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既没有出现中古西欧地区出现的那种基督教文化专制的情况，也没有出现类似于我国中古时代儒学一统天下或宋明理学称霸的局面。

拜占庭帝国的教会文化和世俗文化作为两大主流文化经历了最初的兴起阶段，中期的曲折发展阶段，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如前所述，拜占庭帝国初期曾出现了接受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高潮，这个时期也是世俗文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古典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重视自然的世俗文化，例如，以讲授哲学、法律、语言、算术、天文等课程为主的学校就属于世俗教育，学校中使用的教材也多来自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世俗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普及世俗知识的热潮，诸如培养建筑人才的各种实用技术专门学校在拜占庭帝国各地大量涌现，当时为数不少的建筑师、法学家、世俗文学家都是从这类学校中毕业的。世俗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世俗知识的推广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国家因此设立了各种类型、规模不等的图书馆，并出资收集民间古典藏书，挽救了大量濒于佚失毁坏的古典文献。^【65】在此基础上，国家还集中一批著名学者从事古籍整理和翻译注释，这些学者中不乏世俗文学的高手，例如罗曼努斯（Romanus，8世纪人）即熟练地运用古代希腊诗歌的优美韵律写作了大量赞美诗歌，被后人誉为“伟大的天才”。^【66】5世纪初亚历山大里亚著名的世俗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曾协助其父修订注释托勒密《地理学》和《天文学大全》，出版数学专著，并因高水平的数学教学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宣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古典哲学而闻名于拜占庭帝国（图9-24）。正是由于她在世俗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后来引起基督教狂徒的憎恨，以乱石将她击毙。^【67】拜占庭历史早期世俗文化的长足发展为其长期存在和几度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无论环境如何艰难，世俗文化始终没有销声匿迹，因为它已经深深植根于拜占庭帝国的土壤之中，在拜占庭人中有广阔的社会基础。

图9-24　希帕提娅

拜占庭基督教文化是从5世纪初以后迅速发展的，它随着基督教教会经济政治实力增强、势力扩张而兴起。其最明显的现象是出现了大量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传教演讲作品也在宗教争论和斗争中成批涌现，充斥拜占庭大小图书馆，各教堂和修道院的藏书迅猛增加，借阅的信众趋之若鹜，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此期最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学者是凯撒里亚人巴西尔，他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基督教同仁共同推动了所谓“教父文学”的发展，其作品一时为人争相传阅，成了热门书籍。自4世纪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撰写了第一部《教会史》以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文体便成了作家模仿的蓝本，据对现存史料的分析，仅撰写325—439年间基督教历史的作者就有5人之多，而同期世俗编年史既不连贯，数量又少。^【68】教会对教育的控制是这一时期教会文化发展的又一标志，教会不仅设立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而且将世俗学校置于其掌握之中。皇帝弗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即下令关闭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同时将许多传授世俗知识的学校交由教会管理，其后的希拉克略皇帝虽然恢复了君士坦丁堡大学，但是任命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为校长。^【69】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显然有助于教会文化的发展，同时阻碍了世俗文化的发展。

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帝国世俗统治集团打击教会势力的斗争。这场运动的目标直指教会，以民众暴力斗争的方式，捣毁圣像，游斗教士，没收教产，焚烧宗教书籍和艺术品，使基督教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教会庞大的经济基础从此瓦解，教会文化也因此陷入相当长时间的消沉。与此同时，世俗文化得到恢复。此后，教俗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专制皇权控制下进入了共同发展的阶段。

拜占庭教俗文化两大主流文化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存共荣。在各类学校中，基督教神学和世俗知识均是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学生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官员和教会高级僧侣均被要求具有教俗两方面的文化修养，例如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 I，806—815年在位）即先从师于世俗学者后就读于教会学院。^【70】而在重新建立的国立大学中，集中了许多名噪一时的优秀学者，其中包括以哲学家为其绰号的利奥、杰出的编年史家约翰和百科全书式学者普塞罗斯，他们均具有博大精深的世俗学问和全面的基督教知识。普塞罗斯撰写的多卷本《编年史》既是研究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了解同期教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名垂青史的大学者几乎都是精通教俗文化的人物，只知神学的教士或对宗教问题无知的作家都难登大雅之堂，甚至许多高官显贵和政治家也是教俗知识兼通的学者。由此可见，教俗文化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比较活跃，通过宗教活动和神学争论影响拜占庭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而世俗文化则在传统的文史哲、语言和自然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两者作为拜占庭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满足拜占庭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

拜占庭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点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决定的。自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明确规定，皇帝是基督教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皇权高于教权的思想和制度虽然在拜占庭历史上多次受到教会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教会权力始终服从皇权。直到1389年，大教长安东尼四世（Antony IV，1389—1390年在位）还致信莫斯科大公，“圣洁的皇上占据教会的最高地位，他不像其他地方的君主王公。皇上从开始即为全世界确立并肯定了真正的信仰，皇帝召集宗教大会，还以法律使人们服从神圣教会法确定的真正信条和教会正宗生活的东西，基督教不可能有教会而没有皇帝”。^【71】教会在拜占庭帝国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而存在，它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权力，当教会势力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时，世俗君主就必然采取限制措施。同样，教会文化也不可能主宰世俗文化。事实上，教会文化不可能涉及知识的所以领域，包揽所有的学术分支，单靠教会文化难以满足拜占庭社会多方面的需求。例如，拜占庭帝国各级官吏都被要求接受相应的专业培训和比较系统的教育，所有法官必须修满规定的法律课程，通过考试合格者方能获准从事法律工作。同时，教会对神职人员资格的严格要求也决定了教会文化长期发展的外在需求。较高的社会文化要求使拜占庭帝国教俗文化得以并存发展。

当我们在分析拜占庭教俗文化共同发展这一特征时，还应注意拜占庭帝国政府采取的文化政策，或者说，拜占庭国家推行的文化政策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拜占庭历史上既有像尤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这样的皇帝公开支持世俗文化和多神教，也有像查士丁尼一世这样的皇帝为强化皇帝专制而大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前者为发展古典文化建立的图书馆藏书达到12万册，而后者不仅关闭了传播世俗文化的中心雅典学院和许多法律学校，而且下令烧毁了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伊苏利亚王朝对教会势力的打击使皇权得以控制帝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皇帝根据统治需要制定其文化政策，使拜占庭文化不能不带有明显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政治烙印。总之，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世俗文化都不可能摆脱皇权控制而独立发展，这一点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统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