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代记

撒尔迪斯的尤纳比欧斯（Eunapios of Sardis，约345—420年）的《历史》与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的作品相衔接。尤纳比欧斯生在撒尔迪斯，但是在古典文化传统极为强大的雅典接受教育，深受非基督教学术的影响，笃信新柏拉图哲学，并因此成为皇帝背教者尤利安的好友。在14卷的《历史》中，他记述了270—414年间大量人物和历史事件，但是全书缺乏连贯性，似乎是人物和事件纪实的汇编。该书散失较严重，404年以后部分缺损，现存1.6万余字。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英译本中比较权威的有布罗克雷和瑞特的译本。^【5】

阿米安努斯·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392年）出生在安条克的贵族家庭，年轻时即从军，参与多次战争，随皇帝尤利安出征波斯。退役后，他对东地中海沿岸文化重镇如希腊、埃及、罗马等地方进行学术访问，为日后的写作积累资料。其《史绩》涉及96—378年间的历史事件，全书共31卷，包括257年的前13卷目前已经散失，后18卷的叙述更详细，以阿德里安堡战役作为全书结尾。该书基本上保持罗马史家的写作风格，尤以塔西佗为榜样，其明显的古代史学倾向表现在对“蛮族”的蔑视和爱国情绪、指责民众暴乱和抨击腐败堕落等方面。在宗教问题上，他作为非基督教作家，特别推崇尤利安皇帝，将其当作英雄和主人公来描写。该作品还涉及大量基督教兴起的资料。^【6】

底比斯的奥林匹多罗斯（Olympidoros of Thebes，约4—5世纪）的生卒确切时间不详，但是根据其作品，人们知道他出生在埃及的底比斯，后来携带能歌善舞的鹦鹉云游地中海各地达20年之久。大约在412年，他随一个使团出访匈牙利，后被怀疑暗算匈牙利王，致使后者突然死亡。此后，他在雅典供职10年，并以希腊语写作了22卷的《历史》一书。该书涉及407年以后20年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特别是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的重大事件。与当时渐成气候的基督教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奥林匹多罗斯崇尚古典希腊文明，不仅拒绝使用拉丁语写作，而且行文模仿古代作家，在历史叙述中使用诗歌和富有哲理的语言。其权威的英译本为布罗克雷译本。^【7】

左西莫斯（Zosimos，5世纪）的《新历史》与奥林匹多罗斯的作品相印证，主要涉及410年以前的历史。他的生平至今尚无确切说法，一些学者认为，他与历史上有名的雄辩家加沙人佐西莫斯为同一人。他早年的活动不为人知，但是后来官至圣库伯爵和国库法官。其6卷本《新历史》现存6.2万余字，其第一卷为全书的引言，在介绍了自古希腊到奥古斯都期间的历史后，其他几卷重点分析罗马帝国，特别是4—5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预言君士坦丁堡将成为繁荣的城市。他与其他作家的重要区别在于，不仅客观叙述各个事件，而且点评它们对帝国国势的影响。他被后代拜占庭学家称为“最后的非基督教史家”。他的作品有多种英译本，其中布查南译本和瑞德雷译本比较权威。^【8】

塞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rhus，393—466年）大概也可以算是上述几位作家的同时代人，生于文化重镇叙利亚的安条克，自幼遵从父母之命献身教会事业，进入当地的修道院。但是，如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接受了系统的古典文化教育，对古希腊罗马文史作品十分精通。由于他坚持聂斯脱里派教义，与亚历山大里亚教区的西里尔派尖锐对立，名声大噪，423年当选为塞鲁斯教区主教。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宣布聂斯脱里派为异端教派，他因此被罢免，449年被流放。几经沉浮，他最终回到家乡叙利亚，并在此度过了最后的15年。他在激烈的宗教争论中写下的大量神学论文多成为正统教会的禁书，而其《教会史》是最有史料价值的。该书共分5卷，现存7万余字，涉及323—428年间正统基督教对阿里乌派异端斗争的细节，因此为后人提供了大量叙利亚地区宗教和政治史的信息。他留下的数百封书信则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生活。塞奥多利特作品权威的英译本为杰克森译本和法拉尔译本。^【9】

普里斯哥（Priscus，410—472年）出生于色雷斯的潘农，早年生平不详，后入仕为官，曾随外交使团出访匈奴王阿提拉，并出使罗马，访问埃及，入朝做官后，官至马尔西安皇帝首相秘书。他的8卷本《拜占庭史》（此名称为近代编辑者所加）仅保留下残部，现存近1.9万字，涉及433—468年间的历史。其作品最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关于阿提拉的叙述，为后代史家反复引用。但是，他刻意追求语言的华丽和韵律，特别是将其个人好恶加入历史叙述，影响了记述的可靠性。他对匈奴人的看法基本上沿袭了古代的传统，蔑称其他民族为“蛮族”。普里斯哥作品的权威英译本保留在布罗克雷译本和格登的专题著作中。^【10】

普罗柯比是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他生于巴勒斯坦地区凯撒里亚的贵族家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后来赴京城寻求发展，结识了青年军官贝利撒留。当后者因突出的军事才能而跃升为拜占庭帝国东部前线司令时，普罗柯比受聘为他的秘书和法律顾问。自527年以后，普罗柯比随军南北转战，东征西讨，亲身参加了查士丁尼一世发动的各次战争。这些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写作帮助极大。542年，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被迫回到京城，处于皇帝的直接监督下，此后就没有离开君士坦丁堡，直到去世。他的主要作品有记载3次重大战争的《战史》，歌颂查士丁尼一世修建京都功德的《建筑》和抨击时政并对皇帝皇后进行猛烈人身攻击的《秘史》。8卷《战史》详细描述了拜占庭帝国对波斯人、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战争，不仅对影响战争进程的各次战役进行评述，而且还涉及相关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他对战事胜负原因的分析基本摆脱了神学的影响，但是对于拜占庭军队战胜“蛮族”抱着明显的颂扬的态度。《建筑》中充满了对查士丁尼一世肉麻的吹捧，有学者认为，作者是在“软禁”期间和查士丁尼一世淫威下被迫完成的，其价值在于提供了当时君士坦丁堡公共建筑和社会生活的宝贵信息。最有争议的作品是《秘史》，因为作者在书中一反常态，全面否定了查士丁尼时代的各项政策，并对皇帝皇后的人格人品大肆诋毁，语言刻毒粗俗，以致后代人怀疑普罗柯比不是《秘史》的作者。从书中描写的宫廷秘史和写作风格来看，这种怀疑并不成立。唯一的解释是作者后半生遭受的冤屈改变了他原有的思想观点。无论如何，普罗柯比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查士丁尼时代广阔的历史画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料，它们涉及查士丁尼一世开始主政直到552年的历史。其作品被整理问世后，先后被翻译成世界各主要文字，其中数十万字的《战史》篇幅最长，《建筑》现存23万余字，《秘史》现存3.3万余字，其权威的英文译本包括劳埃布古典丛书中的译本、卡迈隆删节本、威廉森译本和阿特沃特译本。^【11】《秘史》已有中文本，《战史》中文本即将问世。

阿嘎塞阿斯（Agathias，532—580年）是普罗柯比同时代人，比后者年轻。他是小亚细亚地区米利纳地方人，早年经历不详，曾是士麦拿地方负责公共建筑的官员，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有名的法学家和诗人，写过一些六步韵律诗和情诗，以及散文和法学作品，还编辑过一本小有名气的时事讽刺诗集，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上百首诗歌。该书最抢眼之处是他致查士丁尼皇帝的前言，反映当时崇尚古希腊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心声。但是，使阿嘎塞阿斯青史留名的作品是其《历史》一书，因为他明确指出其写作目的是续写普罗柯比未完成的历史记叙。在5卷本的《历史》中，他从普罗柯比中断的552年写起，详细描述了此后37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刻意追求普罗柯比的写作风格，注重发生在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各次战争，查士丁尼皇帝晚年的神经质，以及当时拜占庭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而教会的事务被有意或无意地省略或简化了。总字数为6万余字的《历史》最初被收入柏林出版的《拜占庭史籍大全》中，其权威英文译本为富伦多所译，另有卡迈隆删节本可供参考。^【12】

埃瓦格留斯（Evagrios Scholastikos，536—595年）可以算作阿嘎塞阿斯的同代人，他生于叙利亚的埃比发尼亚，曾是拜占庭帝国文化重镇安条克的法学家，可能还担任过地方行政官员。其6卷本《教会史》涉及431—594年的历史事件，时间范围超过阿嘎塞阿斯的《历史》。该书名为教会史，但无论取材还是描述都不局限于教会事务，资料来源广泛，描写生动，语言比较华丽。他是一位持正统教义的作家，但是对其他教派采取宽容态度。他对拜占庭王朝事务的叙述不受信仰的束缚，特别推崇马尔西安、提比略二世和摩里士等皇帝的功绩和能力。可能是对安条克更熟悉的原因，他的《教会史》对这个城市倾注了比对君士坦丁堡更多的笔墨。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教会史家并不完全采用传统的教会史写作方法，而是交替使用教会和古典文史写作风格。总字数达到5.6万余字的《教会史》的重要价值还表现在他记载了许多其在安条克亲身经历的事件，以及详细列出的参考书目。该书权威的英文译本为沃尔富特译本。^【13】埃瓦格留斯有一位表弟值得一提，他叫约翰（John of Epiphaneia，6—7世纪），是安条克地方的名人，不仅活跃于知识界，而且担任安条克教区大主教乔治的顾问。约翰著有《历史》一部，目的在于续写埃瓦格留斯的《教会史》，但是其破损严重，现存1.5万余字。根据目前保留下来的前言等残部，人们了解《历史》的重点在描写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长期的战争，特别是波斯国王与拜占庭皇帝摩里士对西亚地区的反复争夺。可惜这部书仅有少量篇章传于后代，目前尚无英文译本。

马赛林努斯·戈麦斯（Marcellinus Comes，6世纪）出生在伊利里亚的斯科普杰，属于拉丁人，但却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发展。他在查士丁尼一世任凯撒时就成为这位未来皇帝的亲随，后来被授予公爵名号，位列贵族。他的《编年纪事》涉及379—534年间的历史，重点在帝国东方事务，提供了许多细节。该书的价值是它为拜占庭帝国史书提供了拉丁作家的旁证，其英文和原文对照本在悉尼问世。^【14】

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of Byzantium，6世纪）与同时代人麦南德（Menander Protector，6世纪）的事情令后人不解，因为两人的作品不仅同名，而且内容几乎相同，前者10卷本《历史》涉及566—581年的历史，而后者的作品涉及558—582年的事件，时间范围和叙述对象雷同。至今人们难以确定谁是原创者，谁是抄袭者。塞奥发尼斯在该书前言中追溯历史到562年，其内容重于外交关系和对外战争，对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相邻民族，如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高加索地区各民族的社会风俗都有记述。该书资料来源独特，为同时代其他历史书籍所未见。例如有关突厥人的资料就极为珍贵，以提比利斯为都的埃伯利安人的资料也是其他同时代作品中缺少的。他对有关中亚僧侣从中国贩运养蚕育桑技术到拜占庭帝国的叙述是关于这一问题史料的原始出处，后经普罗柯比引用，广为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西传的一段佳话。该书残卷不足千字，但其续编近10万字。麦南德生于君士坦丁堡贵族家庭，据他自己说，早年遵从父命，在京都学习法律，因为这是为官的必要条件。后来，他与其他寻求仕途生涯的贵族子弟一样，进入宫廷侍卫队，曾任御林军军官，一度卷入当时流行在君士坦丁堡等大都市的“竞技党”活动。摩里士皇帝掌权后，他受命写作历史，并负责接待各路学者。由于他随和的性格和写作才能，他一直与当朝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为查士丁二世和提比略二世所赏识，而且是摩里士的好友。这些特殊的经历有助于他了解拜占庭帝国高层事务，接触宫廷文件。他对多次拜占庭帝国皇帝与波斯国王和其他君主谈判细节的描写说明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作家特别注重对不同民族风俗习惯的描述，观察独到细微，记载翔实具体，并注意对叙述对象所在的地理地貌进行准确的描写。他们的作品为后代作家广泛引用。目前该书有两个古代版本，但是两个本子并不完全一致。最好的英文译本为布罗克雷译本。^【15】

塞奥非拉克特（Theophylaktos of Simokattes，580—641年）的生平不详，后人只知道他出生在埃及，曾任迦克墩主教的助手。其主要著作为8卷本《历史》，涉及摩里士皇帝统治时期的拜占庭历史。这部书与曼南德尔的《历史》相衔接，重点叙述摩里士时期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事件。正是由于他观察的重点在首都，特别在朝廷，所以书中有大量关于京城庆典和宫廷仪式的细节描写，这是同时代其他作品中缺乏的内容。他对拜占庭帝国东部地理的记载一直伸延到古代中国，表现出作者对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推崇和熟悉。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历史》的前言中采用了拟人式的对话，让历史与哲学各自阐述观点，以突出历史写作的独特风格。全书充满了他对这位皇帝的颂扬，语言夸张，有许多历史年代错误，并且很少涉及邻国或其他民族的事务。另外，他在写作中带有强烈的基督教信仰色彩，特别注意描述所谓的神迹和上帝的奇迹。塞奥非拉克特作品现存6.5万余字，其英文译本以怀特比译本为最好。^【16】

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I Patriarch，750—828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贵族家庭，当时毁坏圣像运动正处于高潮，其父因坚持崇拜圣像而被皇帝君士坦丁五世驱逐流放，他随父亲流亡。伊琳娜皇后摄政期间重申崇拜圣像，他才得以返回京城，并得到平反重用，官拜皇帝的秘书。退休后，他周游帝国各地，在小亚细亚建立多所修道院。802后，他重新回到京城，被任命主管首都最大的救济中心，4年后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达9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地以温和手段平抚毁坏圣像派残余势力，积极维护皇帝权威，但是未能成功。当朝廷以强制手段镇压反对派时，他拒绝签署迫害决定，愤然辞职。尼基弗鲁斯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多部批驳毁坏圣像派主张的著作和长篇论文。他写作《简史》的目的在于批判毁坏圣像派作家“错误”引用和解释前代历史。该书现存1.7万余字，涉及602—769年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从崇拜圣像派的立场叙述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他不是按照年代顺序，而是遵循事件发展写作，对涉及的地理地貌有更准确的描写。他还完成了一部《编年史》和一部《教会史》，但前者更像是一部年表，包括自上帝创造万物以后直到828年间“世界”的统治者年表。《编年史》在当时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被翻译成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流行于地中海世界。尼基弗鲁斯作品的英文译本由曼戈完成。^【17】

尼基弗鲁斯之后，拜占庭年代纪似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作品少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普遍青睐编年史的写作。而接续尼基弗鲁斯《简史》的作家是在他之后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这位作家就是约瑟夫（Joseph Genesios，912—？）。约瑟夫出生在君士坦丁堡高级官宦之家，自幼接收系统的贵族式教育，学识渊博，与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关系密切，是聚集在后者皇宫中的文人学者圈子里的重要成员，也是“马其顿文艺复兴”热潮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的《列皇纪》就是根据他在宫廷中接触到的大量文档和书信写成的，涉及813—886年间的多位皇帝，包括利奥五世、米海尔二世、狄奥斐卢斯、米海尔三世和巴西尔一世。该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前代和当代作家完成的编年史和基督教圣徒传记，例如修道士乔治的作品。《列皇纪》的近代版本早在近200年以前就被德、法学者整理出来，共2.3万余字，最新的权威原文版出现在1973年，其最新原文与德文对照版本出现在1989年。^【18】

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撰写文史书的皇帝是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他虽然是皇帝利奥六世和贵族出身之宫女佐伊的亲生儿子，但是命运坎坷。其父生前多次结婚，一直希望有男性皇位继承人。君士坦丁七世是利奥六世第四次婚姻的结果。由于这次婚姻违反了基督教婚姻法规而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佐伊的皇后地位未能得到教会的承认，君士坦丁七世也因此被排斥在王朝权力中心之外长达40年。可能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为他提供了生活条件优越而又置身权力斗争之外的环境，还可能是他继承了其父学者的天赋，君士坦丁七世一生向学，热爱古代文化，大力支持学术，褒奖各种文化活动，吸引大批学者在其周围，推动“马其顿文艺复兴”。客观而言，他算不上杰出的拜占庭皇帝，但却是真正的学者。在其多部关于拜占庭帝国军区、政府、宫廷礼仪的著作之外，他主持编纂的《皇帝历史》属于史籍类。该书共分4卷，共20万余字，涉及813—961年间的王朝政治史。第一卷的内容以813—867年间利奥五世、米海尔二世、狄奥斐卢斯、米海尔三世等皇帝统治事件为主，可能是作为著名编年史家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作品的续写，因此《皇帝历史》有时又被冠以《塞奥发尼斯作品的续篇》的名字。第二卷单独记载君士坦丁七世的祖父、马其顿王朝的创建人巴西尔一世的生平，极力歌颂这位皇帝的文治武功，肯定军事将领的作用，贬低商贾。第三卷涉及886—948年间6位皇帝在位时期的历史事件。可能直到君士坦丁七世去世时，该书的编辑工作仍在进行，因此最后一卷是在他死后两年完成的。全书充满了对皇族和福卡斯家族、布林加斯家族、库尔库阿斯等军事贵族的欣赏和崇敬，其视野因而受到限制。目前，该书有德文和原文对照本。^【19】该书英文本也已问世。

与《皇帝历史》相衔接的作品是利奥的《历史》。利奥（Leo the Deacon，950—994年），小亚细亚人，早年受教育于君士坦丁堡，后任宫廷执事，随巴西尔二世出征。利奥的《历史》涉及959—976年间的历史事件，重点叙述王朝政治和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保加利亚人的多次战事，包括成功和失败的战斗经历。他使用的资料可能来自目前尚未发现的福卡斯家族史，因此他在写作中表现出对出自福卡斯家族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的敬佩。利奥笃信上帝的力量，确信命运是无法摆脱不能对抗的，而一切成功都体现了神意的肯定，而所有的失败和灾难都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利奥是位尚古作家，他将歌颂的对象比喻为古代的英雄，他们不仅具有古代英雄的人格品行，而且简直就是古代英雄下凡，战无不胜，他笔下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成为再世的赫拉克勒斯，皇帝约翰一世则变为复生的提丢斯，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被视为阿喀琉斯的后裔。^【20】总之，现存约3.5万字的《历史》的文学色彩浓厚，影响了其作品的可靠性。该书的英文译本为塔尔伯特译本。^【21】

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0年）是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的《编年史》实为年代纪，是为续写利奥的《历史》而作。他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中等的殷实之家，其父母极为重视对他的系统教育，师从当时多位学者，教俗知识兼通，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他属于当时思想活跃、学识渊博的学术新星，在首都知识界脱颖而出。他在36岁时因其庇护人退出政坛而被迫进入奥林匹斯山修道院。不久，他重返首都政界，成为宫廷学者，在君士坦丁九世、罗曼努斯四世和米海尔七世统治期间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作用，曾任帝国哲学院院长（类似我国古代“翰林院大学士”）。他晚年失势，在贫穷和失落中去世。普塞罗斯是一位多产作家，其大量作品涉及历史、哲学、神学和法学，还写作了大量韵律诗歌、散文、札记和书信。其《编年史》按照当时流行的传统，首先根据圣经的记载对上帝创世以后的历史进行简介，而后进入正文，主要涉及976—1078年间的政治和军事大事。古希腊历史作家对他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在叙述中始终强调大自然的作用，注意从现世事物中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而很少描写神迹。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理解历史事件，因此在他的书中没有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鲜明对立，他笔下的人物和事物几乎都是矛盾的，因为他力图从人性的缺陷中追寻失败的原因。普塞罗斯的作品得益于他丰富的经历，许多关于皇帝和宫廷生活的描写来自其亲身近距离的观察，因而比较可靠，成为后人反复引用的资料来源。《编年史》现存7.8万余字，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其中权威英文版本为邵特尔译本。^【22】

小亚细亚阿塔利亚人米海尔（Michael Attaliates，约1020—1085年）是普塞罗斯的同代人，他的《历史》可以与后者《编年史》相互印证。米海尔出生在阿塔利亚的中等家庭，但是自幼聪明，在君士坦丁堡受到的系统教育使他在仕途上发展顺利，曾任法官和元老，主管京都供水工作。这些职位不仅使他跻身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而且为他带来可观的财富。他的作品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包括他根据自己的了解完成的历史作品、个人传记、为他建立的修道院制定的法规制度，以及从罗马共和国到马其顿王朝的法学发展的法书，等等。其中《历史》是其主要的代表作。该书涉及1034—1080年间拜占庭帝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普塞罗斯的作品相比，更为客观，没有个人对事件的评论和价值判断，而主要是从第三者角度记述事件的原委，即使在不得不涉及其本人参与的过程时，也绝少自我吹嘘，这在拜占庭历史作家中是不多见的。然而，他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皇帝尼基弗鲁斯三世的青睐，将后者描写成具有帝王的天赋和美德，勇猛果敢，极有军事天才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生活，其笔下的人物大多与城市民众活动相联系。由于尼基弗鲁斯三世以80岁高龄退位时，《历史》尚未完成，后代学者认为，本书对他的肯定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倾向，而不掺杂阿谀奉承的成分。应该说，《历史》的资料是可靠的。可贵的是作者对大自然产生的浓厚兴趣使他对诸如大象和长颈鹿作了细致的描写。该书现存约6.2万字，目前有权威的德文和法文本，部分内容的英文译本由邓尼斯完成。^【23】

安娜公主的第二个丈夫也是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小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 the Younger Bryennios，1064—1137年）。根据他的自传《历史素材》记载，他同名的父亲是米海尔七世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曾任保加利亚地区军队司令和多瑙河下游地区总督，后发动政变推翻了米海尔七世的统治。尼基弗鲁斯三世登基后，不接受凯撒称号，继续军事反叛，终被阿历克塞一世击败受刑，后得到皇帝的赦免，晚年以失明之身成功指挥对库曼人作战而闻名。小尼基弗鲁斯娶安娜为妻后，成为军事将领，一直希望夺取皇权，并参与了安娜的宫廷政变。他失败后，继续参与指挥帝国军队，曾随约翰二世远征安条克。他的《历史素材》是部未完成的作品，涉及1057—1080年间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与安娜不同的是，他特别注重当时几个势力极大的家族为争夺皇权而进行的斗争，包括科穆宁、杜卡和布雷恩努斯等军事贵族势力集团的政治活动。他在表面上歌颂阿历克塞一世，但在字里行间却含蓄地批评和否定这位皇帝的人格，而对其父亲加以肯定。他认为其父具有贵族的一切优秀品行和条件，即高贵的血统、万贯家财、为理想献身的勇气和军事天赋。该书现存3.1万余字，目前只有原文与德文和法文对照本。^【24】

在以年代纪和编年史为主要历史编纂体裁的拜占庭帝国，塞萨洛尼基的尤斯塔修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ka，1115—1196年）的《塞萨洛尼基陷落记》可谓独树一帜，是记述单一事件的史籍。他生在塞萨洛尼基的贵族家庭，在首都接受系统教育，后进入教会任职，当过大教长米海尔三世的秘书，并升任副执事和教区常务总管，1178年担任塞萨洛尼基大主教。他崇尚古希腊文化，对荷马史诗极为精通，曾对这部古典名著作过详细注释。此外，他组织收集和整理古希腊文史作品，使一大批古籍得以保存下来。作为一位具有原发性思维的思想家和作家，他在《塞萨洛尼基陷落记》中对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政策作出诸多评估，基本上肯定了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但同时也大胆指出他试图调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教义等政策上的失误，敢于褒贬时政，公开指责官僚作风和腐败堕落的修道士，公开否定役使奴隶的现象，认为这是邪恶和反自然的制度。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着从低级向文明的高级社会的进步过程，人们之间的关系将日益紧密，其重要性必然超越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各种外在的公共活动。1185年，作为当时拜占庭帝国第二大商业贸易中心的塞萨洛尼基一度被来自意大利的诺曼人占领。尤斯塔修斯身临其境，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描写，特别是对各种类型的居民在突发灾难面前的表现作了生动的刻画，该作品被后人称作拜占庭人“百态图”。该书近3万字，其英文译本由迈尔维勒—詹尼斯完成。^【25】

侯尼雅迪斯（Niketas Choniates，1155—1217年）的《记事》也是接续安娜公主的作品。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受其在雅典任主教的兄长影响曾赴黑海地区任地方官员。任满回都后，一度成为宫廷高官。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他随大批贵族官吏逃亡尼西亚。他的《记事》真实记录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涉及1118—1207年的历史，是有关该时期最重要的史料。他以散文的风格，近距离地观察当时拜占庭帝国各阶层民众，他们是善恶混杂的矛盾体，是历史的主题和最活跃的因素，而上帝则提供了最完美的道德准则。他将皇帝安德洛尼卡的统治视为残暴、堕落的灾难时期，并歌颂处于困苦环境中的人类尊严、财富和人生乐趣。但是，这次灾难性事件给他带来的心理震撼远远超过了肉体痛苦，反映出当时拜占庭知识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自信心的瓦解。宿命论体现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全书充满了灾难降临的预兆，突如其来的风暴、损失严重的海难、无法控制的火灾、野兽血腥的扑食场面、流行病和瘟疫等都被他赋予神启的含义，冷嘲热讽，脏话满篇，甚至不时开些残酷的玩笑，而在夸大的心理观察中突出了性的描写。这些使《记事》成为拜占庭文史作品中不多见的“颓废”之作。该书现存16.3万余字，其英文译本为马古里亚斯译本。^【26】

乔治·阿克罗包利迪斯（George Akropolites，1217—1282年）是拜占庭人在尼西亚流亡期间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出生在被第四次十字军占领下的君士坦丁堡。其父母为原拜占庭贵族，对他施以严格的家教，并在其16岁时将他送往尼西亚宫廷，使他在当时最著名的大学者布莱米迪斯等人门下全面学习古代教俗知识，学业大长。1240年，年仅23岁的阿克罗包利迪斯成为皇子的老师，并以大学士身份主持皇家法庭，以皇帝特使身份从事外交活动。皇子狄奥多尔二世即位后，他出任军政要职，监察驻扎在马其顿地区的拜占庭军队。由于他是皇帝米海尔八世的亲戚，君士坦丁堡重新被拜占庭人控制后，立即被委以重任，负责全面恢复拜占庭皇家教育和学术。作为皇家大学的哲学、几何学、修辞学教授，他培养出许多出色的弟子，有些成为后来的拜占庭文化名人。他的《当代编年史》全面记载了拜占庭人在尼西亚励精图治、艰难奋斗、积聚力量、东山再起的过程，特别对米海尔八世充满敬佩甚至吹嘘。该书还广泛涉及当时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历史，其时间范围大约为1203—1261年。这部作品现存近4万字，其英文译本由马格达林诺完成。^【27】

涉及拜占庭帝国末代王朝的史家有多位，首先应该提到乔治·帕西迈利斯（George Pachymeres，1242—1310年）。帕西迈利斯生于尼西亚，其少年时代是在拜占庭帝国流亡政府卧薪尝胆、努力收复京都的氛围中度过的，接受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系统教育，19岁时随老师阿克罗包利迪斯到君士坦丁堡，后进入教会阶层，其教职不断升迁，成为教俗高级官吏。他的代表作品名为《巴列奥略王朝的米海尔和安德洛尼卡》，涉及这两位皇帝在位的1260—1308年间的拜占庭帝国历史。由于该书记述的事件大多为其本人的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来自他的观察和体验，所以内容比较可靠。他注重当时引起拜占庭社会分裂的宗教冲突和教义争论，虽然力图比较客观地叙述历史，但是对米海尔八世的人品和政策仍提出批评，认为这位皇帝脾气暴躁，虚伪做作，对教会人士粗鲁敌视，这种倾向显然受到其教会立场的影响。他在写作中的尚古倾向得益于其渊博的古典知识和坚实的古希腊学识，大量典故随笔而出，甚至使用古代的名称记载年代和月份，但是这也使他的作品比较难读。他敏锐地感到末代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已经是明日黄花，衰败之象处处显露，因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充满忧虑，其悲观主义的历史观体现在上帝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叙述中。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注意在追寻人物动机和事件原因中表现神意。该书目前只有德文和法文译本。^【28】

哥里高拉斯（Nikephoras Gregoras，1290—1361年）撰写的37卷本《罗马史》在涉及的时间跨度上远远超过帕西迈利斯的作品，其内容包括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直到1359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事件。他幼年丧失双亲，由时任希拉克略城主教的叔叔约翰养育成人，接受良好的教育，后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师从大学者格雷基斯学逻辑与修辞，跟塞奥多利学习天文和哲学。在王朝内战期间，他支持老皇帝，但是并未因此而得罪与老皇帝作战的小皇帝，后来因学识超群而得到后者的重用。在安德洛尼卡三世统治时期，他成为皇帝心腹重臣坎塔库震努斯（即后来的约翰六世）的死党，并在后来的王朝战争中支持约翰六世。这对他晚年的失势有极大影响，他不仅遭到宗教大会的谴责，而且被当局拘禁在家中，其作品被列入禁书，死后被焚尸，骨灰遍撒京城，让万人践踏。哥里高拉斯多才多艺，完成多种文学、哲学、艺术、史学作品，其中《罗马史》具有最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在写作中采用了严格的资料考证方法，对前代史书中记载的事件进行认真考核，特别是将主要的笔墨用于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教会领袖，他对教会内的争议和斗争极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相信宿命论，更反对以神意解释历史事件，强调人世的邪恶不能归于上帝。《罗马史》是研究14世纪上半期拜占庭历史最重要的古籍，该书现存35.3万余字，目前只有原文和德文对照本。^【29】

接续哥里高拉斯历史写作的是著名的约翰六世（John VI Kantakouzenos，1292—1383年）。他出身于古老世家坎塔库震努斯家族，其父为巴尔干半岛南部伯罗奔尼撒地区总督，故与皇家关系密切。他与后来成为皇帝的安德洛尼卡三世年龄相仿，结为终身挚友。当安德洛尼卡三世反叛其祖父时，约翰六世坚定站在好友一边，甚至当后者战场失利时也不惜家财，倾力支持。后来，他成为安德洛尼卡三世的宰相和大将军。安德洛尼卡三世死后，约翰受先帝托孤，成为9岁的约翰五世的监护人，摄政帝国军政。后因遭到外戚贵族集团的排挤，发动内战，并于1347年击败对手，自立为共治皇帝，同时将女儿嫁给约翰五世。他凭借其万贯家财和大地主的支持，以及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人的支持，巩固了统治地位，在位7年，直到被约翰五世推翻，被迫进入修道院。在修道院度过的近30年的后半生成为他潜心写作的时期，其间完成了大量作品。他的代表性作品是4卷本《历史》，该书涉及1320—1357年的历史事件，几乎都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件，资料来源主要是他的私人日记。他熟练地驾驭历史材料，举凡这个时期的大小事件都在其关注中，无一遗漏。但是，他在写作中将自己放在事件的中心，吹嘘其在位期间政策的英明，自我标榜为运筹帷幄的战略家。尽管如此，由于他身处拜占庭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总字数达31.6万的《历史》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是后人了解14世纪上半期拜占庭政治、军事和宗教等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作为接受过良好系统教育的贵族，他崇尚古希腊文史作家的风格，特别推崇修昔底德，《历史》便深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影响。但是，他与古典作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笃信上帝决定人的命运，认为他的最后失败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意。该书最权威的对照本为德文和原文对照本，而英文译本大多是部分内容的翻译。^【30】

拜占庭帝国衰亡时期的历史记载是由杜卡（Doukas，约1400—1470年）完成的。他的生平一直不为后人所知，至今也没有发现有关的资料。但是，人们从其作品中了解到，其祖父是约翰六世的拥护者，内战期间流亡小亚细亚重镇以弗所，托庇于当地土耳其埃米尔。杜卡年轻时曾任拜占庭地方高官的秘书，后服务于莱斯博斯岛大贵族加提鲁修家族，由于他通晓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故以代表身份多次造访土耳其苏丹国和意大利。杜卡的《历史》涉及1341—1462年间拜占庭帝国衰亡史，许多事件为其亲身经历见闻，记述虽然可靠准确，但带有政治倾向。该书不仅使用希腊文资料，而且使用意大利热那亚和土耳其方面资料，因此比一般拜占庭作家的史书资料更加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描写了1416年发生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农民起义，这在拜占庭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注意到这次农民起义实行“人人平等”的制度，公开宣称穆斯林和基督徒是平等的兄弟。与大多数同时代作家赞扬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不同，他严厉批评这位拜占庭帝国的“终结者”道德败坏、荒淫无耻、残酷无情，公开主张东正教应与罗马天主教联合，以争取西欧君主的援助，挽救拜占庭帝国。他认为土耳其军队攻占君士坦丁堡是上帝对拜占庭人违背神意和罪孽的惩罚，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惩罚。《历史》现存7万余字，其英文译文由马古里亚斯完成。^【31】

拜占庭帝国衰亡阶段的历史文献还包括大量记载各地地方性事件的史籍。塞萨洛尼基大主教西蒙（Symeon，？—1429年）的作品就记载了当时发生在这座拜占庭第二大城市的历史事件，叙述了15世纪20年代塞萨洛尼基城面临来自土耳其和威尼斯人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最终向威尼斯人投降的过程。他的长篇《谈话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的心态和宗教情绪，其关于宗教生活的细节描写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提到东正教教士的等级制度、洗礼的过程、圣餐的内容、忏悔的方式、涂油礼和葬礼的要求，等等，甚至具体列举了复活节庆典需要的物品、教堂中家具和圣器摆放的位置、各类参加者出场的顺序的清单。在宗教生活描写细腻方面，大概只有君士坦丁七世的作品可以与之比美。其作品目前只要原文和德文对照本。^【32】类似的作品还有利奥条斯·马克海罗斯（Leontios Makhairos，15世纪人）编纂的专门记载当时塞浦路斯历史的《塞浦路斯乐园叙事》（涉及1359—1432年间的事件），约翰·卡诺那斯（John Kanonas，15世纪人）的作品重点叙述1422年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编年纪》，约翰·阿纳哥斯迪斯（John Anagostes，15世纪人）记载1430年穆拉德二世击败威尼斯人夺取塞萨洛尼基事件的作品。这些反映拜占庭帝国各地情况的历史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拜占庭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33】

劳尼哥斯·查克孔迪利斯（Laonikos Chalkokondyles，1423—1490年）的10卷本史书以大量有关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苏丹国的外交资料补充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劳尼哥斯为雅典人，青少年时代随父亲流亡希腊，师从隐居米斯特拉的大学者普莱松，后在爱琴海地区从事文化活动。他的《精粹历史》涉及1298—1463年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关于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等周边民族交往的历史，除了土耳其人，还包括阿拉伯穆斯林、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等，其中来自土耳其文的资料极为重要。劳尼哥斯宣称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记载“伟大的希腊帝国的衰亡”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这在自傲的拜占庭历史学家中是十分少见的。可能是他早年受到的古代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精粹历史》带有浓厚的古典风格，例如其中关于其他民族的描写就充分体现出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而其中大段引用演讲词又有修昔底德的文风，甚至不时使用古代雅典人常用的阿提卡方言。作为历史著作，该书最主要的不足是缺乏年代记载。该书现存10.7万字，其权威版本是德文与原文对照本。^【34】

乔治·斯弗兰齐斯（George Sphrantzes，1401—1478年）是末代王朝的宫廷史家，他还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上流社会，成为曼努埃尔二世的朝臣，后来又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心腹大臣，特别是作为特使出访土耳其、热那亚、特拉比仲德和爱琴海诸多岛屿。1430年，他被任命为希腊南部帕特拉地方总督，1446年转任米斯特拉总督，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时，他被俘入狱。获释后，他出家修道，游历各地，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各岛屿，后老死于科孚岛。他的《简明编年史》涉及1413—1477年间的历史，主要依据他本人的日记，其中既有当时重大事件的年代记事，又有其子女生卒日期记录，属于私人回忆录。他在写作中放弃了拜占庭历史作品传统的文言体语言，而使用民间口语，其中夹杂了许多土耳其和意大利方言和词汇，这在拜占庭文史作品中也是极少有的。该书现存近2.5万字，其准确的年代记录提高了其使用价值，被后人翻译为多种语言，其中权威的英文和原文对照本为菲力匹底斯本。^【35】

塞尔维斯特（Sylvester Syropoulos，约1440—1453年）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前夕的著名学者，他的《回忆录》真实记载了发生在1438年前后的宗教和政治事件。他是东正教高级教士，任君士坦丁堡教区总管和大教长的助手。当时拜占庭帝国面临土耳其人的巨大军事压力，灭亡在即。1438年，他作为东正教代表团重要成员，前往意大利参加著名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和解大会，并在《东西教会合并法令》上签字。据他本人说，他是在被关押胁迫中不得不签字的。而这一法令在拜占庭帝国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部分教士和信徒都反对两个教会的联合，认为这是罗马教会乘人之危迫使东正教屈服的阴谋。他回国后改变立场，公开支持反对合并派，斥责《东西教会合并法令》。尽管他本人并非朝廷命官，也非宫中常客，但是《回忆录》还是涉及许多宫廷秘史和逸闻趣事，特别是皇帝身边的大量阴谋诡计，是后人了解这一时期拜占庭政治生活的重要史料。该书只有意大利文和原文对照本。除了记载某一重要事件的文献外，还有专门记载某位皇帝的传记，例如米海尔·克利多布鲁斯的《穆罕默德二世传》。^【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