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楚地住了几个月，发现楚文化与中原差异较大，礼乐传统相当薄弱，在这里推行自己的学说、主张，肯定比在中原更困难。于是以陈的战事基本结束为理由，向叶公辞行。叶公送了很多钱粮给孔子，把他们送出负函，走了很远一段路才依依惜别。到了陈国，孔子并不想住下来，对弟子们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他想念家乡的年轻人，说他们很有才气，但是缺乏必要的调教，所以他要回去尽自己的义务。这样在陈小住一段时间，便又上路，不久来到卫国。卫出公对孔子还是不错。孟子说：“（孔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万章下》）据钱穆先生分析，卫孝公实即出公。出公让孔子养老，不担任官职而有俸禄，生活当然过得去。但是这时卫国形势非常微妙。卫灵公之子、出公之父蒯聩占据着戚，准备夺回君位。年轻的出公有群臣支持，极力保住君位。从礼上说，这父子俩都有为君的条件，但是也都有其困难。孔子回到卫国究竟支持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弟子们都想了解这个秘密。

一天冉有对子贡说，“先生是不是站在卫出公这一边？”子贡说：“这个问题得让他自己来答，让我去试试看。”

他到了孔子住处，对孔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

孔子一听就知道他的来意，故意说：“有什么可问的，他们是古代的贤人嘛。”

子贡又问：“他们饿死首阳山，心里是不是有怨气？”

孔子说：“他们的目标是求仁，实际上也得到了仁，又有什么可怨的呢？”

子贡心里明白，出来之后对冉有说：“先生并不支持出公。”

商末，孤竹君有二子伯夷、叔齐，叔齐立为继君。孤竹君去世后，叔齐让长兄伯夷为君，伯夷遵父命让叔齐为君。后来双双弃国而逃到周。因为反对武王伐商，又逃到首阳山，最后饿死在那里。子贡所问在于了解孔子对他们相互让位的行动如何评价。孔子认为虽然实际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他们实现了自己的道德理想，精神得到最大的满足，所以没有怨。通过对夷齐的评价，透露出这样的思想：出公父子为争君位而互相伤害，那就是不仁的，他不支持任何一方。在孔子看来，父子二人应该向夷齐学习，相互推让，实在解决不了也可以弃国而逃。子贡引用典故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问题，把孔子的想法完全挖掘出来了。

子路觉得孔子的说法难以操作，就去问孔子：“如果卫出公请您出来主持国政，您认为什么是当务之急？”

孔子回答说：“恐怕是正名吧。我要把君臣父子的名分搞正。”

子路是性急直爽的人，一听说孔子要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就惊异地大叫起来：“您竟然迁到这个地步，干吗要正这个名呀？”

孔子严肃地说：“仲由啊，你太粗野了！君子对他所不懂的，总是存而不论，绝不乱说。为什么要正名？我告诉你，名不正，说话就不顺当；话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实行；礼乐不实行，刑罚就不能恰当；刑罚不恰当，百姓就无所措手足。所以君子定下一个名，就要说得顺，就要行得通。君子说话绝不能随随便便。”在子路看来，作为执政大臣在卫国正名分，简直是瞎胡闹，难道可以让出公下台吗？但是孔子认为为政的根本是坚持原则，名分是周礼的最大原则，所以必须正名。坚持原则才能从根本上治好国家，如果一味迁就不合名分的现实，那么言、事、礼乐、刑罚等等都不能走上正轨，人民将无法生活。

正名在当时的卫国是无法实行的，如果孔子出任卫卿，那么结局会比在鲁国时的被迫出走更悲惨。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虽然不乏处理政务的才干，但是他的理想主义气质压抑了他的才华，所以他不可能成为成功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