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生涯，论中庸

孔子回到鲁国，被尊为国老。但是“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年将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面。这一段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孔子迎来了他教育事业的第二个高峰，许多青年从鲁国和各诸侯国来到鲁城，向孔子求教。孔子希望自己没有实现的大道能在弟子或弟子的弟子手中实现，所以对教学十分热心。他将自己的全部知识无保留地奉献给年轻的后学，他用自己的丰富阅历和人生感悟去启迪他们的心灵，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前期的重要弟子多为从政型，如子路、冉有、子贡、子羔等，这时他们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后期弟子多为导师型，曾子（名参）、有子（名若）、子夏（名卜商）、子张（名颛孙师）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传播儒学和古代文化的重要人物。这可能与孔子如下的信念有关： 目前没有行道的条件，与其培养从政人才，不如培养教育人才，为将来道大行于天下做准备。

孔子晚年特别重视中庸的思想。对于他来说，中庸是正确实施仁与礼两大原则的方法，也是仁礼结合的理想状态；是追求和谐的方法，也是和谐的理想状态。所以他在课堂上着重阐述过中庸的内涵。

他对学生说：“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贵的。但是人们很久以来就非常缺乏它了。现在我要把中庸的观念传授给你们。以前我也谈过中庸，跟我周游列国的学生们觉得难以理解，难自然是难的，只要你们是有心人，它也就不难了。”

子贡自从子夏与子张两位师弟入学以来，对他们的接触虽然不太多，但也觉得子张盛气凌人，子夏谨小慎微。子贡心中设计了一个挖掘中庸内涵的好题目，于是问孔子：“先生，您对子张与子夏的看法如何？”

孔子对他说：“颛孙师（子张）有点过头，而卜商（子夏）有点不及。”

子贡问：“是不是子张更好一点？”

孔子说：“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一样的不好。”

子贡很高兴，不出所料，他的确出了一个好题目。又问：“这就是说，恰到好处是最好的，中正是最好的。是吗？”

“是的。中正就是中庸。”

“那么中正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礼呀，礼呀！礼就是那个决定中正的标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允执其中，也就是恰当地把握那个礼。”

子贡说：“您说的意思我能够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礼都规定好了的。在礼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何去决定中呢？”

孔子说：“这又要回过头来看两端，也就是过与不及。过与不及都有其害处，圣人的中就是为避免两端之害而制定的。譬如父母亡故，礼规定孝子要三天不吃东西。这不吃东西的三天标准，是比照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制定的。父母死了，饭菜照吃，无所表示，这是不及；过于哀痛，七日不食，毁了身体，这是过头。在这二者之间，取三日不食，恰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处。另外治民有过严过宽；租赋有过重过轻；行礼有过隆过简，等等。把握两端之后，经过度量便可以找到不严不宽，不重不轻，不隆不简，亦即非此非彼的中点。这就是中正。舜最善于执事物两端，而用其中于民，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孔子中庸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和或中和。从和或中和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

一次，有子来问仁与礼的关系。孔子对他说：“从社会政治上来说，礼是秩序，它把人分成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他们之间的职分不能改变、逾越；仁即是仁爱，它把人们用仁爱关系维系在一起，防止把礼规定的人们之间的界限变成对立。中庸就是要求把仁与礼两大原则调和在一起，行礼时不要忘记行仁，使行礼有中和的效果。而在行仁时不要忘记行礼，使行仁有巩固礼的效果。这就是中庸。”

有子说：“能不能说，礼之用和为贵？”

孔子说：“正是这样。但是不要忽略了仁之用啊！”

子夏问：“您曾对我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中庸的内容吧？”

“不错。和就是容纳各种人，使之和衷共济，容纳各种意见，使之相辅相成。同则是只容纳自己的同伙，只容纳相同意见，此外一概排斥。君子采取中庸态度：和而不同；小人则采取反中庸的态度：同而不和。”

樊迟问：“如何实行和而不同？我想，总不能在善恶之间讲和吧，总不该在是非之间模棱两可吧？”

孔子说：“说得好啊，樊须！你上次表示要学稼学圃，我很不高兴，批评了你。现在看来你还是很善于思考的。中庸是有原则的，在是非善恶间模棱两可则是没有原则的。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人君子应该有明确的好恶。只有好，没有恶，跟任何人，任何意见都能和，那就是流荡失中，那就是乡愿，而不是君子。所以实施中庸要坚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偏不倚才能保证中正，不与谬误同流合污才能保证中和。”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弟子们，中庸既是目标，也是方法，又是君子应有的品德。我在七十岁前后，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我想，原因就在于我在中庸上面下了功夫。”

这个时期师生们的另一话题是鬼神。孔子受当时人文精神的影响，对于鬼神之事不感兴趣，所以一贯不谈“怪、力、乱、神”之类的问题，希望弟子们努力从事于人事：学习、修养、从政务。但是弟子中包括子路在内的许多人都对鬼神有兴趣，想知道孔子究竟有什么看法。

一天，子路来到孔子面前，小心地问：“先生，请问如何侍奉鬼神？”

孔子冷冷地说：“你连侍奉人都没做好，怎么谈得上侍奉鬼神？”

子路不甘心，说：“我斗胆问一下，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孔子说：“你连生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怎么能理解死？”（《先进》）子路讨了个没趣，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

几天之后子贡来问，死人是有知，还是无知？

孔子对他说：“这事是不能说的。说有知吧，我怕孝子厚葬父母，损害了活人；说无知吧，又怕不孝之子不葬父母，弃尸荒野。所以不能说。如果你真想知道有知无知，等你死时慢慢去体会吧。”（《说苑·辨物》）

后来樊迟也来问同类的问题。孔子告诉他：“集中力量做与民生有关的事，而不是去谄媚鬼神，对鬼神应该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才是最明智的。”（《雍也》）孔子的这些回答，精神是一贯的，尽量与宗教迷信划清界限，所以对鬼神持怀疑、疏远态度；但是又不与传统观念决裂，所以凡遇这类问题，他都把它们搁置起来。这正是儒家的一种聪明。

至于天呀、命呀之类，孔子嘴上虽然经常说，但并不和学生们探讨其内涵。对他来说，天、命是人力无可奈何的必然性，但是多少带着一点神秘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