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中古街“东大街”

从唐朝时就存在的这条街路，是出川必经之道；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外省人、四川人的马蹄声，嘚嘚地敲响了脚下的石板路……

这就是成都的东大街。

清朝末年的东大街

宣统元年（1909）秋，烟雨迷蒙。一个形象干瘦的官员，骑着一匹健驴也走上了这条街。他叫周询，贵州麻江人，多年在四川为官，此次是到省城述职。

当年成都不大，所谓“穿城九里三”，府河上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周询下驴倚桥边石栏杆远眺，对仆人周三喜说：“这东门大桥乃百姓俗称，实名‘长春桥’，又叫‘濯锦桥’。光绪癸未年修补时挖出宋碑，说明这桥宋代就有了！”

但见清流中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岸树青青。周询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捻须叹道：“美哉，芙蓉城！此地9万余户，30万人……过桥就是东大街，进了两江环抱之省城了！”

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毛驴“哒哒哒”地进了东门城门洞，闹市顿入眼帘。

东大街从城门洞向西走，有下东大街、中东大街、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西中东大街、西东大街、盐市口，共7条街。

周询对憨头憨脑的三喜说：“前年官府统计，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是狭得更可怜，仅数尺宽……这条东大街富丽无比，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真是名震巴蜀呢！”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鳞次栉比，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闲适和古旧……

原来，石缸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乾隆四十九年后东大街发生过几次大火灾，后来为防患未然，重修建筑时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街边还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后来丁宝桢当四川制台时命各商铺制备的。

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石板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下东大街处有座牌楼，横额写有“既丽且崇”四字，出处是汉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之句。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楼。

街北有个“府城隍庙”。在这个鬼怪争雄的城隍庙里，酒馆、汤圆面店、百货店、算命卜卦、杂耍跑滩……罗列，闹哄哄的。周询主仆二人也兴致勃勃地进去观玩一番，还在城隍菩萨下破旧的供桌上敬了一炷香，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响头……（解放后城隍庙废，1982年2月1日后，这里改建为成都市立体电影院，再后被拆除）。

主仆二人走到中东大街纱帽街口，周询说：“此处为明代税课司茶局所在地，如今为陕西泾县会馆……”到城守东大街，周询又慨叹：“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我大清为守护省城之‘城守游击署’，故有此街名！”①（“抗战”时期，“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

街南有以腌卤菜而享有盛名的“香风味”饭馆，以“蘸水豆花”出名的“荣盛”豆花饭店……阵阵香气飘来，令人酸口水直冒。过了“荣盛”，再走几步是个丁字路口，周询指着左边一条热闹街市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仆人周三喜问：“老爷，咋个叫走马街呢？”

周询答道：“这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自我大清入主中原后，每年全四川各州县有许多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所以这街就叫走马街……”

主仆二人再往前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周询在毛驴上指着两旁街楼说：“这里明代有长史司署，清设四川按察使署。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为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是省城西药业最早的！”①

东大街是成都最富庶的街道，几里长的街上有很多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外地旅客到达成都，大都住到东大街各处旅店……再往前走，是盐市口。周询说：“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乃全城大盐市。东大街从东门大桥至盐市口，数里长街，真乃芙蓉城之《清明上河图》啊！”

周询后来曾说：“仆髫龄随宦，久寄此邦，壮岁入官，复临故地。”耳闻目睹，他1936年写了本记述成都的《芙蓉话旧录》，虽着墨不多，也留下上述雪泥鸿影……

但繁华的东大街却如厕困难，民国时成都人“展言子”说：“东大街找茅房——没门！”

而这条街上的茶馆却多，最著名的是工商界人士廖文长的“华华茶厅”。它开在城守东大街，有茶座一千多，可称西南最大的茶馆，当然自备厕所……黄金口岸公厕少，看来是至今都未解决的“历史难题”。

“夜市”“灯市”流传千年

详考东大街，在整个中国都可称“历史悠久”。

据确凿文字记载，唐、五代时大慈寺南（即今东大街一带）就为繁华集市所在，尤其“夜市”习俗一直流传到近代，可说是“中国之最”。如宋朝祝穆撰写的《方舆胜览》中说：“每岁七月七日夕，蜀人登大慈寺前雪景楼观夜市。”元代有个成都人费著，他编写的记蜀中风俗地理的《岁华纪丽谱》中也说：“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七巧之物皆备焉……”

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前，“夜市”从大慈寺门口空坝起，至城守东大街止。此后扩展到盐市口……每天黄昏后，百货萃集，街两边屋檐下摆满货摊，游人摩肩接踵，有如赶集。入夜，设地摊的人仍在吆喝，直到打二更为止……

东大街的营业情形约分四段：城守署至走马街口（现东大街春熙南段一带）多为饮食摊贩；走马街口至南新街口（现东大街青石桥路口一带）多售旧字画、铜器；南新街口以西售古玩、铜器、鲜花；再西至盐市口一段售旧书、玩具、乐器、铜器、首饰、鞋帽……

除雨、雪之夜或春节期间，这里几乎天天开夜市。辛亥革命前夕，夜市物品旧货居多，即当铺到期未赎由当店出售者。入民国后，有零星洋广百货等进入夜市，时间延长至夜半。附近各县商贩都到此购货，夜市范围更扩展至提督东街、总府街。自民国20年（1931）扩建公路后，车辆频繁，夜市逐渐衰落。其后商贩迁至附近青年路，燃电石灯摆地摊……①

至今春熙路还不时开展“夜市”，而盐市口“九龙商城”等处更是每天半夜三更开始交易……我想都有东大街“夜市”的遗风。

“夜市”离不开灯火，东大街“灯市”也由来已久。

据费著《岁华纪丽谱》和唐人的《放灯旧记》说：唐明皇逃难到成都时，正逢元宵佳节，他由道教大师叶法善陪同到街市上观灯，街市华灯齐放，大慈寺前的冰灯精巧奇绝，把这位风流皇帝看得如梦如痴……难怪清代四川才子李调元在《正月十四至成都是夜观灯》中大赞：“试灯节届渐闻声，次第鳌山压锦城。十字楼头星共灿，万家门口月初明。”

清末，东大街观灯名震蜀中。周询《芙蓉话旧录》说：“繁盛街道，大都有牌坊灯，细木作架，髹以金漆；上段幂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部，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

每年正月初八起，牌坊灯便竖立起来；初九名“上九”，是日正式“开灯”。东大街各家铺户的灯笼，有玻璃彩画，有绢底彩画，常画的是《三国》《西厢》《水浒》《聊斋》《红楼梦》……还有大型龙狮灯队，各处放焰火、燃花灯、响爆竹、踩莲船、玩高跷、打连宵、擂太平鼓、百技杂耍……万灯齐明、游人如织。

每夜人流如潮，不免拥挤纷争、打架斗殴。乡下人脑壳上的燕毛大帽、生意人头上的京毡窝帽、读书人头上的苏缎棉瓜皮帽……常有被小偷乱中抓去的。丢失怀表、烟壶、荷包、散碎银子的更数不胜数。

李劼人先生回忆：有年城守东大街臬台衙门照壁后，有两个看灯火的少妇被一伙流痞围了起来。虽被“卡子”（相似如今的治安点）上的清兵总爷们一阵马棒乱打救出，但两个女人的红绣花鞋、玉手钏、镀金簪子都被抢走，还着实被轻薄了一番，连粉红布兜肚都“春光泄露”……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写当年大“操哥”罗歪嘴，就在这条街上表演过“英雄救美”的武打戏。

慈禧太后70岁时（1904），成都办了盛大灯会。东大街搭起几丈高的鏊山灯、戏文故事灯……东大街灯市年年相传，解放后演变为青羊宫灯会流传至今，闻名全国。

古意盎然的“城隍出驾”

成都旧时有三座城隍庙，郡城隍庙（即府城隍庙）就在离东门大桥不远的东大街上。另外成都、华阳两县各有县城隍庙。

城隍菩萨在神祇中只相当于“七品芝麻官”或如今的“县团级”。但在小老百姓眼里，却有主宰祸福之权威，所以东大街“府城隍庙”的香火鼎盛。庙内十余丈高的银杏树，叶如华盖，挂满红布，人称“神树”。凡每年“灯市”开灯那天，银杏树上悬灯百盏，名为“百果灯”，据说可消灾避难。灯火从庙内延伸到大街上，真正是“火树银花”！

据先贤周询说：城隍庙外殿之像为不能移动的泥塑，而内殿之像则为木雕，手足皆能转动，且可更换四季衣服。内殿菩萨如此设计，主要是便于“城隍出驾”。这种习俗流行于四川各地，常在城隍会、劝农大会、清明会、祈福祛灾等民间集会上举行。许多地方都把“出驾”说成是城隍菩萨陪伴娘娘回娘家，神圣中添了些插科打诨。

每年共有三次“出驾”：农历三月“清明节”祭祖先，七月十五“中元节”祭孤魂野鬼，十月初一“牛王节”送寒衣。城隍“衣衮冕出巡”，很像官老爷装模作样去视察。各街巷“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所以当过清朝官员的周询说：“如人世官府之散账也！”

怎样个“出驾”法？在出驾前一日，凡城隍老爷要经过之街道，要以四轮车上载大瓦盆，点燃盆中松柏枝叶，后随数人用扇扇烟以“祓除不洁”，其实是先酝酿拜神气氛。

出驾前一天，凡随驾人员都到庙中进香，许多人在庙中整夜不睡。他们要“摆摊子”：把面具、刀叉、旗锣伞帐等陈列在戏台，乐队吹打。“喜神”们（即扮成凶神恶煞的五猖、鸡脚神等，因忌讳凶恶字眼，改称“喜神”）还要在庙内“站班”“跪蜡”……许多人在庙中进香，直要闹到半夜。

出驾之日，外北万福桥的成都县城隍菩萨，和坐落在昭忠祠街的华阳县城隍菩萨，要先抬到东大街诣见府城隍，这叫作“两县迎府驾”，酷似凡间两个“县令”先拜会“知府”大人，再一起“出巡”民间。

三个城隍菩萨浩浩荡荡从东大街出发。伺神之“卤簿”，列于神轿前；最前为旗、锣、伞、扇，“悉与官府仪仗大致相似”，绵延不绝……

据白景纯先生介绍，出驾时有“清道”：木架上置铁锅燃柏树枝以消除秽气，两人抬着走在最前面。“开道”：两人并排，肩抬竹竿，其上悬红旗挂铜锣，边走边敲；扮成皂隶的人，挑着各种刑具边走边长声悠悠地吼：“喔——”这叫“开锣吼道”。“净道”：两人扮成皂隶模样，手执长鞭，“噼、噼、噼”地“净鞭”……这些无疑都是人世间官员“玩官派”的翻版。

“仪仗队”的彩旗和红色幡伞迎风招展，“威仪牌”上有“肃静”“回避”及神号等字样。根据东大街上各行当扎成的伞，如五谷伞、蔬菜伞、五色丝线伞、绫罗绸缎伞、瓷器伞、水果伞……千姿百态。一人扮成“开路神”，手执铜锤雄赳赳地走在前面。

“喜神队”穿插在“出驾”行列中行进：腰上插着“巡风”小旗的小娃娃；赤发蓝脸、头生怪角的“开路神”；手执钢叉的五个花脸“五猖神”；手执铁索、雨伞，口拖长舌的“鸡脚神”；头戴白高帽，一手撑油纸雨伞、一手拿“正在拿你”木牌、口吐长舌的“无常”（“吴二爷”）；还有用猪肺作脸壳、猪肝作长舌、耸着肩跳着走的“油腊神”和“判官”“小鬼”。他们押着披枷带锁的犯人，有带耳箭的、有钢刀穿腹的……真是把地狱搬到闹市来了！

后面还有“挂灯队”：人人赤裸上身，每人头额和两臂各挂一盏、背部两盏、胸部两盏共七盏灯，用清油烧灼皮肤……据说挂灯人是屠宰业的人在忏悔杀生，也有孝子为父母祈求平安的。

周询说：“城隍菩萨后，有人扮成地狱中牛头马面，无常鸡神，每种二三十人。又有阴五猖、阳五猖，每起必五人，皆扎纸钱于头，朱绿涂面，状殊阴惨！”“更有饰罪犯者，前一人作鬼役形，以铁链系罪犯而曳之，罪犯则或刳刃于身，或贯叉于腹，然当是伪作。唯挂灯者，则以银皮作小灯盏，中置菜油，燃灯于盏喙，灯后作曲柄，锐其锋，挂于肉里。其人裸上身，两手握以红漆小杖，头束青纱，自额以迄脚踝、两肘、背际，共挂灯十余盏”，“又有富贵人家，饰数岁孩童，作神仙英雄等状，乘骏马，锦鞍玉辔，两豪仆左右扶持之”，“每神轿前，必有一大汉，饰作判官状，背负大算盘，长五六尺”……真可说是奇形怪状、光怪陆离了！

“出驾”这一天，成都万人空巷，热闹非凡。一府两县的神轿闹哄哄地从东大街行进至盐市口，再闹闹哄哄绕行全城，然后才分道“回驾”各归本庙。

这些活动蕴涵着中国人惩恶劝善的“教化”思想和丰富的巴蜀民俗色彩，不能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迷信”。

东大街浓缩百年交通历史

1905年，日本人山川早水到成都，对东大街赞不绝口：“其长度虽不过几百公尺，但商店宽敞，高高的屋檐有漂亮的橱窗，檐头所挂的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试借《蜀都赋》之句来形容，即‘金铺交映，玉题相辉，比屋连甍，既丽且崇。’作为中国的市街，并非夸大其词！”

清末交通落后，东大街上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公交车”就是马车了。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每日街头铃声当当。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这里马粪臊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1924年后，军长杨森不准马车再通行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只能走城外……直到1960年后，牛王庙宏济路口都还有骡马车，但此时多用来运货了。

清末就有少数“进口”的和傅崇矩自制的黄包车。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后，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大量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又名东洋车，民间作坊也纷纷仿造……于是四川老交通工具“轿子”和“鸡公车”（独轮推车）风光不再，黄包车逐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黄包车夫躬腰拉车的身影，长年出现在东大街上。达官贵人则以拥有华丽的私人“包车”为荣。东大街上，老爷、太太、小姐抱着大包大包的货物高坐包车上，叮当之声不绝于耳，车夫在前面呼哧呼哧地跑，年轻跟班、丫鬟紧跟车后，构成闹市繁华图……

抗日战争初期出现了脚蹬三轮车。1950年以后，黄包车才逐渐减少。

1920年后，东大街上有了自行车，多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牌子，每辆需银圆150元左右，相当于店员打工三年多的工钱。于是旧自行车也走俏，一些人只能去买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成都人“展言子”说：“骑了又漆，漆了又骑”！（成都话“骑”“漆”同音）

坐落在青石桥口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于1907年开业，是省城最早、最大的百货商店（抗日战争时改设茶厅，解放后又曾改为东城区草药医院），招牌上大书“各国通商货品”！1926年，上海“马裕隆”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双缸大型摩托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驰骋自如了。从此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吠……其风流状比现在“帅哥”还“酷”！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呼：“啊哟，打屁车开来了！”

“华达”汽车公司创始人是营山县人何羽仪，他1923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和天全县人胡又新耗资10余万银圆，1925年到上海购回七辆美制1.5吨改装汽车，在成都成立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由东城门洞到西城门洞，途经东大街、东西御街、祠堂街……每站收取车费铜钱100文，游环城收大洋5角。公共汽车于1926年元月正式营业，但守旧的人却讥讽为“洋房子走路，花轿打屁！”鼓楼街市民还拦住公共汽车大吼：“鼓楼下有海眼，碾爆海眼全城就成汪洋大海了！”更麻烦的是北门有座贞节牌坊，有天汽车不小心轰地撞在石柱上……成都“五老七贤”鼻子都气歪了，联名上告：“以外夷之物，辱我节烈妇女，岂可任其恣意狂行？汽车隆隆其声，巍巍其状……形如市虎！”“省督办”刘湘下令公交车停业，华达公司营业仅两月就告“夭折”。

不久，东大街上的“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回一部四缸“小奥斯汀”轿车，店主两爷子大起胆子学开车，在东大街上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人，赔了几十个大银圆才完事。店主不敢再玩了，“小奥斯汀”被刘文辉部下“花花太岁”石肇武旅长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石身着大绸长衫，头戴软草帽，戴副墨镜，与两个女郎从宽巷子石公馆直奔东大街兜风，横冲直撞，在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和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死。卖汤圆的老婆八方喊冤，得了100元安埋费。讨口子由凤祥银楼老板俞凤岗捐钱，抬到五桂桥塔子山乱葬坟掩埋了事。这是成都早年最著名的“交通肇事案”。

此后东大街又可偶见黑色老式卧车轰轰而过，被市民称为“推屎爬汽车”（因形状像“屎壳郎”虫子）。抗日战争中，随着美国飞行员的入川，吉普车也常见了……

东大街，当年曾是成都跨出盆地、走出四川的标志！

川军出川抗战也走此路。1940年，成都有关方面聘请雕塑家刘开渠设计，与成都“万兴隆”号主人江万兴（铜匠），朱木均（工匠）历经3年协作，铸造“无名英雄铜像”。1944年7月7日铜像落成揭幕，基座铭刻有“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全文，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眼望前方作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它同1938年刘湘死后，其部属在盐市口中心为之建立的刘湘铜像一起成为东大街新象征。

刘湘铜像解放后拆毁，改建街心花坛，即现地下商场出口处。“无名英雄铜像”也于1966年被捣毁，后又重塑，改放在万年场……

2002年4月10日，东大街开始拆迁，这是“总投资约18亿元、横贯成都东西的城市大道拓宽工程”。

这年我走到东大街，两旁店铺贴满“搬迁抛货，大吐血价”等标语。带有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府城隍庙，已孤立在瓦砾中，柱头飞檐的木龙双眼圆睁、大嘴张开，似对即将被拆毁的命运感到无奈……

曾为东大街陶醉的周询，1936年曾在《芙蓉话旧录》序言中说：“锦波东去，流大江日夜之声……王侯第宅，燕去谁家？城郭人民，鹤归不识。九衢车马，尽花样之翻新，十里华亭，唯草色其依旧。对河山而举目，咏陵谷以惊心！”

读到这样的句子，真让人感慨万端、欲说还休……

注释：

①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蓉城添景“文化再现工程”将再现老街历史》，《天府早报》2003年4月10日。

③参见东汉班固：《汉书·郑子真、严君平传》。

④参见晋常璩：《华阳国志·蜀郡士女》。

⑤参见李金彝：《成都街名考》，《成都志通讯》1984年第3期。

⑥参见《成都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

⑦参见石湍：《从卓文君在哪里卖酒说起》，《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⑧参见绍风：《琴台考实》，《成都文物》1987年第1期。

⑨参见冯举、谭继和、冯广宏：《独特的城坊水道文化》，载《成都府南两河史话》。

⑩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⑪参见欧阳直：《蜀警录》等。

⑫参见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⑬参见费密：《荒书》等多种史书。

⑭参见《李劼人说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⑮参见《清史稿》列传六十。

⑯参见雍正年《四川通志·城池》。

⑰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⑱参见同治年《成都县志·城池》。

⑲参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成都市满蒙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

⑳参见［美］罗伯特·A.柯白：《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1872》，《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法］马尼爱：《游历四川成都记》，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79年。

［日］山川早水著，李春德、李杰译：《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参见李劼人：《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参见［美］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32页。

参见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载《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10页。

以上参见《四川近现代人名录》杨森条目，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参见姜梦弼：《杨森、喻凤岗、成都春熙路》，《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1年。

参见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参见新建：《成都谐联》，载《龙门阵》1980年第1期第70页。

参见钟茂煊：《刘师亮外传》相关章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参见杜重石：《杨森的新川政》，载《民国政要多棱镜》，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年。

参见孙仲达：《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载《四川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3年第2期。

参见魏道尊：《孙中山铜像建立记》，《成都掌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参见任钧：《安哥拉的点和线》，载《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四期，1938年12月1日。

参见《别了，春熙夜市》，载《成都商报》2001年4月25日第A6版。

参见龙在天：《华华茶厅》，《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参见白景纯：《观成都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出驾》，《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参见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

参见四川建设网，200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