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慈善机构众多

我少时家居城东府河畔望平街，那时江岸多为田畴，禾苗青青。一只渡船静静地、悠悠地在碧水中来回摆渡。我每天过渡船，要穿过一条古旧曲折的小巷，去天仙前街小学读书。巷头钉了块木牌“茗粥巷”，我始终弄不醒豁此巷名之意。街上有个被大家叫作“吴督学”的补锅匠老头，1949年以前当过教育局的“督学”，街民都说他“满肚子是墨水”。但此时的吴督学却苦着一张黄瘦老脸，每天蹲坐街沿边，叮叮咚咚敲打破锑锅挣钱糊口……有一天我去问他：“吴大爷，茗粥巷三个字是啥子意思嘛？”

吴督学的幺儿子是我同学。他想都没想张口就说：“茗就是茶，粥就是稀饭。明朝以前这里是大慈寺地盘，修有一个茗粥庵，专门给贫困造孽的人施舍药茶、稀饭。”

我说：“和尚硬是爱做好事喃。”吴督学说：“啥子和尚道士做好事哟！茗粥庵原是明代官府在这里设立的慈善机构。清朝也在这里设立粥厂。清朝在成都设有两个粥厂，这里是东厂，北门外豆芝庵还有个北厂。清朝乾隆皇帝年间，成都官府为办这两个粥厂筹措了20万两银子，发交城内各家银号商铺，每年可获利息2万两，拿来作为粥厂的行善基金。清末成都食粥饥民每天约2000余人，大致占全城人口百分之一。清朝快垮杆时，这个粥厂迁到东门城门外去了，只留下茗粥巷这个街名。”

我说：“一年四季都有人给稀饭吃，好安逸！”吴督学说：“哪有这种好事！穷人寒冬腊月‘又冷又饿，日子难过’，杜甫才说‘路有冻死骨’嘛！所以粥厂只在‘年关’前后这三个月施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开厂，第二年正月底停厂，以‘成绵道’道台大人为‘总办’，成都知府为‘会办’，成都、华阳两个知县为‘提调’，还有十来个啥子‘副委’，再加上打杂烧火的……热闹得很！”

从吴督学断断续续的摆谈中，清末粥厂施粥时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天寒地冻、北风呼号，衣不蔽体的贫民和讨口子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瘸的、瞎的……全瑟瑟发抖着，可怜巴巴地聚集在粥厂门口。粥厂外边围着大栏杆，食粥者在栏杆外排着长队，伸长颈项眼巴巴地看着粥厂竹棚内，数口巨大的铁锅热气缭绕：那里是吊命的希望啊！维持秩序的衙役在不断呵斥弹压强壮者：“不准乱‘卡位’！你们乱抢乱挤，老弱病残吃啥子？”

饥民们排到门栏处了，由杂职人员发给每人一根长竹签，竹签上端染有土红色标志，这竹签就相当于“饭票”了。食粥者急不可耐奔入栏内，施粥者收签舀粥，每人可得稀饭一“鱼碗”。饥民们哪顾得上用啥筷子！双手捧着碗就呼啦啦地猛喝起来……

吴督学说：“鱼碗就是土窑烧的‘大土巴碗’，有普通饭碗四倍大，可装大鱼，所以叫鱼碗。按说，一碗清汤汤的稀饭如何救得人命？大清律条，各省粥厂官员施粥，‘筷子浮起，人头落地’！意思是稀饭不能太稀。所以粥厂熬制的稀饭稠得可以立住筷子。吃不完允许带走，每天只上午施粥一次，但贫民也可维持一天了……以施粥120天计算，每年共需米3000多石。当时米价每石不过400多银子，粥厂基金除米钱外足可开销各‘副委’及差役们的薪水了。煮粥者如想偷米，会暗中掺杂石灰，这样‘出饭’多，但贫民要吃出毛病来。所以‘总办’‘会办’‘提调’大人常要来巡视，‘副委’们每天要监视称米……你不要小看茗粥巷这条破巷子，这里曾经救活不少穷人，功德无量啊！”

这时正值“大跃进”运动之际，茗粥巷中也贴了不少“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天堂”之类标语。但我们学校里，饥饿的师生人人菜色、黄皮寡瘦。学校食堂用大大小小的盆子找来许多童尿暴晒，尿水中便慢慢长出绿茸茸的毛。原来当时有科学家称“尿液可提炼出高蛋白”，美其名曰“小球藻”。学校就用那“尿毛”液体合在红苕粉中蒸“尿水馒头”……所以饥肠辘辘的我听了吴督学讲的这些事，不由自主地瓜兮兮地冒了一句：“要是茗粥巷现在还施舍稀饭就好了！”

吴督学大惊失色，忙结结巴巴说：“如今生活这么幸福，你、你小娃娃莫乱球说哦！”说罢转身不再理我了。他当时惊慌失措的神情非常滑稽，事隔几十年，那情景还历历在目……这是我平生最早听到的有关成都慈善事业的龙门阵。

正史经传少有慈善事业的专门记载，只在众多野史杂书中间有只言片语。成都除“粥厂”外，著名的慈善机构还有下面几处：

玉沙街的“育婴堂”：专门收养因家贫而乱甩在街头巷尾的弃婴及偷情而生的“私娃子”，以60名为限。每个婴儿雇奶妈一人，工资伙食都由堂里供给。婴儿“隔奶”前后就由人认养……育婴堂为官办，由“布政使”（相似现在的省民政厅职责）委任一个州县级吏员管理堂务。育婴堂街名至今犹存。

“慈惠堂”：创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是省城主要慈善机构，有田数百亩作为办堂基金，官府每月还有津贴，以一候补道员负责主办，称为“总理”。收养鳏寡孤独及盲人等残疾人数百人，教他们“唱道情”（弹琴卖唱）及“推算星命”（当“算命先生”），到“业成能自谋生为止”。这种“就业培训”如今看来虽不敢恭维，但客观而言，当时对最为弱势人群的这种救助，确实可说是“胜造七级浮屠”了！慈惠堂街名至今犹存。

“普济堂”：在成都东门，俗称“孤老院”，专门收养年老无依之人。对“孤老”们的考虑还是周到的，堂里除供给伙食外，每人每月还给三四百文零花钱。

“与善公所”：取“与人为善”之意，设在城内延庆寺，办理施米舍棺等多种善事。

“恤嫠局”：设在骆公祠内（该祠祭祀清同治年间四川总督骆秉璋，其所在为现今和平街）。“嫠”（读“离”音），就是寡妇；“恤嫠局”，就是专门救济“守节”不嫁的寡妇之专门机构。这些“贫嫠”不住堂内，而每人发给牌照，按月赴堂领救济款，每人每月可领得几千文钱。“恤嫠局”当然有让寡妇们树“贞节牌坊”的迂腐含义，但对生存艰难的贫困妇女仍有慈善救助的积极意义。

清朝末期，在成都东较场口的昭忠祠街上，官方还相继创设了“苦力病院”（专收治社会底层的贫苦病人）及“济良所”（专养愿从良之娼妓）。这种慈善机构无疑更具社会进步意义了！

宣统元年（1909），一位有心人在其所著书中极简单地介绍了清末成都林林总总的慈善团体。“官办”的计有：掩骼骨，幼孩婢女迷失所，幼孩教工厂，乞丐各路工厂，苦力医院，废疾院，牛痘局，育婴堂，采访局，利民局，济良所，军人病院，戒烟总会；“民立”的有：孤老院，慈幼堂，捞尸会，盂兰会，施棺木，施义地，栖流所，育婴公社，中立公社（戒烟），普益公社（戒烟）……

这位先生就是写《成都通览》的傅崇榘。虽仅有上述寥寥文字，但让人了解到清末成都这个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慈善团体竟然如此之多，实在令人惊奇！

我祖父清末当过椒子街“街正”，那“官衔”大概相似于如今的“居委会”主任吧。听父辈讲：除上述官方或民间慈善机构外，每年岁终，各街“街正”大都也要约集本街“善人”们，给穷人施米送钱送旧衣。至于平时施舍棺材、掩埋“干鸡子”（讨口子）的无主尸骸等善事，更不乏其人，这已是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这些都说明，成都民风历来何其慈善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