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一世的宗教政策也是围绕其建立统一帝国的总目标服务的。因为，基督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查士丁尼时代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信徒最多、势力最大、分布最广的宗教，其宗教神学逐步进入成熟阶段。但是，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两性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普通信徒在这个艰深玄妙的焦点问题上也找不到明确的解释，在社会改革引发的动荡环境中，公众很容易卷入无休止的争论，造成思想对立，进而加剧社会分裂。这种情况迫使致力于中央集权皇帝专制的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出面干预。

早期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曾发生过3次重大的神学争论，即4世纪发生的所谓阿利乌派学说之争，5世纪的聂斯脱里教义之争和自4世纪中期开始的“一性论之争”。所谓阿利乌派学说是指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教士阿利乌（Arius）提出的神学理论（图2-6），即认为上帝圣父和圣子在本体和本性上不同，圣父无始无终，永恒存在，其本性不变，而圣子基督为上帝所造，不能与圣父同样永恒，其本体和本性经历了发生、发展的过程，他只是体现上帝的道，因此不是神，其地位低于圣父。这一理论否定了基督救赎的可能性和人类获得上帝恩典的途径，与正统基督教神学发生冲突。围绕这一理论，教会内外分裂为不同教派，直到在君士坦丁大帝直接干预下举行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判定阿利乌派为异端。聂斯脱里派神学是由安条克神学家聂斯脱里（Nestorius）提出的两元论神学，即认为基督的神、人两性分离，其神性来自上帝，而其人性来自马利亚。这一理论与正统的三位一体信仰相悖，遭到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两教会的激烈反对，并于431年以弗所宗教大会上被斥责为异端。该派后流亡波斯帝国，并以波斯帝国为基地发展壮大，进而传入我国。^【22】一性论神学主张基督在所谓道成肉身后，其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只有神性表现出来。这种神学思想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盛行东方闪米特文化神秘主义的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广泛流行。显然，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割裂并使两者处于高下不等的地位是“错误”的，而将两者割裂后对立起来也是“错谬”，将后者消融在前者之中而单独强调神性仍然是“谬论”，这三种神学理论都违背了三位一体信仰所强调的基督神人两性的同质、同性、同格、同位的理论。客观而论，早期基督教神学争论了几百年的这个焦点问题看似简单，但它涉及基督教独立神学理论的建立，进而涉及基督教这个深受犹太教和古典希腊哲学影响的新宗教的神学定位。

图2-6　阿利乌

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一性论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首都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民众因此被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据当时的史家记载，狂热的信徒在街头巷尾、市场商店无止无休地辩论神学问题，甚至当顾客问及商品的价格时，店主竟回答“三位一体”，许多家庭也因神学分歧而破裂，几乎每一个帝国臣民都被要求在神学争论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干扰，因为面包作坊因此会拒绝向顾客出售面包。帝国社会因宗教争论而被分裂并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这是强势君主查士丁尼一世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认为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统一帝国只能有一种宗教信仰，他要扫除一切有碍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因素，要通过对宗教事务的干预恢复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强化至尊权。553年，查士丁尼一世召集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试图调解神学分歧。此后，他和狄奥多拉在皇宫中举行500名教士和神学家大会，讨论一性论神学。据说，查士丁尼一世为此专门学习神学理论，刻苦研究双方的意见，对那些晦涩难懂的教义信条日夜思考，夜不成寐。根据普罗柯比的一手记载，我们仍很难判断，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加强皇帝的至尊权还是基督神性和人性的关系，但他对基督教的笃信和痴迷是可以确定的。

拜占庭皇帝自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初就享有控制教会的至尊权，这一权力是早期拜占庭皇帝作为羽翼未丰的教会的保护人而自然形成的。从理论上讲，皇权和教权的结合是拜占庭君主权力的基础，两者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皇帝需要教会从精神统治方面给予帮助，而教会则是在皇帝的直接庇护下发展起来。最初，皇帝对教会的权力是无限的，但是随着教会实力的增加，这种权力越来越受到侵害，教会则出现了脱离皇权控制的倾向。皇帝至尊权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召开基督教大会的权力。自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亲自召开第一届基督教大会后，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召集了第二届基督教大会，431年，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集了第三届基督教大会，此后，第四届迦克墩基督教大会（图2-7）和第五届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大会分别由马尔西安（Marcian，450—457年在位）和查士丁尼一世于451年和553年分别主持召开。这个时期，基督教五大教会尚未形成最高教权机构，教会总协调人自然由皇帝充任。其二，掌握基督教高级教职人员的任免权。早期基督教教会曾建立了五大教区，即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教区。依据第二次和第四次基督教大会的决议，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教区享有最高教区的特权。拜占庭皇帝紧密地控制这些教区的高层事务特别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主教和大教长的任免权，并对不与皇帝合作者撤职监禁，甚至加以迫害。君士坦丁大帝就曾免去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的主教教职，狄奥多西二世则通过宗教会议罢免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聂斯脱里，并将其流放。其三，参与教会事务和仲裁教会争端。皇帝都极为重视教会内部的思想动向，一方面是出于防止教会脱离皇权控制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及时制止宗教争端造成的社会分裂。自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数百年间，帝国皇帝几乎参与和决定了教会所有争端的最后结果。

图2-7　迦克墩基督教大会

查士丁尼一世公开宣布自己是正统国教的保护人，大力支持基督教教会，兴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并授予教会多方面的特权。为了更好地参与教会的争论，他认真学习《圣经》，参加基督教教义讲习班，向高级教会神学家请教。同时，他积极参与教会神学家之间的辩论，总是力图平息各个教派之间的教义论争，一方面强令所有异教徒改信国教；另一方面以高压手段打击不愿屈服的异端信徒。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了被视为古典思想中心和传播异教学说基地的雅典哲学院，许多不愿屈服的著名教授被流放，学院的财产被没收。雅典这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著名文化中心从此失去了最后的光荣。^【23】与此同时，查士丁尼一世下令所有持非正统教义的信徒限期3个月皈依国教，否则，剥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并以重税和劳役实行经济上的迫害。一性论派、阿利乌派、聂斯脱里派都被列入异端的黑名单，其中对一性论的斗争最为激烈。这一派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宫廷中，有相当数量的大臣倾向于该派，其中包括皇后狄奥多拉。起初，查士丁尼一世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严格执行，但是，548年狄奥多拉病故后，他开始全面推行宗教迫害政策。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基督教大会，决定严厉惩处一性论派信徒和所有反对其宗教政策的人士。罗马大主教维吉吕（Pope Vigilius）即因此被流放，后客死他乡。

这些宗教迫害措施激起东部各省的起义。显然，查士丁尼一世从政治角度处理宗教问题，以高压和武力方式处理信仰问题，或调解各教派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或调和各教派之间的矛盾，最终都未能解决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分歧。事实上，围绕一性论进行的神学争论不仅是基督教正统和非正统教派之间的斗争，而且反映拜占庭帝国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亦即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东部各行省不满于帝国中央政府沉重的剥削，亚洲各被统治民族也对西部贵族的长期政治歧视和压迫心怀仇恨，他们利用宗教问题与朝廷对抗，而查士丁尼一世的基督教政策强化了这些复杂的矛盾，埋下了分离主义的祸根。半个世纪后，其恶果在阿拉伯军队大举扩张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