，患得患失。他跟我在外奔走的时候，这个缺点似乎有所改变。但是自从当上了季氏家宰之后，又严重起来，简直到了完全不讲原则的地步。季氏的主张冉求明知不对也不纠正，季氏比周公还要富，但是冉求却为他聚敛，使他的财富大大增加。冉求不是我们的人，你们可以鸣鼓而攻之！”冉求来请安，孔子不见，他的师弟们七嘴八舌地围攻他，吓得他不敢再来，为季氏聚敛的行为也收敛多了。子路本来对冉求的做法就有不同意见，但是他在季氏府里当差比冉有晚，位置在冉有之下，不好多说什么。自己的师弟们批评冉有，使他更坐不住了。这一天，他来到孔子的书房先做了检讨，说：“过去碍着冉有的面子，对于季孙的非礼要求没有坚决抵制，现在是非已经如此分明，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要学个‘不能胜任就辞职’！”孔子开始脸色不太好，现在完全释然了，关切地问：“到卫国去吗？你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要多多保重啊！”子路说：“到卫国，年龄是大了些，但是身体还好。今天弟子便向您辞行。”说着便倒身下拜。孔子把子路搀起来，说了些勉励的话。师弟二人依依惜别。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别，一年以后，子路在卫国的内乱中被杀。

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齐国的陈常在舒州杀死了齐简公，震动了齐国和各诸侯国。孔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弑君大罪，应该受到惩罚，他斋戒三天后，报告哀公，请求发兵讨伐陈常。哀公无可奈何地对孔子说：“鲁受齐的损害，长期衰弱，现在您要伐齐，对付得了它吗？”孔子说：“陈常弑君，齐国有一半人不赞成。我们以鲁国的民众为主，再加上齐国一半的人，完全可以打败他。”哀公说不服孔子，就让他去报告季孙氏。孔子对人说：“我忝为大夫，对此事不能不表态。但是国君却要我去告诉季孙他们。”向季孙等人报告之后，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同意。孔子又对人说：“我忝为大夫，所以对此事不能不表态。”以孔子的聪明，不会不知道，以鲁伐齐是以卵击石。但是他认为这是关系正义是否得以伸张，周礼是否得以实行的原则问题，不能考虑后果，即使战败，还是应该去讨伐。不然这天下就只有得失的考虑，而没有正义的追求了。作为诸侯鲁公应该有这个态度，作为鲁国大夫他本人应该有这个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