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1902年1月10日，农历辛丑年十二月（腊月）初一。成都椒子街，一家黑漆公馆沉重的大门“呀”地打开，一个30多岁的男子走出来，站在斑驳的石狮子旁。见远处有性急的儿童已在放小鞭炮，他叹了一声：“啊，黄老幺欠我的烂账还没收回来，就要过年了！”

这男子就是我爷爷，脑壳后拖着的猪尾巴辫子油光铮亮——这时是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坐在龙庭上呢。

为过年，我爷爷早就忙乎起来了。每年“立冬”后，家家户户“杀年猪”腌香肠、腊肉，不单农村到处肥猪悲声嘶叫，城内也常见到又白又胖的大肥猪被开膛破肚的情景。我爷爷家后院厨房每年用残汤剩水喂一两头猪。这时他吩咐下人：“杀猪这天要按十二属相，不能和我家中任何一个人的属相相同！”

选好日子，猪被按在结实的矮脚板凳上。杀猪匠鬼板眼多，他两手紧按猪头，一副不能脱身之状。看热闹的小娃娃往往会把杀猪刀递给他。杀猪匠低声嘀咕道：“猪大爷，不是我要杀你哈，是递刀的叫老子杀嘛！”

“杀年猪”时主人家只允许杀一刀，如一刀不死，预示来年不顺。很顺利，猪一刀毙命！我爷爷笑眯眯地用一张草纸在杀猪的刀口子上蘸点血烧化给猪，作为它西归路上的“买路钱”……

于是我爷爷屋檐下密密麻麻吊起一串串或乌黑或红亮的腊肉、香肠……他吧嗒吧嗒抽着水烟，心里盘算：“过年时要先吃猪头，一年才会开个好头。婆娘家不要吃猪舌头，以免多嘴多舌。唔唔，小娃娃嘛，多吃猪耳朵，才听大人的话……腌猪肚子嘛，留着五月端阳再吃，吃了以后不会肚子疼！”以上这些都是先人遗风，也不知是确有道理，还是“合理分配”和勤俭持家的经验？

不论贫富，都讲究新年穿新衣。腊月，我奶奶忙着为全家做新衣新帽。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我奶奶一大早就亲自下厨烧粥。娃娃们用筷子数碗里面的莲子、栗子、枣子和花生米，看谁运气好。

“腊八”后，“过年”日近了，气氛也日浓。市面熙熙攘攘、行人慌慌忙忙，准备年货、打米酥、蒸年糕、送年礼、点百果灶、贴春联和“喜门钱”……我爷爷开的“老元吉”绸庄也开始“大拍卖”，他把“年关在即、止账候收”的告白贴在黑柱上。连街上拖襟襟挂绺绺的讨口子脸上也喜气洋洋，因为不但几个慈善会在这时都要施舍可领钱米的“钱飞飞”和“米飞飞”（票单子），连天仙桥街“粥厂”施舍老弱病残的清汤稀饭也稠了许多！

腊月十六日，是“祷牙”（又叫“倒牙”）日。一般贫穷百姓每月初二、十六两天才能开荤吃肉，幽默的四川人把这种偶尔开荤比喻为隆重祭祀鬼神，名曰“打牙祭”。腊月十六日的“牙祭”就称为“祷牙”日，我爷爷这天照例要请店铺中的伙计们吃顿肉。

几大块回锅肉下肚后，我爷爷挨个敬酒：“孙长顺、胡水长、李宏兴……明年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这几人立刻兴高采烈。

我爷爷又给陈二娃斟满高粱烧酒，笑呵呵说：“二娃啊，你今年也辛苦啦，但小店池小难养大鱼，过年后另请高就吧！”平时有点“啰唣”的陈二娃霎时成了苦瓜脸，晓得这是“最后的晚餐”，来年的“饭碗”已打烂了！

“祷牙”日的下午，繁华的东大街上出现不少酒足饭饱却又垂头丧气的“陈二娃”们……

“祷牙”日后，成都少城外“将军衙门”、督院街等处官衙也“封印”不办事了，所以这天又叫“倒衙”。戏班也在这天后“封箱”，明年正月初一才又演戏。

这时，街面上会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端公道士、尼姑和尚，他们或敲木鱼，或打铁盘，叮叮当当挨家挨户讨钱，嘴里念念有词：“过年过年！消灾除邪！”我爷爷见这些人大都是闯州吃府的野僧妖道，便不想给钱，可你不给他不走，“叮叮当当”一声比一声敲得紧、敲得响，而且那架势像要硬闯进大门，我爷爷吓得赶紧掏出一大把铜钱，换了几张揩屁股手纸般皱巴巴的“祛邪符”，野僧妖道才嘟嘟囔囔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