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调整税收制度和发展国内外商业贸易与手工业两个方面，前者的目的旨在稳定国内收入，后者的目的则为扩大外部经济资源的空间，以便为皇帝专制统治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拜占庭帝国税收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税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初，拜占庭国家的税收属于“土地人头税”，即根据耕地、劳动者和劳动工具及产量等诸种因素确定税收额度，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对税户进行资产和劳力核算，并根据税收额度征集税收。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清查核算的结果，登记各省区的纳税总额。由于拜占庭帝国地方官吏的腐败，上述核算过程被做了许多手脚，纳税额度掺杂了极大的水分。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包税制，即政府在从包税人那里收取纳税总额后授予包税人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内任意收缴捐税的方法，严重破坏了拜占庭帝国税制。查士丁尼一世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官吏进行税收业务培训，核查各地税额，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他指示各地税务官员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和最有效的办法促使纳税人完成政府规定的税收。他还将普通税从原有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和货币混合税。

与此同时，他针对大地主和大土地贵族千方百计逃避国家税收的现象，加大了对等级税的征收。这一改革从政治上还有打击日益兴起的大土地贵族势力的目的。当时，帝国各地出现了许多有权有势极为富有的大地主，例如，埃及的阿琵欧斯家族（the Atheoses）在当地权倾一时，富比王侯，不仅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拥有房产钱庄和商店作坊，而且在埃及各地拥有大片地产和无数村庄，其畜群几乎不可数计，该贵族还拥有私人库府总管、税收官员、秘书随从、亲兵卫队和大批奴隶工匠、雇工佃户，甚至有私设的家族警察和军队，等等。对此，查士丁尼一世在《查士丁尼法典》中指出：“我们得到了有关行省中存在时弊的消息，实在令人惊讶，当地的最高官员几乎无法凭自己的力量加以克服。我们极为震惊地听说，大地主们拥有的地产面积极大，他们还有私人卫队，有大批追随他们的暴民，无情地掠夺任何东西……国家财产几乎完全落到私人手中，为私人所有，因为，包括所有畜群的国家财产被掠夺、被侵吞。对此没有任何人加以批评，因为所有官员的嘴都被金子堵住了。”^【17】为了限制大贵族和大地主的发展，查士丁尼一世取消了贵族地主享有的免税权，要求大地主根据各自土地的多寡和劳动力的人数按时按量缴纳税收。他还借口大地主在税收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对最有势力的地主采取没收地产、强迫捐献和依法惩处的措施。他对教会地产的限制也同样严厉。在平息了532年尼卡起义之后，上述从经济上打击大地主的政策推行得更加坚决。查士丁尼一世坚决清理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全国税户，重新核准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精简各级官府，裁减官员，严厉整肃税收机构和官僚队伍中的腐败行为，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帝国税收官的贪污受贿和对普通百姓的横征暴敛已经严重瓦解了国家的税收体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摧毁农业生产、扰乱城市财政和打乱国家正常经济秩序的关键。535年，他在立法中明确了政府各级官员的职责，特别指出：官员“应像父亲关心子女般地对待所有忠诚的公民，保护臣民们免受欺压，应拒绝各种贿赂，在司法审判和行政管理中应公正，打击犯罪，保护无辜，应依法惩治罪犯，总之，对待臣民应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在何处都应清廉”。^【18】法律还要求国家官吏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保证税收，尽一切可能增加国库的收入，特别要按时收缴国家已规定税额的税收。大批钦差大臣被派往各行省，检查税收情况，各地的主教也被委以监督税收的职责。凡被发现犯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官员均受到查处，撤职监禁，财产充公，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收税得力的官员则受到奖励和加官晋爵。

发展商业贸易是查士丁尼一世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著名的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拜占庭帝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查士丁尼一世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拜占庭帝国能在对东方的商业活动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当时，来自远东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等贵重商品并不是直接到达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拜占庭帝国各口岸城市，中途需经过萨珊波斯控制的陆路和阿拉伯人控制的海路，巨额利润要经过多次瓜分，特别是在拜占庭与波斯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垄断东方贸易几乎成为波斯人手中的一张经济王牌。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决心打通新的商路，发展海上实力，建立东西方之间直接的商业往来，打破波斯人的垄断。

在这一政策鼓励下，拜占庭帝国出现了许多勇敢的冒险商人，他们积极投身到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图2-5）。此人生于查士丁尼时代，因经商致富，曾活跃在东地中海地区，长期经营东方商品交易。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直通道路，他曾到过红海东岸、西奈半岛、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晚年进入修道院过隐修生活，写下了著名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又名《科斯马斯旅行记》）。这本书准确地记载了科斯马斯的旅行见闻，对沿途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写。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供了其资料的来源，并对其亲眼所见的事实和亲耳听到的传闻作了严格的区分。这本书中还正确地叙述了古代中国隋军入健康灭陈的历史事件，成为拜占庭人重要的商业指南书籍。科斯马斯在这本书中提出，大地是漂浮在海洋上的扁平陆地，其最东端是称为印度的国家，而盛产丝绸的中国只是印度北方的一部分，“这一丝绸之国位于印度最偏僻的地方，地处那些进入印度洋的人们左侧……这一被称为秦尼扎的丝绸之国左边由海洋所环绕……运载丝绸的车队要由陆地旅行，相继经过各个地区，时间不长就到达了波斯，而通向波斯的海路要漫长得多……在秦尼扎以远，就再也不能航行也不能居住了……印度大陆的其他部分由发运丝绸的秦尼斯坦所占据，在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地区了，因为东部由大洋所环抱”。^【19】在当时，这样的描述基本准确，反映了东西方贸易联系持续而稳定的情况。

图2-5　科斯马斯

查士丁尼一世为了保护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利益，不惜发动战争，与波斯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以争夺红海贸易控制权。红海历来是连接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通道，也是对东方贸易的重要门户。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人在红海西北角大力发展港口，在阿卡巴湾建立了阿乌拉港，在其南部建立克里斯马港。从这里，大批来自东方的商品货物可以转运到安条克、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甚至直接运往西地中海各港口。查士丁尼一世积极支持当地阿克苏姆帝国（Kingdom of Aksum）的阿比西尼亚基督徒，发展与该帝国的友好关系。当波斯商人与阿克苏姆商人发生冲突时，他甘愿冒着与波斯帝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坚决支持后者。

关于查士丁尼一世从中国引进育蚕丝织技术的故事最能说明他发展对外商业的政策。普罗柯比在《哥特战争》中记载：“某些来自印度的僧侣们深知查士丁尼皇帝以何等之热情努力阻止罗马人购买波斯丝绸，他们便前来求见皇帝，并且向他许诺承担制造丝绸，以便今后避免罗马人再往他们的夙敌波斯人中或其他民族中采购这种商品了。他们声称自己曾在一个叫作赛林达的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而赛林达又位于许多印度部族居住地以北。他们曾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罗马人地区制造丝绸的可行办法。由于皇帝以一连串问题追问他们，询问他们所讲的是否真实，所以僧人们解释说，丝是由某种小虫所造，上天赋予它们这种本领，它们被迫为此操劳。他们还补充说，绝对不可能从赛林达地区运来活虫，但却很方便也很容易生养这种虫子；这种虫子的种子是由许多虫卵组成的；在产卵之后很久，人们再用厩肥将卵种覆盖起来，在一个足够的短期内加热，这样就会导致小动物们的诞生。听到这番讲述以后，皇帝便向这些人许诺将来一定会得到特别厚待恩宠，鼓励他们通过实验来证明自己的话。为此目的，这些僧侣返回了赛林达，并且从那里把一批蚕卵带到了拜占庭。依我们上述的方法炮制，他们果然成功地将蚕卵孵化成虫，并且用桑叶来喂养幼虫。从此之后，罗马人中也开始生产丝绸了。”^【20】这段史料被后代作家广泛引用，给予多种多样的解释，引起现代学者的争论，他们或是由这段史料引申出古代中国实行丝绸技术封锁，或是夸大育蚕和丝织技术的神秘，或是渲染僧侣“偷盗”中国丝绸技术的过程。^【21】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拜占庭帝国从此独立发展起兴盛的丝织业，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续站，而欧洲也从此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

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政策有助于拜占庭帝国实力的增强，进而为实现其再创昔日罗马大帝国辉煌的政治理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至少为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君士坦丁堡重建提供了财政支持。但是，长期战争和大兴土木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强化与红海贸易中心的频繁联系引发的生态灾难也不能忽略。全面考察查士丁尼一世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理解此后拜占庭历史的曲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