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

综合考察君士坦丁一生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即306—312年巩固皇帝地位和增强其割据实力的阶段，312—324年扩张势力进而统一帝国阶段和324—337年强化君士坦丁王朝中央集权阶段。他推行的基督教政策即围绕上述3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为实现其最终政治目标服务。

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帝是第一个阶段的开端。当时，他面临着险恶的形势，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此消彼长，他在高卢地区的权力随时受到东方统治者的威胁，其帝位兴废系于毫发。早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图1-6）受命统领高卢大区兵马、独立治理高卢大区事务时，君士坦丁就被送往戴克里先的宫廷中，名为培养教育，实为充当人质，受到严密的监视。戴克里先于305年宣布退位后，控制帝国东部的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分别升任为帝国东部和西部皇帝，前者为制约后者，千方百计阻止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父子汇合。君士坦丁作为继承人原则上应被任命为新的凯撒，但是在幕后操纵的太上皇戴克里先却另外选择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和塞维鲁（Severus）分任帝国东部和西部凯撒职务，继续将君士坦丁当作人质扣留在伽列里乌斯的宫中，以此制衡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力量。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后，君士坦丁虽然被军队拥立为帝，但是其地位并不稳固。首先，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力量相对弱小，一则其辖区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资源少且气候寒冷，加之开发较晚而相对落后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其次，其权力是通过士兵拥立的非法途径获得的，被其他皇帝看作是“篡权”，他必须获得太上皇戴克里先等人的认可。由于君士坦丁的政治地位相当脆弱，他必须在诸强中找到强大的支持力量，作为其称帝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巩固称帝的成果，加强称帝后的政治地位是君士坦丁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图1-6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

君士坦丁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采取精明的外交手段。他以十分恭敬的口吻致信合法皇帝伽列里乌斯，称其为“我的主子”，以表明自己承认其最高皇帝的地位，在通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病故的同时，提出继承其父职权的要求。而后，他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福斯达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终于获得合法皇帝对其地位的正式承认。^【16】他在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和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以愤怒的口吻斥责其他大区的士兵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对人民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君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法律的保护”。^【17】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

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总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传统的自然神和多神教信仰失去了吸引力，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完全绝望，多神教那些“空洞含糊的观念不能吸引群众，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在各种宗教团体中，基督教会在这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不仅有助于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还对实际生活的灾难许以援助和给予真正的援助”，^【18】基督教作为一神教适应了当时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迅速发展成为跨国界多民族的阶级成分复杂的世界性宗教。3世纪末时，基督教已具有成熟的信仰和教义，其经典《圣经》也已经成书，有组织严密的教会，信徒人数众多。仅据249—251年间的统计，罗马教会主教就控制着46名长老、7名会吏、7名副会吏和42名低级神职人员。^【19】这一统计数字说明基督教此时不仅拥有众多信徒，还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并形成教阶制度，可见基督教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宗教组织。在帝国的东部，基督教的势力更为强大，基督教早期历史上出现的5个大教区，除了罗马教区外，都在帝国东部地区，其中安条克教会和亚历山大教会权势最大，成为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团体。在帝国各地还分散着数千名高级教士。^【20】特别是在君士坦丁时代，大批信仰基督教阿利乌派教义的哥特人进入帝国军队，他们构成了君士坦丁军事力量的重要部分。在此形势下，君士坦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必定会敏感地注意到基督教是可利用的社会力量，必定会经过反复权衡确定将基督教作为其政治斗争的重要筹码。

君士坦丁采取保护基督教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吸取了其前任皇帝镇压基督徒失败的教训。戴克里先曾在伽列里乌斯的挑动下，放弃其最初的宗教自由政策，大肆逮捕基督徒，焚烧教会书籍，捣毁教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被基督教史学家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基督教运动。但是，帝国政府的迫害政策并没有达到其预想的目的，对基督教的镇压使得社会秩序更加不稳定，多神教徒与基督徒的冲突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帝国东部地区，政府以强制手段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做法引起朝野贵族和黎民百姓的分裂，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连伽列里乌斯也承认其迫害基督教的政策遭到失败，因为，“任何暴政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使一个民族彻底灭绝或者完全消除他们的宗教迷信”，^【21】他被迫颁布承认基督教是合法宗教的敕令。唯有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在其高卢辖区内实行保护基督徒的政策。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温和的宗教宽容政策使高卢各省在遍及帝国的大迫害中独享安宁，与伽列里乌斯迫害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混乱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使君士坦丁认识到，对基督徒实行迫害是犯了政治策略的重大错误，只有保护基督教才能使社会趋于稳定，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在剑拔弩张的割据势力中逐渐壮大，占据优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政策的直接原因还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有密切关系。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军队基督教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据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记载，随着士兵中基督徒人数的增多，基督教在帝国军队中的影响迅速增加，由于基督徒士兵的勇敢作战，帝国“霹雳兵团”在多瑙河流域打败日耳曼人。到286年，基督徒士兵已经构成帝国东部西班牙兵团的主要成分。^【22】马克西米安在执行迫害基督徒法令时，仅在其塞比安人军团中就处死6000名基督徒士兵，几乎引发大规模兵变。^【23】当时，主要由笃信基督教的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军队在皇帝的废立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君士坦丁认识到，若要巩固其政治地位，就必须取得军队的支持，“若无军队作他的后盾，他的生命即将难保”。^【24】君士坦丁宗教宽容政策在高卢等辖区易于推行是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后者统治时期，高卢和不列颠军队中的基督徒与多神教徒和平共处，并肩作战，因此，君士坦丁推行以保护基督教为主的宗教宽容政策是稳定军心，进而巩固其统治的最好措施。

总之，君士坦丁即位前后采取包括保护基督教在内的所有信仰的宗教宽容政策，目的在于争取民心军心，实现其巩固皇帝地位、扩大割据势力的政治目标。这一政策在其后清除割据分裂势力，统一帝国的第二阶段政治实践中作了调整。

君士坦丁统一帝国的斗争始于312年，前期以扫除马克森提乌斯和小伽列里乌斯割据势力为主，后期以剪除李锡尼（图1-7）为主，最终于324年实现帝国统一。在此期间，君士坦丁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其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和瓦解敌军，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其基督教政策在统一帝国战争中成为克敌制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揭开了其统一帝国战争的序幕。当时，控制帝国西部的君士坦丁和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 Augustus，306—312年在位）分别自立为帝，后者还杀死率兵前往意大利镇压叛乱的塞维鲁皇帝。君士坦丁则通过精明的外交活动，于310年被合法皇帝大伽列里乌斯确认为西部皇帝。311年，大伽列里乌斯去世，帝国政局立即发生重大变动，小伽列里乌斯出兵占领东方大部分地区，李锡尼则控制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地区。在帝国西部，君士坦丁继续辖制高卢大区，而马克森提乌斯则统治意大利。君士坦丁选择马克森提乌斯作为其统一帝国的突破口，主要是因为后者的统治地位最不稳固。

图1-7　李锡尼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扩大统一帝国的力量。首先，他通过大力支持基督教的发展来强化与李锡尼的联盟，从而对马克森提乌斯构成两面夹击之势。君士坦丁将其妹妹君士坦提亚嫁给李锡尼，并与后者共同采取保护和支持基督教的措施。事实上，君士坦丁当时尚未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帝国，因此他必须联合盟友而后各个击破政治对手。他之所以寻找可靠的盟友，一方面是为了加强统一帝国的联合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防止敌对势力结成联盟。他选择李锡尼主要是因为其基督教政策与自己比较一致，可以借此扩大反对马克森提乌斯的共同阵营。313年，君士坦丁在米兰会晤李锡尼，消除李锡尼对其政治野心的警惕性，并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明确宣布：“从今以后，所有希望共同遵守基督教信仰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许可自由信仰基督教，其信仰将不受任何骚扰和侵害，我们认为下述各点有助于以最完整的方式表明你们所关心的事情，像你们可能了解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地无保留地给予所谓基督教权威人士施行其信仰的权力”，此后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25】正是在李锡尼的有力支持下，君士坦丁击败了马克森提乌斯，也是在李锡尼的直接打击下，割据帝国东方大区的小伽列里乌斯战败逃窜，于313年客死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其次，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作为攻击敌人的舆论工具，瓦解敌军斗志。他公开指责马克森提乌斯在意大利残酷迫害基督徒，并劝说李锡尼派兵参加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进攻。他紧紧抓住马克森提乌斯对基督教残酷迫害的暴行，大肆攻击后者违背神意，必遭上帝的惩罚，从而在道义和心理上瓦解敌人士气。最终，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进攻意大利，以9万步兵和8000骑兵在罗马城附近的米尔万桥彻底击溃并杀死马克森提乌斯，清除了帝国西部的割据势力，^【26】达到了其统一帝国西部的阶段性政治目标。

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鼓舞士气，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振奋士兵的精神。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编造了上帝显灵托梦的神话，^【27】公开打出拉伯兰旗（labarum），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图1-8）。所谓的拉伯兰旗是一面长方形旗帜，旗帜上方的横杆与旗手所持的竖杆及其顶端形成XP的抽象符号，教会史学家认为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组合。事实上，XP的字母组合在古罗马军队中很常见，X可能是高卢古代某种宗教的象征，代表着太阳或者雷电，P则意味着太阳神的鞭子。^【28】君士坦丁赋予其军旗以基督教的含义，并作出上帝显灵的解释，无非是企图使他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使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是执行上帝的旨意，以此掩盖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这场战争。他选择拉伯兰旗作为其军旗，充分表明其精明的宗教政策，因为它既包涵着基督教信仰的象征，又继承了古老的宗教传统，基督徒和多神教徒都可以在XP这个意义广泛的符号中找到适合自己信仰的解释，基督徒可以把它看作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多神教徒则可以把它理解为旧信仰的复兴。^【29】在这一旗帜下，不同信仰的将领和士兵都可以实现他们为神灵献身的理想，都心甘情愿地去战斗。君士坦丁利用宗教信仰为其战争服务的政治目的清楚地表现在他为全军将士确定的星期日祈祷词中，“我们只把您看作上帝与国王，我们祈求您给我们帮助，通过您我们赢得胜利，通过您我们战胜敌人，我们感谢您过去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祈祷您永远保佑我们不受伤害，保佑皇帝君士坦丁的胜利”。^【30】这里一切宗教说词都是为君士坦丁发动的统一战争服务的。

图1-8　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公开打出拉伯兰旗

君士坦丁十分注意利用基督教拉拢上层贵族官吏。当时，基督教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其教义中原有的代表下层受压迫受剥削民众的思想内容逐渐被逆来顺受、强调服从的教义所代替，“主教制与教阶制的萌芽，说明教会已经牢固地被控制在富有阶级手中。此后，基督教通过教会的领导人和教父进一步向罗马奴隶主政权靠拢”，“他们在组织上实行主教制……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31】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合流有助于许多元老、贵族、富人和各级官吏成为信徒，这使君士坦丁逐渐认识到，基督教在人民中间传播的仁爱、道德和无条件服从与依顺的福音精神，正是他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也是他借以拉拢帝国上层阶级的工具。基督教在前此官方的多次迫害中，特别是在意大利地区，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壮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发展成为更加团结、凝聚力更强、成分更加复杂的群体，和最“有活力的宗教”，^【32】吸引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皈依基督教。君士坦丁在高卢的宫廷中有许多重要官员信奉基督教，神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担任君士坦丁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家庭教师，并成为君士坦丁身边无话不谈的密友。^【33】君士坦丁的家眷大多是基督徒或基督徒的保护人，在其宫廷和军队中，基督徒担任了重要的军政官职。正因为如此，君士坦丁为赢得帝国社会上层军政贵族的支持，也必须采取支持基督教的政策。

君士坦丁于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后，便开始策划消灭最后的对手李锡尼的计划。同年戴克里先的去世使控制帝国霸权的两巨头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帝国政局的主要焦点。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爆发了战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联盟随即瓦解，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开始其扫除建立君主专制的最后障碍。君士坦丁虽然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但是，他只是把双方的合作看作各个击破政治对手的权宜之计。314年，君士坦丁将其妹阿纳斯塔西亚嫁给他任命的凯撒瓦西亚努斯，随即向李锡尼提出领土要求，致使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两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李锡尼拒绝君士坦丁的要求时，后者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攻伊利里亚地区，并在西巴利斯战役和马尔迪亚战役中重创数万敌军，使李锡尼军队主力元气大伤。^【34】失败后的李锡尼不甘沦落为君士坦丁的副皇帝，“他不再追随好人，而是疯狂地干起残忍暴君之邪恶的所作所为”，将其失败归罪于基督徒，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大力支持的基督教恨之入骨，^【35】暗中却将其宫中的基督徒流放他乡，或投入监狱，并下令清洗军队中的基督徒将士，剥夺所有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贵族和军官的头衔和军阶，指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基督教囚徒，否则将遭到同样的监禁。他要求所有官员参加多神教献祭，否则将被解职，还秘密处死许多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贵族，以惩罚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崇拜，帝国东部的基督教教堂大都被捣毁或关闭。^【36】李锡尼对基督教的迫害为君士坦丁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他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蓄势待发，等待李锡尼在基督教政策上犯错误，以获得消灭最后一个政治对手的口实。随后，君士坦丁便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借口，向李锡尼宣战。^【37】君士坦丁发动的战争因此被看作是基督教圣战，甚至连李锡尼的基督教臣民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323年，君士坦丁以基督徒的解放者身份挥师东进，7月3日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大败李锡尼，而后继续追击李锡尼，在东方大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彻底打败李锡尼（图1-9）。324年，李锡尼被迫投降。325年，李锡尼被处死于塞萨洛尼基。

图1-9　君士坦丁大帝舰队与李锡尼舰队决战

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合理地利用基督教，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统治的工具。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专制统治后，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其基督教政策围绕着维护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又进行了调整。此时其基督教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帝国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君士坦丁首先将基督教当作实现其政令统一和专制统治的工具。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愿望：“我渴望您（上帝）的子民和平相处，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和所有人的良知不要彼此分裂。让那些迷失在错误中的人与笃信上帝的人同样享有和平与安定。让所有的人复归友爱，这足以使他们走上正路。不要让任何人再扰乱他人，让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朕本人拥有您最荣耀的真理的宝库，这是您赐予我的自然财富，而朕祈求他人也通过普遍的和谐得以享受快乐。”^【38】作为统一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改其与对手征战时的面孔，大谈和平、安定、和谐和友爱，其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君士坦丁积极地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按照省区建立教区，自上而下地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从而使“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但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39】他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

为了彻底消灭分裂割据残余势力，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李锡尼颁行的各项法令，恢复基督教的所有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大批流亡流放的基督教人士从穷乡僻壤、矿井盐场回到家乡，监狱中的基督教囚徒也荣归故里，被卖为奴的基督徒再度成为人民热烈欢迎的信仰英雄。^【40】他还使被解职的基督徒官复原职，并解除军队中对基督徒士兵的禁令。同时，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问题大肆镇压李锡尼的部下，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有的甚至未经审判便遭杀戮。^【41】曾经受到李锡尼支持的多神教也因此遭到压制，而长期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安条克两大教区的基督教阿利乌派，也因为曾经支持过李锡尼而被君士坦丁主持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宣判为异端（图1-10）。事实上，他对阿利乌派那些晦涩的神学所知甚少，“这位皇帝的行为完全为一时冲动所决定，而并无任何宗教指导原则”。^【42】

图1-10　君士坦丁大帝下令烧毁阿利乌派书籍

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统一人民的思想，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他千方百计使臣民中的大批基督徒拥护其皇权。据专家统计，3世纪末，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1/10，西部占1/15。^【43】他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只不过将多神崇拜改为上帝崇拜，将对阿波罗的信仰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利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44】

在选择新都城址和兴建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时，他再次祭起基督教上帝的灵旗，宣称他是按照“上帝的意旨”确定新罗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古城。在他亲自跑马圈定新城城址时，对大批疲惫不堪的随从官员宣布他是跟从“在我前面引路的不可见的神灵（上帝）”，^【45】从而使其大兴土木建立新都的行为添上了神圣的色彩，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手中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46】他还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出发，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人性的阿利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将获得他的保护和重用。他公开致信基督教各派，认为他们都是“共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礼拜仪式的基督教信徒，没有理由因为如此无关紧要的一点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几派”。在他看来，帝国东部如火如荼的宗教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其臣民的思想统一。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在宣判阿利乌派为异端的尼西亚会议之后不到3年，就暗中解除了对该派的迫害，“表现出了同情，甚至纵容。放逐令被撤消了……（阿利乌派领袖）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官复原职，仍旧登上了他被屈辱地赶下台的大教长的宝座”，阿利乌本人则成了基督教的英雄^【47】。君士坦丁在阿利乌派问题上的朝令夕改，恰恰说明君士坦丁是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处理基督教神学争论，为了缓和神学争论引发的教派对立和社会矛盾，他取消教派争论，将基督教教士视为命根子的神学教义玩弄于股掌之间。

同样，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迫害多神教，特别是在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主动调整了对多神教的政策，颁布法令允许多神教徒“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他的皇帝）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斯和赫丘利的图象和象征”。^【48】帝国各地的多神教神庙仍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享有帝国的馈赠和特权，其信徒甚至还可以公开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49】君士坦丁力图使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他针对帝国东部基督教势力较强大和帝国西部古罗马传统多神教势力较大的实际情况，采取对两者支持力度和方式有所区别的宗教措施。^【50】显然，君士坦丁对当时帝国社会多种宗教信仰流行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推行其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宣称皈依基督教而没有受洗，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其政治原因在于，他以此防止因其公开表明宗教倾向而引起动乱，防止任何教派利用为皇帝洗礼的机会在宗教争端中占据优势地位，更是防止自己落入某个宗教的实际控制。^【51】因此，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一直强调宗教中立，不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教徒，而是超乎所有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对他们进行总体控制。另外，君士坦丁一再推迟受洗是为了保证世俗政权的独立性和统治权的完整。因为，他一旦接受洗礼，就成为受到教会控制的基督徒，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受到教会的制约，教会就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危险，这是与其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还对其严加控制，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亲自过问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他对统一帝国的统治。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他不仅直接干预《尼西亚信经》的制定，还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基督教吸引君士坦丁关注的不是它的教义，而是它的统一性，而统一的教会能够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稳定的、和平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对于一心强化专制皇权的君士坦丁是亟需的。统一和稳定是君士坦丁建立统一帝国不可或缺的，他确信假如能引导人们在信念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的容易”，^【52】所以他极力控制各地教会。当他得知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发生神学争论后，立即进行干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神学是非，而是对统一稳定的教会的控制。当宗教争论出现失控的可能时，他立即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纷争，而是统一信仰和宣布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53】在尼西亚会议（图1-11）上，君士坦丁以基督教首脑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以简短的开幕词，呼吁各地主教恢复教会团结，因为只有上帝的信徒团结在和平的环境中，帝国才能长治久安。^【54】他严密控制会议的进程，并将其意志变成会议的主题，一切均按他的预先安排进行。尼西亚会议的召开，表明君士坦丁已经在神学教义、教会组织等根本问题上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实质上完全成为皇帝君士坦丁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55】

图1-11　尼西亚大会

总之，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其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他将基督教当作能使“自己一越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56】就此而言，其基督教化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实现了预期的理想，故而是成功的。