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积极寻找政治出路，为此他打算响应当时已经叛晋的佛肸的邀请，到中牟去干一番事业。原来在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晋国的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斗得越来越厉害，这年冬天，范氏、中行氏出奔。中牟是范氏的采邑，邑宰佛肸帮助范氏、中行氏对抗赵氏。史书上说佛肸“以中牟叛”，实即以武力反对在晋国掌握了大权的赵氏，可能与公孙不狃一样，以张公室抑私家为旗号，所以深得孔子同情。大约是在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春，佛肸来召孔子。孔子打算应召前往。子路表示反对。他说：“我过去听您讲过，亲身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佛肸以占据中牟反叛晋国，您却要去，怎么说呢？”孔子说：“不错，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不是说真正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吗？不是说真正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吗？我难道是一个不能吃的苦葫芦？怎么能老是系在那里不给人吃？”（《阳货》）孔子急于用世的心情跃然纸上，但是像对公山氏之召一样，他只是说要去，并没有真的成行。

《史记》上还有一则故事，说孔子听说晋国执政之卿赵简子雄才大略，礼贤下士，很有作为，于是打算到晋国投奔赵简子。师徒多人向西行，很快来到黄河边，正要渡河的时候听说赵简子杀了晋国的两位贤大夫鸣犊、窦犨，这使孔子非常震惊，站在黄河边慨叹道：“壮观啊，黄河！你是如此的汹涌澎湃！可是我不能渡过黄河了，这是命啊！”然后他向弟子们解释不渡河的理由。这两位都是晋国的贤人，赵简子不得志的时候是靠了他们才发达起来的，现在执掌了政权却杀害了这两个人。君子不能伤害他的同类啊！鸟兽对于不义的事情还要避开，何况是我呢！于是，一行掉转车头，重新回到帝丘。这件事的可信度比较小，钱穆先生曾辩之曰：“孔子欲赴佛肸之召，则同时决无意复欲去见赵简子。……鸣犊、窦犫，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孔子传》）还有，孔子最凶恶的政敌阳虎这时正在赵简子帐下效力，并且深得简子信任，孔子到那里岂非自投罗网？这个记载也许与应佛肸之召有关，事实可能是孔子一行的确是往中牟去了，但是到了黄河边上遇到新的更大的困难，因而未渡而返。司马迁把它当作另一件事记录下来，投奔的对象则由佛肸变为赵简子。故事并不真实，但是反映出的孔子的思想情绪却是真实的。

孔子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的人，年近花甲尚未有成，所以他是急于用世的，他应该利用机会沟通与上层的关系，使他们对自己产生兴趣。但是，他是儒士的代表，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社会正义的承担者，又不能为了用世而屈尊。在当时的形势下，特别是在他客居卫国的情况下，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其难度实在是非常之大。这样，就有了一个“子见南子”的事件。

南子是卫灵公的爱妃，曾与卫大夫美男子宋朝私通，名声不佳。她听说孔子大贤，名闻诸侯，很想见见，于是派人告诉孔子：“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寡君指的是卫灵公，寡小君指的是南子。孔子当然不愿见她，于是婉言谢绝。但是南子多次派人来请，孔子害怕得罪南子与灵公，违心地去见南子。会见时，南子坐于帐帷之中，孔子入门之后，向北叩头，南子在帷中也向孔子下拜还礼，身上佩的玉器叮咚作响。孔子回来对弟子们说：“我原本不想见她。这次见了，她还能以礼相答。”表明自己只是礼节性拜会，而且也受到了礼遇，未失身份。但是，子路听不进去，他认为孔子为求一官半职，连南子这样的人也要去见，大失体统，非常不满。孔子没有办法，只好对天发誓：“如果我动机不纯，就让老天厌弃我，让老天厌弃我！”（《雍也》）

弟子不理解，外面的人当然更不理解。卫国大夫王孙贾来见孔子，问道：“有一句俗话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是什么意思？”奥即室中深隐之处，这里比喻宫闱中的南子；灶在明处，这里比喻朝堂，指卫公与众卿大夫。他的意思很明显，劝孔子不要讨好南子以求仕进，要在卫国求仕就正大光明地在朝堂上表现。孔子对他的回答是：“我既不媚奥，也不媚灶，完全按天意行事，违背天意，向谁祷告都没有用。”（《八佾》）王孙贾是孔子所称赞的一位卫国贤大夫，他的不理解，使孔子感到更多的悲凉。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很让孔子十分不痛快。卫灵公邀孔子出游，孔子同意了。到时一看，灵公与南子两人同乘一车，宦者雍渠为他们驾车，让孔子乘第二辆车跟在后面，招摇过市。按礼在那种场合之下南子不该出现，至少也不该乘坐第一辆车，而让大名鼎鼎的孔子乘第二辆车。这使孔子感到很难看。事后，他对人说：“我没有见到像爱美色那样爱德行的人。”（《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