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惑到知天命

日子一天天过去，孔子自齐归鲁已经四年，从办学到现在已经是十年了。尽管他的影响渐远，声望日隆，但是鲁公与季孙都没有用他为官的意向。空怀着一身才艺，满腹经纶，但是没有施展的机会，只有在无奈中继续等待。

一次几个弟子侍坐，孔子叹了一口气，说：“现在看来，我的道是很难实行了。唉！我真想乘木筏到海上去漂流。可是谁能跟我一起去呢？没有勇气是不行的，这个人应该是仲由吧？”

当时子路不在场，后来听说了，以为孔子要带自己到海上去，兴高采烈地跑来请示孔子：“先生要到海上，好！我保着您！什么时候造筏子？”孔子看他兴奋的样子觉得好笑：“仲由啊，你好勇超过了我，可光有勇敢还是不够的。”

“先生，我知道，还需要造筏的材料。”

“到海上就是避世，但避世的筏子如何造？它的材料到哪里去找啊！”

子路明白了，先生并不是真的要到海上漂流，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表达自己的感慨。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孔子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他说自己“四十而不惑”，所谓不惑，就是指对于周之大道，坚信不疑，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坚定不移。孔子坚定地认为，他的道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不能实现绝不影响它的意义与价值，将来总有一天它要在天下实现。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君子也不可以消极避世，作为君子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任何不利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行道，尽君子的天职。所以尽管他说要浮于海，要到九夷，但是最终都没有去。

孔子开始教导弟子们，在不能出仕行道的情况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对他们说：“我年龄比你们大一点，不要因此而不敢对我谈志向。你们平时总说别人不了解你们，如果有人要了解你们，你们怎么办呢？”

这时子路大大咧咧、不假思索地抢先发言：“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常有战事，又有灾荒，给我去治理，三年以后，可以让人民勇敢，并且懂得礼仪。”

孔子微微一笑。看着冉求问：“你怎么样？”冉求回答道：“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这样的小国，我去治理，三年之后可以使人人富裕，至于礼乐教化，要等待君子来施行。”

孔子又转向公西华问：“你怎么样？”公西华很谦虚地说：“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事了，我愿意这样学习：祭祀或与外国会盟时，我愿意穿戴礼服礼帽，做一个小司仪。”

最后孔子目光转向曾点，问道：“曾点，你又如何？”上面三个人谈志向的时候，曾点一直在弹瑟，听到这一问，就放慢了速度，接着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回答：“我的志向与他们三个人都不同。”孔子鼓励他：“那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各言其志而已。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曾点便说：“暮春三月，穿上新做的春装，跟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童子，一起到沂水边洗澡，到舞雩台吹风，然后一路唱歌，回到家里。”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成曾点的想法。”

后来子路、冉有、公西华出去了，曾点便问孔子，三位同学讲得如何。孔子说：“也就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又问：“那您为什么要笑子路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礼让，他一点也不谦虚，所以笑他。”曾点又问：“冉求所说的不是有关治国的事吗？”孔子说：“怎见得治理那么大一片土地，就不是治国呢？”“那么，公西华所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有宗庙祭祀，有诸侯盟会，不是国事是什么？如果公西华只能做小角色，谁又能做大角色？”（《先进》）

孔子对几个学生的才能是有充分信心的，认为他们都是治国之材。他之所以笑子路，是因为他缺乏谦虚精神，而不是才能不够。但是他对三个汲汲入世的学生没有明显地表示肯定，却肯定了曾点那悠闲自得的生活态度，这是为什么呢？一个人能否出仕，有没有条件实现自己的抱负，才能只是一个因素，此外还要有合适的机遇。当时平民虽有机会获得公职，但是昏聩自私的贵族把持朝政，作为一个士人，即使你有才有道，他如果不认可，不欣赏，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弟子们有两手准备，有机会出仕，那自然要做出一番事业，如果没有机会出仕，也要从容自如，放情事外。也就是说，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在当时还看不到出仕机会的情况下，曾点的态度非常可取。

但是，孔子在肯定曾点之前有一声长叹，表明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放情事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可以保证人在那种情况下不患心理疾病，但不该是人的第一位的目标。如果当时机会很好，以至于许多弟子都能出仕，孔子就不会赞成曾点的意见了。在应该出仕的时候不出仕，与小孩子们一起洗澡吹风，那也是要受孔子批评的。

《易经》是先秦时代的一部奇书，它虽然谈的是卜筮，但是其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具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孔子四十多岁时开始注意《易经》，像以往的有识之士一样，不从占筮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它，对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很有作用。《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这话应该是在五十岁之前的几年，大概是四十五六岁时说的。一种意见认为，孔子那时开始对《易经》发生兴趣，表示了这样的愿望：“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就是孔子已经认识到《易经》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学习从而提高自己对于天道人道的认识水平，在处理政治事务中不犯大错。但是还有另一种理解，认为这句话并没有谈《易经》的事，其中的“易”字应按《鲁论》写作“亦”，就是说，原文应该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再给我几年，学到五十，那时也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钱逊《论语浅解》）。两个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但好像都可以做一点损益。从前一种意见中取“学《易》”，从后一种意见中取“学到五十”，合起来就是“再给我几年，学《易》学到五十，那样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相应的，原话的断句就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孔子读《易》——更准确地说是把玩《易》，即仔细琢磨体会其中道理，到五十岁时有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恐怕就是“五十而知天命”。《易》的辩证法帮助他总结历史经验，从而理解了天命——朝代兴亡、礼乐损益、世道变化的规律和趋势。他不但有了这种认识，而且有了与它相应的道德境界，这便是旷达、乐观。不知命而乐观是盲目的，知命而不乐观则不是真的知命。孔子不能出仕行道，只能看着世风日下，天下大乱，本来是忧苦、无奈的，但是他觉察到，当对于自己行道的意义有深刻理解时，心中会产生特殊的愉悦和美的感受。于是，他以愉悦化解了忧苦，到了五十岁上，与知天命一起，实现了“乐以忘忧”，在思想上完成一次重大的飞跃。

定公五年到八年（前505年—前502年），即孔子四十七岁至五十岁时，季氏家臣阳虎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了“执国命”的顶点，他不但掌握了季氏的家政，而且还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不满足，还谋划着除掉季平子，重新分配鲁国权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卿。孔子和他的弟子在鲁国社会上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儒士集团，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这时，阳虎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得到孔子师徒的支持，于是想方设法让孔子出仕。

阳虎想寻找机会见见孔子，但孔子不见。一次他趁孔子不在，送一只烤乳猪到孔子家。按照周礼，大夫送礼给士，士如果没能在家里受礼，就要到大夫家登门拜谢。阳虎就是要用这一点，迫使孔子来见自己。孔子历来不满阳虎，这不仅仅是因为年轻时受过他的污辱，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正是孔子最反对的以下犯上，身为陪臣而执掌国家大权的人的典型。虽然如此，按礼又不得不去道谢。怎么办？孔子决定用阳虎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他，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前去道谢，可以既不失礼，又避免见面。他派弟子先去侦察，得知阳虎不在， 自己才动身。但是他不愿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鬼使神差一样，孔子在回来的路上撞见了阳虎。

阳虎大模大样地在车上向孔子招手：“仲尼！到这儿来，有话跟你说！”孔子走过来，阳虎说：“把自己的本领藏起来而让国家迷乱，能叫作仁吗？恐怕不能吧。向往从政但屡次失去机会，能叫作智吗？恐怕也不能吧。别忘了，时光流逝，时不我待呀！”孔子一直没有吭声，这时才说：“好吧，我将出来任职。”（《阳货》）这事大约发生在定公五年以后，阳虎叛乱之前，孔子虚与委蛇，把阳虎应付过去了。

阳虎有一个同伙，名叫公山不狃，是季氏的私邑费邑之宰，对于季氏很是不满，但是当时没有暴露与阳虎共同谋反的关系。他带信给孔子，表示请孔子出山帮助自己治理费邑。孔子有心前往。子路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孔子说：“没有地方好去就算了，干吗要到公山不狃那里去呢！”孔子对子路说：“他来召我，不会光是一句空话吧？他要做一番事业，要用我，必定要答应我一些条件。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实行周道，也许会把鲁国建设成为一个东周。”（《阳货》）孔子很想用于当世，但目的不是做官，而是要复兴周道，所以不在乎用自己的人官阶高低，权力大小。子路不理解，以为没有合适的地方做官就算了，怎可以到公山氏那里去做那么小的一个官呢？孔子给他作了解释，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孔子虽然是这样说了，但要行动他还是非常谨慎小心。大概是怕公山不狃也有陪臣执国命的嫌疑，所以终于没有去费邑给他帮忙。不久公山氏果然背叛了季氏。

就在这时，历史好像要让孔子展示一下政治才华似的，偶然地给了孔子一个从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