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三十五岁，鲁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早已经四分公室的三桓，与鲁君鲁昭公的矛盾更加严重。昭公要祭祀父亲鲁襄公，季平子把宫廷舞者弄到自己家里演出八佾之舞，共六十四人，使在襄公庙中跳万舞的人只剩两人。昭公咽不下这口气，下定决心，要除掉季平子。季氏飞扬跋扈，与叔孙氏、臧孙氏、郈氏等鲁国贵族以及他的臣下费邑宰都有很深的矛盾。鲁公曾暗中支持费邑宰反叛季氏的行动，但是因为势力单薄，没有成功。这年秋天，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九月，叔孙昭子外出未归，孟懿子年幼不能主事，季平子一人在鲁城，势力相对孤立，昭公和他的三个儿子联合臧孙氏与郈氏，调集兵马，向季平子发动突然进攻，将他围困在他家的武子之台。平子迫于形势，要求放弃政权，离开鲁国。昭公想一举消灭季平子，但担心其他贵族不服，又去争取孟孙氏的支持。这时叔孙氏的家臣以为消灭了季孙氏，叔孙氏也保不住，便不待叔孙昭子回来，发兵从背后直取昭公。孟孙氏得知此事，也派兵助战。形势完全颠倒了过来，昭公的部队土崩瓦解，他本人不得不逃出国去，在齐晋之间流亡。

孔子对于季氏的做法深为不满，针对他在自己家里演奏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演奏的八佾之舞，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意思是这样违礼的事情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呢？三桓之家在祭祖结束时，命乐工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孔子听说后也很气愤，他说：“那诗中有这样的话：助祭的是诸侯，天子肃穆地主祭。这样的话怎么能用在你们三家的庙堂！”（《八佾》）

在昭公出走的前后，孔子感到鲁国无道，不如到齐国谋求发展，于是带领弟子来到齐国。齐国虽然也有卿大夫与国君的矛盾，但是朝政有晏婴的辅佐，基本上还是稳定的。

孔子已是名人，来到齐国之后，齐景公便向他请教如何治理齐国。齐景公奢侈无度，有马四千匹，为修宫殿苑囿，大兴土木，百姓怨声载道。而他的臣下如陈成子，为夺取景公的江山，又用小斗进大斗出等办法收买民心。孔子对于这些都了解得很清楚，以为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君臣都不依礼而行，这是齐国政治的症结所在。所以他说：“国君，我奉献给您八个字，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就是君要行君道。臣臣就是臣要行臣道。父父就是父要行父道。子子就是子要行子道。”

齐景公听了很高兴，他说：“说得好！如果真的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即使有粟，我也吃不上！”（《颜渊》）

他以为君有享乐的权利，臣有服从、供给的义务，这就是君臣之道，所以他说了那样一番话。他对君道的理解是片面的，其实依孔子的意见，周礼不但规定了君的权力，也规定了君的义务，光要权力不要义务就是不合君道的，而且如果君不行君道，则臣也不会行臣道，结果是很危险的。

后来景公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政在节财”。当然这更是直接针对景公的挥霍浪费而发的，大概景公还是觉得这是在说别人，所以听了也很高兴。

景公对孔子的谈话比较满意，很想留孔子在齐国做官。但是以晏婴为首的卿大夫都表示反对。晏婴对齐景公说：“孔子是儒者，儒者的缺点很多，如空谈周礼而不肯循法；为人倨傲，不能谦卑在下；主张破产厚葬，不合齐国的风俗；以游说为生，不能治国，等等。您现在觉得很好，时间长了就不能容忍了。再说，周礼已经衰败，孔子偏要恢复它，讲究繁文缛节，那些道理几世学不完，礼仪学到壮年都弄不懂。而且又都与齐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一致，是行不通的。”还有人害怕用了孔子会挡住自己做官的路，当然也表示反对。所以景公对孔子的态度步步后退。开始大概是要孔子做辅政的正卿，后来说：“要我给你季氏在鲁国的地位，不可能，我可以给你季氏与孟氏之间的地位。”又过了一段时间，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以老为借口，表示根本不能用孔子。孔子本来觉得在齐国可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景公的一次次退缩，使他看清了在这里也一样没有希望。所以当景公说出“弗能用”之后，孔子立刻启程回鲁国。当时孔子师徒做饭的米已经淘好，尚未下锅，他们捞起米就走，对于齐国一点留恋的意思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