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立到知天命

开办私学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对他有特殊意义，因为他说自己是“三十而立”的。这里的“立”是指在社会上立身，在社会上作为一个具有人格的人而存在。在孔子看来，生活与立身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靠他的贵族地位生活，也可以靠他的财产生活，也可以靠他的技艺生活，靠他的劳动生活，但不能靠那些立身。所谓立身，就是在道德上，在待人处世上，在礼节仪式上能够完全地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在当时也就是周礼的要求。不然，这个人就是还没有社会化的野蛮人，就谈不上立身的问题。他说自己“三十而立”，就是认为自己经过多年的学习、思考、实践，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解决了以礼立身的问题。

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志向虽高但缺乏本领。现在三十岁，修养、本领都大大提高，应该一展鸿图，实现壮志了。但是一个更大的障碍挡在前面，要实现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就得从政，可是当时的政坛为季氏、阳虎之流所把持，孔子的出身他们看不起，孔子的思想他们不认可，所以想要插足政坛非常困难。孔子无奈，只好耐心等待。但是孔子并不消极等待，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三桓管不到，但又有利于鲁国和天下的文化教育事业上去，为周道的实行，为自己的从政，积极创造条件。

孔子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立学校。

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官府办学，学校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负责教育培养贵族子弟，这叫作“学在官府”。那时，平民子弟被排斥在学校之外，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后期，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变化，一些贵族衰落了，一些平民地位上升，这些人的子弟迫切要求学到进入社会所必需的礼乐知识、历史知识、管理知识，等等。人们需要对平民开放地传授这些有用知识的高质量的学校，于是孔子的私学便适逢其时地应运而生了。孔子办学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为平民受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在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不分族类，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育的机会。他的学校贯彻了这个原则，一不问出身，不论贵族、平民的子弟都可以入学，在当时情况下自然主要是面向平民子弟；二收费不高，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学生只要向孔子交上一束干肉，就算交了学费，有资格在孔子的学校里听课受教，这样便使许多家境贫寒的学子有机会上学。

孔子相信教化的力量，所以他注重招收素质好的学生，但也不拒绝品行不端的学生，即使学生暂时还没有学习的愿望，孔子也还是循循善诱地启发他来学习。突出的例子是早期弟子仲由。仲由字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未入学前是一个粗暴无礼的人，头上戴着鸡冠，身上佩着豭豚，听到孔子学校中的诵读之声，便来捣乱，“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聒圣贤之耳”（《论衡·率性》）。孔子没有将他告官，而是细致耐心地进行教育，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直到穿上儒服，拿着晋见礼，请求孔子收他为徒。经过孔子多年的教导，子路成为他最著名的弟子，具有政治才能，是政事科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学生中还有比孔子小四岁的秦商（字子丕）、比孔子小六岁的颜无繇（字路，颜回之父）及曾点（字皙，曾参之父）等人。

孔子的学生多数是平民，也有贵族。孔子学问大，教得好，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声誉，连贵族也很佩服。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年轻时未曾好好学礼。继任为卿之后，陪同昭公出访郑国和楚国，任务是相礼，做鲁公的礼仪助理，但是在两君相会时，如何见礼，如何应对，他全然不会，所以处处出丑，自己深感羞愧，回来之后发愤学礼，虚心求教。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大夫召来说：“礼是人的主干，没有礼就不能立身于世。我听说有一位懂礼的人名叫孔丘，是圣人的后代。我死之后，你们要让我两个儿子说（南宫敬叔）与何忌（孟懿子）给孔丘做学生，好好学礼。”后来两人果然来到孔子身边学习。

孔子的教学目的是培养领会文武周公之道，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他根据学生的条件分别向德行（有较高道德修养）、言语（善于辞令）、政事（能处理政务）、文学（熟悉古代文献）等方向进行培养（《先进》）。但是他认为，不论属于哪一个方向，受教育者都应该成为有相当道德修养的人，成为素质好并且有才干的君子，所以他对道德教育抓得十分认真。

西周以来，在政府中服务的士，要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即六种基本技能，孔子的弟子将来要从事士的职业，所以这六项就是他教学的内容。由于时代的发展，夏商周以来的政治文献和诗歌， 日益受到政界与文化界的重视，所以孔子的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调整。那么他教弟子们什么科目呢？《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这里的诗就是收集在《诗经》中的雅颂等部分的诗歌；书不是原六艺中的书写，而是收集在《书经》即《尚书》中的古代文献；礼、乐虽然就是六艺中的礼乐，但是孔子重视的是贯穿于其中的道理与文化精神（主要是仁的精神）。所以孔子教学的内容与传统的官学来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更注重与“武”相对的“文”，更注重形式背后的思想内容。这是六艺教育向六经教育的转变。

对于初学者，孔子特别强调对礼与诗的学习。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礼不但要会讲，而且要会操作，经常摆上礼器，带学生们表演。诗与乐是连在一起的，学诗就要会吟唱，会在不同场合引用不同的诗句说话。他全身心地教导着弟子们，很少顾及自己家的事，一天他忽然发现儿子长大了，也该入学了。

孔鲤长到十五六岁，还没有认真参加学习。一天早上，孔子在院子里站着思考问题，孔鲤从他身边快步走过。孔子忽然心里一动：儿子不小了！于是叫他的名字：

“鲤儿！ ”

孔鲤站住，回答道：“儿在。”

“我大半年时间忙于教授弟子，没有顾得上照管你。你学礼了吗？”

孔鲤说：“我帮娘做点事，还没来得及学礼。”

孔子说：“帮娘做事好啊，可是这不耽误学礼。人不学礼怎么在社会上站脚？记住：不学礼，无以立。跟着仲由他们好好学习吧。”从这以后，孔鲤开始认真学礼了。

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孔子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思考问题，孔鲤又从他身边快步走过。孔子又问他学诗没有。孔鲤答道：“还没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在外交、社交场合，就不知如何说话。好好跟着仲由他们学诗吧。”这样孔鲤又开始学诗。

孔子教学课目有六艺，有诗书礼乐，但是《论语》却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从每门课的内容或性质上划分的。每门课都有用语言文字表述的知识内容，这是文；都有具体操作方法，如礼的仪式，乐的演奏等，这是行；都有所包含的道德内容，即是忠信。这就是说他在每一个科目之中都贯串了道德教育。从现代的眼光看，孔子的教育包括了德育（礼的仪式与精神的教育）、智育（书写、计算、书经、诗经的教育）、体育（射、御的教育）、美育（诗、乐的教育）。最突出的是德育，而生产技术教育则是缺门。他晚期的一位弟子樊迟曾向他请教种庄稼、种菜的常识，他拒绝回答，而且还说樊迟是小人。他认为他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治人者，治人者不搞生产，而搞生产的是治于人者，即被统治者。这种观念在历史上流行了几千年，它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孔子非常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和运用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启发式教学法。他主张对学生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就是说要引导学生自己主动地去理解、说明，不到他想理解而理解不了的时候不去点拨，不到他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开导。他还主张因材施教，同一个道理，对于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面给予教导。譬如弟子司马牛为人多言，多忧，他问仁，孔子便告诉他“仁者，其言也讱”。（讱即言语迟钝）他问君子，孔子告诉他：“君子不忧不惧。”只有修养高、悟性好的学生，孔子才将最深的道理告诉他。再如子路、冉有都问“听到一个道理，是不是马上就行动？”子路是性急冒进的人，孔子就对他说：“有父兄在，要听他们的意见，怎么能马上便行动？”冉有是一个考虑多、放不开的人，孔子就对他说：“是的，要马上行动。”（《先进》）孔子教学的又一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给学生讲授六经，同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展开讨论，师生在讨论中都有提高，这便是教学相长。此外，孔子非常重视身教，他本身就是儒家伦理的楷模，他有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毅力，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多种多样的实用技能，达观的生活态度，谦虚和善的待人之道等等。他的人格力量对弟子们的影响，远远超过言教。弟子们对孔子无比崇敬，一生追随他前进，这都是他言教身教并重的结果。

在洙泗之间，集合着一批有志有为的学子，他们在孔子教导下勤奋学习，一个个知书达理，风度翩翩，是鲁国文化生活的一道全新的风景线。孔子心中非常自豪，他当时经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这既是说他自己，也是说他的那些学生们：努力学习并且按时实习，感到非常高兴；常有志同道合的学子从远方来问学，心里很是快乐；人们不了解自己，但心中没有怨尤，颇有君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