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国与家
春秋时代的鲁国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倡导的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影响了中国周边的东亚各国，被人们称作万世师表。他就是世界公认的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齐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孔子。
春秋时代在今天的山东境内有两大诸侯国，一个是以临淄为都城的齐国，另一个就是以鲁为都城的鲁国。鲁国东部为山地丘陵，在那里北面有雄伟的泰山，往南则有蜿蜒起伏的徂徕山、蒙山和尼山；西部是平原，有几条大河奔涌流动，北面是济水，往南则有汶水、洙水、泗水。这片土地，美丽富饶，宜于农耕和民居。鲁城故址位于山区与平原的结合部，即今曲阜市城区所处的位置，但其面积要比现今大得多。古时发源于今山东新泰的洙水与发源于泗水县东蒙山南麓的泗水在泗水会合后，西下至曲阜城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小沂河流淌在城南。洙泗之间旧有洙泗书院，相传是孔子聚徒讲学之所，也是他晚年整理古代文献的地方。后人把“洙泗”当作齐鲁文化和孔子“教泽”的代称。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只注篇名）鲁国的山水不但养育了孔子，也陶冶了他的性情。作为智者他喜欢水的清澈澄明，流动不息；作为仁者他喜欢山的雄伟凝重，气象万千。所以洙、泗、沂河边常有他的身影，蒙山、泰山顶上也留有他的足迹。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在河边欣赏大水东去。他的弟子子贡问他，君子为什么见到大水便要欣赏？孔子回答道：“水能够普利众生而无私心，像君子之德；它往低处流淌，曲直都顺着事物的纹理，像君子之义；它滚滚而来没有穷尽，像君子之道；决了口即便涌出，冲向百仞之谷而不惧，像君子之勇；注入容器必然是平的，像是君子执法；满盈之后不再多盛，像君子之正；柔弱而无所不浸，像君子之察；凡物经水洗过便鲜洁如新，像君子之善于教化；不论经过怎样的曲折，始终向着东方，像君子之志。所以君子见到大水一定要欣赏。”孔子常观之水当然是洙水与泗水。他的弟子对于河水也是情有独钟，曾点曾经表示希望过一种淡泊宁静、悠闲从容的生活，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同几位朋友到沂河去洗澡，在河边的舞雩台沐浴春风，然后唱着诗回家。这种心态受到孔子的肯定。
山与水相比又是一番景象，山的高峻雄伟象征君子的意志、气魄；山的傲然挺立，不怕风雨，象征君子的特立独行；山体容纳百物，象征君子的利人无私；特别是登临远目，俯视尘寰，一切变小，可以荡涤人的俗念而开阔人的胸怀。在所有的山中，泰山有其独特的位置。它是众山之长，在平原上突兀而起，显得特别壮观，西周以来，天子要按时祭泰山，诸侯都来助祭。登泰山的感觉自然又有不同。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东山据考证是费县西北的蒙山，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感到天下变小了。登上泰山，可以使人的胸怀得到极大的开阔，这恐怕就是孔子带领弟子登临的用意。现在，我们上泰山可以看到“孔子登临处”的牌坊和“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碑文，可以想见孔子汗流浃背而乐此不疲的情形。
曲阜一带依山傍水，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宜于动植物生长，自古便有原始人群在这里活动。考古资料证明，这里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时候便孕育了大汶口文化，当时的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手执石制农具，从事粟和其他农作物的生产，虽然还有人从事狩猎，但是家畜饲养已成为更重要的生产部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曲阜一带又发展出了龙山文化。人们虽然仍使用石器，但是都已经过精细打制，所生产的黑陶制品也非常精美。传说东夷的部族领袖太昊伏羲氏，即那位有名的八卦的发明者，他所领导的部族就在曲阜周围活动；炎帝神农氏曾在这里建都；黄帝轩辕氏曾在这里与东夷首领蚩尤作过战，打败蚩尤后任命少昊为东夷人的首领。少昊以穷桑（曲阜故地）为都，今天曲阜郊外尚有少昊陵。到了商代，此地名“奄”，是几朝君主的国都，“盘庚迁都”，就是从这里迁往殷（今河南安阳）的。迁都后奄的地位依然很重要，一直是殷商一大部族的统治中心。西周初年，奄与其他东方城邦仍在殷人手中，周公东征平定了武庚、管蔡叛乱之后，奄被封给周公之子——鲁公伯禽，从此这里才成为鲁。孔子时代，远古的故事仍在民间流传，少年孔子一定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和激励。
鲁国大约在公元前1030年开国，至公元前249年亡于楚国，共历35位君主，881年。孔子生时，鲁国已经经历了四百多年，二十几位君主。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开国之君、第一代鲁公伯禽。伯禽的祖父是周文王，伯父是周武王，父亲是周公，身世显赫，但是他不是纨绔子弟，而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和政治家，这都亏了其父周公的教导。周公不但善于治国，而且教子有方。伯禽自幼与周成王一起受教于周公，早早便接受完备的礼乐教育。周公要求很严格，成王有过失，不能惩罚成王而要惩罚伯禽。伯禽年轻有为，在武王灭商的战争中已经崭露头角，后来被封为鲁公，封地在河南鲁山，成为周人中最强大的诸侯。周本来是小邦，而殷则是大国，周人乘殷对外用兵之际，从背后打垮了它。战胜殷商之后，周开始只占有中原一带，广大的东方仍在殷商旧部控制之下，所以周人需要继续向东发展。成王给伯禽的封诰中便要求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就是大大地向东方扩展疆土，成为周室的屏藩与助力。后来管叔、蔡叔等因为不满周公在朝的地位权势，联合殷人武庚发动叛乱。周公率部东征，伯禽所部是他最得力的队伍，从鲁山经豫东、鲁西南，一直打到鲁南。为了让周人保有广大的东方，周公、成王认为有必要把伯禽改封在这里。为了给鲁国选定新址，周公本人亲自来踏勘，看中了泰山之阳的奄。这样，奄就变成了鲁，成为鲁国的都城。
鲁国是伯禽的封地，由于周公和他本人的功劳、地位，鲁国分到“祝、宗、 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和“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等等。也就是说，让伯禽享有只有天子才可能拥有的百官与文化官员，典籍，礼仪，仪仗礼器和其他文物。这样，鲁成为洛邑以东最有代表性的周文化的重地。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聘问，到鲁太史氏那里观看图书，看到了《易》、《象》与《鲁春秋》，他感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因此，常有各国的执政者或文化名人来鲁国观礼。
鲁国开国之初，伯禽用了很大的气力，对这里原来保留的殷人的习俗、文化、礼制作了比较彻底的改变，将周人“尊尊亲亲”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及礼乐文化完整地保持下来，所以从开国到向天子复命，整整用了三年时间。而姜尚在其封地齐国就不是这样，他没有完全坚持周的礼乐文化，强调“举贤而上功”，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殷人的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所以他几个月便向周天子复了命。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差别，有许多传说流传于后世。《淮南子·齐俗训》说：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 “尊尊亲亲。”太公曰： “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淮南子》所说的周公与太公对话未必是事实，但是内容基本正确。鲁完全行周政，齐则有所变化；所预言的后果也不差：鲁确实是弱了，齐确实有被劫杀之君。《史记》的说法，是太公与伯禽分别向周公报政，这大概是事实，所说事情的内容与预言也都和《淮南子》大体相近。
总之，齐国因为重视功利且采用平易近民的礼俗，所以能够较快地强大起来，但是因为宗法、等级制度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所以不利于一姓的统治。鲁国与它相反，不可能很强大，但是同姓贵族地位高，力量强，不易为外姓所颠覆。事实正是这样。齐国后来在桓公、管仲的治理下，国富兵强，在列国间，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早的霸主，但是时隔不久，齐国政权便为陈成子所篡夺，姜姓之国变为陈姓之国。鲁国本不弱于齐，但是它的制度不利于发展，后来明显地不如齐国富强，但是它的宗法等级制度较为巩固，所以虽然卿和家臣的势力逐渐强大，公室衰弱不堪，但是鲁君到底还是伯禽的后裔。人的思想与周围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齐国的环境最宜于培养管仲、晏婴这样既重视仁义也重视法的思想家，而鲁国的环境最宜于培养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思想家。孔子自幼在鲁国的文化氛围中生活，深受周公与周人礼乐制度的影响，所以他创立儒家思想是毫不奇怪的。
按照周礼，人的地位由他在宗族中的血缘关系来确定。从鲁国来说，鲁公为国君，他的卿、大夫则由他的兄弟子侄来担任，血缘关系越近官职越高，相反则越低，士包括武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层。贵族之下是平民，平民中又分为许多等级，如庶人、工、商等等。平民之下还有奴隶。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而等级之间的界限又是不能打破的。从西周以来，在统治阶级内，有一个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过程。有所有权的人不从事管理，将管理权交给手下的人去执行，掌握管理权的人想方设法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力，使之变成所有权。按照周礼，“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全天下的土地臣民都是周天子所有，天子分封给诸侯的土地人民最终还是天子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替代天子管理。但是到了春秋时期，诸侯已经把代管的土地人民完全当作自己的财产而不许天子控制了。诸侯手下的卿如司徒、司空、司马、司寇等是诸侯治民理财，祭祀行礼，率军作战，以及从事外交的帮手。但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地把持这些重要职位，形成了势力，就使这些官职成为世袭的，作为仕禄而分给他们的土地（采邑）也成为世袭的财产。鲁国很早便有了世卿世禄和世卿把持国政的现象。如鲁桓公的儿子同做了鲁公，他另外三个儿子的后人，亦即孟孙氏、仲孙氏、季孙氏则成为鲁国的卿，世代做司徒、司空、司马，他们还有自己的封邑，如成、郈、费等。但是卿也经常不做具体工作，把许多重要事情交给自己的家臣去做。久而久之，家臣的地位、权力由于同样原因提高了，加重了，不仅把持了卿的家政，而且进一步把持了国政。在鲁国，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季孙氏家臣阳虎，他不仅将季氏的封邑费当作自己的地盘，把持了那里的军队，而且敢于与季氏对抗，甚至要杀掉季桓子。权力的逐级下移是春秋时代的重要特点，它不仅引起了天子与诸侯间的矛盾，而且也引起了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成为春秋时期政治领域的突出事实。孔子的时代正是家臣走上政治舞台，执政乱政的时代。深受周礼影响的孔子认为，周天子执掌天下大权，决定礼乐征伐是最合乎道的，如果这个权力落到诸侯手中就是无道的表现。如果权力再往下移，就是加倍的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决定，十世就会出问题，由大夫（即诸侯之卿）决定，五世就要出问题，由陪臣（即卿的家臣）来掌握国家的命运，三世就得出问题。所以“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孔子痛感鲁国与天下的混乱，以为由乱到治，就要解决权力下移的问题，从鲁国来说，就是要张公室而抑私家，使政权由卿、家臣的手中重新回到鲁公的手中。
孔子的先祖不是姬姓的周人，而是子姓的殷人，具体地说就是殷纣王之弟微子启。武王灭商之后，将微子启封在宋，成为第一代宋公。第五代宋公——宋前湣公传位于弟炀公。但湣公次子鲋祀不服，杀了炀公，让其兄亦即湣公长子弗父何为君。弗父何不同意，因为他为君之后第一件事就得正其弟弑君之罪，所以坚持让鲋祀为君，自己为卿。弗父何是孔子的第十代祖，其曾孙正考父，也是宋国历史上一位名人。他作为上卿，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功劳甚大，但是却从不自满，而且受命次数越多越谦卑，他曾在自己的鼎铭中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他相信，自己谦卑节俭，对国家有利，别人并不会因此轻视自己。正考父之子，孔子第六世祖为孔父嘉，他的字叫孔父，名叫嘉。根据周礼，大夫不得祖诸侯，五代以后，不再存在亲缘关系，应该别为公族。自弗父何至孔父嘉正好是五代，其后人应另立一族，以孔父嘉之字命名，即为孔氏。孔父嘉在宋宣公、穆公、殇公等历朝为卿。后来太宰华父督作乱，孔父嘉和殇公一起被杀，他的孙子孔防叔惧怕华氏一族的迫害，逃到鲁国，做了防邑宰。自此孔子先祖降为士阶层。按周礼，士人以自己的或文或武的知识技能为公卿服务，以此糊口。防叔的孙子叫叔梁纥，是一名武士，英勇善战，武力绝伦。在攻打偪阳的战役中，偪阳人打开城门放鲁军进去，当一部分人冲进之后，又突然放下悬门，企图将这批人消灭在城中。这时叔梁纥拼着性命扛住数百斤的悬门，大呼“收兵！”进城之兵舍命奔出城去，悉数脱险。因为这次大功，他被任为陬邑大夫，他的名声在诸侯间传颂，此人就是孔子的父亲。
叔梁纥既有官职，又有名声，在士人中算是很不错的，但是后嗣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原有一妻，是鲁国施氏女，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还有一妾，生有一子，名曰孟皮，字伯尼，但是自幼腿瘸。叔梁纥还是不满意，于是又娶了颜氏女征在。他们为求一健康聪明的男孩，在陬邑尼丘山做过祷告。后来果然如愿，欣喜异常，因为祷于尼丘山而有子，取名丘，字仲尼。这便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孔子。孔子为什么名丘，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生而首上圩顶，故名日丘云。”（《史记·孔子世家》）那就是说，孔子生来头形四面高中间低，状如山丘，所以名曰丘。那么他为什么又称被为孔子呢？子是当时对人的尊称，孔丘成名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孔子生年月日，据《史记》、《春秋·谷梁传》等的记载，应该是鲁襄公二十二年鲁历十月二十七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按公历推算，则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关于孔子之生，《史记》说，叔梁纥与颜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过去从维护圣人尊严出发，许多人认为叔梁纥与颜征在结婚时年龄已经很大，而征在却很年轻，不合于礼数，所以叫作“野合”。也有人说，古人认为圣人都是感天而生的，如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以及汉高祖刘邦，都有感天而生的神话，所谓野合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看法都缺乏必要的依据。周礼没有也不可能规定男女年龄差多大合礼，多大不合礼。另外，感天之说中都有神异现象出现，野合与此并不相干。“文化大革命”当中，为了说明孔氏一门之恶，有人把野合解释成奴隶主叔梁纥强奸了女奴隶颜征在，这也是没有根据的。后来有人对此提出新的解释，认为人类自从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妇女的地位低下，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多，但是古老的自由恋爱的遗风并没有立即消失，在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广的地域里，保留了这样的习俗，即每年在规定的几天时间里，允许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野合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孔子的父母先有自由恋爱，然后再正式结婚。比较起来这种看法可能更为合情理一些。从封建观念来看，如果不是明媒正娶，无论对母亲还是子女都是一种耻辱，所以维护圣人地位的人和要打倒圣人的人都在这个问题上大费脑筋，其实这是一个早已过时的陈腐观念，人的品格、成就与他是婚生还是非婚生并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野合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曲阜尼山一带有一些有关孔子诞生的遗迹，如夫子洞、扳倒井之类，作为史实未必为真，但是作为民间故事来看，尤其看孔子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也还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