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两次回“家”

1923年4月下旬，19岁的巴金离开成都到南京求学。当轮船随着鸣叫声西出夔门，他伸开双臂向着三峡外的新天地欢呼：“啊，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岁月流逝，漂泊日久，巴金却日益怀念家乡了。他这时深深感到：离乡时不知留恋，而家乡却无时不在他心中，在他笔下。

抗日战争开始，1940年12月，36岁的巴金辗转到重庆⑮。1941年1月，游子第一次归乡。掐指算来，离开家乡蓉城整18载。

巴金住在莹华寺街李致家。李致是他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巴金曾说：“大哥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他主动担负起大哥全家的生活费用⑯。

巴金走到那条铺满自己脚板印的正通顺街凭吊。他曾诅咒过的大家庭早已分崩离析。巴金曾说：“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

巴金后来回忆凭吊旧址的情景：“我走过我离开了18年的故居。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见到了旧友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锯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水的大石缸。我们称石缸为‘太平缸’。”

1941年，巴金回成都时与妹妹及侄女、侄儿们合影（中为巴金，右一为李致）

物是人非，李公馆几经易手，门匾曾换为“怡庐”，如今又卖给省城保安处长刘兆藜，门上方赫然写的是“藜阁”，门前还有武装士兵，巴金连大门也没进……⑰

家族中也变化惊人。巴金回来这个月，他五叔因当“小偷”，又穷又病死在监牢。这位“五老爷”流水般花光了分家所得钱财后，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窃贼。巴金深为面貌清秀、能诗能文的五叔惋惜：“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巴金十分伤感，后来写了中篇小说《憩园》，书中杨老三即以五叔为原型⑱。

巴金友人马宗融之妻罗淑，是个漂亮的成都女子。1936年，其处女作《生人妻》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罗淑1938年2月27日生小孩后不幸病死，年仅35岁，葬在成都老西门外沙湾⑨。巴金怀着悲伤心情去罗淑墓前祭奠，默默地点燃香烛。他痛惜这位同乡、难得的女作家早逝，决心为她整理出版遗著《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

就这样，巴金在重回故乡的欣喜中又饱含哀伤，在久违的家乡爆竹声中过了春节。巴金这次在成都整整住了50天。

一年后的1942年4月，巴金再次回成都，仍住李致家。这次回来的目的之一，是要到华西坝医院治牙病。李致年小贪玩，放学回来就和邻居娃娃们打仗、捉猫猫……巴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

李致家招待巴金的饮食很简单，烧木炭渣的土火锅吃菠菜煮豆腐。李致跟巴金合睡一个大床，每晚李致上床，还要翻几个筋斗玩……这时，巴金往往就坐在书桌前爬格子写文章。

很多青年学生拿“纪念册”来请巴金题词。李致在一旁见四爸题：“路是人走出来的……”便自己也做了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四爸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致曾对巴金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习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话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⑲

为巴金侄儿李致（右）和本书作者郑光路（左）在交谈（雷康摄）

李致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现为四川省文联主席。我每年参加四川作家协会的春节团拜会，总见李先生祥和端坐，细声细语地同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协会员们闲聊，毫无“官气”。我和他并不太熟悉，记得有一年我对他说我长期在“文化大革命”史、地方史方面作些努力。李先生热情地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同我亲热合影……从李致先生“长者之风”上，确实可看到巴金对他的巨大影响。

巴金这次回成都住了三个月，创作小说《猪与鸡》《兄与弟》和散文《在成渝路上》等，7月由成都至重庆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