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票和黄包车风波

傅崇矩是“新潮”人士。大约在电影刚传入成都不久的1908年前后，他就宣称：“电光戏，图书局傅牧村现在东洋习演一年，方购回川，立电光馆。公馆衙署约演者价二十元至三十元。若赴图书局（本书作者注：即桂王桥北街33号）观者，每人价二角。”

他在各种“新政”中也大出风头，是四川彩票业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这只“螃蟹”实在难吞，把傅崇矩弄得几乎倾家荡产。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发行彩票早已合法化。光绪年后，中国官方也开始发行彩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彩票公司”（后改名为“票捐总局”）。

初办彩票时人们都不晓得这玩意儿为何物，“众商缩手”，而傅崇矩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这年寒冬，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又挂起块“富记彩票分行”的大吊牌来。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这时是监印彩票委员。他找到傅崇矩说：“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委任你为‘商董’……老弟，你真是名利双收啊！”

傅崇矩冲锋在前，开办起“富记彩票分行”，成都众商家也纷纷领购彩票。彩票公司为此特委任傅崇矩为售票委员，并对他“悬牌奖励”。

冯昆山是“以权谋私”的高手，不出分文和傅崇矩合伙，所得利润却要“干分三成”。而领彩票需现银，傅崇矩无此财力，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曾雅仑不认冯昆山的“干股”，只允傅崇矩占利二成；而冯昆山也不认曾雅仑的入股，只认傅崇矩一人。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傅崇矩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在冯昆山处却需付出三成之利。傅崇矩暗自叫苦：“我白白跑腿奔走，空有三千票之虚名，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

到次年（1906）三四月间，傅崇矩实在玩不下去了，就不再给冯昆山的“入股利润”。冯昆山大怒说：“你既毁约，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借’来，充我该得之红利！”

更要命的是，这种官办商销的彩票，弊端甚多。票捐局设立后，内设总办一人月薪大洋200元；会办一人，月薪100元；下设委员若干，月薪数十元。另外从总办起，各人月薪加双倍，既领取双薪，每期彩票大奖内还有百分之三的回扣……开办之初，每月发售彩票一次，共印票两万张，每张售10元。每期都有中大彩一夜暴富者，于是百姓争相购买彩票成风，每期彩票卖得精光。“票捐总局”就在正额之外又加出“副票”，来个每期共印五万张，这简直是“杀鸡取卵”，顿时把市场弄得稀烂！

当时省城彩票由各彩票商领销，发全省各地销售。销售滞阻后，每票改售五元，仍十有九家卖不脱，傅崇矩处所剩尤多。外无人买，内不准退。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300多元，曾雅仑见势不妙，抽身去也。傅崇矩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连叹：“恨我心计太拙，实不如人。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如今势成骑虎，妈呀，给老子咋个办啊！”

彩票局官老爷们巧取豪夺，弄得商民皆困，而官府则大捞好处。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起发行第1期至宣统三年（1911）十月清政府垮杆，六年来四川发行彩票约70期。每期约以50%收入为彩金，余利除局务开支，每月还提两万元补助成都兵工厂（据有的专家称：仅此项前后就有银60万两以上，相当于四川全省某些年份全年缴纳的粮银数）。

傅崇矩因经营彩票，同官老爷打交道吃了大亏。1906年，彩票局总办翁又申租赁的福德街谈廷桢州官的公馆，翁因故离蓉要转租，声言无论何人续租，需出他改造花厅的200多两银子。傅崇矩由于多种原因，强装笑脸应承接租，租期以一年半为限，每月租银30两，还另付了改造费。这年5月间，傅崇矩同父母一起入住。因人少屋宽，傅崇矩募集徒工开设工业馆，聘东西教员早晚授课，不料运气实在太霉，竟然连出怪事：女儿和侄女在此屋相继暴死，厨师又在中秋这天抹喉自尽，彩票则无期不亏，学堂也因无款关门……弄得很信科学的傅崇矩也神经兮兮起来：“这房子硬是闹鬼不成？”到这年10月，他为图吉利，将工业馆改为“阜利公司”。

工业馆其实就是个小工厂。原来，这时的傅崇矩又麻起胆子在啃另一个“螃蟹”了：自造黄包车。

清同治三年（1874），上海从日本首次引进了300辆黄包车，又叫东洋车。1898年，四川商务总局宋云岩在成都创办快轮车（即黄包车）务公司。那年2月青羊宫花会期间，在老南门大桥到青羊宫新修城墙边的土路上，成都首次有黄包车试行，但其后黄包车与轿行因争利打架，官府就禁止黄包车运行了……到1906年，商务局总办沈秉堃很赏识傅崇矩，拨了些银两，委他置备数十辆黄包车作青羊宫花会交通之用。

此时傅崇矩的“阜利公司”就在谈家公馆里生产黄包车。所以说起来，傅崇矩还是成都搞“工业”的老前辈企业家呢！

傅崇矩正想靠造黄包车来赚点银子去填补彩票的“窟窿”，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傅崇矩的“工业馆”在此，有木铁工匠100多人，洋车材料堆积遍地，搬迁肯定困难，就乘机要挟涨房租。傅崇矩无奈之极，好话说了几箩筐，房租还是每月涨了10两……黄包车造毕，傅崇矩再无财力供房租，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

这时的傅崇矩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约值银200多两的造车剩料青冈木搬回，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高矮不准搬走，厉声扬言：“任你打官司，我是不怕的！”

傅崇矩气得发昏，事后逢人就大诉其苦：“对我尚如此不可理喻，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诸公，诸公，公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