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其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宽容和对发展相对后进民族的开化启蒙。

拜占庭文化在吸收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还兼收并蓄古代西亚和远东民族文化的营养。首先，拜占庭文化通过文史哲作品接受了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思想和审美原则。众所周知，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具有理性化的自然主义特点，而包括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文化具有非理性化的神秘主义特点，拜占庭帝国处于两者的交汇之地，其文化虽然以古典文化为基础，但是并不排斥西亚地区各种文化影响。6世纪以弗所主教约翰（John of Ephesus，约507—586年）出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对西亚地区古代文化和波斯文化具有深刻了解，他的《东方圣徒传》对在拜占庭帝国传播东方神秘主义起了重要作用，^【60】对拜占庭学者了解东方思想具有很大帮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起源于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禁欲苦修思想的修道生活对拜占庭人的影响，其中3世纪上半叶的亚历山大里亚教区教士奥立金和被称为“隐居修道之父”的圣安东尼（Antony the Great，251—356年）影响最大，他们都主张通过远离人群和冥思苦想达到与神的沟通，将“启示”视为与上帝交往的最佳途径（图9-22）。这种生活方式后来在埃及各地流行，并通过西亚地区逐步向拜占庭帝国中心地区传播，最终在君士坦丁堡出现大批修道士。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拜占庭帝国末期，其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思想能够满足拜占庭帝国普通居民在动荡环境中的精神生活需求，使早期拜占庭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

图9-22　圣安东尼

其次，古代西亚和波斯艺术对拜占庭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古代西亚和波斯艺术均带有该地区神秘主义思想，无论是艺术形式和内容，还是艺术题材和表现手法都贯穿着神秘主义倾向，与古希腊罗马艺术自然主义的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圣像造型艺术在拜占庭帝国的长足发展反映了神秘主义艺术的强大影响，拜占庭人从关注自然景物向追求“通神”艺术转化，他们摒弃绘画和雕刻中的真实感和构图造型和谐的平衡感，主张“通神而忘形”。例如，在拜占庭圣像画中常见的圣母子像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现实主义的妇女和婴儿的形象，也感受不到自然主义的人类感情，画面本身缺乏合理的布局和比例，古典艺术的和谐与真实感消失了。拜占庭艺术家认为，外在的形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体现出的神秘感，他们以简洁的线条和对比强烈的色彩突出圣母子庄重的形象，通过带有特殊含义的线条和色彩表达重要的神学思想。他们尤其重视对眼睛的描绘，平白中透露着圣母子的纯洁和仁慈，以传达上帝的圣恩。他们企图使人忽视对圣像人物的欣赏，而追求画面背后的神学含义。同样，在雕刻艺术中，古典艺术的人物和自然动植物的生动逼真的造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一变化主要来自波斯和西亚地区非人格化抽象艺术的影响。

拜占庭帝国与包括古代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远东民族的联系虽然较少，但是在文化交往中却有几笔珍贵的记载，其中广为流传的事例是，6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了打破波斯人对东方生丝贸易的垄断，支持两名教士到中国学习养蚕技术，并将蚕卵和桑树苗带回拜占庭帝国，从此拜占庭人在巴尔干南部建立起丝织业中心。拜占庭文化中还保留了印度文化的因素，据瓦西列夫的研究，8世纪拜占庭作家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aint John of Damascus）写作的浪漫传奇小说《巴拉姆和约色芬》，是使用了佛教故事的题材，认为该书是佛祖释迦牟尼本人生活素材为基督教所利用的典型事例。^【61】

拜占庭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其开放性特点的重要表现。拜占庭文化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它将不同民族文化适用的部分融合在自身之中，以满足新的需求和弥补自身的不足。这种灵活性使拜占庭文化得以在古代欧洲和地中海世界普遍的衰败形势中迅速摆脱危机，并获得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就欧洲和西亚北非地区而言，拜占庭文化发展的历史最为悠久，在4世纪到15世纪的千余年期间，拜占庭文化一直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之一，君士坦丁堡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拜占庭文化相对迅速的发展为其向文化后进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7世纪以前拜占庭帝国周边地区的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新兴起的日耳曼人发展相对落后，普遍的野蛮和蒙昧状态为拜占庭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天地。

受拜占庭文化影响最大的民族是斯拉夫人，其中最先接受拜占庭基督教文化的是斯拉夫人中的摩拉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自6世纪即开始迁徙巴尔干半岛，与拜占庭人发生接触，在商业贸易活动和军事冲突中，斯拉夫人感受到先进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优越性，逐步接受拜占庭文化。9世纪，两国主动向拜占庭皇帝提出皈依基督教的请求，并为拜占庭传教士和学者进入其国提供保护，为传教活动提供物质条件，这就为拜占庭文化向斯拉夫人居住地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是由于拜占庭传教士的努力，斯拉夫人不仅接受了东正教信仰，而且接受了由拜占庭人创造的文字，从此奠定了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基础，开始了斯拉夫人文明化的进程。此后数百年，拜占庭文化在东欧地区迅速传播，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先后接受东正教，并在拜占庭人创造的斯拉夫文字基础上发展出各自的文字体系。拜占庭文化在东欧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使斯拉夫人世界得到文化启蒙，加速了斯拉夫人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世界，奠定了近现代东欧文化区域的基本格局。

拜占庭文化对西欧和阿拉伯人的影响也强烈而持久。中世纪西欧地区由于受到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原有的罗马文化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当地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迫发生改变。在恢复战争造成的破坏过程中，西欧地区出现了普遍的文明程度下降的现象，致使欧洲大部分中古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上长期落后于拜占庭文化。14世纪以前，目不识丁的文盲君主在西欧绝非少数，例如被西欧学者津津乐道的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倡导者查理大帝就是一位不谙书牍的国王，他仅能用拉丁文描画自己的名字，其他文字工作悉数交给宫廷中的基督教教士。这个“半文盲”君主在文化上远远不及受过良好教育的拜占庭皇帝和贵族。最初，拜占庭文化是通过其在意大利南部的辖区进行传播，并以这些省区为据点不断向其他日耳曼人国家渗透。意大利南部许多地区的居民，长期使用希腊语，有的人甚至只懂希腊语而不会拉丁语。8世纪在拜占庭帝国中心地区发生的毁坏圣像运动和迫害教士活动，使大批饱学之人流亡意大利，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并为此后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建立文化中心作了准备。11世纪以后西欧出现的十字军东征客观上是向东地中海的移民运动，它打着宗教战争的旗号，客观上使空前广泛的西欧居民亲身了解到拜占庭文化的丰富多彩，直接感受到拜占庭人生活方式的优雅舒适，对西欧各阶层居民产生了强烈的文化震撼，对此后西欧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生活的改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学者之间的往来、图书文献的交流也有助于拜占庭文化的西传。在拜占庭首都的皇家学府中，始终有来自西欧（主要是意大利）的学生，他们在传播拜占庭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拜占庭文化对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不及意大利地区，但是我们仍有许多例证说明此种影响的存在。如10世纪通过王室联姻成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二世妻子的拜占庭皇家公主塞奥发诺及其子奥托三世（Otto III，983—1002年在位）（图9-23）热爱拜占庭文化，极力推崇德意志人学习希腊语，促成了日耳曼民族接受拜占庭文化的高潮。^【62】拜占庭文化对西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薄伽丘、彼特拉克等著名人文主义文学大师均曾拜拜占庭学者为师，许多因土耳其人进攻拜占庭帝国战乱而流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不仅带去大量希腊文献，而且从事古代名著的翻译工作，例如15世纪的拜占庭希腊语言学家庇拉多斯重新翻译整理《荷马史诗》，对薄伽丘的写作给予了极大帮助。又如彼特拉克师从拜占庭大学者巴拉姆，学习希腊语，获益极大，因此对巴拉姆大加褒奖称赞。^【63】正是由于拜占庭文化对西欧的长期影响，因此在基督教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后，甚至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后，拜占庭学术仍然能够得到西欧学者的青睐，拜占庭文化仍然能够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文化来源之一。

图9-23　奥托三世

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军队曾长期冲突，并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但是拜占庭文化对西亚地区各民族的影响却比较强烈。7世纪中期兴起于西亚的阿拉伯人在文化上一度模仿先进的拜占庭文化，哈里发国家的许多君主并不因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忽视接受拜占庭文化，他们聘请拜占庭学者前往阿拉伯国家讲学，或支持拜占庭学者翻译古典希腊罗马文史哲和自然科学著作。在阿拉伯人兴起后的一二百年间，拜占庭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和阿拉伯人渴求先进文化的积极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篇章。^【64】就此而言，笔者不同意国内部分学者将拜占庭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对此将在后文中加以阐述。

拜占庭文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开放性，首先反映出拜占庭人对本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优越感基础之上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本国文化的优越性，确信在当时的世界上，本国文化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不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挑战，经得住任何冲击。其次，拜占庭帝国所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不仅在经济上独享东西南北商业贸易的便利，而且使它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至少频繁的贸易往来为拜占庭文化对外开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最后，活跃的商业和频繁的军事活动也成为拜占庭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媒介。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军事外交和商业贸易活动始终十分活跃，而在商旅、军营和外交使团中，经常有拜占庭学者或传教士，拜占庭帝国商业贸易和军事外交活动扩展到何处，其文化影响便传播到何处。应该说，拜占庭文化的开放性也是其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