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地中海地区处于地震频发的地震带，拜占庭帝国曾遭遇过多次严重地震的袭击，许多城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与地震造成的破坏相比，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爆发的大规模瘟疫更为严重。根据这个时期多位作家的记载，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爆发的大瘟疫属于鼠疫，对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在此加以叙述。

普罗柯比写道：“这时候发生了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瘟疫。以往凡是上天降灾于人世时，一些睿智的人都想方设法对其进行解释，提出了许多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原因，捏造一些自然哲学的古怪理论。他们的说法都不足为信，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理论欺骗他人，说服他们同意自己的观点而已。但是现在的这场灾难若想用言语表达或在头脑中构思对它的解释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这次瘟疫最先从生活在佩鲁希昂的埃及人开始流行，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迅速蔓延扩散，传遍整个世界。它肆意横行，随心所欲，但其运行似乎又有某种预定的安排。它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国家肆虐，毫不留情地到处抛下疫种。它通过两个方向传到世界的尽头，唯恐某个角落被漏掉，就连岛屿、山洞和山区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过……这种疾病通常先从海岸边爆发，进而传播到内地。第二年仲春时节，它到达拜占庭城，那时我碰巧也在拜占庭城。”根据他对瘟疫典型症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此次瘟疫是鼠疫大流行。“查士丁尼瘟疫”是鼠疫在地中海的首次大规模爆发，其病死率相当高，侥幸逃脱死亡的病人可能是人体对鼠疫产生的自身免疫力的结果。普罗柯比简单地谈到这一情况，“还有些幸存下来的人舌头僵硬，不再自然灵活，发音口齿不清，说话语无伦次，言语困难”。^【30】就此而言，埃瓦格里乌斯记载得更为详细，“在其他一些地区，有时一座城市里的一两户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余人家却安然无事；但是我们认真调查后会发现，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会成为来年瘟疫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令人更惊奇的是，如果一座城市被瘟疫波及而那里的居民在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逃往其他城市，那么他们在那座城市还是会遭遇不幸——也就是说，那些从被瘟疫波及的城市逃亡的居民会在没有被感染的城市仍然得病”。^【31】

这场鼠疫造成了拜占庭帝国空前严重的人力损失。普罗柯比就此记载：“这种疫病在拜占庭城肆虐有4个月，严重感染期也大约有3个月。刚开始时死亡的人数仅仅比正常情况下死亡的人数多一点点，然而死亡率却在不断上升。稍后，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后来竟达到1万人以上。”“当所有现有的坟墓中都已装满了尸体后，他们便在城中到处挖坑埋尸。到了后来那些挖坑的人因为死亡人数太多而无法一一埋葬，就登上锡耶（在首都北部河对面的加拉大区）要塞的塔楼，从打开的屋顶向下扔尸体，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了要塞的所有塔楼，结果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股尸臭，城中居民痛苦不堪，特别是当风从那个城区刮过来时”。^【32】埃瓦格里乌斯写道：“据说这场瘟疫来自埃塞俄比亚。之后就席卷了整个世界，除了一些感染过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严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存活下来。”^【33】《复活节编年史（284—628年）》也记载说：“如此众多的人死于所说的这种瘟疫，致使人们只能将运尸板车套在不会说话的牲畜身上，然后把尸体扔在上面；当运尸的骡子被累死时，车子也就翻倒了，到处都像这样乱七八糟。当墓地都被占满了时，甚至连干枯的池塘也被填满了死人的尸体。”^【34】根据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述，瘟疫高峰时在公共场所中每天死亡的穷人从5000人上升到7000人或1万人，最多时达到16000人。这个数字比普罗柯比的记载还大了许多。在君士坦丁堡城门记录运到城外埋葬的尸体的官员在数到23万时便停止继续统计，因为尸体数量太多，难以尽数。他惊恐地写道：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庄，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无一幸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从叙利亚到色雷斯“在收获季节里居然没有人收获谷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35】《阿贝拉编年史》也说：“这次瘟疫流行了3个月，整户整户地消灭了大量当地居民。”^【36】约翰·马拉拉斯的记载似乎没有太多新意，“这场瘟疫持续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没有足够的人来掩埋尸体。有些人将死尸搬出他们自己的房屋，扔到担架上就不再去管他们。还有的尸体暴尸多日而无人掩埋。很多人不出席其亲属的葬礼。上帝的惩罚在拜占庭城持续了两个月”。^【37】根据这些史料的记载，瘟疫在首都流行了4个月，其中3个月为瘟疫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如果以90日计算，平均每天死亡5000人，则总死亡人数为45万人，按照现代学者对拜占庭居民总数60万—100万的估计计算，死亡率当在45％—75％之间。^【38】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料推算，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为57％。^【39】如果考虑到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达80％—90％。^【40】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瘟疫”（图2-12）肆虐的主要地区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军营，因此其对帝国劳动力和兵员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还应该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瘟疫”反复爆发，每次发作的威力均未有丝毫减弱。阿加塞阿斯记录了其第二次爆发的严重情况，“那一年（558年）初春时节，瘟疫第二次大爆发，肆虐整个京城，杀死了大批居民。自从皇帝查士丁尼统治开始的第15年瘟疫第一次传遍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它事实上并未完全停止传播，而是一直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只是让那些一时躲过其暴虐摧残的人获得暂时的喘息。现在，它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就好像以前受到了欺骗，在第一次大爆发时毫无理由地轻易离去似的。人们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凶狠的袭击。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5天”。^【41】

图2-12　查士丁尼瘟疫

大瘟疫的爆发与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红海商业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查士丁尼一世为打破波斯人在远东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大力拓展红海商业通道，使君士坦丁堡与埃及的联系进一步强化。^【42】可以推断，当时频繁的海上谷物贸易与“查士丁尼瘟疫”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查士丁尼瘟疫”究竟对拜占庭帝国产生了何等严重而深远的影响目前还是个需要多学科交叉深入进行研究的重大历史问题，可以另文探讨，特别是需要提供更多的量化资料说明问题。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以前，拜占庭军队总数达到65万人，但是到了其统治末年，这一数字大幅度下降到15万人，据说其后的皇帝希拉克略能够投入其重大战事——波斯战争的兵力只有区区6000人而已。^【43】当然，军队人数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大概是个关键因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拜占庭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后人力长期短缺，甚至经过一个世纪也未能恢复，帝国被迫采取移民政策，仅7世纪末年向奥普西金军区就迁徙了7万斯拉夫人，762年又再度向小亚细亚地区迁徙21万斯拉夫人，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员。^【44】“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前，拜占庭帝国进行大规模征服战争，开疆扩土，将地中海变为帝国的内海，帝国疆域之广大堪称空前绝后。但是瘟疫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不但强敌入侵屡屡得手，领土日益缩小，而且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迅速为内战所取代。显然，拜占庭帝国局势的突然变故是与“查士丁尼瘟疫”的巨大灾害直接相关的。在拜占庭国家遭受重大的人口损失、政治经济活动陷于停顿尤其是在政治中枢、军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之后，人们还有理由相信其皇帝能够继续保持帝国的强盛吗？其次，民众对瘟疫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扰乱了拜占庭帝国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死了许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慌”。^【45】“当时，拜占庭的大街上人迹稀少，那些幸运的健康人都待在家里，或者照顾病人，或者哀悼死者。如果碰巧有个人从屋里出来，那么他就是在拖一具尸体。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停止了，手艺人放下了手里的活计，每个人手中的工作都停止了。实际上在城市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饥饿，城中急需足量的面包和其他食物，很多病人的死亡原因多半是因为缺少食物而并非疾病。一句话，在拜占庭，你不可能看到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尤其是当皇帝也病倒之后（因为他的鼠蹊也肿胀起来），在这个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穿着仅能遮羞的衣服待在家里。这就是罗马帝国的大瘟疫在拜占庭流行期间的情况，它同时也传播到了波斯和其他蛮族人那里”。^【46】这里，我们可以设想当时查士丁尼帝国行政管理体系陷于瘫痪的情形，城市工商业活动完全停止，由此导致的哄抢偷盗等各种暴力活动急剧增加。再者，在突然降临的鼠疫面前，“人力”已经无计可施，在死亡恐惧威胁下的民众发生了信仰动摇的现象。当时为人们理解的价值观念，包括是非、善恶、生死等被无法理解的死亡恐惧所改变，通常流行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在混乱中悄然改变了生活习俗，一些人似乎改邪归正，而另一些邪恶歹徒则乘机作恶，社会生活一度陷入混乱，令普罗柯比感到怪异。约翰·马拉拉斯也提到，由于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在收获庄稼的季节无人下地收割，因此加剧了饥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47】最后，我们还注意到瘟疫对当时政治生活的稳定产生了不良影响。由于王朝统治一度停顿，政治阴谋随即而起。“查士丁尼瘟疫”爆发后出现了一次宫廷政变，普罗柯比接着写道：“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拥立像他（查士丁尼）一样的人为皇帝，那么他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军官们互相指控，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他们听信了贝利撒留和布泽斯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48】这次流产的宫廷阴谋，起源于查士丁尼一世感染鼠疫，终止于他奇迹般的康复。此后，一批文臣武将，包括战功赫赫的贝利撒留（图2-13）都因卷入其中而受到惩罚。这不能不被视为瘟疫的另一个直接恶果。

图2-13　贝利撒留

“查士丁尼瘟疫”还对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根据欧洲中古史学者的研究，埃及于541年最早出现疫情，同年鼠疫就传播到罗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鼠疫，随之维罗纳、马赛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此后，鼠疫随军队传播到波斯。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军营，后是沿海上航路、军事大道和商路四处传播，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49】难怪爱德华·吉本在论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时还哀叹，“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并未完全恢复”，而吉本那时已是18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