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坏圣像运动是中期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这场运动是8—9世纪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发动的禁止使用和崇拜圣像的社会斗争。这场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极大。学者多以这场运动标志当时的历史，称运动发生的100余年为毁坏圣像时代。^【5】

这场运动起因比较复杂。从宗教角度来看，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拜占庭统治集团为消除有碍加强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如穆斯林或犹太教徒之间关系的宗教障碍。他们认为，由于基督徒对圣像等宗教偶像的顶礼膜拜，使得其他宗教信徒难以与基督徒接近，从而造成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的对立，也使帝国境域内外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对帝国抱有宗教敌对情绪。其二，伊苏利亚王朝的皇帝试图通过“净化”信徒对原始基督教教义的信仰来加强思想控制。拜占庭皇帝认为，由于《圣经》明确规定“不可跪拜那些偶像”，^【6】而拜占庭基督徒普遍崇拜圣像，故触犯神威，屡受惩罚。他们甚至将诸如726年大地震等自然灾变和阿拉伯人入侵等都视为上帝对基督徒违犯上帝戒律的惩罚。其三，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受到拜占庭东方省区神秘宗教艺术影响的人力图将古典艺术崇尚自然形象的倾向排除出基督教艺术，在艺术领域恢复基督教的纯洁。

事实上，基督教内部关于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在4世纪初，西班牙地区就举行过爱尔维拉基督教大会，明确规定，教堂中严禁设置用于顶礼膜拜的绘画和图象。但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地位特别是成为国教以后，这一规定被弃之不用，使用圣像和圣物装饰教堂日益流行，圣像艺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致与君士坦丁大帝同时代的作家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认为，对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和保罗圣像的崇拜是基督教民族的习俗。对这一现象的出现，教会内部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反对者认为对圣像的崇拜有违上帝的意旨，而支持者则认为目不识丁的普通信徒唯有通过圣像才能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的圣绩。当然，这个时期的争论还仅限于个别教士。例如，塞浦路斯教士伊皮法纽（Epiphanius of Salamis）（图4-4）就愤怒地撕毁过教堂中那些饰有基督和圣徒的圣像画窗帘。在拜占庭帝国重镇安条克，反对崇拜圣像的民众向圣像投掷石块。至7世纪后半期，对圣像的崇拜愈演愈烈，圣像的内容从对基督和教父的描绘发展到对所有圣人和殉道者的描绘，圣像的形式也多样化，不仅有绘画、镶嵌画，而且有使用象牙、木料、宝石和各种贵金属制作的雕像。更有甚者，一些狂热的信徒宣称，这些圣像不是普通的艺术品，而是上帝借人手创造出来的，因此会产生神迹。作为对这种倾向的对抗，拜占庭帝国亚洲各省份出现了广泛的毁坏圣像的风潮，许多教堂有组织地清除圣像，并组织学者著书立说批判对圣像的崇拜。显然，毁坏圣像运动爆发以前教会内外关于如何对待圣像的争论已经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

图4-4　伊皮法纽

关于圣像的争论实际上直接涉及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救赎理论，它是将晦涩难懂的教义和普通信徒的日常宗教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的教规之争，也是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力图摆脱犹太教和古典希腊罗马哲学并最终形成独立的神学体系的结果。基督教神学一方面以一神论取代多神论，以确立上帝至高无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地位，进而奠定以上帝为最高目的的世界体系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以三位一体的基本信条克服犹太教绝对神秘主义的影响，用基督这一人神同形、同性、同格、同质的形象在人与神之间建立起“交流”的渠道，从而形成了救赎论的神学基础。

毁坏圣像运动还有深刻的政治原因。应该说，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拜占庭皇帝不是从个人或王朝的宗教信仰出发，而是以宗教问题为契机，力图推行一场旨在抑制教权膨胀的社会改革。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遏制教会和修道院政治势力的发展作为其宗教政策的出发点，力图恢复皇权对教权的控制，重新确立对皇帝的崇拜，特别是在教会势力迅速发展而直接威胁皇权对全社会统治以及外敌入侵极需统一全国力量的时期，这场运动就成为中央集权化的重要步骤，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利奥三世政策的基本目的并不依据任何宗教考虑。”^【7】

这场运动可以被视为皇权极力控制和参与教会事务的斗争。最初，皇帝对教会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加，这种权力被侵害。因此，皇帝维护其至尊权的举措愈加严厉。皇帝对教会的控制表现在召开基督教大会、任免基督教高级教职人员和调解仲裁教会内部争端等项权力方面。皇帝总是积极参与教会事务，一方面防止教会脱离皇权的控制，保持其凌驾于教会各派之上的最高权力形象；另一方面及时制止宗教争端造成的社会分裂。与此同时，教权一直力图摆脱皇权的控制，不仅要求教俗权力平等，甚至提出教权高于皇权的理论。教会司法权最先摆脱皇权的控制。而后，皇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当时尚由拜占庭皇帝控制的罗马主教格列高利一世（Gregory I，590—604年在位）公开与皇帝分庭抗礼，反对禁止官员和士兵在未完成职责以前进入修道院的皇帝敕令，并利用拜占庭世俗大贵族争夺皇权的斗争，迫使皇帝承认其“基督教教规最高捍卫者”的地位。至毁坏圣像运动爆发前夕，教会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足以与皇权相抗衡的地步，并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对皇权构成威胁，这就不能不引起世俗君主的极大恐惧。可以说，毁坏圣像运动是拜占庭教俗统治集团之间政治较量的结果。

此外，在教俗君主权力政治较量的背后还存在实际经济利益的冲突，换言之，毁坏圣像运动还有其实际的经济原因。基督教教会在4世纪以前还是民间宗教组织，其有限的财产常常遭到罗马当局的查抄。4世纪末以后，它作为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受到特殊保护，教会财产增加极为迅速。尼西亚基督教大会后，教会不仅得以收回大量被没收的地产、金钱和粮食，而且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兴建了大批教堂和修道院。教会还逐步获得许多经济上的特权，其中最主要的权利包括免税权、征收教产税权和接受遗产权。这些特权使得教会产业急剧增加，教会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

至7世纪末、8世纪初，教会已经在拜占庭帝国各地拥有庞大的教会地产，这种地产大多为庄园，或由教会委派的庄头管理，或由教堂和修道院直接经营。以君士坦丁堡教区为例，它拥有29处大小不等的庄园。相比之下，世俗贵族的田产就逊色多了。据现代学者估计，当时拜占庭帝国有各种修道院千余所。各修道院除了直接控制的地产外，还占有其他地产。教会的地产一般都享有免税权，因此，随着教会地产的增加，国家的土地税收日益减少，从而引起世俗君主的极大担忧。教会还通过接受捐赠、遗产和经营庄园等途径，保持相当丰厚的年收入，其收入远远高于世俗封建主。6世纪时，拉韦纳教区的年收入为12000金币，卡拉布里亚教区的年收入达到25200金币，7世纪时，西西里教区的年收入高达47000金币。^【8】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最高等级的官吏年薪不过数百金币，如非洲和拉韦纳两大总督区的总督年薪为725—800金币，统辖数省的大区长年薪也不过如此，一般官员的年薪只在3.5—72金币之间。^【9】教俗封建主经济收入的极大差距必然招致世俗君主的不满，特别是在国库入不敷出、国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就显得更加强烈。教会以教堂和修道院为核心聚敛大量财富，其富有的程度是世俗君主难以攀比的。据记载，君士坦丁堡教区除拥有几十处庄园和教堂外，还拥有36个金银制成的圣像，16个镶满珠宝的珍贵十字架和圣物，29匹金银线混纺的高级织物，110匹马，15头骡，4头奶牛，47头耕牛，72头菜牛，238头奶羊，94头绵羊，52头山羊及其他浮财。^【10】显然，教会是富有的大地产主，其巨大的产业对世俗君主有极大的诱惑力，他们多次试图征用教产，但是常常遭到教会的反对。教会吸引大批青壮年人出家，成为教职人员或修道士，这也是当时一个突出的现象。按照教会的规定，年满18岁的成年人都可以自愿为僧。他们分布于拜占庭帝国内上千所教堂和修道院，多数充当农庄式修道院的劳役僧侣，成为教会庞大经济的支柱。他们中仅有少数人过着独居或隐居或行游式的生活。据学者保守估计，毁坏圣像运动前，拜占庭帝国有10万修道士，约占总人口2％。俄国拜占庭学者安德列夫对此极感震惊，他写道：“鉴于目前在俄国广阔领土上居住的1.2亿人口中仅有4万修士和修女，我们很容易想象，在拜占庭相对狭小的领土上分布着何等稠密的修道院网。”^【11】7世纪初拜占庭人力资源的极大短缺，除了其他因素外，是与教会对青壮年人的吸引具有密切联系的。

显然，基督教教会的巨大财产引起世俗君主相当强烈的羡慕，尤其是在国家财政吃紧、世俗各阶层经济生活每况愈下的时候，这种羡慕就逐步演化为嫉妒乃至憎恨。同时，教会对大批青壮年人的吸引和收容对国家税收和兵源造成严重的侵害和瓦解，也引起拜占庭世俗统治集团强烈的不满和恐惧。在这种教俗统治集团经济利益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拜占庭统治者必然借助宗教问题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