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都街道

民国时期，成都街道曾有三次大变化高潮。但半个世纪的战乱，使解放前夕的成都街道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拆少城建街巷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3月11日，四川都督府在成都成立，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代替了大清龙旗，“呼呼呼”地飘扬在蓉城街头……

满族旗人独居“少城”的局面令人不满了。那时你如从西御街进入巍峨的少城“受福”门（今祠堂街口），回头一望：大城那边全是房屋、商铺、石板街，市民摩肩接踵、人声喧闹。而“少城”内，则仿佛鸟语花香的郊野，到处是碧树、荷塘……你再沿一条土路往前走，会在绿荫中看见一条条幽雅的街巷，古色古香的房屋，墙内也全是花树。正像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说的：“满城里，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搀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拖着一双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

难怪在都督府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拍着桌子激烈发言了：“少城乃前清成都之独立王国，光复既已成功，理应拆毁。少城内‘胡同’本为满洲名词，亦应废去，一律改名街巷！”

很多人赞同，纷纷说：“且先不论满汉之分。单就交通而言，‘少城’街巷自成封闭体系。现府城内外共有街道516条，因这座城中之城，使城西如壁谷，致全城塞阻！”“对极！如今大城中繁华如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小街小巷更曲折如羊肠。且各街面年久失修，石板破烂不堪，泥土路面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成都为蜀中首府，事关中外观瞻。建城必以拆少城、治街路为先导！”

于是，民国后成都街道的第一次大变化高潮掀起了。

四川军政府为要去除清王朝影响，下令建“忠烈祠”，以纪念辛亥保路运动中的死难先烈。明代有座“都会府”，清代重修后改称“会府”，每月朔（初一）望（十五），全城文武官员聚此朝会大典。庙堂内原有“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九龙万岁牌”，故又名万寿宫。现在“万岁牌”被取下，换成诸辛亥烈士灵牌。万寿宫改建为“忠烈祠”，并正式命名所在街道为“忠烈祠街”。（民国中后期后，这个庄严之地慢慢成为旧货市场）

一些前清官衙旧地也辟为街道，如四川藩台衙门所在地后建成“藩署街”“藩库街”。

1913年拆除了“少城”。时任四川督军的胡景伊下令在西较场城墙边新辟一城门，取《左传》中“通商惠工”之意叫通惠门，民间称为新西门，街名通惠街，自此成为成都西线重要街道。城内外“赶青羊宫花会”的红男绿女们不再“甩火腿”多绕路吃苦了，所以刘师亮写有竹枝词赞道：“通惠门前十二桥，游人如鲫送春潮。与郎走过桥头去，笑指仙都路不遥！”⑰

此后，在通惠门外护城壕上修建十二桥格的木篷廊桥。此处碧波映月、林密花幽，是蓉城一景。据说在光绪年间任翰林的富顺人宋育仁曾在桥头勒石题字，大意是：“古扬州有二十四桥，此桥虽仅得其半，也可‘平分扬州明月’也！”晩唐诗人杜牧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原来“十二桥”是根据这首千古绝唱来的。修桥后，桥头新建街道命名为十二桥街（旧址约在现西安路和琴台路之间）……也许现在已很少人晓得桥、街最初命名的典雅含义了。

拆“少城”后命名的“东垣街”更让后人寻味：有人误以为“垣”即城墙，不过东城墙下一条街罢了。其实“东垣”是人名。据陶亮生先生说：陈东垣，清末贡生，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任成都西城分局局长。他清正廉明，拆城建街路时从不贪污吃“黑钱”，也不侵扰百姓，深受拥戴……故民众公议以其名名街，还竖立“西城大邱”大碑记其功德（东汉陈寔任大邱县令，很有德政）……可见为政者是非功过，后人总会评说。

“少城”拆除后，将“胡同”之名全改为街、巷。如君平胡同改为支矶石街；纪念修筑“少城”的年羹尧的喇嘛胡同改为“祠堂街”；养马的仁德胡同改为东马棚街；右司胡同改为西胜街……

1914年，又在东较场侧新开一城门，叫武城门，民间习称新东门。1915年新建武城门大桥，将城外天祥寺等街与城内各街相连。这是一座高拱大石桥，我儿时每年洪水季节常见许多人在桥上不用鱼饵“撒白钩”，大呼小叫地从汹涌波涛中拉起尺把长的大鱼，构成难以忘怀的古城风景画……此外，东南西北四城门都有“月城”（城墙和城门是双层，形如半月），民国后都陆续拆除并辟为街道。如城北靠内城墙一带因乱建房屋而交通堵塞，后拆房辟街，取名“通顺街”。

军政府为解决满城八旗子弟生计，拆“少城”后以支矶石庙宇为基地办起“同仁工厂”，主要招收旗人就业，取汉、满、蒙各族“一视同仁”之意，故街名同仁路。所生产机织线袜、毛巾等销路甚广，可算是近代成都有名的“街道工业”。因这里靠近原“少城”西城墙，又习称西城根街。

1918年年底，在原“少城”东城基上修筑“靖国路”（后称东城根街），以纪念孙中山领导的四川靖国之役取得胜利。1923年，又重新扩筑同仁路。靖国路和同仁路的建成，打破了清代城西交通的封闭格局。故时人冯家吉写的竹枝词称赞道：“喜门钱纸今日烧，添出游民路两条。车有东洋藤有轿，春天不怕雨潇潇。”⑰

1922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将提督衙门改为“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文化宫）。公园后卖鸟雀的小街巷“汉阳街”也改为“中山街”，以纪念孙中山。

从1912年至1923年，虽然入主蓉城的军阀走马灯样在换人，但街道仍逐渐发展：一些街巷拓宽，新辟了许多街道，一些街道改换成具有新时代色彩的街名……

杨森修马路

1924年5月26日，四川军阀杨森威风凛凛杀进成都，当了总揽四川军政的“督理”。他雄心勃勃地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整修街道、马路，是他“新政”的第一要点。于是掀起民国后成都街道第二次大变化高潮。

当时的成都街巷皆用石板、石条铺砌，许多街巷建有牌楼或栅门，东大街等繁华街道夏天沿街还搭设凉棚。古色古香的街巷仅可通行人、驮力，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闪悠悠的“街轿”“滑竿”和鸡公车、黄包车、马车。“九里三分”的城墙内，是绝对见不到汽车影子的。连名震巴蜀的东大街，这时也只有三丈多宽。达官贵人坐在铃声当当的私人“黄包车”上，那神气派头不啻如今玩“奔驰”“宝马”。

杨森下令将东大街沿街店铺拆除，拓宽成大马路，东大街上有座巍峨牌楼，横额写有“既丽且崇”四字。此时，这座精致典雅的古牌坊也消失在拆除的尘埃中……

今春熙路市一医院至东大街一带，为前清主管全省司法的“臬司”衙门旧址，因内设牢房，占地极纵深。民国后此处乱建不少店铺，极为脏乱。杨森下令强行拆迁，修建一条连接东大街和总府路商业场的黄金通道——这就是有名的春熙路。

杨森不准一路乱屙臭屎的马车和损坏路面的“鸡公车”（独轮车）再通行城区，违者被巡查队员抓住要罚打手板心。

杨森推行“新川政”，许多人认为是历史进步。但他的一些横蛮做法，也遭到讥笑和反对。他修春熙路的时候，甚至骇人听闻地把一个谋杀亲夫的女人在闹市用“剐刑”，被外国报纸斥责为“这在20世纪的四川是闻所未闻的！”

杨森貌似“新潮”，脑壳头却迷信。他的公馆在成都猫猫巷（巷口有一石柱，柱顶刻有虎头，川人戏称老虎为大猫）。这位督理大人，因嘴巴较尖，人又很精灵，绰号“耗子精”。耗子住进猫猫巷，岂不危险？于是杨督理下令：把猫猫巷改为将军街（此街名至今犹存）。

另一军阀刘湘也异曲同工：他的公馆原在刀子巷（清朝时以铸刀剑而得名），刘湘恶其不祥，加之他又死过儿子，为避讳和祷祝，硬改街名为“多子巷”（此街名也至今仍存）。这成为民国中强权改街名的趣闻。

抗战的影响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急促吼卖《抗日战争爆发了》的号外声！抗战，掀起民国后成都街道第三次大变化高潮，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我从记事起，就记得“跑警报”躲日本飞机轰炸是父辈嘴巴头常说的话题。1939年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昼夜施工增开古城墙新出口：如东门的新南门、新东门、东较场，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

“复兴门”（俗称新南门）外的锦江上，这年建成“复兴桥”。桥东侧建成街道，名“复兴里”。不要小看“复兴”这两个字的命名，它体现了当年成都民众抗日救亡的坚强意志。

当时大批外省难民逃到成都，新辟“复兴门”后，市政府在锦江南岸，东至四川大学、西接华西坝、南抵田野的大片区域修建“新村”，安置难民和疏散市民。“新村”由西向东建有三条主要街路，取名为致民路、龙江路和新生路。这三条街路上，由南至北又建有多条小街巷。大概因街巷较多，难以逐一命名，干脆简单按序数叫十一街、十二街……十七街。

但“新村”最长的主要街道“致民路”，其命名则寓意深长。地方史料中少有准确阐释其意的，仅以“致民以治”四字来含糊解释。我遍查资料，见《吕氏春秋·爱类》中有言：“《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害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古人主张在“贵公”“去私”的前提下，无论官民都要劳动，男耕女织，才能“致民利”……战争时期难民大量涌入，不能全靠政府救助。“新村”街道以此命名，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

现新南门汽车总站所在的“龙江路”，四川音乐学院所在的“新生路”，也有“东方巨龙”“中国新生”的“抗战”含义。

新南门建成后，修起直通现一环路磨子桥方向的大街道。因在“新村”西北方向，故命名为“西北路”（1966年改称红星南路，1981年后改为新南路）。我收藏有民国31年（1942）的“成都市区图”，上面有“新村”册字形街巷区域，有西北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等重要街道。图上，西北路上的“新村办事处”（现七中北侧位置）标志明显，应是当年市政府设的重要机关。

新南门稍上游也建了供疏散的桥（约现锦江大桥位置）和街。南虹本是上海地名，因抗战后“南虹艺专”迁锦江南岸，故命名为南虹桥和南虹桥街。

1938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在西北路西侧的大片菜田里建屋舍，逐渐形成街道，命名“金陵路”。一时名流云集，如史学大师陈寅恪、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人的身影，每天出没在这条新辟的街道上。

“新村”“金陵路”这类新区域的修建，使城区扩展、街道向两江外延伸。我把1942年的地图与清末成都“光绪三十年图”对照：38年间，城内、城外都增添了不少街道。

抗战时期，像“南虹”“金陵”这样把外省地名作为成都街名的，城北还有。1935年后，中央军校（前身即黄埔军校）在北较场建成都分校。现军区大营门到原军校大门之间，本是观音堂街，后改为黄埔路。

抗战爆发后，“军校”附近几条街都以校本部及几处军分校所在地改命街名：武备街（又名止戈里）改街名为“白下路”（白下为南京别号，中央军校总部曾在南京）；苦竹林街改街名为“江汉路”（有武汉军分校）；仁风里街（清代曾名武担山街、武备前街）改街名为“洛阳路”；丰豫仓街（清代在此储粮）改街名为“昆明路”……

年近九旬的吴友生老人对我说：黄埔路和江汉路的“丁”字形交叉处，那时有个灯塔式的碉堡，下有甬道直通校内。市民可遥望黄埔路北侧大门上极醒目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国共合作的抗战年代，军校内时时传出《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慷慨激昂的歌声，令市民振奋。

末世的破旧苍凉

民国半个世纪间，战乱不已。街道年久失修，使锦绣成都变得蓬头垢面、周身污垢。

我家旧居在望平街，如今紧靠东风大桥的繁华之地，当年却还是郊外。我家房屋后就是东门大粪商叶海清贮粪远销的几亩大方格式“粪塘子”（民国时粪商雇粪夫把粪便从城中运至城边储粪坑，习称“粪塘子”）。近郊农民也每天入城，挑着粪桶沿街吼叫：“倒马桶子啰！”婆婆大娘手端宝贝一拥而出……经常难免一路“抛撒黄金”。现在已算市中心的浆洗街，当时也有很多“粪塘子”；与浆洗街紧临的桓侯巷，还有个狗屎市场，专做“肥气重”的狗屎买卖。浆洗下街，捶牛骨头卖骨粉肥料的作坊很多，更是臭气熏天。

像望平街、浆洗街这些成都四城门内外的街巷，都分布着粪商和农民的数千个大大小小的“粪塘子”。此外，环抱成都两河的“尿水码头”也很多。我小时常在府河的天仙桥后街和南河的九眼桥等河岸码头，遥望粪尿顺十多米长的木槽流入“尿水船”中的奇景……沿河街道污染，苍蝇乱飞。

除春熙路、东大街、祠堂街等少数大街外，城中心街道同样糟糕。

“皇城”外（现天府广场位置），曾是贡院街、三桥正街等脏乱街巷；东倒西歪的烂棚户星罗棋布，连皇城城门洞口两个威武的大石狮子也被包围得严严密密。“御河”淤为臭阳沟，两岸成陋巷，有的河床段也搭建了许多烂棚子。“皇城”内，脏乱的街巷如“丐帮”大码头，无业流民乱搭建许许多多的棚屋。“皇城”后子门处，则是由煤渣和臭垃圾堆砌几十年而成的“煤山”。

街道记载城市历史。民国后期的成都街道，夕阳鸦噪声中，形成一幅末世衰亡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