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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旧事
1.5.3 成都最早最大的公众体育场所

成都最早最大的公众体育场所

玉昆、周孝怀开建公园后,在如今楠木林位置建运动场,当时人称体操场,设有日本式的平台、木马、天桥、浪桥、秋千、木墙、单杠等,另外建有一个木球房,后来又建有简易足球场;此后几十年中,一直是成都极珍贵的民众体育场。1920年11月27日,成都储才中学与资属中学的学生比赛足球,与四川督军刘存厚的士兵抢场地,还发生过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1924年卢作孚把公园、图书馆、体育场融为一体,把原体育场地改建为今楠木林,另新辟体育场,地点在纪念碑东侧,竖有“公共体育场”木牌一面;又在“通俗教育馆”下增设体育部(健康部),聘请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主任陆佩萱为体育部主任。陆主持修建了一个300米的跑圈和一个足球场,又在纪念碑南侧修建两个网球场、一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在纪念碑西侧建有平台、木马、浪桥、单杠等,还设有室内乒乓台两张。

“通俗教育馆”1932年后改为“民众教育馆”。据邓穆卿先生回忆:担任过馆长的,除卢作孚首任外,继为曾孝彀、林恕(君默)、熊跃寰、程鸣岐、范英士、吴巽生、王运明、周树人(广安人)、余镇南、谢鸿炎,邓穆卿为最末一任,1945年1月到职,1949年12月离职。

每到周末和星期天,成都各界人士来此运动、比赛者,络绎不绝,四川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国术、篮球、足球、网球等选拔赛,都曾在公园内举行。因除了少城公园,成都解放前没有别的公共体育场所(学校除外)。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少城公园大门(供图:云游雅士)

我曾听黄体强和冯蓉先老先生回忆:公共体育场主任1923年后是陆佩萱,1931年前后是国立成都大学体育系毕业的周家泽,1934年后是日本东京高师体育科毕业的向志均。当时酷爱网球运动的川军师长、外号“范哈儿”的范绍增,私人捐资大洋1200元,委托向志均修建了一个正规网球场。1938年至1941年,是上海东亚体专毕业的黄体强负责(解放后他在成都音乐学院任教)。1942年后是冯蓉先,1944年到1949年是黄锡嘏……

很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围棋在国内享有盛名,而少城公园曾是主要活动场所。

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即有专门组织“围棋社”,设在绿天阁茶铺楼上。“围棋社”社长刘扶一,会长黄慕颜、陈子杰、谢德堪,监察委员有张夷伯、衷石麟、胡宗汉、程鸣岐、傅剑三,总裁判马自庵,副总裁判韩子朴。欲参加成都棋社,手续很简单,基金一元,每月常费两角,只要你到公园楼上向管理主任包文勋办手续加入,就随时可前往对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城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我认为:“人民公园”之名,毫无地方传统特色可言,全国这样的名称不知有多少。“少城公园”才是最具“巴蜀文化”的独特品牌,何不尽快恢复历史旧名!

注释:

①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成都市满蒙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

③参见《成都少数民族》,《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④参见张际法:《旧时代的成都公园》,《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55页。

⑤参见刘国源:《成都第一个公园》,《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⑥参见欧阳平:《旧重庆的中央公园》,载《红岩春秋》杂志1997年1期。

⑦参见刘显之:《成都驻防八旗和平易帜的经过》,载《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成都少数民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9~283页。

⑧参见胡凤亭:《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⑨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54至55页。

⑩参见胡凤亭:《船王卢作孚》第四章,及诸多有关卢作孚的资料。

⑪参见邓穆卿:《成都旧闻》,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

⑫参见宋大鲁居士著:《能海上师传·出家因缘》。

⑬参见汤明辉:《“鹤鸣”生意经》,载《龙门阵》杂志1994年第6期。

⑭参见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委员会编:《成都市委简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⑮参见政协成都市文史委员会编:《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部分损失统计》,《成都文史资料》第12辑,1985年。

⑯参见《四川省学军冲突之经过》,上海《时报》1920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