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精神文化生活
君士坦丁时代是拜占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200多年时间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文化经历了复杂剧烈的变化,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古代的东方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经过相互间的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稳定的民族载体、全面的文化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早期拜占庭国家在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开展文化活动,通过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达到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可以说,文化发展构成了此期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
早期拜占庭国家特别注意继承古典文化的遗产,这是因为皇权专制统治需要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得到民众的认同。同时,拜占庭帝国的兴起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君士坦丁堡以其安全和繁荣吸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知识界人士,原先集聚在故都罗马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地中海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工匠纷纷涌向帝国新都。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图书文物、艺术杰作,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狂热追求促进了新国家崇尚古典知识的文化氛围。为了集中保护古代遗留下来的图书手稿,中央政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图书馆,其任务不仅包括整理、抄写古代书籍,而且广泛收集民间藏书。这座图书馆很快就发展成为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第二大国家图书馆,藏书达12万册,其中多数为古典书籍。翻译和注释古代作品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数百年希腊化的过程中,东地中海不同民族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希腊语经典和标准的古代语言,使这种流行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国际语言呈现语法混乱、地方俚语方言混杂的现象。当时,古希腊语对于使用中世纪希腊语的拜占庭希腊人来说也很艰深难懂。正因为如此,对古典文史哲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注释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在整理翻译古典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古典希腊罗马著作的几大译本体系,即以亚历山大用语为基础的柯普特语【79】译本和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希腊语译本,以及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叙利亚文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罗马作品大多是从这几种译本翻译成近现代通用语言的。古代杰作的翻译有助于古典文化的普及,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形成了浓厚的尚古风气,人们积极学习古代语言,搜集古代图书,翻译古代名作,研究古代哲学和背诵古代文学戏剧。4世纪著名诗人塞米斯条斯(Themistius,317—388年)和4—5世纪亚历山大里亚最负盛名的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355/360—415年)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世俗学术,皇帝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年在位)下令进行全国统考,招聘国立学校教师。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正式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图1-24),开设哲学、法律、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当然,建立国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补充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繁荣文化生活的效果。【80】

图1-24 狄奥多西二世
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时期也有重要发展,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古代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文化。由于拜占庭政府的基督教化政策,许多学者致力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使宗教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对话集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创作形式,宗教书籍开始充斥各个图书馆,尤其是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发展极快,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同时,基督教艺术家逐渐放弃了古典作家注重自然景物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手法,宗教的抽象艺术风格也逐渐取代了先前的世俗倾向。在此过程中,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基督教文学中心,其中有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利亚地区、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贝利图斯城(今贝鲁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加沙城、巴尔干半岛的塞萨洛尼基城和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批基督教文学家闻名遐迩,他们的作品走红一时,例如,被时人称为“卡帕多利亚三杰”的巴西尔(Βασιλειος Ο Μεγας,330—379年)和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Νυσσης,335—394年)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Ναζιανζηνος,329/330—390年)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基督教文化与世俗古典文化并不是尖锐对立的,当时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是教俗文化兼通的大学者,例如,巴西尔青年时代就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最好的文法学校接受系统的世俗教育,精通古典文学,后来投身于新兴的“新亚历山大学派”文化活动,致力于用古典希腊哲学概念思考和解释基督教教义。神学家格列高利也是拜占庭帝国最有名的世俗学校的毕业生,对古代戏剧和诗歌颇有研究,后来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留下大量模仿古典叙事诗的宗教散文和神学教义论文,其中长篇散文《关于上帝的生活》是当时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在拜占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81】叙利亚的著名作家“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年,即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一世)被后人认为是教俗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极有创作和演说才能,思维敏捷,作品富有逻辑性,据记载,这些优点全是得自其早年在著名世俗学校接受的系统教育。他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大量论文、散文、诗歌、演讲词和书信,对后世影响很大,【82】以致许多拜占庭作家模仿他的作品(图1-25)。一位拜占庭诗人是这样评价他:“我曾读过他上千篇布道词,它们渗透着无以言表的甜美。自年轻时代,我就敬慕着他,倾听他的演讲,那好似上帝的声音。我知道的一切和我的一切都属于他。”【83】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文史作家,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保持了古典希腊历史作品的写作风格,既是拜占庭教会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拜占庭教俗历史撰写的范本,不仅成为后代拜占庭历史作家的学习榜样,而且是研究君士坦丁时代的现代历史学家必读的史料书籍,在拜占庭文化史上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目前大多有英文译本。【84】

图1-25 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一世
君士坦丁时代文人学者众多,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这里难以一一详述,本书将作专门叙述。总之,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社会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注释
【1】 戴克里先在其行政改革中首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帝国西部副皇帝,也称“奥古斯都”,而后,两位皇帝再各自任命一位“凯撒”,即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分管伊利里亚、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群岛,这就是所谓“四帝共治制”。
【2】 《献君王词》,转引自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5页。
【3】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653页。
【4】 阿加狄亚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地区,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5】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21页。
【6】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第657页。
【7】 马基雅维里认为日耳曼人“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地”。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8】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8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10】 正如后人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p.2.
【11】 参见陈志强:《关于拜占庭史启始年代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12】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等译,宋立宏审校:《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3】 参见陈志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特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4】 此事当为一件历史谜案,左西莫斯首次记载此事,怀疑克里斯普斯因偷情而被君士坦丁大帝秘密处决,其根据是福斯达在克里斯普斯死后表现异常,不久即被皇帝下令淹死在浴池中。参见珀尔散德:《克里斯普斯:辉煌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H.Pohlsander, Crispus: Brilliant Career and Tragic End, in History, 1984 (33), pp.79-106.
【15】 E 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Oration in Praise of Constantine,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chap.10.
【16】 Zosimus, New History, trans.and commentary by Ronald T.Ridley, Canberra 1982, Vol.1, II, pp.79-80.
【17】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6页。
【18】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第694—695页。
【19】 E usebio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trans.by G. Williamson, New York, Penguin 1965, Vol.6, XXXXIII, 11.
【20】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70—471页。
【21】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363页。
【22】 杨真:《基督教史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8页。
【23】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Vol.8, IV, VII.
【24】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3卷,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60页。
【25】 Eusebio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Vol.10, V.
【26】 Zosimus, New History, Vol.2, pp.86—88.
【27】 这个神话描述了他在夕阳下看到天空中上帝显灵的十字架和当夜上帝再度托梦给他的详细情节,这使我们联想到陈胜、吴广在发动农民起义前精心编造的一系列神迹。参见Eusebius, Church History, Life of Constantine, Vol.1, pp.28—30。
【28】 John W.Eadie ed.,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Huntington, N.Y.:R.E.Krieger Pub.Co., 1977, c1971, p.34.
【29】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ed.by J.M.Hussey, Cambridge 1966, Vol.1, p.4.
【30】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298页。
【31】 于可主编:《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34页。
【32】 Arnold Toynbee, 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07.
【33】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74.
【34】 Zosimus, New History, Vol.2, pp.90—94.
【35】 E usebiu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Vol.10, VIII, 2—6.
【36】 Eusebius of Caesarea,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Christ to Constantine, Vol.10, VIII, 12; IX, 3.
【37】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p.70—71.
【38】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London 1970, p.165,该书作者还正确地指出:“他必须关心其良好治下的6000万或8000万臣民对基督的崇拜”,见第169页。
【39】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60页。
【40】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61.
【41】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210.
【42】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85—486页。
【43】 布克哈特:《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124页,这里仅是大概的估计,例如在迦太基的人口登记中,基督徒人数超过10%。
【44】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51页。
【45】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49.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isconsin 1958, p.59.作者都描写了有关的事件,但是他们的资料来自拜占庭作家费劳斯多基乌斯的《教会史》。
【46】 R. 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50.
【47】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85—487页,吉本原著中“the episcopal throne”在中译本中作“教皇”是错译,因为教皇仅指天主教的最高首脑,东正教最高首脑称“大教长”或“牧首”,本文采用前者。
【48】 这里提到的分别为罗马主神、太阳神、战胜和大力神,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35—436页,可惜中译本多有错译,本文引用中作了适当修改。
【49】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246.
【50】 R.MacMullen, Constantine the Great, p.124.
【51】 吉本试图从道德方面解释这个事件,拜占庭作家左西莫斯则认为此事源于君士坦丁错杀其子的自我悔恨,而一些教会学者还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既可纵情享乐人世又可死后升入天堂,这些意见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第453—455页。
【52】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0卷,第328页。
【53】 陈志强:《拜占庭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2页。
【54】 Timothy David Barnes, Constantine and Eusebius, p.215.
【55】 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第38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
【57】 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腊诸城邦联合抗击波斯军队入侵的战争,最终以波斯人势力被迫退出欧洲和爱琴海及沿海地区而告结束。
【58】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p.57—60.
【59】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05-1906, p.239.
【60】 以金币为例,远在东亚的中国就发现了大量拜占庭时代的金币,夏鼐先生曾总结说,中国发现的外国货币,波斯银币为最,次之为东罗马金币。参见陈志强:《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铸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另见《我国发现的拜占庭货币》,《丝绸之路上的古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博物馆2011年,第354-370页。
【61】 J.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msterdam: Adolf M.Hakkert 1966 1, chap.1.
【62】 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p.95.
【63】 古罗马作家塔西佗写于98年。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4】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65】 Thomas Hodgkin, The Dynasty of Theodosius: Eighty years' struggle with the barbarians, New York, B.Franklin, 1971.
【66】 Robert Malcolm Errington, Roman Imperial Policy from Julian to Theodosiu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67】 Theodosios, Codex Theodosianus: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trans.by C.Pharr and T.Davdson, Princeton 1952, Vol.16, X, 7.
【68】 Theodosios, Codex Theodosianus, Vol.16, X, 12.
【69】 埃及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塞拉皮斯神殿是在390年被拆毁,有千余年历史的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殿则被关闭于394年。H.W.Parke, Greek Oracles, London, Hutchinson, 1967, p.147.
【70】 Gregory of Nyssa, The Letters, trans.by Anna M.Silvas, Letter 33.
【71】 Theodosios, Codex Theodosianus, Vol.16, I, 2.
【72】 这两次内战的资料出自Zosimus, New History, Vol.4, p.120.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Chester D. Hartranft,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90, Vol.7. Scorates, Scorates and Sozomenus Ecclesiastical Histories, edit. By Schaff, P., New York: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 1886, Vol.7。
【73】 左西莫斯记载莫达尔在大肆屠杀哥特人以后向狄奥多西一世进献大批战利品和数千件武器的事件。Zosimus, New History, Vol.4, c.22.
【74】 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93.
【75】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51页。
【76】 有学者认为,此事凸显了基督教势力对帝国高层政治决策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皇权神化的重要步骤。“皇帝的典礼仪式也逐渐变得更具宗教气息,强调了皇帝处在神权与世俗权力交汇点独一无二的位置”。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p.45.
【77】 J.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pp.390-394.
【78】 史家记载,他去世时国库留有32金镑,A.Johnes,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Vol.2, pp.78-80.
【79】 柯普特语是指拜占庭帝国时代埃及地区流行的语言,它是一种使用希腊字母拼写古代埃及语言而形成的文字。
【80】 A.A.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 pp.359-369.
【81】 M.M. Fox, The Life and Times of Basil the Great as Revealed in His Works, Washington D.C.,1939, chap.2、3.
【82】 他的作品经后人整理,已经出版的有《演讲》和《书信集》,后者包括其240封书信,两书均在巴黎出版。
【83】 尼基弗鲁斯:《教会史》,转引自A.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118。
【84】 有些学者认为,纵向比较看,“一些时代,如尤利安(Julian)短暂的(361-363年)和查士丁尼长久的(527-565年)统治时期,史学成就辉煌灿烂,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极为暗淡无光。非常奇怪的是,4-5世纪,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时代,除了教会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长时间跨度的原始文献存留至今”。Cyril Mango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