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孔子师弟来到负函，受到叶公热情接待。这里是蔡国故地，虽然已属楚，人们仍习惯地称之为蔡。叶公是叶地长官。蔡昭侯将蔡国（故地在今河南上蔡一带）迁到州来（今安徽寿县西，此即下蔡）之后，楚王令叶公以负函为中心召集蔡之遗民，加以统治管理。叶公经常在叶与负函之间往来奔走，为政事操劳。孔子在负函期间有时也跟他到叶去走走。

叶公虽然贤明，但蔡人自觉为亡国之民，许多有学问的人不与当局合作，成了隐士，普通群众对于新的政权也是因无奈才接受的。叶公见到孔子之后虚心求教，问如何治理蔡地民众。孔子针对叶公的实际任务，回答说：“近者悦，远者来。”（《子路》）就是说，对于已经应召来到负函的蔡人，要使他们满意、高兴，对于远方的蔡人则是让他们看到希望，前来投奔。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能够把已在治下的百姓安顿好，又能把远方的百姓招到治下，国力就能强盛。这个意见不仅对负函是有意义的，对于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也是有意义的。

叶公与孔子谈得很投机，试着把对孔子的印象总结一下，但是总觉得抓不住要领，于是便去问子路，子路也感到困难，又去问孔子本人。孔子对他说：“女（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史记》所记大体一致：“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没有夸张地把自己平日的心态、作为说了出来，但正是在这种朴实无华的叙述中展示了一个肩负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人格。他对于学道行道能做到努力起来忘记吃饭的地步，对于生活上的种种忧苦能做到随遇随忘，常常保持乐观的心境。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三岁，他不但不承认自己已老，甚至根本不觉得将老。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是因为他有极高的精神境界，他的整个身心都在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上面，有这种境界，瞬间即是永恒，当下即是不朽，所以他能那样坦然地对待生理的老与死。

前面说过，蔡地的隐者为数不少，他们有知识有能力，但是对于政治早已心灰意冷。亡国的遗恨，沉沦的悲伤，使他们愤世嫉俗，否定一切。孔子在楚遇到三批隐者，他们不同情孔子汲汲于出仕而四处碰壁的遭遇，有人劝他及早抽身罢手，有人对他冷嘲热讽。

一位在许多古书中都出现过的隐者楚狂接舆，经过孔子的车子时，唱着这样的歌儿：“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为何如此衰微？过去的无可挽回，将要来的尚可把握。算了吧，别再干了，现在的从政者都是非常危险的！”孔子听到之后立即下车要和他谈话，但是他不想谈，很快地跑掉了。（《微子》）

长沮、桀溺也是隐者，他们在一起耕田。孔子从那里经过，让子路去打听渡口在哪里。长沮不答子路之问，反而问子路：“车上拿缰绳的是谁？”子路答道：“是孔丘。”“是鲁国的孔丘吗？”“是的。”长沮嘲讽地说：“他知道渡口，问他吧！”子路没办法转而问桀溺，桀溺也不答，反而问子路：“你是谁？”“我是仲由。”“是和孔丘一起的吗？”“是的。”桀溺说：“现在坏人坏事如滔滔大水，天下到处都是，你们同谁来改变它呢？你们跟着孔子这样的避人之士走，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之士走。”避人是逃避坏人，避世是逃避社会，他们认为只有避世是正确的原则。子路一无所获，回去告诉孔子，孔子怅然若失，说道：“人不能跟鸟兽同群，不跟世上的人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就不必去改变它了。”孔子是说，即使世上坏人坏事很多，我们也不能避世，我们还是要和世上的人一起去改变无道的世事。

还有一位“荷蓧丈人”，他对孔子也不满意。子路跟孔子出行，不巧落在后面，见一位挑着除草工具的老人，便问：“看见一位先生走过去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先生？”不理子路，闷着头除草。子路拱手立在一旁。老人见他不错，就把他带到家里，让他吃住，还引见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老人是隐者，要子路回去找到老人说几句话。子路回去，老人走了，实际是不想见。孔子要子路说的话是：“不出仕是不符合义的原则的，长幼的伦理关系是不能废弃的，君臣的伦理关系又怎么可以废弃呢？君子出仕就是要行个君臣之义，今天道不得行，我们早已知道了。”这个思想也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行道不是要它在今天就实现，而是尽一个君子的义务。没有这种道义的承当，完全从事业的成败作功利的考虑，就不够一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