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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帝国通史
1.11.1.3 3.“二等小国”
3.“二等小国”

巴列奥略王朝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已经不是“帝国”,“它已经下降到二等小国的地位,是个处于守势的国家”。【10】而巴列奥略王朝的内外政策和国事活动本质上是小国的作为。

巴列奥略王朝在米海尔八世、安德洛尼卡二世和安德洛尼卡三世时期尚能保持自主外交的特点。在这一阶段,其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出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明显的倾向性。米海尔八世重新夺回首都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国家面临西方和北方强敌的威胁,特别是刚刚被推翻的拉丁帝国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如同悬挂在拜占庭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使立足未稳的拜占庭统治阶级感到恐惧。可以说,复辟与反复辟是新建王朝面临的第一个生死攸关的斗争。当时,复辟势力以西西里国王安茹的查理(Charles of Anjou,1266—1285年在位)(图8-7)和被废的原拉丁帝国皇帝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 of Constantinople,1237—1261年在位)为领袖,他们联合反拜占庭帝国的巴尔干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残留在希腊半岛的拉丁人势力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结成反拜占庭帝国同盟,进而发动了第一次旨在复辟拉丁帝国的十字军。对此,米海尔八世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一方面主动向教廷派遣使节,提出重新开始关于东西方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表示愿意领导东正教教会服从教皇,以此分化教皇与安茹的查理的关系;另一方面紧紧抓住安茹的查理之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ewis IX,1226—1270年在位)(图8-8),主动遣使结好,并投其所好,馈赠许多希腊古代手稿和文物,同时以谦卑的姿态请路易九世仲裁东西方教会之间的争论,从而赢得路易九世的好感,促使路易九世出面阻止了其弟安茹的查理的东侵计划。最后,米海尔八世与埃及苏丹和西班牙阿拉贡国王进行秘密谈判,推动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Peter III of Aragon,1276—1285年在位)远征西西里,利用1282年3月31日爆发的“西西里晚祷”事件击败查理,【11】彻底粉碎了西欧拉丁骑士的复辟阴谋。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外交活动还具有某些灵活性。米海尔八世除了巧妙地周旋在西欧各种政治和宗教势力之间,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达到巩固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他还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大胆地开展对东方各国的灵活外交活动,遣使于蒙古军队统帅旭烈兀,主动结好,并与马木留克王朝和金帐汗国结成同盟,为维护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势力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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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安茹的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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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路易九世

但是自1341年以后,巴列奥略王朝外交政策转变为忽而亲土耳其忽而亲西欧,摇摆不定,失去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由于“两约翰之战”的进行,交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向周围强大的保加利亚军队和土耳其军队求援。当时,尚在迅速发展初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完全控制了小亚细亚地区,正在寻找进入欧洲的机会,这一外交政策恰恰为之提供了正当理由。1345—1356年间,土耳其人先后5次对巴尔干半岛大规模增兵。为了巩固其傀儡皇帝的地位,约翰六世还于1346年将亲生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许配给奥斯曼土耳其奥尔汗一世(Orhan I,1326—1359年在位)。约翰五世则在西欧人的帮助下击败约翰六世,因此在其恢复帝位的初期,他对西方国家充满幻想。1366年和1369年,约翰五世先后前往匈牙利和罗马,企图说服西方君主再次发动援助东方基督徒的十字军,但结果使他大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响应他的求救呼吁,反而大敲其竹扛。威尼斯人甚至以其赖账为借口将他扣押在威尼斯。1371年以后,他步约翰六世的后尘,投靠土耳其苏丹,缴钱纳贡,送交人质,甘心情愿地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

自曼努埃尔二世(图8-9)成为皇帝后,巴列奥略王朝再度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拜占庭皇帝以各种形式乞求西欧国家的救援,直到最终灭亡为止。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扫清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一切障碍,完成了灭亡拜占庭帝国的准备工作。苏丹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并组建庞大的舰队控制了爱琴海,使拜占庭人龟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在此背景下,曼努埃尔二世只能将得救的希望寄托于西欧国家。他先是请求威尼斯人向被封锁的首都运送粮食,以缓解城中发生的饥荒,而后向包括教皇、法、英、阿拉贡、威尼斯在内的西方国家和俄国求援,但得到的只是各国君主的口头响应,俄国人的金钱支援和法国人派来的1200人骑兵根本不足以挽救拜占庭帝国。于是,曼努埃尔二世在法国将军布锡考特(Boucicaut)的陪同下前往西欧进行了为期3年半的游说活动,但是得到的几乎全部是空洞的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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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曼努埃尔二世

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 Palaiologos,1425—1448年在位)也先后访问了威尼斯、匈牙利和米兰,费时一年。1438年,他率领包括东正教大教长约瑟芬二世在内的希腊教会代表团再赴西欧,参加教皇主持召开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签署“佛罗伦萨东、西教会统一协议”(the Union of Florence),以推动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e IV,1431—1447年)发动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1444年,由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在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Władysław III,1440—1444年在位)统率下于瓦尔纳战役中遭到重创,全军覆灭,瓦迪斯瓦夫三世阵亡。这是东欧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扩张、挽救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尝试。此后,约翰八世(图8-10)停止了外交努力,听凭命运之神的摆布,消极等待最终的末日。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1449—1453年在位)在位4年中,尽其所能,进行最后抵抗,并向西欧各国发出绝望的求救,直到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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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约翰八世

巴列奥略王朝外交政策是随着当时西亚和欧洲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结果。但是,巴列奥略王朝历代皇帝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错误对整个形势的恶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外交活动没有成为强化内部改革的补充,也没有为加强国力提供外部条件,而只是成为他们寻求援助和救护的渠道。在该王朝统治的近200年期间,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旨在富国强兵的措施,甚至连在尼西亚流亡政府期间成功推行的军事和土地改革也被废止了,从而错过了从内部救亡的时机,堵塞了从内部解决边防问题的可能性。特别是该王朝多位皇帝引狼入室的行为对衰弱的拜占庭帝国是最后的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