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巴列奥略王朝推行的错误外交政策使新兴的土耳其人势力顺利发展。早在13世纪时，拜占庭人完全有能力清除土耳其人这个未来的隐患，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而后拜占庭帝国朝野贵族更将凶猛剽悍的土耳其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更为迅速。正是由于巴列奥略王朝的支持和保护，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才没有被扼杀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没有像巴尔干半岛各小国那样相互牵制，难以发展。也是由于巴列奥略王朝的亲土耳其政策，使土耳其人获得充足的理由和借口大肆扩张，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还是由于巴列奥略王朝的屈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征服扩张活动被合法化。丧失军事力量的拜占庭帝国最初只是利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武装力量，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土耳其军力的增强，其政治野心也极度膨胀。土耳其人势力强大后，拜占庭人只能唯土耳其人马首是瞻，甚至成为后者转战巴尔干半岛的帮凶。约翰五世时期，作为苟延残喘的弱小国家的皇帝，他完全听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命令，不仅于1355年与奥斯曼土耳其奥尔汗一世订立割让色雷斯地区的条约，使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占领合法化，而且还不得不接受土耳其人将其首都从小亚细亚地区的尼西亚迁入欧洲巴尔干地区的阿德里安堡的事实，继而他曲意迎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在谈判中处处让步。1374年，约翰五世与其他巴尔干国家一样正式承认苏丹的宗主地位，并将次子曼努埃尔送入苏丹宫中作为人质。也是在苏丹的命令下，他将长子安德洛尼卡和孙子约翰的眼睛刺瞎。

其次，巴列奥略王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延误了解除边防危机和自救的时机。巴列奥略王朝君主对西欧国家的游说和对教皇的说服工作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的成果，但是却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约翰五世、曼努埃尔二世和约翰八世先后访问西欧国家，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正是在这个时期，塞尔维亚人一度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土耳其人发展起来，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拜占庭帝国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岁月，一再丧失自救图强的机会。王朝气数已尽，日薄西山之势不可逆转。

巴列奥略王朝的对外政策还加剧了国家财政经济危机。王朝在外交活动中动辄割让土地，使国土资源急剧萎缩，如1298年安德洛尼卡二世被塞尔维亚人击败后，割让大片被占领土给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乌罗什二世（Stephen Uroš II Milutin of Serbia，1282—1321年在位）（图8-11）。1302年、1308年、1331年和1355年，拜占庭人多次割让土地，以换取与土耳其人的暂时和平。特别是拜占庭人割让色雷斯、加拉大等对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导致拜占庭帝国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以致到1423年巴列奥略王朝将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给威尼斯后，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首都城内少许工商税收勉强度日。该王朝不仅由于割地减少了资源，还通过出让经济权利断绝了最后一点经济来源。早在11世纪末，拜占庭人即用君士坦丁堡的商业特权换取威尼斯舰队援助，以抗衡诺曼人的海上攻击，这对占据天然地理优势的拜占庭国际贸易是沉重的冲击。1267年，米海尔八世许可热那亚人在首都近郊的加拉大建立商业特区，次年又出让该区全部商业特权，使拜占庭国际贸易的最后一点优势丧失殆尽。1402年，土耳其军队在安卡拉战役（Battle of Ankara）中遭到帖木尔（Timur）统帅的蒙古军队致命打击，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及其子被杀，^【12】奥斯曼帝国解体。这一事件曾给拜占庭帝国提供了难得的自救机会，但苟且偷生的拜占庭人没有抓住这一机遇，却在同年将整个东方贸易的交通权拱手让给威尼斯，以换取其外交上的支持。

图8-11　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乌罗什二世

巴列奥略王朝在外交活动中的巨额开支也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例如，安德洛尼卡二世原打算在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战争中坐收渔人之利，计划落空后，不得不倾其国库所有向双方支付大笔赔偿。约翰五世和曼努埃尔二世在游说西欧国家援助的旅途中开销巨大，他们与威尼斯人订立的协议几乎是用钱买下的，而这笔巨额钱款完全超出了王朝的经济能力，最终因无力支付而使协议没有生效。雇佣兵的军费也是拜占庭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1351年，约翰六世因使用土耳其雇佣军作战而耗尽国库最后的金钱，不得不以没收教产的方法支付军饷。从约翰五世到约翰八世统治的百余年期间，拜占庭帝国与土耳其人签署的协议大多包括纳贡的内容，从而使土耳其人榨干了拜占庭人最后一点点油水。

晚期拜占庭帝国王朝政治腐败，内外局势动荡，朝野人心涣散，几次大规模内战几乎都伴随着外交政策上的争论。可以说巴列奥略王朝忽而亲西欧忽而亲土耳其的外交实践是加剧其政治分裂的重要原因。米海尔八世时，为取得朝野贵族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推行政治高压措施，监禁和流放反对派贵族，没收他们的财产，开启了该王朝皇室内部政治斗争的序幕。其子安德洛尼卡二世对“统一派”分子则大开杀戒，^【13】甚至连其兄弟君士坦丁也不放过，只是由于朝臣说情，才改处没收家产，流放边疆。中央政府外交政策的摇摆不定直接造成朝野上下的分裂，安德洛尼卡二世和米海尔九世在使用西班牙雇佣兵政策上的分歧直接导致雇佣兵哗变，造成希腊地区巨大的灾难。^【14】“塞萨洛尼基共和国”于1342年宣布独立和起义的重要原因是对当时的外交政策不满。1383—1387年，土耳其军队利用拜占庭帝国外交失误夺取了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此后，土耳其人的每一步扩张几乎都是有合法的理由和外交上的借口，直到他们完成对整个拜占庭帝国陆海领地的征服和占领，包围和封锁了君士坦丁堡。

晚期拜占庭帝国政治上的分裂是以其社会全面解体为背景的，其明显的表现在于巴列奥略王朝统治时期教会内部的激烈斗争和社会形势的动荡。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于1054年互相开除教籍，标志着东西方两大教会的正式分裂。这一分裂在拜占庭帝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各阶层支持东正教教会的立场，特别是在罗马教会支持的拉丁帝国统治被推翻后，东西方教会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巴列奥略王朝统治初期，皇帝出于纯粹政治目的进行的“统一教会”活动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剧烈反应。1273年，“里昂教会和解令”一经公布，立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轩然大波，大教长约瑟芬愤然辞职，以示抗议，而支持“统一”的拜库斯（John Beccus）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教会上层两派之间的对立。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进一步将教会上层的分裂扩展到教会基层，进而又扩展到整个社会。宗教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敏感和微妙的问题，如今与帝国复杂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纠缠在一起，更成为晚期拜占庭帝国社会解不开的死结。加之中央政府政策摇摆不定，社会分裂更趋严重。1312—1323年，由于“统一教会”问题造成的分裂使教会五易大教长，其中还有两年空缺。1369年和1433年约翰五世和约翰八世亲赴意大利订立和签署“教会统一法令”，都引发了教会更深刻的分裂和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皇帝的镇压措施也没能解决问题。当土耳其军队兵临城下，团团包围君士坦丁堡准备发动最后攻击时，拜占庭帝国的教士们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喋喋不休地争论“统一或分裂”问题，甚至公开宣扬宁可欢迎伊斯兰教也不要天主教。大教长卢卡斯·诺塔拉斯（Roukas Notalas）公开宣称：“宁可在都城内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统治，也不愿意看到顶着三重教冠的拉丁人的统治。”^【15】社会解体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巴列奥略王朝，几乎没有出现“一言以兴邦”的卓越政治家，无论是皇帝亲王，还是高官显贵，或是将军武士，或是文人墨客，都对东地中海和欧洲形势缺乏必要的理解，对国家的前途缺少应有的洞察力，以致在外交活动中采取了许多短视行为，外交政策忽左忽右。他们不是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整顿朝纲和内政改革方面，不是把外交活动定位于为富国强兵和加强国力服务。另外，由于他们不能清醒地认识此时本国国情和周围世界的形势，因此做了不少“不可为之事”，采取了许多愚蠢的外交措施。他们不能正确估计本国民众对罗马天主教反感的情绪和西欧各国内部动荡、无心东顾的局势，因此在争取西方援助的外交活动中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的精力太多，浪费的时间太长，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同样，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判断土耳其人迅速崛起的趋势与其称霸地中海和黑海世界的野心，因此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发展和扩张的政策。他们在对外事务中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相互厮杀，只能自掘坟墓，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