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协定

我在学生时期曾与一位少年交往甚密，他名叫珀西·费尔普斯。虽然他与我同岁，却高我两级。才华横溢的他，是学校所颁发奖励的大满贯获得者，毕业时更获得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我们相处时他曾说过他的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后来，据说他凭借自己出众的才能和有权势亲戚的庇护，在外交部谋得一席之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几乎完全将他淡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信时，才又忆起来：

沃金　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

我毫不怀疑你能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五年级，你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但一件可怕的祸事从天而降，它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件的详情写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依然十分虚弱。你看是不是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对此事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量快来。我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是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正常，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我看信后很受震动，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去办。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实验。我走进来时，他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实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交给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对不对？”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如此，那是女人写的。”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此案很有意思。如果你乐意，我们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不幸的外交官，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

“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珀西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是他们家里的人吧。”

他很惊奇，低头一看，大笑起来。“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J H’了。我叫约瑟夫·哈里森，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珀西急于见到你们。”

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房间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一位面如土色、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珀西亲热地说道，“我见你留着胡须，几乎认不出你了。我不敢说你也保准能认识我。我猜，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经过我的一番介绍，他们一同坐下。约瑟夫·哈里森识趣地离开了，而他妹妹的手被珀西紧握着，所以只得留在室内。这位女士身材不高，微胖，但她拥有动人的橄榄色面容，眼睛乌黑，秀发如云，极具意大利风情。相较她的明艳动人，珀西那苍白的面庞显得愈加衰弱而憔悴。

“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而且就要结婚了。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外交部供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我总是办得很好，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大约十个星期以前，更确切地说是在5月23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然后告诉我，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很遗憾，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我要叮嘱你：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待在办公室里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明早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是的。”

“在一个大房间里？”

“房间有三十英尺见方。”

“谈话是在房中间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高吗？”

“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我几乎没说话。”

“谢谢，”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请继续。”

“我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其他职员离开。只有一个叫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些公事没办完，于是我出去吃晚餐。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就是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赶上这趟火车。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我草草看过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这份文件很长，用法文写成，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抄，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我想赶十一点的火车是没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麻木，想喝杯咖啡清醒头脑。楼下有一个门房，整夜都有看门人看守，按惯例给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奇怪的是，前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婆子。她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做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来踱步。咖啡还没送来，我便打开门，顺走廊走过去看。从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看门人的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

“谢谢，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所说的事了。”

“请您注意，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他立刻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

“‘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既然你在这里，先生，那么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

“我的心顿时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这么说，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上。我发疯似的跑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屋内也没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坐在椅上，揉搓双手。我看得出此案引起了他的兴趣，“那时你怎么办了呢？”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你相信，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根本没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也就跟着我上楼。我们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旁门关着，没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下楼时听到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像平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我气喘吁吁地说，‘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喊，‘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我并不相信，觉得他企图把我引开。

“‘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

“我们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连一点脚印的痕迹也没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发现脚印，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肯定，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像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他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所以只要屋里有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接手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让我们在前厅等候。十分钟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们应该亲自去开门，而不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她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

“‘你为什么躲开我们？’福布斯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不充足，’福布斯说，‘我们有根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并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等到女搜查员送来报告，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处境有多可怕。在此之前，我一直深信很快就能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根本没想过若找不到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想到我的舅舅，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的家族带来的耻辱，牺牲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份协定事关外交利益，容不得丝毫闪失。有一位善良的同事陪我乘车到滑铁卢，送我登上去沃金的火车。幸运的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与我同年，一路上他对我照顾得细致入微，多亏有他同行，因为我当时状况很差，在车站已昏厥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了。

“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看到我这副样子，几乎肝肠寸断。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我在这里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此案的福布斯先生发去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于是警方把怀疑目标落到戈罗特身上，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可事实是在他走以前，我还没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是英国人。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于是此案到此就停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

由于谈话过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双目微闭，默默不语，表示他正在紧张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一个人也没告诉过。”

“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金来。”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

“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哪一团的？”

“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我相信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

他走过长沙发，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

“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因为一切其他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需要。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所以，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福尔摩斯一愣，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答道：“嗯，我可以答应你们，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番，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哪一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非常妙，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

“好，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

“上帝保佑你成功，”他高声叫道，“我知道你正在采取措施，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下，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说了些什么？”

“他表示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苛责我。他反复说事关绝密，又说除非我恢复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我的前程——他指我被革职——是无法挽回的。”

“啊，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走，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中，一直无言，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他才说：“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看到这些房子，真令人高兴。”

我以为他在说笑，因为这景色实在不美，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矗立于青石之上，就像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

“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未来的灯塔！每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饮酒。”

“可怜人已陷入水深火热，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她是一个好人，不然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冬旅行时，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哥哥发觉这里相当舒适，便也留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此案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法国大使、俄国大使、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

“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勋爵，看他能否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同时，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

“已经进行了？”

“对，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5月23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221号乙，赏金十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不是也无妨。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夜从外面进来，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很可能是乘车来的。”

“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还有那铃声，这是最特殊的一点。为何要按铃呢？是盗贼虚张声势？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或者出于无意？或是……”他重新陷入紧张的思索之中。

我们到达时已经三点二十分，在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苏格兰场。福尔摩斯给福布斯打过电报，他正迎候我们。这人五短身材，尖酸刻薄，在听说我们的来意后，对我们更加冷淡。

“此前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他尖酸刻薄地说，“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情报，然后你设法去结案，让警方丢脸。”

“我过去破获的53件案子里，只有4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警方在余下案子里获得全部荣誉。如果你想在职业中求得上进，最好和我合作。”

“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

“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对此事知道很多。”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好饮酒，女侦探就陪她饮酒，可依然一无所获。”

“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

“是的，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

“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看门人刚领到年金。”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应承，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

“她说，她丈夫非常疲惫，她愿替他代劳。”

“对，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那么说，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再没有别的罪证了。你没有问她，那晚她为什么匆忙离去？”

“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所以急于回家。”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却比她早到？”

“她解释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为什么到家以后，她跑进后厨房去？”

“她说，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你有没有问她，在她离开现场时，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

“好，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你还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这九周都在监视职员戈罗特，但没结果。”

“还有什么？”

“我们已无事可做，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

“你考虑了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

“我必须承认，这把我难住了。”

“确实是怪事。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通知你。华生，走吧。”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我们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很幸运，我们赶到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进名片，我们立即被召见了。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此人身材修长、削瘦，轮廓分明，面容亲切，气宇不凡，果然是一位贵族。

“久闻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他满面笑容地说道，“当然，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假装不知。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

“受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之托。”

“啊，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当然明白，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

“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

“啊，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你。”

“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

“你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

“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

“毫无偷听的可能。”

“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

“从来没有。”

“你肯定这点吗？”

“绝对肯定。”

“既然你没说过，费尔普斯也没说过，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那么，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了。他看到这是机会，便顺手偷走了文件。”

“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

福尔摩斯沉思片刻，“据我所知，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就会带来极严重后果。”

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说道：“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

“还没有。”

“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

“我一定能听到。”勋爵面色不快地说道。

“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协定还没有落到法、俄外交部手中。”

勋爵耸耸双肩：“我们很难设想，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或把它挂起来。”

“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

“如果他要再等些日子，文件就一文不值了。因为再过几个月，协定就不是秘密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当然，还可以设想，盗贼突然病倒了……”

“比如说，得了神经失常，是吗？”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问道。

“我并没这样说，”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我们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向你告辞了。”

“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不管他是谁。”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向我们点头说道。

“他是个杰出的人。”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不过他要保住官职，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他远不富有，可开销颇大。你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已换过底了吗？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我感激不尽。”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一同乘火车去沃金。他说，他的广告毫无回音，案子也毫无头绪。他说话时尽力把面孔绷得像印第安人般呆板。

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

“有消息吗？”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没有，我见到了福布斯，也见到了你的舅父，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

“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心，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

“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

“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他说时表情严肃，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我开始相信，我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还有我的生命。”

“啊！”福尔摩斯叫道。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就我所知，我并没有仇敌。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有人要谋杀我。”

“请讲给我们听一听。”

“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一人独睡。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约凌晨两点，我正睡意朦胧，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我躺着静听了一阵，以为是老鼠。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坐起来，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第二阵是拉开窗闩的声音。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好像那人在等着瞧，这些声响是否把我惊醒了。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窗户被慢慢打开。我再也忍不住，便从床上跳起来，猛然拉开百叶窗。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转眼间他就逃跑了，我没看清他是谁，因为他头戴蒙面布，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但我能肯定他手中拿着一把长刀。他逃跑时，我清楚看到刀光闪闪。”

“这非常重要，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

“我要是身体硬朗点，一定要翻窗去追他。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这铃装在厨房里，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我大声喊叫，叫来了约瑟夫，他又把其他人叫醒。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然而，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有个地方有些痕迹，他们告诉我说，好像有人从那儿翻过去，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我想先听取你的意见，所以还没告诉本地警察。”福尔摩斯从椅上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室内踱来踱去。

“真是祸不单行。”费尔普斯笑着说道，虽然这件险事使他有些受惊了。

“你确实担着一份风险，”福尔摩斯说道，“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

“好，我愿意晒晒太阳。约瑟夫一起去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道。

“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

姑娘怏怏不乐地坐回原来位置，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户外。正如他所说，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

“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多少情况，我们到宅子四周走走看看盗贼为何偏选中这所房屋。照我看来，这间客厅和餐室的大窗户应该对他更有诱惑力。”

“可是那些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约瑟夫·哈里森先生提醒说。

“啊，对，当然了。可是这里有一道门，他完全可以从这里试一试。这道门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供商人进出的侧门，夜晚是锁上的。”

“以前你受过像这样的惊吓吗？”

“从来没有。”我们的委托人说道。

“房里有金银餐具或其他招贼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福尔摩斯双手插进衣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疏忽大意的神情，在房屋周围遛来遛去，然后对约瑟夫·哈里森说：“听说你发现一处地方，那人从那儿翻越过栅栏。让我们去看看！”

这个矮胖的中年人把我们引到一处，那地方有一根木栏杆的尖被人碰断了。一小段木片还在耷拉着。福尔摩斯把它折断，注意地查看着。

“你认为这是昨天夜晚碰断的吗？这痕迹看来很陈旧，对吧？”

“啊，可能是这样。”

“这儿也没有从栅栏跳到外边去的脚印。我看在这儿找不到线索，还是回卧室去商量吧。”

珀西·费尔普斯被未来的姻兄搀扶着，走得非常慢。福尔摩斯和我急速穿过草坪，回到卧室里开着的窗前，那两人还远远落在后面。

“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说道，“你一定要整天守在这里不动。发生任何事情你也不要离开这里，这是极端重要的。”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要我这样做，我一定照办。”姑娘惊奇地说道。

“在你去睡觉前，请从外面把屋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请答应我照这样去做。”

“可是珀西呢？”

“他要和我们一起去伦敦。”

“那我留在这里吗？”

“这是为了他，你可以给他帮很大的忙。”

她很快点头应允，这时那两人刚好走进屋来。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安妮？”她哥哥高声喊道，“出去晒晒太阳吧！”

“不，这里挺好，因为我有点头痛。”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委托人问道。

“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到伦敦去，那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

“马上就走吗？”

“你方便的话越快越好，一小时内怎样？”

“我感到身体硬朗，我真能助你一臂之力？”

“非常可能。”

“大概你要我今晚住在伦敦吧？”

“我正打算建议你这样做。”

“那么，如果我那位夜中之友再来拜访我，他就会扑空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听你吩咐。或许你想让约瑟夫和我们一起去，以便照顾我？”

“不必了，华生是医生，他会照顾你。如果你答应，我们就在这里吃午餐，饭后一同进城。”

一切都按他的提议安排妥当，而哈里森小姐则按福尔摩斯的意见，找个借口留在这间卧室里。即使是已经了解福尔摩斯的办案方式，可我依然想象不出他究竟目的何在。

费尔普斯因恢复健康并期望参加行动，高兴地和我们共进午餐。但福尔摩斯还有一件更使我们吃惊的事，因为他在陪同我们到车站并送我们上车后，不慌不忙地声明说，他不打算离开沃金。

“在我走以前，有一两件小事我要弄清楚。”他说道，“费尔普斯先生，你不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更有利。华生，你们到伦敦以后，你一定答应我，立即和我们的朋友一同乘车到贝克街去，一直等到我再见到你们为止。今晚费尔普斯先生可以住在我那间卧室里。我明早乘八点的火车到滑铁卢车站，赶得上和你们一起进早餐。”

“可是我们在伦敦进行调查的事怎么办呢？”费尔普斯沮丧地问道。

“明天可以调查。我现在留在这里很必要。”

“你回布里尔布雷去后告诉他们，我想明天晚上回去。”火车刚要离开月台，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一定回布里尔布雷。”福尔摩斯答道，在火车离站时，他向我们高兴地挥手致意。

费尔普斯和我一路都在谈论这件事，可谁也不能对他这个新行动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

“我猜想，他是想找出昨夜盗窃案的线索，如果真有盗贼，他一定不是普通的盗贼。”

“那么，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呢？”

“不管你是否把它归结为我的神经脆弱，可我相信在我周围正进行着某种隐秘的政治阴谋，并且由于某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这些阴谋家想谋害我的性命。否则，为何盗贼竟想撬开无物可盗的卧室的窗户？他又为何手中拿着长刀呢？”

“你肯定那不是撬门用的撬棍吗？”

“不，是一把刀。我很清楚看到刀光一闪。”

“为什么会怀有那样深的仇恨来袭击你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福尔摩斯若能抓住昨夜威胁过你的人，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可是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

“我了解他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还从没见过他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做什么事情。”

说到这里，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可这一天把我弄得疲惫不堪。费尔普斯久病之后依然虚弱，他所遭遇的不幸更加使他紧张不安。我尽力讲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来使他开心，但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他惊异着，猜测着，思索着，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明早我们会听到什么消息。夜色深沉后，他由激动变得痛苦异常。

“你非常信赖福尔摩斯吗？”

“我亲眼见他办了许多出色的案子。”

“可他从未侦破过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

“不，他解决过比此案线索还少的案子。”

“但不是关系如此重大的案子吧？”

“这我倒不清楚。但我确实知道，他曾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

“你很了解他，华生。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他打算侦破这件案子吗？”

“他什么也没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恰恰相反。现在，朋友，为这事使自己心神不安，丝毫于事无益，我劝你快上床安睡，明天早上不管消息好坏，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处理。”

我终于说服他接受我的劝告，但我从他激动的神态看出，他是安睡不了的。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我在床上辗转半夜，仔细盘算这个奇怪的问题，作了无数推论，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我绞尽脑汁寻找解答，最后才渐渐入睡。我一觉醒来已经七点钟，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发现他容颜憔悴，一定是彻夜未眠。他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是否已经回来。

“他既然答应来，就一定会准时来的。”

果然，刚过八点，一辆马车疾驰到门前，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我们在窗前看到他左手缠着绷带。他走进宅内，过了一会才来到楼上。

“福尔摩斯，你受伤了吗？”他走进屋内时，我问道。

“这不过是由于我手脚笨拙，擦伤了点皮，”他一面向我们问候，一面回答，“费尔普斯先生，和我过去查的案子相比，此案确实最隐秘。”

“我怕你对这案子是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次十分奇异的经历。”

“你手上的绷带就说明你曾经历过凶险，”我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等吃过早餐再说吧，别忘了今早我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大概，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还没着落吧？好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

餐桌准备好了，我刚要按铃，赫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几分钟后，她又送上三份早餐，我们一齐就坐，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赫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她会做的菜有限，这份早餐想得很妙。华生，你那是什么菜？”

“一份火腿蛋。”我答道。

“费尔普斯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蛋？要不然，就请你吃你自己那一份吧。”

“谢谢，我什么也吃不下去。”

“啊，来吧！请吃一点你面前那一份。”

“谢谢你，我确实不想吃。”

“好，那么，”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说道，“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

费尔普斯刚打开盖子，突然发出一声尖叫，面色苍白，呆望着盘内。原来盘内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他一把抓起来，直愣愣地看着，然后把那纸卷按在胸前，高兴得尖声喊叫，在室内如痴如狂地手舞足蹈起来，然后倒在一张扶手椅中，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精疲力尽。我们只好给他灌了一点白兰地，使他不至昏厥过去。

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安慰说：“像这样突然把它放到你面前，实在太糟糕了，不过我总忍不住想把事情做得带点戏剧性。”

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上帝保佑你！”他大喊道，“你挽救了我的荣誉。”

“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荣誉，我应该请你放心，我办案失败和你受托失信一样，都不愉快。”

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

“我虽不想再打扰你吃早餐，可是我渴望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在哪里找到的。”

福尔摩斯喝完一杯咖啡，又把火腿蛋吃完，然后站起身来，点上烟斗，安然坐到椅子上。

“我讲讲我先做了些什么，后来又是如何着手去做的。从车站和你们分手后，我悠然自得地徒步而行，经过优美的萨里风景区，来到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落，在小客店里吃过茶点，然后灌满水壶，口袋里装了一块夹心面包，做好一切准备。我等到傍晚才又返回沃金，当我来到布里尔布雷旁的公路时，已是黄昏时分。我一直等到公路上渺无人迹——我想，那条公路上行人从来不太多的——于是我爬过栅栏，来到屋后宅地。”

“那大门日夜都是开着的啊。”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不错，可我喜欢这么干。我选择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在这些枞树掩蔽下，我走了过去，屋里没人能看到我。我蹲伏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从一棵树匍匐前进到另一棵——我裤子膝盖破成这样就是证明，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过的那丛杜鹃花旁。我在那儿蹲下来，等候事情发展。你房里的窗帘还没放下，我可以望见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她合上书关牢百叶窗退出卧室时已是十点一刻。我清楚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钥匙？”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对，我事先吩咐过哈里森小姐，在她就寝时，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亲自拿着钥匙。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我的各项命令，要是没有她的合作，你就不会找到那份文件了。后来她走开了，灯也熄了，我依旧蹲在杜鹃花丛中。时间等得非常久，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顷刻间，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森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

“约瑟夫？！”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他光着头，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能立即把脸蒙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接近窗户，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拨开窗闩。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把百叶窗打开了。我能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熄蜡烛，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得还要凶恶！他拿刀向我扑来，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结束搏斗后，他听了我的劝告，把文件交了出来。我拿到文件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把详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麻利，能抓住他要捉的人就太好了。可如果像我预料的那样，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呃，那政府还巴不得呢。我想，首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其次，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过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

“天啊！”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难道这十个星期，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恐怕他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更危险的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为了转运，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他是极端自私的人，一碰到机会，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也不考虑你的名誉。”

珀西坐回他的椅子里，“我的头都昏了。”

“此案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线索太多，而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我们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又顺路。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我想，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那时我的怀疑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

“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

“查案经过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悉路，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他直接闯进去，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立刻按起电铃来，正在按铃时，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一瞥之间，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他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几分钟后，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这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了。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它极为珍贵，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可你突然返回家中。他措手不及，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从那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使他再也无法拿出文件。这种情况简直使他发疯。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你没有睡熟，挫败了他的计划。你可能还记得，那晚你没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要撬窗户呢？”

“从门里进屋他得绕过七间卧室，而且，从窗户进出能轻而易举地跳进草坪。”

“那把刀，说明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肩回答，“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