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

杭州的西子湖畔，每到春季，所谓桃红柳绿的时候，六桥三竺之间，来来往往，拥拥挤挤的总有许多红男绿女黄布袋。黄布袋上大书“朝山进香”，多半来自嘉湖两旧府属的农村。他们种桑养蚕，以为背着黄布袋到“佛地”来进香以后，就可以蚕养得大，丝抽得多。相信菩萨，无非以为菩萨能够使他们获利。不惜破费买香买蜡烛，而且“孝敬”和尚，原有“抛本”之意。杭州固然没有像故都的“先农坛”，也没有像成都举行“花会”的二仙庵和青羊宫。他们见到塑像便拜；双膝跪下，接连的叩头，为着求子得福，显得至诚恭敬。在释迦牟尼塑像面前这个样子，在观世音塑像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在岳飞和关羽等塑像面前都是这个样子。以为泥塑木雕的偶像可以使你们生子得福，所以一见着，连忙双膝跪下，接连的叩头，显得十分至诚而且恭恭敬敬。风雨不辞，黎明即起而步行远道的精神很可佩服；阔大的步子，壮健的体态更可以羡慕。同时徘徊于苏堤白堤，灵隐韬光，虎跑龙井和三潭印月之间的，有头戴铜盆帽，手提司的克，西装笔挺，或穿大袖子，偕着烫发革履的女郎的是舟子车夫、旅社菜馆“刨黄瓜”的对象，叫做“上海人”，据说多半是“洋场阔少”。被“刨黄瓜儿”，犹如在上海的做“猪头三”、“阿木林”。不但多花了钱，而且有点被玩弄。可是坐在车中、轿上，别人汗流浃背，腰酸脚痛，他们欣赏风景，谈谈笑笑。吃的是西湖醋鱼，炸溜鲑鱼，春笋炒鲛鱼，火丝鸡汁莼菜汤。他们有的是钱，多花点何妨，这就维持了四季靠一春的“杭州人”。

左钱江，右西湖，城隍山的风景是可观的。便于人而适于野，游人香客、星相家、摸骨僧，凑成功了城隍山上的热闹。今年又有了新人物，叫做“流亡学生”。他们，男男女女的一大群青年；家乡开火，逃难出来；战事未停，有家归不得。住的是破旧的庙宇祠堂——完整的庙宇要供泥塑木雕的偶像；睡的是泥地，铺上些稻草，不久就会霉烂的，吃的是稀饭。走廊、门兜、戏台边旁，铺些稻草就是眠床。坐在床头，站上捏着书本的教员，就成了教室。站上两位教员，就成了两个教室。按照时间上课，起居饮食也有规定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他们过着团体的生活。散落在街头的是难胞，年青的该叫做难童。“告地状”早已无用，“老爷太太”的呼救也不见得有什么用。病倒在路旁，冻饿几天，呻吟几天，惨叫几天，个别死亡。

以前在成都，经过茶店茶摊，总可以听到铿锵之声，由于指头拨动“大二百”的铜元。那无非是好玩。银元放在手上，播［拨］动撞击，发出铿锵之声，也就成了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西湖春景之一。这不是玩弄，所谓银牛的银元贩子，成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聚集在清泰路众安桥，铿铿锵锵的你也“大头要么？”我也“大头要么？”，或者：“大头卖出！”“鹰龙洋卖出！”“大头我要！”“大小头我都要！”闹嚷嚷的马路上面挤满了人，弄得车子都通不过，警察走来赶一阵，也只有几分钟可以过。有时抓到几个关几天，曾经没收过大小头。可是愈抓愈多，愈赶愈热闹。实在因为银元已为大家所注意。无论机关的办公厅里，学校的教员休息室中，以及街头巷尾，熟人相见，“大头多少？”犹如西人的“Good morning”一般公教人员总是天天盼望发薪水。偶然得到了点金圆券，赶快去买大头。大头不够买小头，小头不够鹰龙洋。并非用过有余，为的是明天还要做人。如今西子湖畔，许多住宅的台门上，还都贴着盖有红印的纸条，“本部职员住宅”、“本部职员家眷住宅”。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牌罢。这用处在于省却麻烦，免得有人硬要来租屋。由此所见，硬要租屋者的多了。今年的西子湖畔，还有一种特别现象，就是耶稣基督和天主，传教者的“热心”、“努力”。到了黄昏，经过西浣纱路，还可以听到大声呼嚷的“上帝赐我福”一类的话。“我们人是上帝给我们做的，泥塑木雕的菩萨有什么机［联］系？”在马路上随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宣传的对象大概是背着黄布袋的香客。

载《论语》第176期（1949年5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