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的社会矛盾极为深刻，早在马其顿王朝统治末期，各种深层矛盾就开始迅速发展，诸如皇帝专制集权和地方贵族分裂、中央政府和地方军区权力分配、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关系、大地产和小地产（包括军役土地）对立、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相互排斥、城市和乡村关系，等等，其中一些矛盾暴露和表现为难以克服的社会弊病，例如小农经济衰败和军区制的瓦解，伴随着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并对中央集权政治造成破坏，一批经济势力强大并在政治上权大位高的贵族大家显赫一时，他们不仅在地方称王称霸，而且积极参与皇室内讧，左右朝政。杜卡王朝（Doukas，1059—1081年）、科穆宁王朝（Komnenos，1081—1185年）、安格洛斯王朝（Angelos，1185—1204年）和末代的巴列奥略王朝（Palaiologos，1261—1453年）均是大贵族参与宫廷政治的结果。这些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演化成为拜占庭帝国无法克服的社会固疾，从而导致了拜占庭国家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拜占庭军事化社会结构的瓦解是11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军区制的衰落和大贵族势力的迅速兴起，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即是明显的标志。7世纪开始推行的军区制曾加速了拜占庭帝国社会组织的军事化，使包括拜占庭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在内的拜占庭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恢复，有力地促进了以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疆域的稳定。但是，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在以农兵为主体的小农阶层兴起的同时，以大地产主为核心的军事贵族也悄然崛起。

军区内的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自然灾害和战争的打击。随着占有大地产的军事贵族迅速兴起，小农经济瓦解的过程大大加速。大地产主利用小农破产之机，以提供庇护权为借口吞并小农土地，并对小农的自由权利实行控制，使小农人身部分依附于大地主。而小农则因无力抵御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压力，不得不以自由权利为代价换取大贵族的保护。11世纪以后，小农日益沦为大地主的农奴。马其顿王朝的皇帝，如巴西尔二世和罗曼努斯一世，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然而，拜占庭历代王朝统治者，除个别者之外，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大地主，因为皇帝在发展军区的同时必须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另一方面，如果打击大军事贵族，那就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主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大贵族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也将同归于尽。因此，皇帝的立法并未得到贯彻，而皇帝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他们所能做的唯有颁布几项法令，仅此而已。这样，小农的地位并不能真正得到加强，他们仍然经受不住各种灾变和动乱的打击，而处于随时被吞并的境地，即便法令暂时为他们提供种种优先权，他们也只能自动放弃或转让给大地主。10世纪以后的资料表明，小农日益丧失独立性，迅速沦为大地主的农奴，时人称之为“普罗尼亚”。^【1】到11世纪，随着军区制的瓦解，拜占庭国有小农几乎完全消失。

大贵族势力的兴起对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制造成直接威胁，成为拜占庭社会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的主要因素。许多地方大贵族参与皇室内讧，有些军区的叛乱甚至造成王朝的倾覆。尤其是军事贵族形成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他们之间的较量构成了晚期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的主线。因此，10世纪以后的拜占庭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将原有的军区分划为更多更小的军区，以便加强控制。最初在全国建立的六大军区到10世纪时就分划为25个军区，到11世纪时，这一数字上升为38个，仅在原亚美尼亚军区境内就分划出10个小军区。^【2】同时，中央政府重新委派行政官员分担军区将军的行政权。这种分权措施实际上将军政之权重新分离，恢复了军区制以前的军政两元化领导体制。至12世纪，军区制被完全取消，军区和将军等有关军区制的“名称从此几乎完全消失了”。^【3】

军区制的衰败对拜占庭武装力量也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以本国兵源为主体的农兵日益减少，代之而起的是罗斯人和诺曼人雇佣兵。晚期拜占庭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多成为这些雇佣兵的军饷。而且，雇佣兵作战的目的与本国农兵不同，极易发生哗变，肆虐于拜占庭帝国京畿腹地。12世纪诺曼人雇佣兵的反叛就给拜占庭中心地区的巴尔干半岛造成持续数十年的兵祸。^【4】至13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几乎到了兵不能战或无兵可用的地步，只能依靠外国雇佣兵。这样一来，拜占庭国家出现了大批土耳其人、诺曼人、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雇佣兵，他们在拜占庭内地造成兵匪横行的局面。拜占庭军队实力急剧下降的直接后果是13世纪初拜占庭人在数千十字军骑士的攻击下，城防坚固的君士坦丁堡轻易便落入敌手。从此，拜占庭帝国就沦为东地中海的一个小国，失去了昔日雄风，只能在强国之间周旋，苟延残喘。

军区制原本是早期拜占庭帝国经历长期动荡军事、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庭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从事的成功改革。但是，军区制从推行之初自身内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拜占庭统治者为了通过推行军区制有效地应付外敌入侵，就必须依靠和重用军事贵族，这就为军事贵族势力壮大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军区制的发展和军事贵族的兴起，小农土地必遭吞并，小农经济必然趋于衰败，从而瓦解了军区制存在的经济基础。拜占庭帝国统治者企图通过相对自主的地方管理有效地维护和保证中央集权统治，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扩大地方权力，削弱中央集权和瓦解小农经济基础的后果。他们无法克服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地产生产、大地主和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军区制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准备了其自身毁灭的条件。正是由于这些不可调和的深层次矛盾的演化，才使军区制这种适合拜占庭帝国生存需要的国家制度归于衰败，进而造成拜占庭国力的衰落，也促成了拜占庭国家在外敌的连续打击下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